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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7838740丛书名: 赤练蛇文丛·当代文坛酷评四家
《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其靶标精准或许令你感觉火力四射,弹片横飞,极具杀伤力。但其雅趣文风和严整逻辑又令你豁然开朗。读者诸君毋需穿上“防弹衣”,尽管泡一杯清茶,细细品之,享受一种并不是经常能获得的阅读快感。
《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辑入了著名作家陈冲的部分优秀评论、杂文27篇,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表达了对当今文学批评的看法、对当今文坛的热点事件的点评,及对当今某些电影的评论。文章观点犀利,直指人心,令人深省,是一本批判性非常强的文集。
从“茅奖”看批评家的身份
我们怎样对话
——以关于《大秦帝国》的争论为例
谈基本判断
拿什么来衡量批评家?
现象学发凡
谁向谁投降
论“三大块”
《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
关于文学诺奖及其新得主的意识流
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我的检查
滑稽的“认可”
想象力挑战智慧
《金瓶梅》PK《红楼梦》
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
不写什么:《色?戒》的底线在哪里?
玩一玩逻辑
中国作家的生活方式
“学术性”和“我认为”
谈谈历史感
——从陈红旗的《经典性的缺失和意义的祛蔽》谈起
从一条被误读的悲哀的狗说开去
“卖野人头”一解
——对一种批评的批评
我想要的“新批评”
批评要从文本出发
——评翟业军《迟子建创作局限论》
三十万亡灵魂归何处?
党性的光辉
——学习《昨夜西风凋碧树》笔记
历史的细节和由细节拼接的历史
——读《定西孤儿院记事》
前度刘郎今又来
(代自序)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两句流传颇广的唐诗,原诗题为《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公元772年至842年,字梦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题中“乐天”是白居易的字,此诗为二人席间唱和之作。就诗论诗,不算顶尖好诗,在刘禹锡自己的诗作中亦如此。各种流行的普及型唐诗选本,一般都选有刘禹锡的诗,但本诗多不入选,故开头所引两句,亦少为人知。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突然之间被频繁引用,遂成家喻户晓的名句。始作俑的专利应归属何方贵人哪名笔杆子,一时无从考证,大略是夺了权的造反派,将自己比喻为争春的“万木”,竞过的“千帆”,那种平步青云春风得意扶摇直上的感觉,倒是与诗句所造的意境,相当地吻合,相当地贴切。这也使人觉得,原诗虽非顶尖好诗,这两句倒不失为佳句。然则在引用者,是“反其意而用之”吗?不是,起码不像。况且那“意”最终也没反过来,仍如原诗所暗示,争春的“万木”转眼便成了枯枝败叶,竞过的“千帆”一晃而过便不知所往。看来引用者既不知原诗的全貌,亦不知写作的背景,又彻底误读了所引的两句。由于全诗并非顶尖好诗,以至其中的佳句被埋没了千余年少为人知,只因这彻底的误读,竟得以突然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真不知该视为奇谈,还是应传为佳话。以“沉舟”“病树”自况的刘郎泉下有知,又不知当作何感想了。
刘禹锡的自称刘郎,是在两首更好也更有名的诗中: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所写的《游玄都观》,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所写的《再游玄都观》。刘禹锡有过一段短暂的“少年得
意”的经历,21岁即中进士,很快官至监察御史。政治上是个革新派,永贞元年(公元825年)正月,参加“二王(王?、王叔文为首)变法”,八月,变法失败,刘禹锡被贬出京,时年33岁。一去十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召还长安,执政者原有重用之意,不料他却写下了《游玄都观》。全诗共四句:“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矛头直指靠迫害革新派爬上去的新贵,和任用新贵们的当政者。诗中,那使大道变“紫”、使尘土变“红”的“桃千树”,正是后来“万木春”的意象的渊源。刘禹锡为这首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再次被贬出京都,这一去又是十三年。公元826年北归洛阳途中,在扬州遇白居易,酒宴上,白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内有“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之语,对刘表示了同情和称赞,刘亦吟诗作答,遂有“沉舟”之句,一如既往地对“万木”“千帆”给予尖刻的嘲讽与鄙夷。次年(公元827年)至洛阳为主客郎中,一年后回到长安,似乎又有了被重用的机会。但他毫不“接受教训”,又写了《再游玄都观》。仍是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尽管当时的政治现实谈不上革新派的胜利,但生活现实中玄都观的“荡然无复一树”给了诗人一个契机,一句“桃花净尽菜花开”,把当年的“桃千树”,不久前的“千帆过”和“万木春”,做了个可以说是万劫不复的总结;而“前度刘郎今又来”一语,真个
豪迈桀骜,气度恢宏,生动体现了诗人高洁执著的风骨,证以白居易的“命压人头不奈何”,诚然无愧!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澳门回归一周年,堂堂中央电视台,再一次引用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这个年轻的、欣欣向荣的特区。错愕之余,想了许多,却又茫无头绪。或许,当年以这些颠三倒四的文字作为启蒙读物的学童,如今已长大成人,有些则开始充当“笔杆子”了。佳句能得流传,固为幸事,但这样流传,又实为不幸。刘郎有知,其复奈何?
