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趋势2050

未来三十年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时间点，全球趋势和世界政治版图在未来三十年将发生质的变化。站在当下，遥望未来三十年，不仅需要开阔的视野和深思熟虑的预判，同时还需要丰富的佐证和实地的研究经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老师，潜心研究国际战略局势多年撰写《世界趋势2050》，带你拨开当前的中美关系迷雾和世界政治乱象，看清未来三十年全球趋势何去何从。

从新时代开局到21世纪中叶的30多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世界将发生哪些变化，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应怎样进行战略运筹，是这本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的观点是：未来30年，世界将在多重危机的持续作用下进入深刻重塑状态。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公正和不可持续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急需解决；各国长期累积的政治社会矛盾造成民粹思潮和民粹运动风起云涌，不断侵蚀各国内部的思想共识，激化各国之间的敌意和对抗；多数国家还将长期面临治理思路不清、治理能力不足的难题，加剧经济不振、政治不和与社会不稳，各国民众强烈渴求更加先进的治国方略；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和作为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也必将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不进则退，小进也退。

作者认为，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应努力规避重大安全风险，敏锐捕捉新型战略机遇，主动塑造外部发展环境，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从而确保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和全球公平正义。

 

王鸿刚，1976年出生，吉林人。本科和硕士阶段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此前曾任该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形势、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研究。

前言

 

篇  混沌不明的世界经济

章  令人困惑的现实

乐观派的观点

审慎乐观派

审慎悲观派

悲观派

第二章  复苏背后的隐忧

尴尬的美国经济复苏

欧洲复苏的多重制约

日本第三个“失去的10年”

新兴经济体的困惑

第三章  “长期停滞”的阴影笼罩

萨默斯的警告

广泛的共鸣

第四章  更深层次的分析

周期性的分析

结构性的分析

阶段性的分析

呼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篇  社会矛盾加剧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第五章  什么是“民粹主义”

一种思潮、运动和策略

大众危机意识的表达

 “反”字当头与“以我为先”

社会动荡与国家转型

第六章  民粹主义与美国国家转型

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特朗普的登场

美国新一轮国家转型

第七章  民粹政党崛起与欧洲的未来

英法德三国的民粹政党

欧洲民粹政党的群体崛起

欧洲民粹运动的主要特征

历史视野中的欧洲民粹主义

第八章  全球范围的民粹浪潮

拉美的民粹主义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

东亚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全球社会变革

 

第三篇  现代国家的治理难题

第九章  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

政府、市场与社会

相生相克的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

现代国家的治理方略

第十章  21世纪的“美国病”

国家治理体系次失衡

第二次失衡与变革

当前的第三次失衡

 “这次不一样”

 “美国病”的警示

第十一章  欧洲的“一体化困境”

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进程

欧洲一体化的六大难题

欧洲的进退两难

留给人们的思考题

第十二章  后发国家的“转型陷阱”

 “私有化陷阱”

 “民主化陷阱”

 “两极化陷阱”

 “腐败陷阱”

 “依附陷阱”

敢问路在何方

 

第四篇  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全球治理

第十三章  现代国际秩序从何而来

现代国际秩序的五大理念

现代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

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

第十四章  现代国际秩序向何处去

当前的五大突出问题

全球目光聚焦中国

对中国提出的时代要求

第十五章  未来三十年的全球治理困境

大国合作势头消退

多元主体缺乏协同

治理对象模糊不清

治理机制存在缺陷

第十六章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治理赤字与中国的担当

多元治理主体的对接与协调

治理议程的设定能力

效率与合法性的悖论

规则重塑与中国方案

第十七章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运筹

把准战略方向

做足国内准备

扭住三个重点

 

第五篇  作为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

第十八章  新时代的开启与中美战略博弈

新时代的大变局

自我塑造、相互塑造、共同塑造

中国应当强化的意识与能力

第十九章  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

美国全球战略的演进

是否完全针对中国？

中美必须长期和平共处

第二十章  中美在亚太能否“共同进化”

对“新冷战论”的理论破解

亚太大势浩浩荡荡

从“共同进化”到“共同进步”

第二十一章  中美两国如何相互学习

两个“例外”的大国？

相互学习正当其时

相互学习什么

相互学习与共同进步

 

