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365610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1、梁晓声2017年重磅新作，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之后，全新深度解剖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国民性！
2、渗及骨髓的人性透视，在梁晓声笔下，人性的伪装被一层层地无情剥去，读后令人冷汗淋淋、连连呼痛。
3、一部充满人文理性的社会观察实录。道德尴尬、影视乱象、职业角色错位、青年人的出路问题、文化不自信问题……作者以冷峻而智慧的文字予以解说，一针见血，却又深慰人心。
4、中国社会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的记录，直视人性的弱点，见证人性的光辉、温暖与尊严。
《中国人的日常》
1、继《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后，梁晓声解构当前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良心力作！
2、前途命运茫然无措的打工者，视清名胜过一切的老妪，志大才疏的文学青年，猜忌心重的小老板，一心培养女儿当明星的父亲，不作为的官僚，纯洁的初恋情侣，不肯把*次交给城里人的农村女孩，爱上自己雇工的女东家……各色中国人日常百态的记录。
3、平凡的好人与国家的性情/另一半的中国/我们何以不宽容/人心的归途/冰冷的理念，五大内容板块，真实走进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日常。
2、作者以小说家的生动笔法，社会观察家的敏锐思考，对弱者同情，对不公愤怒，对贪欲与软弱进行批判，完成对人性的观照，对人文情怀的推崇。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本书是梁晓声先生深度解剖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国民性的*重磅力作。
作者以一如继往的冷峻而智慧的笔调、渗及骨髓的透视深度，以及充满人文理性的文字，对当代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况，普通人人生的尴尬，以及关于中国的文化与文化人，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与评述，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人文现状的“田野调查”，也是一部深度的社会观察笔记。在本书中，作者直视人性的软弱，颂扬人性的闪光与良知的自省，由此，我们才能获得改变与进步的勇气，并期许与拥抱光辉的未来。
《中国人的日常》
本书中，梁晓声以小说家的生动笔法，社会观察家的敏锐思考，记录了各色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百态，淋漓尽致地绘制了他们的五光十色的精神图谱。
这里有对前途命运茫然无措的打工者，视清名胜过一切的老妪，志大才疏的文学青年，猜忌心重的小老板，一心培养女儿当明星的父亲，不作为的官僚，纯洁的初恋情侣，不肯把*次交给城里人的农村女孩，爱上自己雇工的女东家，以及在**平凡的日常中，甚至是在困苦的境遇中，仍向这个世界传达善意的普通人。
他们的善良与大度，忌刻与软弱，渴求与迷茫，各异的人生原则与生活哲学……诸多要素的拼接与组合，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温度与性情。作者所记录的中国人的日常，饱含对弱者的同情，对不公的愤怒，对人性的观照，对人文情怀的推崇，进行着对当前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追问。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需要安放的人心
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 003
你想成为吸血鬼吗？ / 009
语说“寒门”与“贵子” / 016
《苹果树下》与“广告扶贫” / 023
论“吸血鬼”策略 / 028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 033
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 / 041
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 044
猴子 / 048
真话的尴尬处境 / 052
报复的尺度 / 055
我们的社会
一条小街的GDP现象 / 063
中国影视那些事 / 069
实难为续的收视率 / 080
那些老美电影中的台词（之二） / 089
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 092
仅仅谴责是不够的 / 103
医生的位置 / 108
法理与情理 / 112
世界的丑陋 / 116
我的一点人生经验
梁晓声答读者问 / 125
我的“人生经验” / 134
书、女人和瓶 / 147
七彩茉莉 / 155
禅机可无，灵犀当有 / 164
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 169
老妪 / 174
狡猾是一种冒险 / 176
人性似水 / 184
人生真相 / 191
中国的文化修行
关于邵洵美之杂感 / 205
知识分子与“转基因” / 210
敬读静好心灵 / 220
巴金的启示 / 225
沉思闻一多 / 231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 236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 246
中国“尼采综合症”批判 / 250
文化的报应 / 277
只想当“小知识分子” / 280
《中国人的日常》
自序 / 001
平凡的好人与国家的性情
故人往事 / 003
初恋杂感 / 027
被围观的感觉 / 034
心灵的花园 / 038
永久的悔 / 043
上海人刘鸿飞 / 047
清名 / 053
阳春面 / 058
落叶赋 / 062
另一半的中国
看自行车的女人 / 071
羊皮灯罩 / 077
小垃圾女 / 083
在西线的列车上 / 088
瘦老头 / 096
玉顺嫂的股 / 111
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啸 / 119
木匠哪里去了？ / 126
我们何以不宽容
紧绷的小街 / 137
我们何以不和谐 / 148
体恤儿子 / 157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 161
乘客和黑车司机 / 167
画之廊 / 174
老水车旁的风景 / 184
人心的归途
爱与机缘 / 191
孩子和雁 / 198
离乡 / 204
纸篓该由谁来倒 / 218
梁晓声买不到卧铺票 / 222
少女敲响我家门 / 228
我与浪漫青年 / 236
人间自有温情在 / 243
冰冷的理念
恐怖的掌声 / 253
达丽之死 / 256
我的小学 / 266
我心·人心 / 278
冰冷的理念 / 285
问官，问法——兼替农民马随意说话 / 305
两种人 / 312
山的根 / 320
咪妮与巴特 / 327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人们改变得很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人们仍然可以从梁晓声这里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梁晓声仍然能够给他的读者想要的东西，是一位关爱学生的教授。（文学评论家张颐武）
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龙应台）
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他从不因为所谓纯文学的原因而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批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吴义勤）
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同代人都转身离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呼喊、坚守、承担。因为有真正的仁义之道，他才可以那么爱憎分明，那么不留余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程光炜）
作家分两类：一类服务于社会，一类服务于心灵。用心灵发展出的智识，又反哺于社会，或从社会发展出的智识，透浸于心灵。梁晓声有他那一代作家的显著特点，既勤奋又悲悯，在社会与心灵的总作用下替我们发声，这尤要致以敬谢。我为其常识与智识所感动。（《新周刊》主笔
胡赳赳）
