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龢：中国文字与书法

中国的文字源于何时？中国书法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陈彬龢：中国文字与书法》探索中国文字的源流，详细介绍各种书体及其沿革，评述各个时期的书法及理论发展，并系统讲解学书、习字的技法。 

本书根据1931年初版的《中国文字与书法》重新配图编印，它以史为经，从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碑刻墓志、造像、题铭、砖瓦、刻帖、墨迹到篆刻，上自商周甲骨文、下迄清末民初书家的经典作品都有收录。作者从文字源流，书体沿革，细讲汉字的历史与发展，再从书法述评、书法研究两个方面。

陈彬龢（1897—1945），曾用名乐素素、昌蔚、松轩。江苏吴县人。著有国学小丛书《中国文学论略》，民国20年初版商务印书馆曾出版。

目录

编 文字源流

 

章 绪言

第二章 文字之渊源及其发达

节 字之特征

第二节 字之构造——六书

第三节 字之整理

第三章 古代文字研究之程序

 

第二编 书体沿革

 

章 书体总说

节 古文

第二节 大篆

第三节 小篆

第四节 隶书

第五节 八分

第六节 章草

第七节 楷书

第八节 行书

第九节 草书

 

第三编 书法述评

 

章 书法总评

节 三代人书法

第二节 秦人书法

第三节 两汉人书法

第四节 三国人书法

第五节 六朝人书法

第六节 王羲之

第七节 唐人书法

第八节 宋元明人书法

第九节 清人书法

第二章 南北书派论

 

第四编 书法研究

 

章 学书概说

第二章 执笔

节 执笔法

第二节 把笔无定法

第三节 执笔之高下

第四节 拨镫法

第五节 腕法

第六节 悬腕

第七节 提腕

第八节 枕腕

第九节 平覆法

第三章 用笔

节 起笔与终笔

第二节 藏锋与露锋

第三节 正锋与偏锋

第四节 直笔与侧笔

第五节 圆笔与方笔

第六节 三折法

第七节 欧阳询八法

第八节 张怀瓘论用笔十法

第九节 智永“永”字八法

第十节 笔法名称二种

第四章 结构

欧阳询三十六条结构法

第五章 习字

节 选纸

第二节 选毫

第三节 选墨

第四节 安砚

第五节 正姿势

第六节 临、摹

第七节 少数字之熟习

第八节 博览

附录一历代名家小传

导言

附录二重要碑目

编文字源流

 

章绪言

原夫文字之创造，首先象形，即六书中所谓“象形”是也。盖先民思想单纯，其始也结绳为识，其后乃创造文字，描写事物之形状，为言语、思想之代表。其至今犹有遗迹可寻者，如篆文之（日、月、山、水、草、木、鱼、鸟），无非象形之文。降及后世，文字之形式几经变迁，如今所通行之楷书体，日、月、山、水、草、木、鱼、鸟之写法，与实物之形状相差已远。至草书之日、月、山、水、草、木、鱼、鸟等字，尤无象形之可言。是今日普通所用之文字，已不能考见古代象形之意义矣。

原来象形之字，古时创作者甚少。《说文》九千余字之中，象形文字仅三百有奇。宋郑樵《通志·六书略》采录象形文字六百有八。但其中非纯粹象形，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廿、卅、卌、上、中、下、万等字者，亦归入象形之中。其他则皆属诸指事、形声、会意者为多耳。

大抵文字之孳乳，每随时代文化之进步而逐渐增加。若欲追溯创造之初，字数究有几何，则其详不可得而闻矣。可依据者，首推《说文》。《说文》者，后汉许慎所著，乃以小篆为主而作之字典，名曰“说文解字”，实为文字学上重要之著作，甚为学者所尊重。关于此书之研究，名贤辈出，著作如林。至清代乾、嘉诸大师出，更为精密。《说文》所载字数计九千三百有余，沿至南梁，顾野王所编纂之《玉篇》，字数骤至二万二千余。其后有《广韵》，其原本为隋陆法言撰，名曰《切韵》，凡五卷；唐孙愐重为刊定，改名《唐韵》；宋大中祥符间重修，始称《广韵》，内容已多数增订，唯分类二百六部尚仍其旧耳。其书盛行于隋、唐、宋三代六七百年间，可称为“标准字典”也。其字数则二万六千余，洎乎明代所编之《洪武正韵》，则增至三万以上；清之《康熙字典》又重有增益，数达四万六千余；近代所编之字书收入之字数，竟至五万以上矣。

字数虽历代有所增加，然其中多偏僻不经见者，亦有数字而同一意义者；其堪供实用之字仅一万左右，若普通所用者，则三四千字而已。

一万乃至五万之字数中，真可称为象形文字者，其数不过六百；且其中更有少数之字，几经变迁，至于今日，已失其固有之象形性质者。故严格论之，不能泛指今日之文字仍为象形，此与欧、美字A、B、C……原出于埃及象形文字，至今失其本迹者，盖同一辙也。