第六篇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第二十二章  现代国家治理学说的历史考察

福利主义的国家治理学说

苏联模式的国家治理学说

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学说

“第三条道路”的国家治理学说

发展主义的国家治理学说

民粹主义的国家治理学说

现代国家治理学说的核心问题

第二十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学说

强化党建

深化改革

优化发展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主动引领全球理念

第二十四章  新型国家治理学说的重大意义

强起来之后的治国之道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榜样的力量

新型国际关系

第二十五章  再奋斗三十年

如何顺应和引领社会转型

做好重大外部风险的防控

稳步强化党的世界化特征

前瞻2050年后的世界形态

前
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也处于不稳定、不确定、不消停的时代。“变”“乱”交织，因变生乱，乱中谋变，是这个时代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特征。这是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矛盾累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在“变”与“乱”的共奏中，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很难为这一时期硬性确定起止时间，或许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但近期发生的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党的十九大召开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事件，
以及“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各类传统与非传统矛盾冲突，昭示着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前所罕有的深刻变化，一个世界政治的全新时期正在逐渐开启。

新时期的开启首先以世界经济中正在酝酿的一些深刻变化为基础。现阶段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主要经济体同步回暖，似乎正在走出近10 年的危机阴霾。201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统计的 45 个主要国家首次全部实现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期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 3.6%，并称世界经济正在经历2010年以来广泛和快速的增长期。要看到的是，这种回暖主要得益于低利率和赤字等刺激政策，劳动生产率提高有限，增长新动力仍显不足，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持续存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长期停滞”的风险始终笼罩，各国的反危机举措只治了标而未治本，远未形成更均衡、可持续的新型世界经济结构，危机引线并未被
拔除。同时，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突飞猛进，
不仅拉动形成一系列新业态，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而且带来经济形态
乃至人类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回顾过去几百年，无论是蒸汽机的发
明与广泛使用、电力及一系列电器的发明与推广，还是计算机和互联网
的全球普及，都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颠覆性变化。或许我们因
生活于其中而浑然不觉，但日趋成熟与应用普遍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作为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必将发挥类似蒸汽机、电力和
互联网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发挥的那种全方位的颠覆性作用。这是世界政
治新时期开启的客观物质基础。

新时期的开启在社会领域主要体现为各国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各
国过去几十年来大多接受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造成的显著后果是，各
国社会结构出现了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加剧现象。特别是在
西方国家，少数富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其他阶层的生活乏善可陈，科
技进步对传统就业的取代效应持续显现，中产阶层甚至出现萎缩。这引
发了各国主流人群的不满情绪升温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快速兴起，民粹政
党和具有非凡个人魅力的民粹领袖正在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作为社会
激烈转型期间大众危机意识的群体表达，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出现有
其必然性。综观全球，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反精英、反
建制、反主流、反全球化、反宏大叙事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升级。自 19 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运动在俄罗斯、美国产生以来，其每次周期性兴起均深刻改变了各
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意大利民粹主义运动泛起甚至助推了战争的爆发，其破坏力不可小觑。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普遍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反过来必将对各国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构成巨大挑战。同时，因技术的进步及其易得性而带来的个人赋权也成为世界政治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表征。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乃至个人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各国公民社会运动和跨国公民社会运动日趋活跃，对主权国家的权威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形成巨大冲击。

世界政治新时期的开启还体现为各国治理困境的加剧及对新型治国
方略的探索。在发展阶段各异但总体形态趋同的各类现代国家中，由于
各类矛盾长期积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大多处于不均衡状态：或
因市场力量过强而对政府和社会力量形成俘获，或因社会力量过强而对市场活力和政府自主性构成制约。各国普遍存在“治理赤字”，甚至面临治理危机，政府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效率亟待加强。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曾在一段时期内被神话了的“自由市场加民主政治加公民社会”的国家
治理模式弊端显现，各国治理困境进一步凸显。这在美国表现为经济过度金融化、社会严重分化及民主政府失灵的“美国病”，在欧洲表现为一体化进程始终难以克服主权与超主权、扩大与深化、民主与效率、同一与多元、开放与安全、自主与依赖之间的诸多难题，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则始终面临“私有化陷阱”“民主化陷阱”“两极化陷阱”“腐败陷阱”“依附陷阱”等问题。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保持对外开放，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如何在力争有
所作为的同时确保程序民主，如何在搞好国家治理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更好地借助全球资源为本国利益服务，成为摆在各国执政者面前
的共同而紧迫的重大课题。回首过去 10 年，一些国家的治理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