我想要的“新批评”
关于批评的本质
《文学报》推出《新批评》专刊,从看到预告起,就很赞赏,也很期待。开头觉得还行,后来稍感失望。觉得“还行”,是因为有好文章; “稍感失望”,是因为文章不那么好了。一个刊物,无论提的方针多么正确,想的办法多么高明,最后还得靠文章说话。有了好文章,一句顶一万句;没有好文章,十万句也是瞎掰。稍感失望是期待过高的结果,要求《新批评》一下子就能组到足够多、足够好的好文章,不太现实。大家都写惯了不好的文章,一来二去,不怎么会写好文章了。这说明我想要的新批评,其实是“好批评”。好与不好,无关新旧。《新批评》的“新”,针对的是不好的那个旧,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但内涵还有模糊之处。
首先是一个整体判断问题。我们对近期以来的文学批评总体上不满意,是因为不好的批评太多,还是因为好的批评太少?我认为是后者不是前者。如果我们有足够多、足够好的好文章,所谓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再多,也成不了什么问题。智力健全的人,很容易从两相比较中把它们区分开来,正如人们都知道产品质检报告和商品广告的区别。
那么,什么才是好的批评?或许理论家能概括出一个“标准”来,但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至少也是更应该从实践入手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先从什么是不好的批评入手,然
后再说什么是好批评。
《新批评》创办不久,在北京开了个座谈会。读了那个会的发言摘要,印象最深的,是会上有好几位谈到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意思好像是说,既然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你还弄什么
“新批评”?闹座谈闹出这样的结果,让我很是替《新批评》忿忿然,决定见义勇为一次,指出这纯粹是个伪问题。批评的好或不好,跟人情没关系。中国以外的外国,虽然不一定是人情社会,但我想他们那个社会肯定也是讲人情的。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发展得正常、健康,靠的是当时那个社会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或者批评家们一个个都是没有人情的“冷血杀手”。
最近还有一个座谈会,也是认为“当下文艺批评存在什么什么不良势头”,然后就提出“以文艺批评为抓手,积极引导文艺创作良性发展”。这种事我觉得有点玄。我写小说的时候,就从来不受批评的“引导”,所以写批评的时候,也从来不打算“引导”创作。当“引导员”比当“哨兵”更难。当“哨兵”只管发现敌情,发现以后,有别人去处理。现在却要求批评把整个事儿一管到底,并且对结果负责,这个任务恐怕完不成。
这儿有一个实践问题:批评与创作是什么关系?它背后还一个理论问题:批评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批评与创作没什么关系。人们有一种错觉,好像不把两者扯上一点关系,批评就没了立脚之地。说“哨兵”,说“引导”,明摆着不平等,就有人想出一种平等的说法,说两者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话猛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其实也经不住细想。你看现在批评这么疲软,谁着急?搞批评的着急。搞创作的基本上不着急,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少了一个轮子或翅膀。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好作品,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责怪另一只轮子没配合好,那是开玩笑。这个错觉,其实对批评很有害。一本批评专著,著者以得到被批评者的称赞为标榜,一本评传,著者以得到传主的认同为标榜,都是挺不着调的事。批评者最好的心态,就是完全不考虑被批评者的反应。他笑逐颜开连连称谢也好,勃然大怒跺着脚乱骂也好,那都是他的事,跟你的批评文章不相干。文章好,他再骂也盖不过这个好;文章不好,他再谢也遮不住这个不好。这就牵涉到批评的本质了。前面我说到过质量检验报告,那只是批评捎带着可以具有的一种功效,并不是它的本质。一个质检机构,对本专业内的每一份送检样品,都有责任出具检验报告;但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却有选择批评对象的责任。虽然这首先是一种权利,但我更愿意强调它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的第一要义是拒绝。一个批评家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拒绝———以后我或许会就此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从略。实际上质检机构也有拒绝的时候,比如你把一个玉米核(读hu)送到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去要求检测,十有八九会被拒绝,虽然那东西确实也能吃,而且确实被当做食品吃过。在某一个时期,有一位厨师发明了一种方法,将那东西磨碎后做成了“点心”,而且吃的时候可以很顺溜地咽下去,不拉嗓子,因而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新批评》上刊出的对郭敬明的“批评”,就很像一份对玉米核的检测报告。我这样说,就是基于我对批评的本质的理解:批评虽然通常是以作品或作家为批评对象,但批评家通过批评所阐释的却是批评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过一种说法,说批评家批评的是批评家自己,是通过对作品的批评来建构自己的批评体系。我赞同前半句,但一直不理解后半句,总觉得像是在说批评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搭积木游戏。
以我想象,如果请理论家来为好批评制订一个标准,一定会有1、2、3、4,而我能做的,就是不管后面的2、3、4,只说那个1。如果在一篇批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批评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肯定不是好批评。如果有,但那认识很一般,那就是很一般的批评。要认识世界,当然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麻烦不在于它本来有多复杂,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已经被大大地简化了。1980年代初,我回到曾经待过的那个劳动教养所访旧,被引导着参观了那时的劳教宿舍。墙上贴着决心书,其中的好几篇,顶上引用的语录都是“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问其中的一位决心书作者,一个看上去不到20岁的“盲流”:“你现在是什么世界观?”我原以为会把他问住,没想到人家立刻就回答说:“当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拥有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那么容易?
