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1629
建立在大样本科学调查研究上的定量研究；
兼顾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
上篇 构建共享社会
未来五年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 4
当前我国社会风险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22
十三五规划：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的政策涵义 ／／ 62
协商民主、凝聚共识与共享发展 ／／ 75
加强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 90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105
探索特大城市社会管理新路 ／／ 132
全球化进程中的跨境交往现象 ／／ 144
中篇 创新社会治理
从社会共生理论看社会治理创新 ／／ 168
当前基层治理的瓶颈及对策思考 ／／ 180
关于重大决策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思考 ／／ 192
城市公共安全与市民社会心态 ／／ 208
法治建设与市民法律素养培育 ／／ 227
构建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的新机制 ／／ 262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构 ／／ 275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挑战及思考／／ 288
下篇 关注社会民生
市民文化需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305
百姓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满意度测评 ／／ 323
特大城市居民对政府实事项目的期盼度调查 ／／ 342
依法行政状况公众满意度评估 ／／ 382
城市社会管理中的民生问题 ／／ 399
上海市民环境意识与环保行为 ／／ 411
当前不同群体思想生活状况调查／／ 432
后记／／ 452
序论
一、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革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步伐加快。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可以说，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是观察和描述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的巨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正由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城市社会，社会结构也由简单的板块式结构转变为复杂的层化结构；二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空前的市场化，“单位制”被打破，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这预示着中国社会正由总体性社会演变为个体化社会；三是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规模空前的流动社会；四是中国社会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反超投资，这表明我国已从不断的生产型社会转变到消费型社会；五是网络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与工作方式，种种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信息社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加入全球一体化经济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的社会发展日益深刻地嵌入到全球社会的进程之中，既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以自身的转型实践为人类现代性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这成为国内学术界从总体上认识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点；与此同时，近十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结构也不断调整并重组，不同阶层与利益群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直接影响了社会秩序的重新整合。正是在社会初步发育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不仅在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等方面更注重本土化理念的践行探索，而且也不断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视角，推进和积累了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两个社会学概念，围绕这两大概念的理论思考，不仅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也成为观察我国社会学演进发展的一条主脉络，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特征。总体上看，社会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归纳和总结中国转型实践的同时也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并力求与西方学术界形成对话与讨论。
二、 深度转型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从“计划社会”逐步转向“市场化社会”。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关系的变动，同时更深入到社会生活领域，并由此为新时期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背景和条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问题。“社会转型”理论客观地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推动、在有所借鉴的基础上提出的，十几年来我国社会学家以自己独特的学科视角对社会转型理论进行了阐释，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也已逐渐摆脱了西方学术话语的藩篱，开始形成基于本土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在讨论中国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分析中来。
1. 复杂性社会转型及其难题。长期以来，在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模式时，往往采用的是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国家与社会”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性视角。但当运用这一研究范式于本土实践时，往往会发现其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国家”和“社会”这两类系统的存在，由此可能忽视西方社会理论建构中复杂和严苛的理论前提，而仅仅关注社会变迁的某些片段，而略过了其复杂过程，较少深入分析其内部的分化和冲突及其对外部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从而简化了现实情境中正式权力与其施加对象之间的复杂关联。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显然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历史演进，中国社会转型既有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也有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即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因素“时空压缩”的现象，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是建构性的，又是共时态的。基于这一认识，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上，应该进行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力求更贴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全面展现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面貌的同时，把握其本身特征及其内在逻辑。
从某种程度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并不是一个完全被理论设计所主导的实践过程，而是应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针对各个阶段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转换思维视角与认知方式，梳理清楚“国家权力”与“社会活力”之间边界、功能，并在不断破解社会难题的同时，推动下一阶段新的社会创新，以社会体制与社会治理的变革作为主导性因素，由此推动下一步的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进步。
2. 社会转型动力来源及其机制。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可谓是人类历为壮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实现了经济领域从计划向市场的跨越式转变，与之相应的是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领域的现代性转变，并由此共同构成经济社会的结构与制度性变迁。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机制的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之所以取得明显进展，主要取决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双向动力”配合。就社会内部的驱动力而言，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往往既需要国家的推动，也需要民间力量支援。这两种力量的很好配合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性问题。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力量的推动必须转换成广泛的深入的民间社会动员，另一方面民间的各种力量也必须被纳入到国家的理性目标。
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面临的挑战是，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极快，但是社会结构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市场经济不只是经济，它会带来文化的变化，很多人观念变了，社会越来越多元，利益开始多元化，导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间的“脱嵌”，这倒过来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因此，解决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问题，使社会与经济保持平衡发展是下一步深化改革、激活社会活力、破解转型动力不足问题的关键，且已迫在眉睫。