世界政治进入新时期在国际层面的突出标志是新一轮国家兴衰和国
际冲突的升级。新时期的开启是新一轮国家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的
发令枪。天下大势，顺之者昌。凡是那些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时校正
前进方向、科学制定发展路线并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落实的国家，都有
更大的机会在新一轮国家竞争中胜出。如今，中国、美国、俄罗斯、日
本、印度及其他一些重要地区大国，在国家发展气象或者说国运势头方
面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分化。或许一时还很难评判到底谁高谁低、谁好
谁坏，但这些不同的治理方略终带来国家兴衰分化是注定无疑的事。在这种高度激烈的大国竞争比拼中，各国之间战略互信下降、战略矛盾
上升，主要大国关系重新排列，搅动地缘格局生变，是难以避免的。
近几年，我们看到美欧趋冷、美俄龃龉、美日生变、美印靠近、中俄走
近、中印竞争、中美竞合同步升温，各大国在东北亚、东南亚、欧亚、中东甚至世界各个角落展开激烈角逐，诱发地区各类矛盾集中发酵，都
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总之，我们正在进入人类社会的全新时期。这是一个生产方式深刻
变化、社会矛盾深刻变化、国家形态深刻变化、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时
代，是大转型的时代，是大危机的时代，甚至可能是大动荡的时代；这
是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充满机遇的时代。各种力量和各类矛盾更加深
刻、更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加剧“变”的因素、引发“乱”的因素和  实现“治”的因素都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对国家而言，搞不好，可能漂流而下，败坏了祖上基业；搞好了，则可能乘势而上，实现跨越
发展。对世界而言，搞不好，可能将人类再次推入两败俱伤的战争困境；
搞好了，则可能实现人类孜孜以求的永久和平与公平正义。

不进则退，小进也退。

为了各个国家和人类社会能越来越好，新的时期急需新的哲学、新的道路与新的动力来推进和引领现代国家形态的不断优化、现代国际秩序的正向演进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性变革。

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党的十九大召开，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中国进入为实现“个百年目标”后攻坚和为“第二个百年目标”谋篇布局的新阶段。这既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又是世界政治进程的里程碑，不仅成为世界政治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将成为新时期推动世界政治向好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华民族经历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中国作为头号新兴强国将成为引领世界政治变革潮流的首要力量。世界政治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的战略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强大活力，意味着过去几百年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的竞争与融合出现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说有可能在重塑 21 世纪全球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这意味着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成为新时期中国责无旁贷的义务与使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全球公平正义的终实现乃是相互促进的辩
证过程。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前途命运恰恰系于中国能否履行历史赋予
的使命。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政治发展必将深深地打上中国烙印。因此，
未来 30 年，中国既要谦虚谨慎、谋求行稳致远，又要大胆前行、敢于冒险犯难，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现在，正是认真思考世界趋势和中国使命的时候。

《世界趋势2050》给读者的印象是：未来世界将比今日世界更混乱、更复杂、冲突更多、治理更难。正因如此，今天的我们更应当居安思危，趋利避害，既眼观全球，又脚踏实地做好自己身边的事。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新时代的开局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对总体国际形势进行前瞻和预判，理出其中的主线和规律，发现其中的风险和机遇，并定准中国自身的历史方位和努力方向，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战略意义。此书凝聚了作者在此方面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和政策价值，一些观点颇有新意，值得一读。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聚焦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大势变化，从世界经济、各国政治、社会思潮、国际秩序、大国关系等多个方面，将加剧“变”的因素、引发“乱”的因素和实现“治”的因素逐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很受启发。字里行间凸显出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开阔的战略视野和扎实的理论素养，并有着独特的“中国关切”和“中国视角”，难能可贵。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第二章
尴尬的美国经济复苏

乍一看，美国似乎已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经济好转势头在持续 7 年之后仍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股票市场表现强劲，失业率不断下降至充分就业水平，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并已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曾经笼罩美国经济的阴霾似乎正在散去，但光鲜的数字背后仍存在大量隐忧，表面的繁荣不能掩盖长期存在甚至还在加剧的深层问题。

当前美国经济仍在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上运行，与 1990—2007年平均 3% 的年增长率相去甚远，而且这种增长是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才勉强实现的。美国经济就像一辆驶下了高速公路的汽车，正在较低限速的乡村道路上行驶。对美国潜在增长的预期也在不断下调，美国潜在增长率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3.2% 下降至 21 世纪初的 2.2%，据推算目前已降至 1.5%。美国的技术创新成就非凡，但这些成果并未实质性地转化成生产率的提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已落后于其他G7（七国首脑会议）国家。1“低增长制约了其他所有要素，导致机会减少，乐观情绪减退……以致特朗普所擅长的肆意妄为与零和思维大行其道。”2

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而这才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较为真实的指标。从 2000 年开始，16 岁及以上美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就处于下降轨道，当前（2017 年 10 月）劳动参与率只有 62.7%，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 66.4% 的长期平均水平。“对 25~55 岁的美国男性来说，每有一个人找到工作，就有三个人退出劳动力市场……57% 的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白人男性靠某种形式的政府伤残福利金生活，大约一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男性每天服用止痛药……1/8 的美国男性有过被判犯重罪的记录。”3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 1953 年，只有 3% 的适龄（25~54 岁）
男性劳动者未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当前该比例高达 12% ；1999 年，23% 的适龄女性劳动者未参与劳动，当前这一比例高达 26%。非自愿失业与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自我尊重，甚至死亡率等密切相关。4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不仅会给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带来深远的社会问题，过分强调低失业率显然会夸大经济的繁荣程度。