其实是根本就没有世界观。什么样的世界观都没有。
垃圾的事就不说了。垃圾还不如玉米核,虽然它发酵时会释放不少热量。这里只说不好的批评———虽然不好,至少看上去还带点批评的模样。在我看来,不好的批评大都分别或一并出现下列三种症状:不读作品、不懂创作、不说实话。
所以,我想要的好批评,其实就是真读作品、真懂创作、真说实话的批评。
关于不读作品的批评
现在来说不读作品的问题正是时候,因为刚刚过去的“茅奖”颁奖引发了对评委们读没读过作品的热议。评奖刚开始,就有人咸吃萝卜淡操心,不要说把参评的178部长篇小说都读一遍,就是第一轮选出的81部,意味着每个评委都得在选票上画81个勾,能保证每一个画了勾的都读过吗?等到“茅奖”揭晓,热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全书450万字的《你在高原》名列榜首,有几个评委真正把它从头到尾读过?分贝很高,评奖当局做出了回应。最倒霉的是上海的程永新,因为他此前说过一句确实有点武断的话:“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一个人:责编。”当局指出,这种说法恰恰反映了当前的某种浮躁现象。这个反驳看上去并不“尖锐”,内里却是很厉害的诛心之论——这么好的书,只因长了点你就不看,说明你浮躁;你自己浮躁也就罢了,怎么能由自己的浮躁便进而认为别的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浮躁?与此配合,当局还很负责地宣布: “至少有十几位评委通读过。”这本来就足够让程永新“没闲话”了,不料稍后又有人从另一个方向批驳了程先生的武断:你怎么能断定责编就一定有效地读过作品?还举了一个能确证责编没有有效地读过作品的实例——这个实例我后面会说到。
这次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介于读与不读之间的阅读技巧。在“至少有十几位评委通读过”的背后,立刻就有一个问题:另外那四十几位没有“通读”的评委,是怎么“读”的?紧接着就有第二个问题:“通读”是什么概念?是只看过头和尾,还是从头看到尾?是跳跳蹦蹦地从头看到尾,还是连贯地从头看到尾?是一页一页地看,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评委麦家表示:
《你在高原》进入前20之前,他读过6册,然后,他“咬着牙用一天半的时间把它读完了”。一天半读完大约200万字,这是一种读法(“通读”的一种读法)。评委盛子潮说:“评奖期间我也看了其中的三部。”这又是一种读法(非“通读”的一种读法)。以我的猜测,如果不是这次“茅奖”引发的争论,普通读者和民众恐怕很难知道批评家们读作品还有这么多种读法。至于我,倒是早已见怪不怪,而且可以骄傲地承认,其中的大部分读法我都会,也用过。评委雷达说得对: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地读,凭着丰富的阅读经验,是可以对它的价值做出考量的。这是大实话,也是内行话。关键是你最后能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考量。你孤灯长夜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抠半天抠半年啥都没抠明白,那叫无效阅读。你抠到第161页时把作者在第58页和第123页时说过什么已经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也很难成为有效阅读。
“有效阅读”是我杜撰的词,我愿意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新概念贡献给我们的批评界。各种各样的非逐字阅读都有存在的理由,老实说我们有不少作品并不适合逐字阅读,所以关键不在于读得是否仔细,而在于是否有效。对于一个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评委经验的批评家,在评奖、评排行榜时,非逐字阅读多数时候都是有效的。但是,当同样的阅读方式用在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同样地有效呢?就得另说了。我不想说一定就无效,因为批评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作品本身也各不相同;但是我更想说,在对那些真正有批评价值的作品进行批评时,还是小心为上。即使读得很仔细,也未必就能很有效。实践证明,掌握这种有效阅读的能力,远比学会非逐字阅读困难得多。直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批评家连基本的阅读能力都没有,好像太刻薄,但事实如此,真让人深感遗憾。我知道这样说会让许多批评家不高兴,觉得怎么一个中学生竟敢教训起专家来了。其实呢,这不怪我;要怪,您应该怪您所受的职业训练。顺便插一句,“指名道姓”的批评未必就是好批评。从得罪人的角度讲,指名道姓最多得罪一个到几个人,笼而统之的批评却可能得罪一大片,因为它涉及的是一种弊端。得罪了就得罪了吧。或许也还值得,如果能因此引起年轻人的注意,从入行之初就开始学会有效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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