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459262
编辑推荐
谨以此书呈献给一生忠于学术、热爱新闻史研究的已故学界前辈宁树藩先生，并借此发扬宁老先生“此生不息，探索不已”的精神。
内容简介
《 宁树藩文集》 是我们在2003—2005 年任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学术顾问期间，为该学院“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主编的“史论篇”
的两本文集之一（另一本为《方汉奇文集》）。
学术顾问期间，为该学院“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主编的“史论篇”
的两本文集之一（另一本为《方汉奇文集》）。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 1
（民主革命时期）
迈向灿烂明天的历史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党报八十周年 42
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初探 59
中国新闻记者的战斗历程
——夏林根主编《中国近代名记者》导言 79
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 97
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 114
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 144
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 156
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 167
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几点意见 174
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82
中国的报纸副刊是怎样诞生的 207
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 212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220
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 226
陈独秀与《新青年》 246
蔡和森与《向导》 259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评述 275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 290
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 307
评《开智录》 318
陈独秀与《向导》 332
怎样评价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 344
史量才办报的成功之路 359
怀念汪英宾教授
——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 366
十九世纪香港报业概述 374
关于《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
发扬优点继续开拓
——纪念《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评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序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序
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序
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
——喜读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上海新闻事业知识的宝库
——评《上海新闻志》
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序
新闻学研究中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
党报应该重视“读者需要”
——重读王中同志关于“读者需要”的论述
论新闻的特性
新闻定义新探
松本君平与《新闻学》“有闻必录”考
裘正义《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序
黄旦《新闻传播学》序
桑义燐《新闻报道学》序
唐惠虎《舆论监督论》序
王益民《系统·比较理论新闻学（讲稿）》序
新闻学园地里的耀眼新葩
——《传媒角色论：新闻传媒角色与个性风格》一书读后
访谈录
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
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
——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附 录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回忆
——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
后 记
前 言
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12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 年10 月14 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 人中，就有、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1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2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总 序程曼丽[新加坡] 卓南生2 12 宁树藩文集(增订版)印记。2008 年4 月15 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 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 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和“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 年，毕业学员达到100 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64 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 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 年和2014 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40 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总 序 3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4 期，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email protected]）。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2013 年7 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2013 年11 月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 年5 月29 日的微博）2013 年12 月21 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 周年、复会5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4 宁树藩文集(增订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集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来人，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亦是一份历史责任。2014 年10 月14 日复会6 周年纪念
媒体评论
评论
在线试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 （民主革命时期） 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进行改造，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过去曾有些同志对这项研究作出过不小贡献，但是，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中加以系统考察，则是一新的课题。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自量难以胜任，而且也非一篇文章能把问题讲清楚。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以供商讨，旨在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如有更多的同志开展这项研究，那就很好了。 本文探索的时间范围限在民主革命时期，并按历史顺序，分以下阶段进行论述：党成立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中文书刊上还没出现过马克思的名字。直至19世纪的后一年，才在一家外国人办的报刊《万国公报》（1899年2月）上，次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百工领袖”，称他的学说为“安民新学”。当然，这种点滴介绍，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到20世纪初期，在一批奔赴国外（主要是日本）寻求救国道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兴起一股小小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曾不同程度地被介绍过来。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注意，可以说是在这个潮流中开始的。