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典籍考

   针灸医籍研究*全工具书。66种针灸医籍逐一比对鉴定，335幅插图清晰展示。厘版本流传，解鉴定疑难。   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汉有刘向之“别录”，清有纪昀之“提要”，今仿其制“乃成针灸典籍考”。
   书目选择和版本鉴定一直是针灸医籍研究*薄弱的两个环节。我们历经十余年系统考察传世针灸医籍，力求厘清每一部书与前代及同时代相关书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系，及该书对后世相关书的影响，确立其在整个针灸学术史上的位置，以便对该书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准确的评价，揭示书籍的深层内涵。——黄龙祥 

《针灸典籍考》一书由黄龙祥教授撰著，本书收入60余种历代针灸古籍。黄龙祥教授在系统研读了现存数百种针灸古籍的基础上，对入选古籍除了传统目录学包含的书名、作者、版本内容的介绍外，还特别注重对原书体例、基本构成、采用文献特点、学术价值及其失误的考察，是其数十年来研究针灸文献的*成果。本书可为现阶段以及未来针灸医籍整理选目、选本提供学术支撑，起到工具书的作用，同时也为读者学习和研究针灸典籍提供参考。

黄龙祥，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针灸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重点研究室针灸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室主任；中国针灸学会针灸文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医针灸文献研究；中医学术史研究；针灸理论研究。对于针灸经典著作的版本鉴定、源流考察及学术影响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针灸名著集成》、《针灸腧穴通考》等学术专著；在针灸学术史研究方面，对研究方法、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写出针灸学术史专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并先后已出版了繁体字版、韩文版。《中国针灸史图鉴》一书先后出版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其代表作《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黄龙祥看针灸》《中国针灸史图鉴》《实验针灸表面解剖学》《中国针灸四大通鉴》《针灸腧穴通考》等，曾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华出版物（图书）贡献奖、“三个一百”科技原创图书奖，以及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翻译成英文、韩文、日文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序
针灸医籍研究的水平主要取决于书目选择与版本鉴定。由于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书目选择和版本鉴定一直是针灸医籍研究最薄弱的两个环节。为编撰大型针灸丛书《针灸古典聚珍》和针灸学术史专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笔者历经十余年系统考察了传世针灸医籍，从中选取了在针灸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或特殊意义的针灸医籍60多种，接着又往返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对所选书目逐一比对鉴定，在厘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现存最佳版本。全书收录清以前（包括清代）针灸医籍66种，共计90多万字（包括插图335幅）。本书的主要特点和创新有三。其一，书籍信息揭示的广度与深度。除了注重考察作者、书名、年代、版本、基本构成、编纂体例等书籍的外部特征外，本书更着力于考察其学术源流、学术价值，以及编纂失误等学术内涵。基本理念是：将每一书置于整个针灸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学术源流；在证据的辨析与采用上，不仅依据传世的古医籍，还结合有关针灸文物的考察（如针灸铜人、铜人图、明堂图在源流考察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以保证研究结论的严谨和可靠。力求厘清每一部书与前代及同时代相关书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系，以及该书对后世相关书的影响，以确立其在整个针灸学术史上的位置，以便对该书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准确的评价。从而使得《针灸典籍考》不仅可为现阶段以及未来整理针灸医籍选目、选本提供学术支撑，起到工具书的作用；同时也为学习和研究针灸典籍指点门径，赋予其针灸医籍精品“导读”的功用。其二，书目选择的代表性。书目的确定基于对传世针灸医籍的系统研读，和对针灸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所选书目，除了传世的针灸经典外，还有近年出土的文献，以及笔者新发现和鉴定的失传针灸典籍4种；版本类型包括刻本、抄本、辑本和出土简、帛、卷子本。其三，版本考察的严谨性。对收录的每一种书的版本鉴定都亲自实地考察，厘清传本、版本源流，解决了不少以往针灸医籍版本鉴定的疑难问题，并澄清了版本鉴定中的错误。黄龙祥2015年6月

在系统研究了古今中医古籍整理，特别是政府主持的古籍整理规划的成效之后，笔者发现古籍整理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传承经典，也能毁损古籍。如果对古籍整理的负面作用认识不足，相关的基础工作和研究水平跟不上，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抱着保护古籍的美好愿望在不知不觉中亲手断送了那些历经坎坷传承下来的珍贵古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下面让我们通过两个实例来初步了解一下这一问题。例之一，《针灸六赋》，中医书目均著录为“明抄本”，收藏此书的馆藏卡片更注明“附1557年”。1988 年被选入《中医珍本丛书》影印出版。而据笔者考察，此书尽抄自清代重刊本《针灸大成》，故其抄写年代不能早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不论从学术价值还是文献价值衡量，都不能称作“珍本”。这样的失误还不至于造成灾难性的损失，而由于现行中医古籍目录学研究方法的限制所导致的对同名异书误断，常常会对针灸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例如《重编医经小学》，乃日本吉田宗恂编撰，成书于1590~1610年间。而中医古籍目录皆将其作为明初刘纯《医经小学》的一种版本著录，甚至连国家图书馆也将此书的著者题作“刘纯”。1963年《针灸经外奇穴图谱》将所有出自《重编医经小学》的经外奇穴均标为出自刘纯的“《医经小学》”，从而使得所引用文献人为地提前了200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针灸工具书、所有的针灸教材、所有涉及经外奇穴的论文论著，毫无例外地皆受此误导，至今仍蒙在鼓里，毫不察觉。例之二，清代《针灸易学》，是20世纪80年代卫生部《中医古籍整理规划》的整理书目之一。因中医书目著录有嘉庆三年李守先自刻本，故整理者便选此本作底本，以“道光本”作校本。而据笔者考察，所谓“自刻本”实际是据“道光本”的重刻本，书商撤去许天锡道光二十七年序而伪充初刻本。如果说这样的失误还只是毁掉一本书的话，那么对于针灸名著《针灸聚英》整理所出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则波及甚远。该书的排印本是“以日本正保二年（1645）翻刻本为底本，参校嘉靖丁酉年（1537）刻本”（见该书“出版说明”。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该书重印时，撤去了这篇“出版说明”）。更令人不解的是，经笔者仔细对照发现此排印本文字既不同于“正保本”，也不同于“嘉靖本”，与其他任何一版本均不同。其改动、增补之处并不局限于个别字词，有的篇章中将篇名、正文、原按语均做了相应的改写，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了原书旧貌。由于《针灸聚英》对明以后的针灸书影响很大，而一般人又很难见到原本，于是今人校点明以后的针灸书，又均选用此排印本作他校本，做了大量的校改，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遗症。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实例仅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古医籍整理失误的冰山一角，更多更大的错误详见下文“古人失误——以宋代校正医书局为例”“今人失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失误举例”及附篇“中医古籍版本鉴定常见问题例说”。如果针灸古籍的整理都照这样的话，用不了多少回合，那些历尽磨难保存下来的针灸古籍即使不“面目全非”，也必定是“伤痕累累”，不论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多么美好，也不论我们投入了多少经费、精力和热情。要想少犯错误，不犯大错或低级错误，首先我们应当清楚为什么古医籍研究中出一个错误是如此得容易，而纠正一个错误却是那样得难？针灸古籍研究的基本问题有哪些？我们的薄弱环节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