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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92139丛书名: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厉以宁、何帆专文推荐！
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经济学领域必备必读之书！
丛书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米德把本书看作自己最好的著作，在书里考察了导致财产所有权不平等问题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因素，并提出了许多对策和建议，如发展教育、改革遗产税和资本税，推进人口政策、工会行动、财产社会化、建立财产所有民主制和福利国家。他提出了三种重要的政策建议。
第一种是对富人征税，包括生前赠与累进税、死后遗产累进税、个人所得累进税和资本税等，政府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穷人的收入（福利国家方法）。
第二种是用财政和其他政策措施实现财产所有权的均等化，从而实现财产收入平等，即所谓的“财产所有民主制”。“财产所有民主制”是指让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他看来，只有在“财产所有民主制”下，公民才能摆脱对权力滥用的恐惧，真正作为决策单位高效率地利用资源为社会创造财富。
第三种是把部分私人财产转变成国有财产，使得资本财富收入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更加平等的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方法）。
米德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政策措施上。实行这两种措施的目的主要在于用非劳动收入的较大不平等直接或间接地抵消劳动收入的较大不平等，从而在不影响效率或者尽量少影响效率的前提下*限度地实现社会平等。
丛书序二（何帆）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
第2章 发达国家的现状
第3章 工会国家
第4章 福利国家
第5章 财产所有民主制
第6章 社会主义国家
第7章 结论
附录A 1959年英国个人收入分配
附录B 个人财产积累
附录C 新遗产税和赠和税税率建议
出版说明
◆ 丛书序一 ◆
机械工业出版社经过长期的策划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推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该丛书预计出版经济学获奖者的专著数十种，精选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计划在三四年内面世。我以为这是国内经济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要知道，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学领域内名家辈出，学术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许多观点令经济学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这既是一个怀疑和思想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学说激烈交锋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断探索和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答案的时期。人们习惯了的经济生活和政府用惯了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学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寻新路，提出新的解释，指明新的出路。经济学成为各种人文学科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难怪不少刚刚步入这个领域的经济学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在经济学这样莫测高深的海洋中摆对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应当从何处入门，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等于提供了一个台阶，也就是说，这等于告诉初学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各位经济学家是怎样针对经济学中的难题提出自己的学说和政策建议的，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论、如何探寻新路的。这就能够给后来学习经济学的年轻人以启发。路总是有人探寻的，同一时期探寻新路的人很多，为什么他们有机会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呢？经济学重在思考、重在探索，这就是给后学者最大的鼓励、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经济学研究也必须深入实际，立足于实际。每一个新的经济观点的提出，每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种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导，都与实际有关。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脱离实际而在经济学方面有重大进展，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致用之学。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所选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为例，有哪一本不是来自经济的实践，不是为了对经济现象、经济演变和经济走向有进一步的说明而进行的分析、论证、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脱离了经济的实际，这些分析、论证、推理全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经济学的验证经验是滞后的，甚至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经济学中一些有创见的论述，既在验证方向是滞后的，而在同时代涌现的众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验证的滞后性，表明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思路也许要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间隔才能被变化后的形势和经济的走向所证实。观点或者论述的超前性，同样会被经济的实践所认可。有些论断虽然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只要耐心等待，经济演变的趋势必然迟早会证明这些经济学中的假设一一都会被人们接受和承认。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和学术界对他们著作评价的变化，难道不正如此吗？
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学科）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跑。后人是有幸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经在学科探索的道路上作了不少努力。后人总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即使前任在前进过程中有过疏漏，有过判断的失误，那也不等于后人不能由此学习到有用的知识或得出有益的启示。
我相信，机械工业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经济学的进展，促进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的深化，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2014年9月21日
◆ 丛书序二 ◆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是经济学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其成立300周年的时候设立，并于1969年首次颁奖。这一奖项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奖。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经济学家获奖。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论英雄。有些经济学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获奖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一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领域热门，有些领域冷门，博弈论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领域，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领奖台。有时候，诺贝尔奖的授奖决定会引起争议，比如1974年同时授给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时授予观点相左的法玛和席勒。尽管同是得奖，得奖者的水平以及学术重要性仍存在较大的方差。但是，总体来看，可以说，这75位经济学家代表了20世纪经济学取得的重大进展。
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学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基本的假设出发，采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清晰的结论。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发现和同行的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够知道观点的分歧在哪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分工细密、门类齐全的体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是经济学的旗舰，后面跟着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主力，以及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或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规范而标准化的训练，不管是在波士顿还是上海，是在巴黎还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使用的大体上是同样的教材，做的是同样的习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经济学训练拾级而上，由易入难，由博转精；经济学还值得骄傲的是，它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一流大学的经济系往往国际化程度最高，学生的素质也最高；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里有经济学家，大众媒体上经常见到活跃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经常会到经济学的殿堂里接受培训，然后回到自己的阵地传播经济学的火种。