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

《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次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大量史料，详尽阐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背景、决策经过及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全过程，揭示了国民政府这一迁移举措对抗日战争走向及战后国际国内格局的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作序推荐。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影响颇为深远的举措。国民政府迁移，不仅是名义上“首都”的迁移，更直接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全面转移，因此在战争爆发初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不利状况下，这种迁移客观上对保存实力，实现持久抵抗争取到了修复与发展的时间和机会。另一方面，人力物力的全面转移，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本书以时间为线索，阐释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背景、决策的经过及迁都重庆及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全过程，揭示了国民政府这一迁移举措对抗日战争走向的影响。全书史料翔实，评价比较客观中立，既肯定这一迁移的积极意义，也通过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对比数据，揭示出“迁都”及“还都”在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及对战后国内经济文化的潜在影响。

唐润明，现任重庆市档案局（馆）档案编研处处长、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档案文献的编纂及重庆地方史、中国抗战史、*史的研究工作。主编有《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抗战时期重庆沙磁文化区档案史料选编》（教育文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渝纪实》《重庆解放》等档案史料20余部，著有《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等专著数部。

（七七事变之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