作家梁晓声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开了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深刻地展示了知青群体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梦想，真诚地礼赞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知青一代树立起不屈的精神丰碑。
（人民日报海外版）
生活中的梁晓声低调、充满温情，但在争取公权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是个斗士，声色俱厉，直言上书。（《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知识分子与“转基因”
这里谈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且限于文化知识分子，即自身所学专业及后来乃至终生职业与文、史、哲领域密不可分的一类知识分子。
科技知识分子是另一类人。除了在人类处于科学知识蒙昧的时期，这一类人的发现、发明、创造曾与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尺度产生冲突，因而受到迫害——在历史的多数时期，他们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性质的当局所愿倚重的人，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大抵会使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当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过来。故他们的人生，通常不致过于可悲。这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事实，无须赘言的。
这里谈的“转基因”，与崔永元与方舟子之间争论是非的“转基因”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以比喻。他们争得特别激烈之时，有记者要我表态，我拒绝了，由于当时我对“转基因”食物的知识完全空白。现在，我也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故可以表态站在崔永元一边了。入口之物无小事，危害与否尚不明确的东西，当然以慎食为好。
言归正题——仅举蔡元培、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例，浅析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群体的思想“基因”的守与失，试看我们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成色的嬗变。
一、1940年蔡元培逝后，国内曾有报道言及联合国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国教育事业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认为对于教育落后的国家有示范性的作用。未经核实，姑且存欤。但以上两点确合事实，当无争议。
这里且不谈他的贡献，单论其德。
当年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非寻常哀悼），颂其“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以上恳词包含以下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荡；
他是一个为主义而鞠躬尽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义；
他在人格方面，具有极其本色的而非企图靠作秀赢得的强大魅力，即使反对他的人也由衷折服。
所以全国不分政治派别，“万流景仰”。
冯友兰认为他“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
儒家文化论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全部内容，无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躯，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夺也”，“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道”——这些中国古代关于君子的标准，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阶段，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
冯友兰由是称赞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傅斯年的评价更全面些，他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鲁迅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择壤流”，兼容并包之襟怀，连辜鸿铭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不肯做官的蔡元培托病离朝，回到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先后主办、创建了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稽山中学、嵊县剡山书院、南阳公学。1902年，创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民校。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谦谦君子而研制炸药，每欲以文人之躯换清廷大佬之狗命——想来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国人，特别是青年，若对鲁迅知之甚多，对蔡元培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实在是不应该的，也实在是知识方面的遗憾。
同在绍兴，同在一条街上，鲁迅故居车水马龙，蔡元培故居门可罗雀，可谓国人一大羞耻也。
蔡元培者，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文化知识分子中的孙逸仙啊！
世负斯人！世负斯人！
若有青年读了我此书，且又去了绍兴，我劝你们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参观。比之于鲁迅故居，那里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于鲁迅，蔡元培则尤可崇敬也！
你们若果去了，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们须知，你们中人所津津乐道的近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化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受到过蔡元培人格与精神的感召的！
二、关于鲁迅，我以为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做之序中的评语，甚为中恳：“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之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这实际上等于替泉下的鲁迅辩了“带病态的人物”这一贬识。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蔡元培推崇备至：“蹊往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鲁迅生前，对是同乡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讥讽。其逝后，蔡元培毫不计较，诚受其夫人重托，两个月内遍阅鲁迅遗著，潜心析思，方落笔墨，足见他的人格之可敬绝非虚名。
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每将其与胡适相比较，以拔高他的伟大。此种比较之法的失当之处在于，仿佛胡适很矮小，只可做伟大之鲁迅的陪衬人。我年轻时深受此种比较的影响，深信不疑。后来读书渐多，始觉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将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结果一次又一次产生这样的印象——鲁迅与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却曾十分地近似过。
