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80794丛书名: 城市蓝皮书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总报告、综合篇、经济篇、社会篇、生态环境篇、建设管理篇、案例篇、大事记等篇章,评价分析了中国287个城市的健康发展状况,分专题深入研究了中国城镇化、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等问题,总结了嘉峪关、杭州、三亚、北京、广州等城市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方面的优秀经验,梳理了“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事件。
目 录
城乡一体 转型发展(代序)【潘家华】
Ⅰ 总报告
1 创新驱动中国城市全面转型
——“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展望【总报告编写组】
Ⅱ 综合篇
2 2014年中国城市健康发展评价【单菁菁 武占云 耿亚男】
3 中国城镇化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盛广耀】
Ⅲ 经济篇
4 新常态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分析与预测【黄顺江】
5 信息时代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武占云 单菁菁 蔡翼飞 苏红键】
6 “自贸区”战略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与启示【钱 洁】
Ⅳ 社会篇
7 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建设【李国庆】
8 养老保险制度的中国化:制度设计与改革思路【卢海元】
9 中国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董 昕】
Ⅴ 生态环境篇
10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李宇军】
11 低碳试点省市工作评估与对策建议【史巍娜 庄贵阳】
Ⅵ 建设管理篇
12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问题及对策【丛晓男 刘治彦 王 轶】
13 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李红玉 梁尚鹏】
14 中国特大城市治理:“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发展思路【宋迎昌】
15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国际经验与中国推进建设的关键问题【邓 军 陈洪波】
Ⅶ 案例篇
16 嘉峪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嘉峪关市创新社会治理研究课题组】
17 杭州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的探索【章贤春 陶雪军】
18 三亚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朱焕焕 单菁菁】
19 推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浅谈北京市创新孵化平台建设【胡 浩】
20 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广州同德围解困之路【胡 刚 杨 津】
Ⅷ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大事记(2011~2015年)
21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大事记(2011~2015年)
Abstract
Contents
Ⅰ 总报告
1 创新驱动中国城市全面转型
——“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展望【总报告编写组】
Ⅱ 综合篇
2 2014年中国城市健康发展评价【单菁菁 武占云 耿亚男】
3 中国城镇化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盛广耀】
Ⅲ 经济篇
4 新常态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分析与预测【黄顺江】
5 信息时代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武占云 单菁菁 蔡翼飞 苏红键】
6 “自贸区”战略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与启示【钱 洁】
Ⅳ 社会篇
7 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建设【李国庆】
8 养老保险制度的中国化:制度设计与改革思路【卢海元】
9 中国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董 昕】
Ⅴ 生态环境篇
10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李宇军】
11 低碳试点省市工作评估与对策建议【史巍娜 庄贵阳】
Ⅵ 建设管理篇
12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问题及对策【丛晓男 刘治彦 王 轶】
13 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李红玉 梁尚鹏】
14 中国特大城市治理:“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发展思路【宋迎昌】
15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国际经验与中国推进建设的关键问题【邓 军 陈洪波】
Ⅶ 案例篇
16 嘉峪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嘉峪关市创新社会治理研究课题组】
17 杭州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的探索【章贤春 陶雪军】
18 三亚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朱焕焕 单菁菁】
19 推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浅谈北京市创新孵化平台建设【胡 浩】
20 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广州同德围解困之路【胡 刚 杨 津】
Ⅷ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大事记(2011~2015年)
21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大事记(2011~2015年)
Abstract
Contents
前 言
城乡一体转型发展(代序)
潘家华
2015年似乎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型转折年。在国际层面,以脱贫发展为导向的“千年目标(2001~2015)”告一段落,以转型为标志的《让世界转型: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2030)》,2015年正式启动。中国的“十二五(2011~2015)”规划2015年收官,“十三五(2016~2020)”规划于2015年谋划到位。“十二五”业已启动的全面转型,“十三五”将向纵深展开。
巧合的是,“千年目标”执行期间,全球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46.7%提升到2013年的53.0%;中国“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2%提高到2014年的54.8%。中国与世界几乎同步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形态。涉及全球气候安全的国际谈判,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署,迈出了遏制全球变暖的决定性一步;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态势,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扭转了方向。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城市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城市、社区和农村协同发展,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一体发展是核心内容。