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颈”，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有很多人指责经济学滥用数学，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经济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学，即极值方法。消费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效用的最大化。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资源的约束下寻找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的进步，无非是将极值方法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个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到同时考虑多个个体的最大化（博弈论），从确定条件下的极值发展到不确定下的极值，等等。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生物学也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但它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多种多样，变化极快，唯独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拟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4年12月12日
◆ 译者序 ◆
詹姆斯E. 米德一生著述颇丰，先后出版过著作和小册子34部，发表论文60多篇，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多产作家。米德于1907年出生，在英国巴士市长大，曾先后就读于英国马尔沃恩学院（1917～1926年）和牛津大学（1926～1930年）。1931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直至1937年。1936年米德出版了《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仅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晚几个月。
1937年年底，米德赴日内瓦国际联盟经济部工作，任《世界经济概览》编辑直至1940年，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国，在战时英国内阁秘书处经济部工作，并于1946年升任该部主任。在这个部门的工作为米德日后的经济研究特别是英国经济和经济政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47年，米德重返学术界，在伦敦经济学院商学院谋得了教授职位，主讲国际贸易理论，直到1957年。米德在伦敦经济学院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其间完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他凭借这部著作于1977年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7年，米德回到剑桥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从此就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并且主要致力于为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提供国内经济政策理论分析。米德主张，只要能够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大局，就可以把大量的微观事务交给微观经济组织自行处理。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把米德的这一主张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信条。从此，这一信条开始贯穿于米德的经济学研究，米德一直试图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庇古学派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米德认为，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分散的微观经济单位营造便于它们做出相互协调的最优决策的环境氛围，并尽可能充分地向它们披露信息，特别是有关税收、利率等方面的政策意图。米德早在其于1948年写下的《计划与价格机制》中就表达了这些想法，而在1964年出版的《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一书中联系收入分配模型的发展，作出了当时堪称“最重大贡献”的贡献。在米德眼里，《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是他最得意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从效率和平等出发考察了获得与失去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的作用及其对效率和平等的重要性。
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中，米德深入考察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因素，并且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政策建议，如发展教育，改革遗产税和资本税、人口政策，推进工会行动、财产社会化，建立财产所有民主制和福利国家。为了实现效率和平等，米德建议在选择经济政策时应该牢记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不应该因为存在非自愿失业而浪费资源。政府应该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降低或提高商品和服务的总货币支出水平，以保持经济资源需求与供给总水平之间的均衡。第二，不但应该把稀缺资源用于生产有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应该以充分有效的方式来利用稀缺资源。第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把收入和财富公平地分给社会全体成员。第四，最好在任何时候都能达到最优储蓄水平，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在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公民之间分配实际消费。
米德还为有效贯彻这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三种政策建议。首先是对富人征税，包括生前赠与累进税、死后遗产累进税、个人所得累进税和资本税等，政府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来增加穷人的收入（福利国家方法）。其次是用财政和其他政策措施来实现财产所有权的均等化，从而实现财产收入平等，即建立所谓的“财产所有民主制”。财产所有民主制是指让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米德并不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主张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均等化。在他看来，只有在“财产所有民主”体制下，公民才能摆脱对权力（包括公权力与私权力）滥用的恐惧，真正作为决策单位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来为社会创造财富。最后是把部分私人财产转变成国有财产—尤其通过减少国债来实现—使得资本财富收入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更加平等的分配（社会主义国家）。米德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中只是简单提及福利国家方法，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二和第三种政策措施上。实行这两种措施的目的主要在于用非劳动收入的较大不平等来直接或间接地抵消劳动收入的较大不平等，从而在不影响效率或者尽量少影响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平等。
《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能够用非常朴素的语言言简意赅地把深奥的经济理论转化为具有很高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在市场经济制度刚确立不久的我国，效率和平等是一个表现非常突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相对于效率而言，平等问题似乎更加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上至中央下至每个国民人人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问题。米德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中曾经提到，“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国家必须构建能使经济系统内部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和谐协调的制度和政策基础”，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沈国华
2014年5月28日于上海
前言
这本小册子是我根据1964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商学院给学生演讲的讲稿写成的。我想感谢邀请我演讲的这两个机构以及使我这次访问得以成行的英国文化协会和欧洲委员会。我还要感谢《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允许我把1961年9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毛里求斯：毛里求斯经济状况案例研究”的某些段落编入本书。本书第5章里的许多论点颇受D. G. 钱珀努恩（Champernowne）一篇分析经济不平等成因的论文（可惜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影响。我也非常感激我的妻子在行文方面为本书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
这些演讲的主题十分重要，并且（与自动化发展问题一起）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但却不可思议地遭到了忽略，特别是在英国。瑞典已经开征累进资本利得税、累进个人财富年度税、累进生前赠与税和累进个人遗产税。我恳请每个阅读本书的同胞不要反对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詹姆斯E. 米德
1964年5月
于剑桥基督学院
怎样才能在经济学这样莫测高深的海洋中摆对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应当从何处入门，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等于提供了一个台阶。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何 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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