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乃因鲁迅是格外赞赏尼采的。
尼采的所谓哲学，在我看来，无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来，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众生的。他几乎一切都反，包括对宗教也乏敬意。但却从不以文字或语言冒犯德皇——因其母亲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泽及其身。仅此一点，作为“哲学家”便甚不靠谱了。
鲁迅赞赏尼采的文学，不引也罢。
其杂文《这样的战士》中，有几行字是：“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心窝。”
在《复仇》二篇中，鲁迅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对看客们的极强烈的憎恶，不，那其实是憎恨，因极厌恶而极强烈的与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这是鲁迅那个时代几乎唯他独有的一种痛苦。他憎恨别人的悲运变成看客围娱的现象，自己却往往陷于同样境况。
然而，无论我们对鲁迅多么理解，都难以否认他有思想特别偏激的方面，如他对中国历史、中国字以及中医全面而彻底地否定的言论。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左”，那么他与尼采可算是“国际战友”；而与郭沫若，则可谓是思想上的“同志”，尽管他们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并包的范围；1949年后，郭的“左”的激昂优越感逐年炽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属同一阵营的人都是他必带头欢呼的，而且往往也亲自口诛笔伐。
故，到“文革”时期，死了的鲁迅的语录，也有殊荣被印成“小红书”，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广为流传；活着的郭沫若的表态，往往意味着是代表中国全体文化知识分子宣告立场了。
两个互无好感的人，因他们思想中的“左”的共同点，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鲁迅，那是完全无奈的，因为已无法抗议了。
在郭沫若，却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于自我证明，后来出于趋利避害的“明智”。
鲁迅的“左”是由衷的，刚烈的，宁折不弯的，无丝毫取悦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极其鄙视利用的勾当和情愿被利用的伪态。
所以鲁迅在人格上与许多别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左”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鲁迅之“气象”，宝贵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终结于中国某些70年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了；不那么可取的方面，却反而似乎成了后人身上的“基因”现象……
三、相对于鲁迅，胡适一向被大陆的历史定义为近代以降“右翼”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这么定义自有其道理，因为连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都不曾是过一日，并且一向“效忠”于国民党。
确乎，在国共两党之间，胡适是选边站的。
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却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陆，那么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选择去了美国，于是上了“战犯”名单，且排名极为靠前。
姑且不论他的政治立场选择之对错，单论其历史作用与人格美点，我以为周、胡二人身上实在是有诸多相同之点。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那么胡适就不是了吗？肯定应该说更是的吧？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汉字能在中国较容易地达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以现代汉字创作出越来越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能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人人读起来轻松流畅的中文读本，是不是应该对胡适心怀感激呢？
那在当年也是一件骂声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对千夫指，甘为孺子牛”呢？只不过他做得相当淡定，未曾“横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与志同道和者们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党派、阶级，功在国家与民族的。
胡适是有奴颜和媚骨的吗？
当然也是丝毫没有的——他与蒋介石之间一向以诤言、逆言平等讨论问题的自尊自重的态度，足以说明此点。
他虽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于“国统”时期，一再大声疾呼民主、法制、言论自由、人权平等，难道不也等于是在不遗余力地传播进步思想吗？
与鲁迅的四处树敌相反，胡适是团结每一个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连瞧着他大不顺眼的辜鸿铭，他也不愿与其真的形成交恶关系，而且最终辜鸿铭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团结了——因为辜鸿铭在他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坏人。
当时及以后曾有某些人士贬损胡适“是个大乡愿”，在我这儿，视为“訾嗷”蔡元培的同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我认为此评恰当，毫不过分。
但我更喜欢徐复观评胡适的——“一个伟大的书生”。
此“书生”在社会学的主张方面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但又与坚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的两位高级领导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友谊深焉。
他之反对暴力革命纯粹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而非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李、陈二位逝后，他将对他们的真挚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书上。
他“书生”到写信劝毛泽东解散共产党的武装，以不流血的参与议会斗争的方式对抗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一党专制，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当然是天真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不流的只会是国民党的血，许多共产党人却肯定会肝脑涂地。
他也很反感蒋介石搞党天下，反对“剿共”，认为共产党当然不是“匪”，而是国民党的公开的，有政治纲领、组织系统和军队的“政敌”而矣；所以国民党不但应该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还应划分给共产党至少一个省，任其搞共产主义试验——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权力效仿。
因为他是一个影响力“伟大”的书生，而且又是由于真性情驱使的真天真，国、共两党才都不忍心灭他。
他也真的愤慨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才纷纷投奔共产党，拿起枪来反抗！”
他也会天真得相信谣言，见报上说共产党入川后“大开杀戒”，致使几十万人头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国民党拯救四川，“该出手时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当了，复而对共产党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共产党逐渐拥有了大陆，天下定局分明，他却偏要忠于他的政治主张一条道走到黑。