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或是稍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仍隶属资产阶级革命派），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出发，都曾在自己所出版的书刊中多次谈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主张，涉及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问题，《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某些内容，则在1903年次被译介与中国读者见面。中文书刊之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报活动，也就始于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海广智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译），简介了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和投稿《纽约论坛报》的活动，这也许是中文书刊中关于马克思与报纸关系的早记载。以后续有介绍，但均未触及马克思的办报思想。 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虽曾表现出某种同情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介绍马克思的活动及其片断学说，或者是简单为了“牖新知”“广见闻”的需要（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者只为自己的思想主张寻求借鉴（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问题与改造社会的工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自然，这个时候也就不可能出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办报的现象。 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头脑——主观世界，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向西方文明寻找救国方案的企图破产。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很快，一股介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南到北一下澎湃起来了。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一潮流汇集为一种改造中国的巨大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种新型的报刊破土而出。它一出现，就以新的装束、新的姿态，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战斗。这种报刊主要是共产党主办的报刊以及在党领导下的青年团报刊以及工农等群众性报刊（当然也包括某些为数众多由共产党员主持编务的国共合作出版的报刊）。如果说，开始时只有寥寥数种，可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已出版有近300种之多，可以说是一支颇为壮观的新闻大军了。 这些报刊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之下开始成长起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界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关于报刊观念的变化。集中的是关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阶级观念被引进到新闻事业的领域来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办的报刊，无不确认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有的公开做了申明（如《新青年》季刊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罗针”），有的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向读者讲明这一点（如《中国青年》等），但实际上也都是这样认识的。同时，革命的人们也广泛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种种新闻现象，指出某某报为资产阶级报纸，断言资产阶级的报纸和他们的法律一样，“是对付工人阶级的工具”，批评了报纸是所谓社会舆论代表等“超阶级”的口号。 如果包括在华外报，中国出版报刊到那时已有百年历史了。在五四以前这整百年的岁月里，有谁会把“报纸”和“阶级”联系起来呢？人们至多承认自己的报纸的党派性，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报纸的阶级性；人们可以对反动报纸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却从没一个人对它的阶级性进行揭发。 事实表明：一种从未有过的把报刊看作是一定阶级舆论工具的新观念出现了，它与那种认为报刊是社会公众舆论机关的传统观念对立起来，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头脑。在后人看来，也许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变化。但是，这是一种至为深刻的变化。新闻战线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革命，与此紧密相连。 对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认识，也由此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变革，在此以前，几乎整个进步新闻界，都把这种自由看成是的永恒的原则加以崇奉，不少人表示要毕生为之奋斗，求其实现。他们虽曾激烈地抨击一些反动报刊，但并不反对它们存在的权利；他们虽曾对一些反动言论表现出满腔义愤，但又认为报刊发表这些言论，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又因为他们把言论出版自由看成的永恒的原则（这必然成了脱离阶级内容的抽象原则），而他们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往往成了争取立法条文的斗争。这种观念是相当牢固的，到了北伐战争时期，著名的进步报人戈公振在谈到言论出版自由时，所提出的主张还是“以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这种自由观点，当时从总的方面看，在政治上有很大积极意义；然而它是不科学的，其政治上消极的一面也在不断表露出来。 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如此牢固的传统观念，被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影响的先进分子）一下冲破了。他们认为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就只有统治阶级出版报刊欺骗人民的自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人民政权的统治下，也决不会给反动派以言论自由，在那里，“言论只能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要给他剥掉，和以前恰恰相反。”陈独秀的转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原是一个言论自由原则的信奉者，可是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变化了。他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对《时事新报》《新申报》《顺天时报》等反动报纸的禁售，他说“民权自由若为这些报纸而设，还有什么价值？”短短几年，前后判若两人。 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原则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党保持一致，这是报纸观念的又一巨变。中国共产党自它诞生的时候起，就规定“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对违反这一原则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共青团中央也作出类似的决定，要求“各地刊物所发表之意见，应严格求与中央刊物态度一致”，并指明团的宣传工作应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为了推动这些原则的贯彻，党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党中央对所出版的报刊和宣传进行监督的制度，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党报宣传工作，经常印发宣传大纲以统一宣传口径，等等。党还根据这种原则精神，对原来混乱不堪的国民党报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影响是广泛的，很多进步的新闻记者曾主动提出“统一宣传”的要求。 报刊宣传上这种统一性组织原则，在中国报刊史上实属首创。在此以前，商业报纸不用说了，政党报纸中也不曾有过。不错，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政党，都曾表达过要统一本党报刊宣传的某种企图。但是，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松散，根本无法做到。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种原则加以确立，广大报刊工作人员的头脑中，就更不会产生这种观念了。 报刊观念还有一重大变化，就是把党的报刊看成是指导和组织群众实际斗争的工具。《向导》周报宣称：“本报是有组织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空发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个同志依着进行的。”团中央也要求团刊“代表本团指导青年进行各种民众运动”，还明确指出团的刊物应有两种作用，是宣传鼓动作用，第二是组织作用。