不要忘了美国还欠着很多债。自 1776 年建国到 1980 年的 200 多年里，美国累计国债只有近 1 万亿美元；1981—2008 年的 28 年里，美国累计国债达到约 10 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后，即便在巨大的“去杠杆化”压力下，美国债务水平仍快速上升，2009—2016 年新增国债 10 万亿美元；截至 2017 年 11 月，美国国债总额已达 20.5 万亿美元，约为GDP 的 110%，远超 60% 的国际警戒线，相当于平均每个美国公民负债约 6 万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局测算，在特朗普执政的未来 4 年内，美国国债可能继续猛增 10 万亿美元，到 2020 年年底累计将高达 30 万亿美元。而且，由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费用及社会治安投入的增加，美国国债总额在 2047 年将达到GDP 的 150%。5 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经济学”的推行必将面临两难悖论。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基建、税改等措施将是画饼充饥；如果提高债务上限，则将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

巨额债务的压力严重制约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6 近年来，美国的债务利息一直维持在 2  000 亿美元以上，并且还在增长，预计到2023 年将超过国防支出。巨额债务导致高额的债务利息，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08—2014 年，美国名义GDP 增量几乎被同期支付的利息全部吞噬，更何况还要归还到期债务。7 如果美国不能缓解债务状况而任由其扩大，很可能通过“借新还旧”或使货币贬值制造通货膨胀，减小债务压力，这又等于在向其他国家输出经济风险。

美国家庭债务激增的趋势也值得关注。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2017 年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达 12.73 万亿美元，超越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债务高点。由于美国经济主要由消费驱动，消费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比例达 70%，一方面，债务增加反映美国经济向好，消费者信心增强，借债消费意愿更高；另一方面，负债额度的不断增加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并悄然孕育新的风险。当前，有 7  300 万个美国成年人感到财务上有困难，占成年人总数的约 30% ；还有约 44% 的民众表示无力支付或只能通过借贷等方式支付 400 美元的应急费用。美联储认为：“很大一部分成年人难以承担日常开支，无法面对预料之外的困难。”自古以来，量入为出才是正道。如果各种信用消费持续攀升，超出偿还能力，债务不断累积，不排除再次出现类似2008 年金融危机的后果。8

再看另一个关键问题—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就日趋严重，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1980—2015 年，美国收入的 20% 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 4.2% 降至 3.1%，收入的 5% 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 16.5% 飙升至 22.1%，占家庭总数 80% 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 下跌至 48.8%。9 贫困在美国始终是个大问题。据美国官方统计，
全美贫困人口大约有 4 670 万，占人口总数的 15%。其中，每 5 个儿童中就有 1 个生活在贫困家庭，每 3 个女性户主家庭中就有 1 家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10

金融危机后，美国主流舆论对快速加剧的贫富分化和贫困问题予以高度关注，相关报告、论文和报道随处可见。2011 年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鲜明地打出“我们是 99%”的口号，突出表达了美国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不满。对此，奥巴马政府专门推出了“中产阶层经济学”，并以此作为施政核心，但效果不彰。

根据美联储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消费者财富状况调查报告》，2013—2016 年，美国家庭收入与家庭财富中位数虽然因经济复苏而分别增长 10% 和 16%，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非洲裔、拉丁美洲裔家庭与白人家庭之间的资产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每 5 个非洲裔家庭中就有 1 个家庭资产是零或者负值。这份报告还显示，美国民众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呈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收入排名前 1% 的人的财富占比达到居民财富总额的 24%，创历史新高。近年来，股市大涨、高端地产市场繁荣让美国富有群体受益多；而低收入者的财富占比
却不断下滑，2016 年美国 90% 的家庭的财富总额占居民财富总额的比例首次低于 50%，美国多数人的财富占比持续下降。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家庭资产和收入的中位数仍然没有达到 2001 年的水平，因此还很难说大多数美国家庭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11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从经济本身和政治两个层面给美国经济的未来蒙上阴影。首先，贫困给美国福利制度带来巨大的负担，对美国的劳动力就业能力构成非建设性消耗；其次，高收入者的消费比例明显低于中低收入者，财富和收入的高度集中会削弱美国消费群体的整体购买能力，加剧总需求不足；后，这种收入的不公正还会削弱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反建制、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和日益增多的街头运动，往往带来政治斗争的加剧和政策的难产或畸形，对经济平稳发展构成冲击。

2016 年特朗普当选，便是社会民粹主义思潮发力的结果；此后弗吉尼亚州小城夏洛茨维尔的骚乱，更是社会不满情绪的高强度爆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美国经济会长期平稳发展；12 即便是各项经济指标依然亮丽，也只是更多了几分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