国民党退至台湾，他也不跟随求安，于是“流亡”于美国。
蒋介石请他去台湾出任“科学院”院长，一向清高的他反而去了。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对我的利用，做我最想做的弘扬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了；也一再名列国民党的黑名单榜首。
他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却终生无怨无悔。
大陆大张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面对。
蒋介石其实也巴不得他早点儿死，他也完全猜得到。
但他对两边任何一边都绝无屈膝之态。
这是否称得上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当然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蔡元培、鲁迅、胡适，他们其实有着一样的骨质，并列于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们的性格和思想主张。
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风范立人做事的。
而鲁迅不愿做“君子”——如绝不行小人勾当和反感成为人格榜样——这乃是由于他之甚缺兼容并包的襟怀和长期纠缠他的“憎恨的痛苦”所决定的。
他们都是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侥幸存在的人物。
胡适的千年唯此一“书生”的文化“气象”也是不可复制的——以我的眼看来，中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胡适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识分子们身上不会再现特征。
四、关于郭沫若，便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基因”，在中国当下及以后几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将还会是特征之一，由不同的人对当官（其实大抵是当管文化知识分子的官）这件事的不同感觉而决定体现得明显与不明显。普遍规律是，官位越高，特征越鲜明。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素质还是进步多了的，表现如下：
1、凡需表态（除非事关国土完整、国家分裂与否），都更愿以低调为好。高调的、激扬文字的、哗众取宠意图分明的表态，已基本上为文化知识分子所不耻。偏演此技者，定遭同类侧目。
2、倘同类又上什么名单，落井下石者鲜见矣。即或其言行的确与自己之见解或主张相左，也只不过表示遗憾而已。若并未被要求表态，则大抵沉默。趁机充当棍棒，采取诛心之法，置同类于雪霜之境以博青睐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鲜闻。并未绝种，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滤掉具体语境，对某同类之发言断章取义，归纳成“黑话”，匿名或实名向有关机构打小报告，目的在于表忠取宠的现象也少了。我从青年时期便深受此种现象之苦，极厌之。如今此现象也并未完全消除，但同类之间的出卖确已被公认是卑鄙行径了。工作性质的汇报却还是常态——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万岁。有的话别当人家面说才好，你说了，使人家为难。不汇报，人家失职，可能要被问责；汇报了，人家觉对不起你。所以须懂事。这点道理，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分子开始认同。
在胡适们的时代，文化知识分子们最为关注的乃是民族与民权问题。民生虽哀鸿遍野，文化知识分子们发声的重点倒不在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国情，不同时代的文化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甘愿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权——中国之文化知识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么也卸不下来，那么在这两方面还是有些作用可以发挥的。
写到这里，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适了——他们之教育兴国、法制医国，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径，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时耳。
现在之中国，当然还是需要鲁迅精神的；而我却希望蔡元培和胡适的“基因”，在自己和同类们的言行中也有所现——人格上可敬起来，话语权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
样章：
《中国人的日常》
故人往事
以下所忆故人，皆已故去。然而，又是我实难忘却之人。如今我步入老年了，对他们的怀念日益加深——因为，他们都是有恩于我的人；在他们生前，我一直系报答之心，竟无从真的报答过，这令我深感自责。或许，以文字的方式追思，能多少减轻几分自责之苦吧！
一、林予
我对林予的人生经历其实并不详知，仅晓得他姓汪，曾是一名军界创作员，1957年到了北大荒，后来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林予是他笔名，代表作是《雁飞塞北》。
《雁飞塞北》我下乡之前读过，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长篇小说，由而对北大荒有了间接印象。我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创作员后，《雁飞塞北》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林予之名在我们中绝不陌生。
大约1970年冬季，我与当年的知青朋友陆宁先后回哈尔滨探家。陆宁是老高二知青，下乡后当上了某师宣传干事。他母亲是龙江剧团编导，认识林予。
一日陆宁到我家，问我想不想与他共同去拜访林予？
我反问：林予是谁？
他说：《雁飞塞北》的作者呀！
我喜出望外。对于当年我们那一代文学知青，谁出版过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谁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作家。
路上，陆宁告诉我，林予刚结了第二次婚，夫人赵润华，还在什么干校。她曾是文学编辑，关于她陆宁就知道这么多。而对于林予，他知道的多些，说林予被打成了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急先锋”，不许离开本市，以便对其进行批判时能随传随到。
陆宁问：还敢去吗？不想去就算了。
我回答：那见到他的可能不是反而大了吗？去！
陆宁并没预约，我们贸然前往。
林予家住在一幢灰不溜丢的板楼里，当年叫“简易楼”，外观似现在没完工的“裸楼”。他开门见到两个年轻的不速之客，意外。陆宁与林予也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一提他母亲，林予立刻表示欢迎。他的家是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单间，有极小的厨房，无厕所，得到楼外马路边的公厕解大手。家家户户备有解小手的尿壶，他家也不例外。无暖气，生小铁炉。那几年哈市买不到好煤，烧蜂窝煤，屋里挺冷——我们三人刚一围炉坐下，林予就急切地向我和陆宁请教，怎样才能将蜂窝煤烧得火旺一点儿。陆宁家有暖气，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我家也长年烧不好烧的蜂窝煤，我下乡前负责做饭，颇有经验，传授之，林予认认真真地听。屋里冷，窗上厚厚的霜不化，便也黑。主宾三人都不脱棉衣，坐得离小铁炉不能再近。
炉盖上烤着馒头片，放着有半杯水的搪瓷缸。那时十点来钟，林予正用早餐，吃一片馒头，咬一口咸菜疙瘩，喝一口水。他肯定是急性子，经常捅火，致使屋里哪儿哪儿都落一层灰。他坦承自己生活能力差，几乎不会做饭。他说他发现，烤咸菜疙瘩别有滋味，比不烤好吃多了。
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什么文学话题。肯定是谈过几句的，但也可以肯定不是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反而是“政治”。
他感激我们拜访他，嘱我们不可对外人道，怕我们因而受牵连。
我和陆宁都不怕那些。
他说当然也没什么可怕的，但会影响我们进步啊！
我说谁爱进步谁进步，我自己根本不打算进步了。
陆宁则请他放心，保证我们以后对他的拜访将是“秘密行为”。
他笑了，说那我们以后就是他的青年朋友了。