3. 本土经验与中国发展模式意义。中国社会转型既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也有着基于本土实践的特殊性，其所处的独特的历史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既要受到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同时也有着本土实际所产生的独特性。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这就注定中国的发展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经验，是向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所提供的重要贡献。
从国内外学术界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解读上看，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经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市场化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我国得以确立，但其市场发展的道路呈现出与西方明显不同的特征。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将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即，其发展途径的驱动力，在于对公平和高质量增长更基本的要求；从策略上来说，坚持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寻找不对称、独特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中国模式”，其特征在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许多方面遵循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但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结构上，仍然带有从中央计划经济向更加市场经济转型的印记。当然，无论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道路，目前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这也体现了其开放性、实践性的特征。
三、 结构分化与社会建设理论提出
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决策层面对市场经济与深度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加剧的某种回应。表明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拉大等问题已开始得到重视，不同利益群体出现，以及利益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进入党和政府的治理视野。之后，社会建设逐步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层面。同时，不仅仅关注物质层面，社会心态层面的共享价值观重建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2004年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其目标在于扭转以往重视经济建设、重视市场推进的偏颇，转而强调社会建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
1. 社会结构分化及其后果。社会结构变迁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所在，迅速成为社会学界为关注的焦点。围绕着当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现状及其趋势，多数学者承认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但他们对于分化的后果及未来的发展走向则有着不同的估计，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判断，这成为当今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基于不同的理论分析，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存在两种大致的判断，即所谓的“阶层化”与“定型化”。
较为乐观的判断认为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在“阶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社会成员上升流动的机会，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而另一种判断认为中国改革后，阶层之间的继承关系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有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在城市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而更为悲观的看法认为社会阶层关系出现了“断裂”，社会地位的差距形成了相互隔绝的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其实，无论是“阶层化”还是“定型化”，都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在经历了快速分化过程之后，正在进入重组并逐步趋于新的结构形态，并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活动产生了影响。相对于西方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性特征仍然较为突出，中国社会由于经济社会仍处于快速变动过程之中，尚未完全形成“常态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往往与阶层的固化同时并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特征。
2. 结构分化与新阶层、新群体出现。与社会结构变迁直接相关的是阶级或阶层的再生产。近年来，社会分层研究开始摆脱阶层研究的方式，开始向阶级分析回归，开始关注到阶级的生产问题。与阶级生产相对应的趋势是出现了阶层分化与固化现象。即在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趋势。从相关经验研究来看，主要体现在对于精英如“官二代”、“知二代”以及“富二代”的研究，以及相对于底层如对新生代农民工、“蚁族”等的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关注的是阶层地位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和流动，主要的发现也基本说明阶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固化效应。从某种程度上看，阶层生产与阶层固化均基于财富分配逻辑，由此形成了推动社会分化的结构性力量。阶层固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则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与挑战，这是大家不希望看见的社会后果。
3. 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建设的提出，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指导理念发生了转变，即从以往的强调经济建设逐步转向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的思路。从总体上看，社会建设的核心仍然在于“社会”，即如何促成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社会秩序的形成，由此也就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建设意味着社会关系结构与制度框架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破除以往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的制度性瓶颈，从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以社会为依归的社会实体性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纵横两个维度的社会体制的新旧转换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日后社会建设展开的逻辑所在。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相继在教育、医疗卫生制度、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满足民众社会生活需求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社会保障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是其物质性基础与保障，并终导向抵御风险、建设安全社会、提高人们福祉、为人的自我实现增能的社会质量。但也防止“社会福利”对“市价准则”的扭曲。中国虽无欧美政治制度下迎合选票、派发福利的压力，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也会对政府扩大提高福利保障线，拉近由历史造成的“双轨制”社会养老保障、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巨大挑战。人民要求提高“幸福线”、增进“获得感”，而作为行政主导型国家，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可持续性，要科学地体现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维持公平与效率间平衡的政策设计。
4. 社会心态、预期引导与共享价值。要推动社会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仅要关注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更要关注社会心态的变动与共识凝聚。随着社会结构和群体利益的分化，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差异性逐步扩大，一些原有的共识被消解，而新的认同并未建立。如何重新凝聚共识、建立和谐良性的群体互动模式，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据此而论，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心态与社会认同的研究逐步兴起，更加关注社会建设的心理层面，在描述转型期社会心态多样化的同时，也提出了重建共享价值观与社会认同的现实路径。
正基于此，要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就必须要关注日益分化的不同利益阶层的社会心态，寻找改革共识，重建社会共享价值。而社会共享价值观的重建必须达到主导价值、主流价值与主体价值之三者间的相互包容、接纳与趋近。在尊重个体价值观的基础上引导社会共享价值观的形成，使得社会共享价值观的建立进入良性运行，提高社会凝聚力，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能否推动社会改革共识与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以此为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提供共享发展成果的价值支撑。