联合国2015年制定的“让世界转型”议程提出5P愿景,即人本(people)、环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谐(peace)和合作(partnership),与中国2012年“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并举”,似乎也有神似之处。而且,中国的转型,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手段和测度标准。这不是巧合: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的转型,似乎领先世界一步,实现着全面的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整体转型。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已然进入转型进程。城市经济的增长,从工业化投资型外延拉动转向品质型创新和消费驱动,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10%上下的高速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城市的社会,从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二元”割裂转向市民化公共服务共享与均等化;城市环境,从控制增量遏制恶化速率转向削减总量整体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发展投资导向的硬件设施转向民生导向的社会服务设施;城市居民的消费,也从强调物欲满足转向注重精神文化品质。显然,这些转型在“十三五”期间还将继续而且加速。但是,同世界转型进程一样,我国在区域差距、城乡分化和贫富鸿沟等方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目标年是203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是2020年,也就是说,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显然,中国的转型发展,必然也必须快于世界进程。
“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病凸显,主要表现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雾霾挥之不去而且愈演愈烈,水资源或严重短缺或严重污染,城市交通严重拥堵停车无位。因而,转型的重点是城市均衡发展。这就要求,**,公共优质社会服务资源或国家主导的战略性优质经济资源,需要由东部向中西部、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特大和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疏解。京津冀一体化,只是在包括京津在内的河北省域内的疏解。实际上,京津功能疏解,需要超出河北;而且,各省省会城市一城独大困境的改善,也需要复制这一疏解模式。从某种角度上,1960~197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高校疏解,对于优质社会公共资源和国家战略资源的均衡配置,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第二,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空间格局,需要多中心布局。北京的大兴、顺义、通州、昌平,距中心城区50公里左右,人口少则百万,多则200万,如果北京不是单中心摊大饼,而是各自形成分中心,中心城区的拥堵也就自然而然地缓解了。第三,如果说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是一种文化观念转型的话,那么,城市单元如学校、机关、单位画地为牢的封闭大院,要破除围墙而形成开放通畅的棋盘格局,则更需要一种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
城乡一体发展,已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成为转型发展的重点。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工补农,需要有机制保障。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格局,是体制机制强化的结果。为发展工业和城市,实施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获取资金。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通过高考、征兵,把农村优秀人才吸收到城市,形成保障城市和工业发展的人才机制。改革开放以后,以无偿、低价形式征收农村土地,增值数以百倍乃至万倍转化为商业和工业地产。这就意味着,城乡一体,需要体制机制的转型。如何转?由于乡村是弱势,需要“托”“拉”并举的机制。“托”就是托起来,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需要社会托起来:一是医疗教育托起来。16岁以下少年儿童教育、医疗,全部免费,而且可参照西方福利社会发放一定量的儿童福利金,使其有基本的尊严和保障。如果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尊严和保障,高高在上的城市居民,实际上也没有尊严和保障,因为,尊严和保障是双向的。二是托起农村的产业,即托底农业。农业现代化不是一个口号,需要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和高效率。只有农业托起来了,农村才能有生命和生机。
城乡一体发展,仅有“托”是不够的,还要“拉”。所谓“拉”,就是要将大城市的优质教育、文化、医疗资源投向乡镇,将乡镇的发展层次和文化品位“拉”上来。封建社会时期达官贵人和社会贤达“衣锦还乡”和“告老还乡”,在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拉”。当代没有“还乡”机制,但是,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制度环境下,我们可以鼓励士绅回归故里、商贾投资乡间。试想,大城市动则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单元房,如果投向乡村,拉动乡村道路、学校医院的建设,外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八国峰会”的举办地,多不在举办国首都,很多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如果G20、APEC、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在中小城市举办,对当地的拉动效应,要远大于对大城市的拉动。
城乡一体,“托”“拉”并举,乡村会使人们更向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十三五”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农村是关键;到2020年,城市将可能居住高达8.5亿的人口,需要确保发展及改革的红利能够惠及数以亿计的城市边缘人口、老龄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1/3的新市民,多在体制外,从事低端产业,提高其收入水平,使其融入城市社会,也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城市全面转型升级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转型、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巨大贡献。
潘家华
2015年似乎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型转折年。在国际层面,以脱贫发展为导向的“千年目标(2001~2015)”告一段落,以转型为标志的《让世界转型: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2030)》,2015年正式启动。中国的“十二五(2011~2015)”规划2015年收官,“十三五(2016~2020)”规划于2015年谋划到位。“十二五”业已启动的全面转型,“十三五”将向纵深展开。