第二章文字之渊源及其发达

吾国开化早，历史甚长；太古之世，荒渺难稽。史书所载，多出后人附会。尧、舜以前，茫昧不可考；但依传说与神话，从人文发达之程序观之，亦可获得关于文明发达之端绪耳。

文字之起源亦然。世称伏羲氏因画卦而作龙书，神农氏因嘉禾而作穗书，黄帝见卿云而作云书，祝诵、仓颉观鸟而作古文，少昊氏作鸾凤书，高阳氏作蝌蚪文，高辛氏作仙人书，帝尧得神龟而作龟书，大禹铸九鼎而作钟鼎文，文字因之以起。荒渺无稽之谈，以今日眼光观之，殆难凭信。然其传说之中，亦有可以观察文明发达之程序者。如谓“太昊氏时始有文字”，或云“篆乃黄帝变古文而为之者”。又曰，“庖羲氏获景龙而作龙书，炎帝因嘉禾而作穗书，仓颉变古文，依鸟迹作鸟篆，少昊氏作鸾凤书取似古文，高阳氏作蝌蚪书，尧因轩辕龟图作龟书，夏后氏作形似篆，商务光作倒薤篆等”。无确切之证，但若去其不足信之说，而取其可凭者，隐约间亦可探得吾国文字之源流也。

据史所载，未有书契以前，有所谓“结绳之政”，结绳以为标识，为彼此互通意思之方法。盖所谓“结绳之政”者，亦必拘泥其语，仅限于结绳。大抵表示意思，传达语言；此类单纯方法，异地异时，自难适用。其后文明之程度渐臻，是等单纯之方式不能应用；且同时社会组织亦趋于复杂，更足以促进文字之发明，如所传伏羲氏之书，即《易》之卦爻，诚为草昧时代创作之原始文字。其后仓颉即据之以造书契，此乃时代进步，自然之趋势也。

一加一，又加一，合三画而为“小成卦”，更广之而作六画之“大成卦”；此卦爻之制作，见于《周易》之记载，其形式甚为单纯。吾国文化初放曙光之际，此等主观之思想即已存于其间，其后优美之文学，亦即由此起源。吾国一切学问、道德、思想与艺术之发达，胥受其影响甚巨，可谓为文明之渊源也。

《尚书》者，吾国古之史也，其书始于尧、舜；尧、舜以前之事，概付阙如。《史记》所称三皇、五帝之事，如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等，多由史家搜集而来，殆难征信。虽然，文字之创始，有可考者焉。《易·系辞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易》之由来已明。庖羲氏之后，经神农、黄帝而至尧、舜，其间文化渐进之迹，吾人不难推测而知也。然而黄帝之事，《尚书》不载，似不足信，黄帝以上，溯及神农、庖羲，益难稽考。则此等记载，亦不过得之传闻，于隐约之观察文明沿革之状态而已。而编纂史集者，遂拘其文，泥其义，信以为正确之事实，而以之解释太古史，可谓妄甚。读《系辞传》者当三思之。

许慎曰：“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据此则结绳之政在庖羲氏之后，而文字制作由于其后仓颉之手。又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此又一说也。

黄帝既征蚩尤，吾族由北而南，越黄河而达扬子江流域。尧、舜以前，其文明已有足观。文字之创造，在草昧时代，早已萌芽。盖吾族之兴也，以时则经悠远之年代，以地则跨广阔之封土，以人物则分无限纠纷错杂之区落。吾国古时北方之部落，湮灭者甚多，失记之史迹，及其所创造之原始文字，其形式与种类，或亦不一致；其后经悠久之岁月，始熔铸一切而归于统一。于是始产生发明创造之代表人物，因是有伏羲、神农、黄帝、仓颉、高阳、高辛诸说。此殆犹北欧之神话，中西如出一辙者也。

节字之特征

吾国文字为单纯性质，一字一义，可以分别使用，与欧、美文字仅著其音而无意义者不同。表现意义之文字称为表意文字，其无意义表现仅合其音为用者，则称为表音文字，或音符文字、音标文字、写音文字等。吾国字中亦有不取意义，仅表声音者，然极为少数。例如嗳、呀、婆罗门等，则意义毫无，仅听其音；大抵为迻译外国书中无意可表者始用之耳。

吾国文字既以意义为主，则非如表音文字之仅为语言之符号。盖语言者，为有意义之声音也。若无声音，则不能谓为语言，语言而无意义，则亦不能传达思想。传达思想，虽手势可以代表，但无声音则不能称之为语言。吾国文字有形有意，虽非语言之记号，然依此足以传达意思；其特质与泰西表音文字迥异也。