我说你还不了解我俩呀。
他说已经了解了啊。
他关于政治的全部话语可概括为两个字——“正义”。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话是：事关正义与否，那也不能人人都充聋作哑吧？我的兴趣在文学，又不在政治。但非逼我表态，我当然就不能表那种不正义的态喽！
我和陆宁都说，我们也是尽量在做同样之人。
我们离去前，我告诉他，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留城了，我会嘱咐弟弟妹妹常来看他，帮他干些他干不来的活。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就成了林予家的“常客”。
再后来，逢年过节，林予和夫人赵润华，也每去到我那个没个家样的家中看望我的母亲。他们夫妇称我母亲“嫂子”，我母亲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称他们“林老师”“赵老师”。
再再后来，连我另一个同样是兵团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间，也必会去看望林予夫妇了。而我，若回哈尔滨了却没与他见上一面，即使仅在哈尔滨待了几天，他也会挑礼的。
林予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于是连同他的夫人成了我们全家的亲人。我家在哈市没亲戚，他们夫妇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却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难事，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们林予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
而他们夫妇必会双双而至。
两家的关系可用休戚与共形容之。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小白楼”，按要求将其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改编为电影剧本，此小说尚未出版。我听他谈过创作初衷，是要为邓小平“出山”后的“拨乱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龙江出版社逐级审稿时便引起对立结论，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认为极其反动。至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奋力自辩。他若不辩，一概支持该书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发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么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电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响亮。
当时我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工农兵学员”，与我信任的三名同学杜静安、刘金铭、周进祥前去见他。因为我每“北大荒”长“北大荒”短的，他们也都读过《雁飞塞北》了，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予那一年五十余岁，头发花白了，看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在我们眼中，确乎是老作家了。
他见了我们格外高兴，对我之亲热令我的同学们暗觉惊讶。我在电话中说定了要在他那儿吃午饭的，他从食堂打回了几样菜，我们在路上买了一斤猪头肉、一斤肠和几瓶啤酒。
在他的单人房间里，我们与他都无拘无束，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多小时。
我问他剧本改得怎样了？
他说“请”他亲自改，他不来准是个事。说那也不能照“他们”的要求改呀，说他只不过是在敷衍着改，吃得不错，住得挺习惯，全当度假了。哪天让他走，当天就走。还命他改的话，就继续敷衍。
关于文学，我们也就谈了那么几句。在当年，文学又有什么好谈的呢？
正是“四人帮”所谓“政治谣言满天飞”的时期，从各种渠道汇集至“小白楼”的资讯极其丰富，预示着中国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两个多小时内，林予基本上是在谈“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国之命运将会如何令他分外焦虑。我不断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么的激动，无济于事。
那日证明了这样一点——他这个人自我保护意识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确实很低一样，实在是别人爱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简单的判断人的逻辑，即倘陆宁的母亲是他所信任的人，那么她的儿子当然也是；那么陆宁的朋友梁晓声同样是；梁晓声带去见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学里开始追查“谣言”，我殊觉不安，一一告诫三名好同学，万勿出卖林予——他们都说，咱们根本不曾一块儿去见过什么林予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后，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楼里，有人大声唤我接电话。我通过公用电话听到了林予的声音，他说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在他家吃饭，“赵老师”做了一桌子菜。
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他说：“我亲自把你弟弟妹妹请来的，我们为你的小说获奖在我家庆祝一番。”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他那端却说：“不多聊了，旁边有人等着打电话。”
原来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楼的公用电话与我通话的。
1984年，我的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获奖，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他与我约定，三天后的下午要带人到我家见我。
我考虑到我家的不成样子，犹豫。
他却说：“晓声，可不能因为获奖了就摆架子，谁登门拜访你都应该欢迎，何况是我要带去的人！”
或许因为他的家也不怎么样，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为难。
我问：“是你朋友吗？”
他说：“朋友谈不上，却是一个好人。”——停顿了一下又说：“一个特别好的人。”
不料三天后他带去的是市委宣传部长陈凤晖同志。刚下过很大的雨，他们两位坐的“上海”轿车开不进我家所在那条又脏又窄又泥泞的小街。他俩没穿雨靴，进我家门时四只鞋都成了泥鞋。而我家二十八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后盖，分成了四部分。我的老父亲已经退休回到哈市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结婚了，且都有孩子了，不分割怎么住呢？因为林予要带客人来，我老父母从他们所住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躲让到邻居家去了，我的疯哥哥被关进我一个弟弟家的小屋去了。而我能够待客的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这里那里放着盆、缸子、瓶子，接漏雨。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什么话题都没法谈的。我的哥哥不断从窗口朝这边探进头，冲林予和陈部长傻笑。我尴尬，他俩也都觉来得唐突了。
不到半小时，陈部长坐不住了。
林予却说：“晓声，我俩来得好，来得实在是太好了！凤晖部长，晓声他父亲可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是第一批‘大三线’建筑工人！他家这种情况你当官的不管可不行，那国家也太对不起老建筑工人了！”
陈部长叹道：“是啊。”
“你别只说是啊，你一定要给解决实际困难！”——林予的话说得急头白脸的。
陈部长说：“我想办法，是我应该做的事。”
林予又对我说：“听到了，晓声你要催着他办！”
我苦笑道：“我在北京啊。”
林予说：“让你弟弟妹妹找我，我轮番陪着去找他！”
陈部长也苦笑道：“林予同志，不要这么激动嘛，你看你搞得晓声都脸红了！”
分明，林予与陈部长确实算不上是朋友——但那是两个好人之间的对话。那情形给我留下的印象异常深刻，所以我终于敢用引号将他各自的话引起来了。