巧合的是,“千年目标”执行期间,全球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46.7%提升到2013年的53.0%;中国“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2%提高到2014年的54.8%。中国与世界几乎同步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形态。涉及全球气候安全的国际谈判,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署,迈出了遏制全球变暖的决定性一步;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态势,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扭转了方向。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城市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城市、社区和农村协同发展,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一体发展是核心内容。
联合国2015年制定的“让世界转型”议程提出5P愿景,即人本(people)、环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谐(peace)和合作(partnership),与中国2012年“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并举”,似乎也有神似之处。而且,中国的转型,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手段和测度标准。这不是巧合: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的转型,似乎领先世界一步,实现着全面的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整体转型。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已然进入转型进程。城市经济的增长,从工业化投资型外延拉动转向品质型创新和消费驱动,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10%上下的高速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城市的社会,从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二元”割裂转向市民化公共服务共享与均等化;城市环境,从控制增量遏制恶化速率转向削减总量整体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发展投资导向的硬件设施转向民生导向的社会服务设施;城市居民的消费,也从强调物欲满足转向注重精神文化品质。显然,这些转型在“十三五”期间还将继续而且加速。但是,同世界转型进程一样,我国在区域差距、城乡分化和贫富鸿沟等方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目标年是203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是2020年,也就是说,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显然,中国的转型发展,必然也必须快于世界进程。
“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病凸显,主要表现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雾霾挥之不去而且愈演愈烈,水资源或严重短缺或严重污染,城市交通严重拥堵停车无位。因而,转型的重点是城市均衡发展。这就要求,**,公共优质社会服务资源或国家主导的战略性优质经济资源,需要由东部向中西部、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特大和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疏解。京津冀一体化,只是在包括京津在内的河北省域内的疏解。实际上,京津功能疏解,需要超出河北;而且,各省省会城市一城独大困境的改善,也需要复制这一疏解模式。从某种角度上,1960~197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高校疏解,对于优质社会公共资源和国家战略资源的均衡配置,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第二,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空间格局,需要多中心布局。北京的大兴、顺义、通州、昌平,距中心城区50公里左右,人口少则百万,多则200万,如果北京不是单中心摊大饼,而是各自形成分中心,中心城区的拥堵也就自然而然地缓解了。第三,如果说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是一种文化观念转型的话,那么,城市单元如学校、机关、单位画地为牢的封闭大院,要破除围墙而形成开放通畅的棋盘格局,则更需要一种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
城乡一体发展,已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成为转型发展的重点。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工补农,需要有机制保障。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格局,是体制机制强化的结果。为发展工业和城市,实施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获取资金。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通过高考、征兵,把农村优秀人才吸收到城市,形成保障城市和工业发展的人才机制。改革开放以后,以无偿、低价形式征收农村土地,增值数以百倍乃至万倍转化为商业和工业地产。这就意味着,城乡一体,需要体制机制的转型。如何转?由于乡村是弱势,需要“托”“拉”并举的机制。“托”就是托起来,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需要社会托起来:一是医疗教育托起来。16岁以下少年儿童教育、医疗,全部免费,而且可参照西方福利社会发放一定量的儿童福利金,使其有基本的尊严和保障。如果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尊严和保障,高高在上的城市居民,实际上也没有尊严和保障,因为,尊严和保障是双向的。二是托起农村的产业,即托底农业。农业现代化不是一个口号,需要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和高效率。只有农业托起来了,农村才能有生命和生机。
城乡一体发展,仅有“托”是不够的,还要“拉”。所谓“拉”,就是要将大城市的优质教育、文化、医疗资源投向乡镇,将乡镇的发展层次和文化品位“拉”上来。封建社会时期达官贵人和社会贤达“衣锦还乡”和“告老还乡”,在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拉”。当代没有“还乡”机制,但是,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制度环境下,我们可以鼓励士绅回归故里、商贾投资乡间。试想,大城市动则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单元房,如果投向乡村,拉动乡村道路、学校医院的建设,外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八国峰会”的举办地,多不在举办国首都,很多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如果G20、APEC、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在中小城市举办,对当地的拉动效应,要远大于对大城市的拉动。
城乡一体,“托”“拉”并举,乡村会使人们更向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十三五”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农村是关键;到2020年,城市将可能居住高达8.5亿的人口,需要确保发展及改革的红利能够惠及数以亿计的城市边缘人口、老龄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1/3的新市民,多在体制外,从事低端产业,提高其收入水平,使其融入城市社会,也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城市全面转型升级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转型、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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