普通字典之中，往往有不明其读音，或其音为后人误传者，亦有同一文字，各地有特殊之读音，其意义亦能了解；此又为泰西文字所不及者。盖表意之文字，只识其意义与点画形状，即不明其读音，亦可使用。所以吾国古代之典籍，虽历时甚久，读音纵有变迁，而其意义仍不因而减少。如《论语》一书，吾国二千余年前之笔记也。编纂以来，依时代、地方之变迁，其字音变异不知凡几；而在今日，国人理解文字者，无一不能理解《论语》。匪特国人为然，即日本、朝鲜、安南之人，若曾受普通教育，略识吾国文字，即使不晓吾国现代之语言，亦能明了《论语》之意义，此可见表意文字效益之伟大。设使当时以表音之文字写之，时至今日，能理解《论语》者，恐不多觏矣。

若夫表音文字，则随言语之变迁，而改异其拼音。否则，不能适合表音文字之趣旨，因此不独时代变迁，方音各殊；即在同一时代，亦因各地方发音之异同，必分别增减其拼音写法。盖不如是，异地之人，不能了解也。

原夫文字之效用，在对于不能晤谈之异方人，或异时代之人，设法互通彼此之思想与情感。即文字之创设，亦依此点而生。若表音文字，则对于此二点之目的，不能完全达到，是其缺点也。

表音文字在地域狭小，或方言不甚庞杂之国用之，尚觉便利。吾国地大人众，方言各殊；使用表音文字，实为不便。但依一时一地之便利，则表音文字亦可采用，不必完全废弃也。

历考文字创造之途径，无论何国，其始皆由绘象。其时几全为象形文字，或写意文字；其后文化程度渐高，事物渐趋复杂，若一一制为象形，或写意文字以代表之，则未免困难，即令制成，在记忆与保存上，亦觉不便。以此之故，乃于繁复之文字中，取其简便者变化用之，此写意文字所以变为表音文字也。既有表音文字，则字数减少，亦堪应用；且字体不须象形，写法亦趋简便，西欧文字之发达，率由于此。日本之假名，亦同此例。无论中外文字进步之历程，其揆一也。至于后代新出之文字，则随各时代之需要，不经过象形、写意之陈迹，而迳造成简短之表音文字者，如蒙古字、满洲字、朝鲜谚文、速记文字以及吾国之注音字母，皆是也。

现代使用文字于书写、印刷上之人民，约计十二三亿人，其用中国文者，除国人外，有日本人、朝鲜人、安南人等，约五亿有余。其他使用西文者虽不少于此数，但表音文字，如天、地、男、女、生、杀、贵、贱、一、十、百、万、东、西、南、北等单语之拼法，除通行于同一国语之人外，则不能互通。即以流行广之英语言之，合英、美及其属地之住民不过一亿六千万人，了解德语之人数约一亿二三千万，通俄语者约一亿，法语则其本国未满四千万，合其属国及外国人之修得法语者，亦仅八千万以上。以此言之，则世界各国文字之传播，殆无有足与吾国文比京者也。

吾国文字所以通行甚广者，亦自有故。盖以意义为主，历久无甚变异。凡通晓国文者，即能读三千年以前之古籍，无甚困难。若学西欧文字者，五百年前之典籍，已不能了解。希腊、罗马之旧文书，则久已散佚，即间有一二好古之士，保存收藏，亦仅留为历史上之陈迹；若求如吾国文字之能永久传流，殆不可得也。

第二节字之构造——六书

文字创造之初，为实物摹写，所谓象形文字也。摹写者，大都为目所及见之实物，因其物体而描写之，如绘画焉；或依抽象之理想，作为简单符号。吾国与埃及，文字创造之初，同此情形。其后按时进步，各地特异之性质始显著，分别之点乃有可言。

人类思想日益复杂，记录亦因之繁多。欲作此复杂繁多之记录，非数千言语，不克有济。若此时仍一一用绘画或符号为之，势有所不能，且记忆尤为困难。此埃及文字所以日进简单，化为表音文字。以应复杂纪录之用也。吾国文字创造之初虽同埃及，进化情形迥然各别。此时仍维持其绘画或符号之原始文字，唯加以种种组合，以成数千万之单字。其构造方法，颇称巧妙，记忆字形与意义亦不觉困难。此造字法计有六种，世所称为“六书”者，是也。