过后我了解到，陈部长曾是市委机关干部，1957年被戴上了帽子，“文革”后任部长才两年。
1986年，哈尔滨市政府批给了我家一处楼房，不大，也是二十八平方米左右，作为对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和第一批“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奖励房。自然，我老父亲也是沾了我这个作家儿子的光。此事对我的亲人们是巨大的福祉，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们的父母自从成为我们的父母以后，到那一年为止，还从没获得过政府给予的任何福祉。它使我七十多岁的老父母可以在家里上厕所了，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享受暖气的温暖了；也使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家，各自大出了几米。而我再回家探家时，不愁没处地方住了。
此后，林予和陈凤晖部长，在我和我亲人心目中，是大恩人。
我所深感内疚的是——林予和他夫人赵老师的追悼会我竟都没参加，忘了当年我被什么鸟事拖绊住了，每一回想便觉自己甚是该死，成为我此生最内疚的事之一。但林予夫妇生病期间，不但我的弟弟妹妹经常去看望，连我年近八十的老母亲也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之下亲往医院去探视过的，这多少减轻了我的一些内疚。
林予夫妇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外国人，已定居国外了。他们在哈尔滨再无任何亲人了，估计，哈尔滨人中经常怀念他们的，最是我的弟弟妹妹。再加一个曾经的哈尔滨知青，那就是我了。我和弟弟妹妹相聚时，每次必怀念起他们夫妇来。因为我们对父母的怀念，是与对他们夫妇的怀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无法分开的。
一位作家和他的妻子，与城市里一条脏街上的一户很穷的人家的每一个成员，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终生亲情；这样的事，也许只有异常年代才会发生吧！
或者，竟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二、魏国学
魏国学是1966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官兵之一。因为他们是那年3月到达北大荒的，自谓“六六三”北大荒人。
他入伍前是吉林农家子弟，他妻子曲秀珍也是。
当年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的知青，并且是二团的第一批知青，于是成为七连的战士。七连的“六六三”不少，五十几人。我们知青整二十人，分为男女两个班。比起来，“老战士”是多数。
当时七连已有小学校，在连队主路的一端，是路边的一幢土坯房，盖得较高，一分为二，各有门窗，成为两间教室。我们知青路过时，曾见魏老师也就是魏国学带领学生们在起土豆——小学校有一片“自留地”，允许所收获的土豆卖给食堂，以便每年有一二百元教学经费。
在部队时曾任过文书，是七连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关于魏老师，我们也就知道这么多。
第二年连里来了更多知青，总数二百余人了。人气旺了，一些“老战士”受到新气象的鼓舞，纷纷将家眷接来，应上学的孩子快速增加了。
第三年，有四名知青成了小学校的老师，二男二女，我是其中之一。除了我是初三的知青，另外三位老师都是高一、高二的知青。如此这般地，魏老师成了魏校长，成了我们的直接领导。据说，因为我担任着一班班长，连长指导员起初不同意，魏校长坚持，说他认为我能成为一名好老师，连长指导员拗不过他，只得同意。我不知道他缘何那么认为，没问过。
除了在特定场合，我们并不称他校长，都习惯于叫他魏老师，他自己也更愿意我们叫他魏老师。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绝不是一个使别人难以接近的人。因为他实际上待人一团和气，微笑是他脸上最经常的表情。如果他对谁有好感，那么那个人与他在一起时，面对的几乎总会是一张微笑的脸。他的微笑使人心里特别舒服，他仿佛在用微笑告诉你——我是你的朋友，这使我愉快。读懂了他的微笑，如果你是那个“谁”，即使内心里正有烦愁苦绪，也会受到他的微笑的感染，生出几许愉快了。
说他们是“老战士”，其实他们都并不老，平均年龄三十二三了，有的还耗着没成家呢。魏老师年龄大点儿，却也不过三十五岁，算是“六六三”中的老大哥了。但我们知青的平均年龄才二十二三岁，与他们比起来，还是会觉得自己仍很青涩。何况，他们是真正当过兵的人，而“战士”只不过是我们的“浮名”。普遍的我们对普遍的他们，内心是很尊敬的。
据说，魏老师是有倔脾气的。他是支委，连里的某些事一到支部上去讨论，他的态度是不容漠视的。如果他持反对意见，连长指导员都拿他没治。但从他在老战士中享有的威望判断，他的倔多半与他认为必须坚持一下的原则有关。而连长指导员与他的关系却很好，证明他的倔大抵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他从没对我们四名老师倔过，我们是享受他的微笑最多的人。用时下的说法来形容，他的微笑特阳光。他的微笑首先起源于他的幸福感，与比他年轻的“老战士”们相比，他军龄长些，工资高些；而他们的工资，仅比我们知青的工资高一级。他本农家子弟，吉林的农村是农村，北大荒的农村也是农村，并且叫“连队”，有食堂、卫生所，人口成分也以复员战士和知青为主，文化素质高，各方面远比农村强。何况在连队他还是领导班子成员，是校长。并且，我们四名老师共同的“嫂子”，身材好、样貌好、性格好、善持家，接人待物落落大方，端的是美好姻缘——她是他从老家吸引到兵团的。
他的幸福感还源于对教师的职业的热爱，他将之当成事业谋发展，图进步，麾下有了我们四名知青后，他的干劲更足了，立志要使七连的小学成为团里的模范小学。总之他是“六六三”中的“扎根派”，乐不思蜀。
受他影响，我们的工作态度也都认真负责。他对我们一视同仁，对我则更好一些，总是私下鼓励我，希望我首先成为团里的优秀教师。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了，每将我邀去共享，我没辜负他的希望，一年后评上了优秀，还在团里的教师集训班进行过讲课示范，这使他特别高兴。
一日我在他家与他聊天，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格外好——原来他也将我视为知青中的“扎根派”了。
他说：“你的愿望我向连里汇报了，连里支持。”
我诧异地问：“我的什么愿望啊？”
嫂子从旁说：“就是你告诉过我们的，等你父亲退休后，你要将父母与哥哥一起接到北大荒的愿望呀，你不是说要在咱们这儿为父母养老送终，与哥哥共度晚年吗？”
我是一度有过那样的想法。
他接着说：“连里非常欢迎一位退休的‘大三线’老工人也在咱们连落户。我要求将我家旁边这块地为你保留着，以后你的家就盖在我家旁边，咱们做近邻。还都是教师，那多好。”
他的目光从敞开的窗口望向他家的菜园子，又向往地说：“菜园子挨着菜园子，种什么菜互相参谋着，品种更齐全了。你侍弄园子不行，我教你。高兴了咱俩一块儿去打猎，冬天一块儿上山砍柴，不必求谁了。”
嫂子也又说：“要是再结成亲家，好上加好！”
他批评着：“你胡说什么呢！巍巍都三岁多了，晓声还没对象呢！”
巍巍是他们的女儿。
嫂子却认真地说：“我这不又怀上了嘛！如果我生了个儿子，晓声以后得的是女儿呢？这是很可能的事！”
他将目光望向我，斯时他的微笑竟显得有几分灿烂。
而我几乎哭了。
一方面我感动于他们的真情实意和厚爱，一方面对于他们的憧憬，我并不觉得多么地美好。我曾有过的念头，只不过是我人生的最下策。不到万不得已，并不打算迈出那么一步的。
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你如果是我弟弟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替你做主了。”
魏老师的话听来不无遗憾。
而嫂子则幽幽地说：“你明白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了吧？连巍巍都希望梁叔叔永远是七连的人，我也是。”
我只有说：“现在谈那些太早了呀。”
这一年冬季，七连发生了不幸的事——“出血热夺去了机务排长的生命，他也是“六六三”曾经的坦克兵班长，才三十二岁，他妻子小吕刚过二十五周岁。
全连笼罩在悲哀气氛中——双方的父母亲人来了七八位，追悼词是我写的，并且是由我代表全连在追悼会上读的。
两天后，在魏老师家，他与我进行了如下谈话，按他的说法是——小吕一直在哭，她不愿离开七连。而她父母则态度坚决，命令她必须跟随他们回河南老家的农村去，除非她不久后能在七连实现二次婚姻。支部为此开了一次保密会议，这次会议与我有关……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十分诧异了。
魏老师欲言又止。
嫂子替他说：“小吕对你有好感……”
我瞪着魏老师半天说不出话。
“不是我的主意，真不是……”
魏老师脸红了。
“是小吕自己表白的，她说你如果愿意，那她就留在七连等，等多久都行。确实不是你哥的主意，试探一下你的态度，这是支部给你哥的任务……”
那日，嫂子第一次用“你哥”二字来跟我说她丈夫，以后就一直对我那么说了。
我完全蒙了，良久才说：“我考虑考虑。”