四、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市场失灵”现象，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给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带来巨大影响，使得社会公共领域出现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分离。这些都使得波兰尼所说的“社会保护”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党和国家于2004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年进而明确提出要形成“社会管理”新格局，2013年则强调要“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由此，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逐步从“管理”转向“治理”新阶段。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围绕创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及其相关领域展开。
1. 社会矛盾、利益协调与风险控制。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一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日益显现。随着社会开放性程度与流动性的增强，由快速流动性带来的个体的“脱嵌”，个体身份重要性增加和身份认同政治，以及新型社会结构的出现，即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的“个体化”日趋明显。由此，社会矛盾的显现与个体自主性增强的交互作用，使得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面临着结构性的风险。而后工业社会中的高度风险性、高度不确定性而引发的种种社会危机使得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捉襟见肘，这就要求政府适应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现实，推动从“行政管控型”社会管理向“协商共治型”社会治理转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利益失衡、分配不公、公德失范、信用失序以及权力腐败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后汇聚成社会群体性抗争行动数量剧增。尤其是在当下面对正处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社会矛盾的增多以及社会风险的集聚更加突显出协调利益格局、创新社会管理与协同治理的意义与价值，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控制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秩序将始终成为社会学研究重要的议题。
2.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随着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多元化，要求社会运行和管理方式作出相应改变，逐步构建起新的社会结构。由此，创新社会管理开始成为党和国家社会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来，党和国家开始着力将创新社会管理作为推动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社会建设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从原先的以民生——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各种物质性利益的分配逐步转向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应很好地回应了社会建设的主题。简言之，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社会关系的重建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既要能够激发社会内在的活力，推动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管理格局中来，又要创新社会机制，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3. 从“社会建设”到“社会治理”。如果说社会建设聚焦于民生问题的解决，那么社会治理则关注社会活力的激发。从我国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重视对于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的处理。我国是超过13亿人的超巨型人口社会，而且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在这样一种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进行社会治理，难度巨大。近年来，伴随经济社会中原先积累着的许多深层次问题逐步显现，再试图仅仅靠政府在民生领域投入更多钱已难以解决。市场化转轨所带来的经济主体的多样化，与日益兴起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出现，使得社会权力结构日趋复杂化。同时，经济社会领域事务和问题的复杂性程度不断提升，单一主体已经很难以有效应对。由此，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起，中央文件中用“社会治理”的概念取代了以往的“社会管理”概念。这说明，通过比较长时间的实践探索，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传统社会管理的思路逐步被社会治理的思路所取代，并且随着全社会对经济社会领域治理实践共识的形成，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指导思路终成为党和国家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引和现实基础。
综观全球，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治理”（governance）转型，主要是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出现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所出现的“合法性危机”。但在本土语境中，社会治理概念的应用有着一定的差异。虽然由于市场取向，中国改革也遇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但是这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更多地表现为市场不完备，制度不健全，法治缺失以及行政体制僵化等因素导致的治理危机。因此，在中国研究社会治理内涵与实践，特别须考虑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背景性因素、传统与现代的承继与互动、国家与社会在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治理与秩序之间的依归与导向。因此，正确理解、把握传统及当代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把握其未来走向。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增强，现有社会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具有较为复杂的特征，这也使得创新社会治理在当代中国有着广阔的实验、探索的社会空间。
五、 本书结构、视角与主要内容
作为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社会治理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思考，本书上、中、下篇是分别围绕理论视角、经验视角、实证视角这三个维度来安排结构体例的，同时也适当兼顾研究议题的时间顺序。由于社会建设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润，本书收录的二十多篇研究论文、调研报告大多是作者近十年来主持这一领域重要课题的相关成果与研究思考。本书各篇形成的核心内容与主要结论如下。
上篇主要是就“十三五”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几个重要议题的理论思考。
（1） “追求社会发展质量”。社会质量是指“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一方面，社会质量强调社会要给人创造福祉，同时也要提升人之为人的潜能；另一方面，社会质量聚焦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把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基于这一理论视角，作者在本书提出，社会政策建设必须以提升社会质量为出发点，为建设可持续型福利社会这一目标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构建公平正义、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和公众参与协商机制。为此，在十三五期间由政府行政主导的“GDP与绩效主义”应转向坚持社会发展质量的理念上来，应“追求更有质量的发展，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
（2） “实现共建与共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为此，本书提出，实现共建与共享，必须注意处理好几对关系，坚持生存性民生供给与发展性民生建设的统一；坚持经济发展要求与人的发展需求的统一；明确“共享不等于共有或均享”。共享发展不是平均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共享发展。
（3）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本书主要观点，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越讲诚信、越讲法治。市场、诚信、法治形成现代社会不可分割的制度整体。应构建以政府诚信为先导，商务诚信为重点，民众诚信为基础，司法公信为保障的全方位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打造全国统一、公开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有效载体。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失信惩戒机制，提高失信成本，遏制商业欺诈和社会失信行为。加快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个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信用记录。
（4）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书认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进步，更是人类社会全面而深远的变革，它正在导致包括人类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组织方式、交往方式在内的社会全面变革。截至2015年，我国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达86%，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会的快速崛起对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显著、持续的解构与重构的双重效应，对传统的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传统的治理模式在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面前暴露其局限，亟待建立较为系统有效的网络社会公共治理体系。
中篇是对创新社会治理，探索“政府、社会”关系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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