六书者，六种造字之方法也。法首象形。天下事物繁赜，尤有无形可象者，不能尽也，故继之以指事。理或凭虚，无事可指，又继之以会意、转注。谐声、假借，则又后起者也。

六书，一曰“象形”，摹写实物之形为之。如前所举“”、“”、“”、“”(日、月、山、水）之类是也。由“”、“”、“”、“”变而为日、月、山、水，其间经历许多变迁，后当详论。二曰“指事”，指事者，各指其事以为之，如人在上则作“”（上），在下则作“”（下），是也。三曰“会意”，会合人之意思也，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是也。四曰“转注”，二字互相注释，如老、考之类，“老”即“考”，“考”即“老”也。或以转注为汉刘歆所创。五曰“谐声”，取其声相似也。如江水之声轰然，则以“”为形，以“”表声，而作“江”（音刚）字；河流之声呼呼然，则以“”为形，以“”表声，而作“河”字，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一字两用。如“令”为县令，其命令亦为之“令”；长为“长大”之“长”，又为“尊长”之“长”也。有此六法，迭相组合、变化，其用乃无穷矣。

第三节字之整理

夏、商、周三代之中，对于文字学上之贡献，以史籀为有名。史籀者，周宣王之史官；始变古文，别创新体以趋简便，著《大篆》十五篇。大篆者，对秦之小篆而言。或又因其为史籀所创，称为籀文。

秦并天下，以七国文字异形，丞相李斯乃取其与秦文异者罢之，而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师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之大篆为根据，或稍有省改，即世所谓小篆是也。史籀《大篆》十五篇传至后汉之初，已失六篇。其所余者亦不传于后世。《说文》采录籀文亦仅二百数十字耳。籀文之形比较甲骨文或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点画繁多，不便于用，想亦非宣王时常用之文字也。

此字画繁冗之籀文，与石鼓文颇有相似之处，故后人谓“石鼓文亦属史籀之笔迹，为周宣王时所刻者”云。至谓“自黄帝时代以后，约千八百年间，文字由仓颉制作以来，至周宣王时史籀始变其文”。以世界文化发达之常理言之，恐未尽合。当必于悠久之岁月中，徐徐推移，进行不断，逐渐改变，史籀特集其成耳。

由秦入汉，小篆渐变而为秦隶书，为八分书。至后汉，八分、隶体始确立。隶书一称佐书，便徒隶之用者也。

汉许慎从贾逵受古学，以《周礼》、《汉律》皆当先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滋后学之疑也，乃博访通人，考之于逵，而作《说文解字》，凡十五卷，得十三万三千余字。自是小篆荟萃成篇，始得集其大成；然小篆之应用，亦自是废止矣。

 

第三章古代文字研究之程序

秦、汉以降，记载文字之金石、碑版渐次加多。从此等文字上溯其发达之渊源，非根据《说文》及钟鼎彝器之文字，则未由考证。盖文献散亡，非止一次，秦始皇更逞焚书坑儒之暴政以愚天下之民。故文化荡然，三代之《诗》《书》，大抵归于湮灭。李斯发明小篆，古文、大篆之字渐归淘汰。欲观三代之文物者，非依据钟鼎彝器之文，盖难知其真相也。

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学者据此足以稽考古文。王鸣盛谓：“凡训诂当以毛苌、孟喜、京房、郑康成、服虔、何休为宗，文字当以许氏为宗；然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未读也。但通《说文》，即未读余书，不可谓非通儒。”可知《说文》之价值矣。盖学者上考三代，下及魏、晋、六朝，由隋、唐至于现今，折衷于此者多矣。

要之，由古文而大篆，由大篆而小篆，小篆变而为古隶，古隶变而成八分。古隶、八分盛于两汉，故两汉文字大抵属于隶与分，而其真传多在碑碣。两汉之金石虽不能比于殷、周，然在魏、晋、六朝之先，尚有高古朴雅之趣。八分再变而章草出，其后制作益广，有楷书、有行书、有破草、金石碑版皆传之。故欲究文字之源流者，不可不由此上溯秦、汉，更及殷、周金石之精英，亦文字之渊海，此古代文字研究之程序也。

三代之金石，以及秦、汉以降之碑版文字，残缺之余，尚幸存于今日，虽非完善，要亦至可宝贵。此等文字之创造，在当时非尽出学者之手，故未能悉合轨则，有由锻工、冶师所为者，亦有出自瓦工、砖匠之手者，以是自太古经汉魏、六朝及于近古，凡各种金石、碑版文字，在学术上占重要之位置者，固所在多有，而鱼目混珠之弊亦不能免也。若因其为古代之物，即不详加甄别，概视以为至宝，则未免为有识者所讥。然有志研究文字者，欲探寻其蕴奥，启千古之秘钥，非从此以窥其沿革，其道无由。

如上所述，古代人刻勒绘画、文字于金石之上，其后渐次发达，至于六朝，关于此等之著录多。梁元帝著《碑英》百二十卷，宋欧阳修著《集古录跋尾》十卷。由是金石学渐成为专门，降及近代，文士莫不侈谈金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