那是我认为不至于伤到谁的唯一说法。
小吕我是熟悉的，也是个形象好性格好的女子。“六六三”老战士们的妻子差不多都是来自农村的出众女子，因为他们自己都曾是部队的优秀士兵，不但是挣工资的人，还是仍属于准部队的人。小吕是家属排的班长，我每带学生们配合家属排义务劳动。
第二天我将考虑结果写在了纸上，当面交给魏老师——写在纸上的理由全是委婉的借口。
实际上我又准备为家庭抱定独身主义了。
“哥”看罢，叹道：“理解。”
沉吟片刻又说：“千万别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说：“没有。”
反倒觉得自己很歉意。
不久《兵团战士报》发表了一篇我写的纪念雷锋的文章，我因而调到了团报道组——那时一团与二团合并了。
行前，“哥”和嫂子请我到家吃了顿面条，算是为我送行。
我看得出他们是那么舍不得与我分离，也明白请我吃面条的含意；感动地向他们保证，一定常回七连看他们。
我在团里只当了一年多报道员，后来成了木材厂的抬木工。
“哥”到木材厂去看过我，劝我再回七连当老师。
我觉得那会使他为我承担解释不清的种种议论，拒绝了。
1974年我上大学了，走得仓促，竟没回七连与“哥”和嫂子话别。
往后我的人生年复一年似乎过得快极了，想到他们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狍的眼睛》，内容是我跟随魏老师进山找猎的事——?一团的一名返城知青读到了，写信告诉我兵团取消后，七连撤点了；魏老师调到别的连又当了几年老师后，病故了。
于是在我的散文中又多了一篇《写给嫂子的信》——那封信她没收到，因地址有误被退回了，便仅仅成为一篇散文。
以后十余年内，我的人生依然如负重物，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家六个大人有五人下岗，作为实际上的长子，想无压力非六亲不认不可。
直至2010年后，弟弟妹妹、弟媳妹夫们先后到了退休年龄，多少都有退休金了；每家都惠于动迁住上楼房了；下一代都大学毕业工作逐渐稳定了——这时，直至这时，我的人生才终于从容淡定了些。
而父母早已故去，我往七十“奔”了。
人到了此种年纪，回忆渐成习惯，想不回忆都不可能。而一回忆，呀，呀，原来我又是那么地幸运！从青年到老年，竟有一位又一位的恩人，或民间所言“贵人”，曾那么真心实意地关爱过我，以他们冬日暖阳般的友情温暖过我，使我从不曾在精神上垮掉过！——可我却一向没报答过！
我深怀此种大内疚终于获得了嫂子的手机号码。
“晓声吗？你真是梁晓声吗？”
她语音颤抖。
我说：“嫂子，是我呀。”
四十余年不曾相见了，她已是七十多岁有重外孙子的人了；当年我经常带着玩过的魏巍都五十多了，早早地当上外祖母了。
“晓声你还好吗？”
“还好。”
“我们有时会从电视里看到你，每次魏巍都特别高兴。她还把你写的一篇文章读给我听，是《狍的眼睛》对吧？你在文章里写魏老师‘待你如兄长’对吧？……”
那篇文章主要是写狍的；写到我和魏老师关系的也就是那么五个字——我真浑蛋，为什么不多写几行而是一笔带过呢？
“嫂子，不聊那些了。快过春节了，让魏巍告诉我一个银行卡号……”
“坚决不许你寄钱！我们的日子都还过得去，你有空儿来看看我们才好……”
“我有一处老宿舍楼的房子在装修，装修好了先接你们到北京玩儿……”
我已了解到，她们三代人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而是有忧有虑。
我当然不会服从嫂子的话。
如今又三年矣，嫂子和魏巍并没来过，生活有压力的人是没闲心逛北京的。我也没回去过，因为身体其实总是不太平，怕旅途之劳了。
好在有手机。
也好在，有了魏巍的银行卡号了……
三、崔长勇
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跻身于文艺宣传队的知青，不论是能歌善舞的还是喜欢作词作曲的；也不论是热衷于曲艺的还是热爱文学创作的非宣传队员知青，即和我一样的知青——有不知道崔长勇其人的吗？
便有，那也肯定是少数。
多数人不但知道他，而且还不仅一次地见到过他。特别是跻身于师、团宣传队的知青，崔长勇这个名字似乎意味着是他们的“文艺教父”，获得到他们相当普遍的尊荣。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孔子此语当年在兵团文艺知青中流传甚广，用以形容崔长勇麾下之文艺知青的众与精。
三千绝非多么夸张的数字，以每个团的宣传队起码三十人计，全兵团几十个团，再加上热爱文学创作美术创作的知青，估计少也少不到哪儿去。
我们当年虽尊崇他，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叫他“老崔”。
老崔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师范学院中文系，我认识他那一年，他已是兵团总司令部政治部文艺处的干事；处长是沈阳军区的现役军人。
我因为在《黑河日报》发表了一篇散文，由师里推荐，到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参加了全兵团第一届“文学创作学习班”，由而与他结下了五十余年的深厚友谊。
记得那日大雪。佳木斯列车站前，两名着宾馆服务员制服的姑娘展持横幅，其上写着迎接等字。横幅旁，伫立着戴棉军帽穿兵团服的干部模样的男子，脸上有眼镜，自言是文艺处的。该接的人到齐了，便都上了一辆面包车。
我们住兵团一招，离车站不远，是三层楼。在佳木斯，属于较高级的招待所。
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享受有车接，住那么高级的招待所的待遇。伙食特别好，每天都能吃到猪肉炖粉条，还有鱼、小鸡炖蘑菇。鸡蛋或鸭蛋，更是顿顿早餐必有的。共集中了二十几名文学知青，三人一个房间。写作可以在会议室，允许吸烟。
三天后我心大为不安，根本就没带什么构思去的，唯恐留不下作品，脸上无光。
我在饭桌上发牢骚：“你们都说老崔老崔的，怎么还没露面？要等到快结束了才接见咱们一下吗？”
比我早到者皆笑。
一人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这才恍悟，原来几乎每天所见的“崔干事”，便是人人常提到的“老崔”，尴尬地又说：“我以为是两个姓崔的，你是小崔呢。”
他说：“我也希望自己在你们眼里是小崔呀。”
老崔非但不老，还称得上是美男子，在招待所总不穿棉衣，单军上衣的领钩也总是钩住着，眼镜使他英气勃发而又文质彬彬，如果他穿长衫，会使人联想到《早春二月》里的萧剑秋。
饭后我去到了他的房间，要求离去。
他问为什么？
我坦言心中惭愧。
他却说：“也没谁宣布都得留下作品的硬性规定啊。学习班嘛，就是为大家营造一种有利于互相交流心得的机会。既来之，则安之。没有构思不是事儿，给你个任务，为别人的构思充当参谋。你们师推荐你来了，我就相信你是有潜力的，只不过待开发而已。”
他那么说，我不好再坚持了。
十二天学习班期间，我只当“参谋”了，谁愿意向我谈构思，我都洗耳恭听，恳谈自己的感觉。
不久学习班上流传一着关于我的打油诗：
白墙孤影台灯，
冥思苦想晓声。
从早到晚参谋，
熬煞绿脸孩儿。
是老崔对别人信口吟成。
学习班的文学知青比之于文艺知青，年龄都大些，高中的居多，初中的极少，我是之一。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视我为“小老弟”，殊多关爱。
学习班结束，在车站，我又当众对他说：“下次我绝不参加了！”
他笑道：“别价呀！你对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嘛！下次有备而来就是了。你不来，他们也不答应啊。”
我已交下了数位良友，他们皆从旁说肯定不答应。
在第二次学习班上，“绿脸孩儿”成了我的绰号，老崔的口头语“别价呀”成了流行语。
我将我带去的构思讲给老崔听。他静静地听完，只说了一个字：“行”。
我说：“我要你提修改意见。”
他说：“没有。你已经构思得很成熟了，写好它。”
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就变成了一个言简意赅之人，几乎口无废话。
我又说：“不知起什么题目好。”
他说：“你写的是老职工为知青当向导的事，那题目就是‘向导’呗，何必还在题目上挖空心思呢？”
学习班结束不久，《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虽仅三千余字，却也占了一版。珍惜树木之内容，与政治无涉。
那时老崔已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我的家境。他居然写信问我家的住址，信中说他经常到哈尔滨开会，可代我探望我老母亲。我因我家太不成个样子，本不愿告诉他，犹豫再三，还是回信告诉了。
而他，每到哈尔滨开会、办事，但凡时间允许，必会到我家去，总不空手。当年五六元钱能买到的无非蛋糕、饼干、罐头。但当年的中国人在单位随婚礼的份子钱，五六元钱也是很拿得出手的了！
我心大为不安，去信表达之。
而他的回信中，有几行字令我沉思良久。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是——受到了震撼。那几行字是：“我所满腔热忱来做的事，不但是要为兵团培育文学种子，还有更大的心愿，便是为中国的将来在兵团保留一批文学种子。也许你们中有人以后会成为作家的，我老崔此生有缘为你们竭诚服务，尽量爱护你们，我认为是我的荣幸，简直也可以说是我的幸福……”
第一次有人将我以后的人生同“作家”二字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只不过“也许”性地联系在一起，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时，我母亲和我留城的弟弟妹妹，已经将老崔视为一个亲人了，正如将林予视为亲人。他俩还在我家见到过，亦随之建立了良好关系。