很多党所领导的工农刊物，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团和工人的领导机关还提出运用各自的报刊建立和发展青年团和工会组织的要求。 别的报纸是否只是空发议论呢？那也不尽然。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所宣传的某些思想主张（除去那些夸饰之词），确也求其实现的。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宣称：“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实行也近。”从这里可看出他要将报刊宣传转为实际行动的设想。他领导的革命党所出版的报刊，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武昌起义后的政治斗争中，都表现出干预实际运动的倾向。改良派比不上革命派，但是他们的报刊，也并非不起这样的作用。例如，清末维新派曾把报刊作为联络同道、建立学会和推动维新运动的工具，他们认为，要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就得“开风气，开知识”，就得聚集力量，建立学会，而这一切又须从办报开始。陈炽提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康有为正是根据这种想法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梁启超也说：“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他们以后所出版的报刊，更有和革命派争夺群众，左右政治局势的强烈企图。 所以，从广泛意义上讲，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对实际运动是起有某些指导作用与组织作用的。但是，它与《向导》等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相比，又有原则区别。中国共产党以不断开展广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基本手段。因此，它不仅在一般情况下注意运用报刊宣传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活动；而且在群众运动酝酿时期，就非常重视运用报刊推动运动的顺利发展。这就是，一方面要为运动分析形势，指明方向，制定行动纲领与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又要深入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斗争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通过报刊对群众运动进行具体指导。当然，当时党的报刊对这项工作不能说做得很完美，但确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所有这些，无论是改良派报刊或者是革命派报刊都无法做到。资产阶级革命发动了那么多次的武装起义，参加了那么多的政治斗争，可是从没有看到他们运用报刊对这些运动进行具体的系统的指导。他们曾很自觉地认识到报刊的宣传作用——将思想学说、政治主张“输灌于人心”（孙中山）、“浸渍于人心”（梁启超），而对报刊具体指导政治运动问题，也许还从未真正思考过。 此外，关于报刊宣传为革命服务的观念，看来并非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所特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报刊也是较为鲜明的。可是二者相比，不仅内容有别；在其彻底性方面彼此也很不同，前者大大超过后者。现在再来看看，这些新的报刊观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面貌，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 它们鲜明地站在广大工农一边，捍卫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广泛报道他们的斗争活动，工农写的稿件经常登报。影响所及，在进步新闻界中，支持工农报道工农，一时蔚为风气，有的新闻组织曾为此作出专门决定。工农报刊也在这时大量兴办起来。目前所知，在不到七年之内，党所出版和在党影响之下的工人报刊，就有近百种之多，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们在中国报刊史上，次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斗争策略。在各个运动中，它们总是站在宣传战线上的前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思想原则与革命精神，使各种资产阶级报刊相形失色。 它们和千百万群众紧密相联，不仅一般地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且在运动中始终和他们战斗在一起，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对他们进行具体指导。五卅运动中的《热血日报》和省港大罢工运动的《工人之路特号》等报刊，所起这种指导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有的报刊，如《中国工人》《工人周刊》和上海总工会所出版的报刊，非常注意总结群众斗争的自身经验以武装群众，这更是前所未见的。 它们所刊稿件的内容，在思想原则上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所出版的各个报刊，其全部篇幅（除个别外）都服务于革命宣传的需要，单纯为提供消息而刊登的新闻和为供人艺术欣赏而发表的文艺，是很少发现的。《中国青年》在回答读者它所以不登一般性文艺稿问题时说：“本刊同人的见解，以为纯粹的供人欣赏的文艺，在本刊的中心的主义上，实不宜提倡。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也必须要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所谓‘革命的文学’。”这种原则精神，实际贯彻于报刊的各个领域，甚至广告版也出现了变革。这些都是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所不能完全做到的。 它们的宣传，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思想上、政治上）进行的。各种报刊，政治性的和理论性的，中央的和地方的，党的、团的、工农学生妇女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分工合作，配合作战，方向一致，步伐整齐。虽然在北伐战争后期，出现过某些混乱现象，但总的说来，党所领导的报刊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新闻队伍。而此前资产阶级政党所出版的报刊，相对而言（比起当时其他报刊）固然也有一定的统一性与组织性，可是思想涣散，各自为政却是它们的基本特征。 以上概括，并非全面，但已可看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刚一诞生，就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 报刊面貌的变化，肇因于报刊观念的变化，而报刊观念的变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 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个时期已形成一种广泛的热潮。介绍的内容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知识（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写有很多专文，出有若干专著，旨在适应初学者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还是一种新事物。再就是社会革命理论，这是当时介绍的重点。重要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和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等，都已被译介过来。在这些介绍中，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占有突出的地位。理论传播的状况和中国人民革命需要的状况是一致的。正是这些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向旧的报刊观念进行冲击的锐利武器。 那时，曾出现一种非常生动的情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大批大批的先进分子立志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身，他们在世界观方面开始了根本改造。而他们中，曾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党报工作。这是当时能对报刊观念实行革命的必要条件。否则，单有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介绍，也是难于发挥作用的。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也曾介绍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对报刊观念没有起过丝毫影响，世界观原封未动，当是原因之一。当然，把报刊观念和世界观看成完全一致的那种机械观点，也未必正确。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报刊观念发挥改造作用，大致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 1.以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报刊实践、观察新闻现象。这是造成新的报刊观念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当时人们还很少从间接的书本知识上提取这种认识材料。例如，关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当时人们的这种认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观察新闻现象过程中获得的。当他们看到有些报纸诬蔑工人、为资本家帮腔，而另有些报纸却为工人辩护的现象，就很自然地作出某些报纸是资产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巧妙工
书摘插画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