我离开团报道组成为木材加工厂抬木工后，患了肝炎却不自知，每觉抬大木时脚下打晃，意志极为消沉，给老崔写信表示，打算离开兵团干脆回山东老家插队算了。他回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万万不可，给我时间，容我想办法。
以后三四个月再无来信，我一度以为他的电报只不过是敷衍。
忽一日团政治部的电话打到连部，要我去会客。我到后，见老崔坐在政治部副主任办公室里，居然穿一身领章帽徽的军装！
老崔说：“刚才我表明态度了，你们团如果并不爱护你，我要将你调走。”
政治部副主任说：“我也表明态度了，一定尽量关照你。你有什么要求，以后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他来去匆匆，当日便走。
我送他到长途车站时，他说：“专为你来到一团的。”
我问：“也是专为我借了一套军装？”
他说：“否则，我一名干事，谁把我当回事呢？”
相视依依不舍之际，他又说：“你如果真想调到别的团，决定了就写信告诉我。”
我明白那是他的最大能力了。
木材加工厂的男知青们都挺高看我，在哪里还不一样呢？我珍惜他们对我的厚爱，反而又安心了。
我上大学后，老崔之喜悦过我，在写给我的信中，谆谆告诫，嘱我要学会政治方面的自我保护。并作词一首，题曰——“欣闻晓声录取于复旦，夜不能寐。”
又忽一日，他出现在我面前。
拥抱都属情不自禁。
我问：“该不会是为我来到上海的吧？”
他说：“还真是因为想念你了，出差理由那是好编的。”
他的上海之行果无正事，却极其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非要我认识一位同是兵团的女知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英语，极言对方品貌俱佳，毕业后是要定向分配到外交部的。
我拗他不过，与他同去了一次外国语学院，对方果如其言。
但我无心谈情说爱，更不敢高攀，自行地止于“一”了。
我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他也借出差之便到北影看我，偏不住北影招待所，而要睡我设在办公室的床。白天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晚上每在我家吃饭，那时我老母亲住在我那儿，一见到他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直呼“长勇”，与他聊起来没够——竟也使他很享受。
我陪他在办公室聊天时曾说：“我相信自己会成为好编辑的。”
他却说：“你还是要写啊，不该仅仅成为好编辑吧？”
希冀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我除了《兵团战报》发的《向导》，尚再没写过什么。
他的话竟使我如芒在背。
兵团已经取消；绝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城；当年的文艺处翻过了历史一页；老崔成了农场总局的教育处副处长。
他踌躇满志，像当年口必言文艺那般口必言教育。然而我还是看出来了，他内心深处存在着巨大的孤寂和失落，尽管时刻在我面前加以掩饰。
我劝慰他：由干事而副处长了，终究是值得高兴的事。
他却说：当干事时只知干事，干得愉快。而一成为副处长，忽然觉得身在官场了，不适应，不愉快也多了……
我问：有什么不适应的呢？
他苦笑道：你不懂的，不跟你聊那些。
……
几年后，我由编辑而兼是作家了，却传来他下海经商的消息。实际上，农场总局的人曾告诉我，他“搞教育”也搞得风生水起，气象更新。我认定他绝非经商的“料”，去信严厉地批评他太过自信，若尚能归位，应赶快退回“岸上”去。成为作家后，我认为我有资格批评他了。
他却在回信中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放心吧，老崔干什么没干好过呢？……”
后来他到南方去了。再出现于我面前，有时似乎心想事成，前途坦阔；有时则分明地很落魄，几近身无分文——于是轮到我反过来关爱他了。每每，关爱得很心疼。
再后来，他“杀回”哈尔滨去搞民办学校了。这我倒是支持的，放下了一块心病。
然后一年后传来了他被判刑入狱的消息。
我一直拒绝相信老崔会是骗子，我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将一心想办好的事办“砸了”。
我因怀念他而写了中篇小说《又是中秋》，竟有狱方的干部读到了，于是他受到了些规定允许范围内的照顾——这使我感慨万千。
我曾为他补交过两次伙食费，两次都获得了与他交谈几句的机会。
双方能说什么呢？
无非他说：监狱也挺重视开展文艺活动，他又“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好，很好。
放下电话，心中五味杂陈。
我嘱哈市的弟弟妹妹去看他。他们去了，没见到他。非亲非眷，狱方不同意，好在东西是可以代收下的。
他在狱中给我写过两封信，内容是读我作品的感想，有批评，也有勉励。
去年他“保外”就医，我俩开始手机通话频频。
他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勉励我再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信中有“我相信你。我期待着。”两行字。
我正打算安排时间回哈市看他，忽一日，惊闻他猝故了！
我之怆然，无可诉处，便只有回忆……
四
曾有记者问我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吗？
我回答当然抱怨过。
问：哪些方面呢？
答：不该用精神病这种比癌症更不幸的病毁了我兄长的一生，使他至今住在精神病院，使我这个弟弟一心想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亲自照顾他而不能够；“子欲孝而亲不在”；恩未报而恩人故。
问：仅此三点？
答：人不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抱怨太多。
他说：你的回答很策略。
我说：与策略无关。我脱口便答，乃因我思考过。
是的，关于所谓命运我的确认真思考过。结论是，其实我还是应该感恩于我的命运——它使我与文学亲近，于是我眼里几乎全没了可与别人争的利益。只要允许我创作，别的利益由别人们去争好了。而这又使我的人生，一向处在人际关系单纯的状况，于是友谊多了，芥梗少而又少。个把“小人”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的，如今想来，却也不能说是“小人”，是由于我没处理好由我引起的他者的利益关系，责任主要在我。
若我的命运能使我对父母多尽十年孝心，能使我对我的恩人们回报几分的话，则我对我的命运感恩不尽。
实际上我是一个从中学时起就被友谊宠着的人；实际上我一直被一位位好人们给予我的友谊宠到至今。因而我每觉得，凡我较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兵团、北影、童影、北京语言大学，无一例外地是好人多多的地方、单位。
我的人生体会之一那就是——命运之神其实每将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谊来温暖己心的人身边；那时人对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觉，并且要对好人的出现有所感恩。辨别谁是不是好人在我这儿一点都不复杂，简单得很，有时几番交谈，一日相处便足够了。往往是，好人自己都不清楚他或她将是你的贵人，你一经明确地表现出信任好人的态度，他们身上就会相应地表现出比原本更好的好人本色来。在你迷惘又困厄时，即使对别人给予你的友善的一瞥，都应有本能的反应。或许，那正是命运之神要将一个好人推向你了，单等你以好心理亲近之。你若并无本能之反应，那么遗憾的是你自己。
当然有人会这么说：对你好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
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我们要求好人有多好呢？生为芸芸众生之一的我们，若在需要友谊之时而别人无私地给予了，难道他们还算不上是好人吗？
不错，林予、魏国学，入狱十几年的崔长勇，在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看来，确乎只不过是寻常一个人罢了。
但我倒要反问了——凡那认识他们的人，有谁能说出他们不好的方面吗？我是从没听到过的。
凡那被许多人所认识，却没有谁指摘其不好之点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甚至，有人具备君子仁人的品质，单等我们去发现。
“文艺作品中的好人都是编的，生活里才没几个好人！”——中国人每如是想。
“生活里才没那么多坏人，电影小说里的坏人大抵是虚构的。”——别国的许多人却反过来想。
我们中国人实在愧对好人的存在。
我想，我该用我的笔揭示出——倘谁眼中无好人，那不符合人性的进化方向。
我来带个头，让我们学习感恩于好人！
2017年4月10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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