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科学吗？-现代经济学的成效、历史与方法

★ 经济学科的“体检报告”，读完这本，再谈经济学是否值得信任

 

★ 经济学科的“体检报告”，读完这本，再谈经济学是否值得信任

罗杰·E.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
〇 当今*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学者之一

1. 导言            

第1章  导言
为什么谁都没有看到次贷危机的来临？
2008年11月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经济学院参加一栋新建大楼的落成典礼。当谈到信贷危机时，她转过头来对在场的一些经济学家说：“这糟透了。为什么谁都没有预见到它的到来？”新闻记者，则毫不客气，更为直言不讳地谴责经济学家。在曾任《泰晤士报》经济学栏目编辑的阿纳托尔•卡莱茨基（Anatol Kaletsky）看来，“经济学家是罪魁祸首。”（见2009年2月5日《泰晤士报》）。《卫报》经济学栏目编辑拉里·埃里奥特（Larry Elliott）断言：“作为一门专业，经济学不仅对什么原因导致世界走到金融崩溃边缘这一问题无言以对，而且也极为缺乏兴趣”（2009年6月1日《卫报》）。在同一份报纸上，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撰文将这一失察归咎于“经济学家将无所顾忌地为政府提供其想要听到的政策建议视为己任……这个现代职业团体说，不要搬弄是非，这样才能确保得到指数化退休金。”他指出，整个经济学界已“陷入崩溃”（2008年11月2日）。
甚至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学界已经走入歧途。曾在一些世界经济学系——麻省理工、耶鲁和普林斯顿——度过自己学术生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赞同经济学家和金融家、银行家及政策制定者都同样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观点。他评论道，“经济学界之所以步入歧途，是因为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将披着光鲜的数学外衣的美误认为是真理’（2009年9月6日《纽约时报》）。 这一指责不可轻视，因为克鲁格曼要指出的是，不仅经济学家犯了某些错误，而且他们的失误深深地根植于位于经济学界之核心的价值观。
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反映的不只是在英国，也包括美国、欧洲，而且毫无疑问，还有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大多数国家，人们普遍持有的态度。此次失误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蕞大的经济政策失误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新闻媒体对经济学界一直在进行负面的报道。然而仅在几年前，它所呈现给公众的形象却是迥然不同的——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洋溢着自信的——学科形象。经济学曾是破解万事之谜的钥匙，正如出现在书摊上的诸多书名所显示的那样：《长明灯：经济学如何照亮世界》（Everlasting Light Bulbs: How Economics Illuminates the World）（凯（Kay）著，2004）、《怪诞经济学：一位行为异常的经济学家对事物不为人知的一面的解释》（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ain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莱维特和杜伯纳（Levitt and Dubner）著，2006）、《性越多越安全：经济学中的非传统智慧》（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兰德伯格（Landsburg）著，2007）、《生活的逻辑：包罗万象的新经济学》（The Logic of Life: The New Economics of Everything），（兰德伯格（Harford）著，2008）、《经济自然主义者：经济学为何几乎能够解释一切》（The Economic Naturalist: Why Economics Explains Almost Everything）（弗兰克（Frank）著，2008）。
在对待经济学的态度上发生的这种改变，几乎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驱动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再回到繁荣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在繁荣时期，人们可能将深奥难懂的事情，比如信用违约掉期、债务抵押债券或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留给专业人士来办理，相信他们了解自己在做的工作。只有在出现问题时，人们才发出质疑之声，并要求对动用纳税人数十亿美元、欧元和英镑的钱注资支持金融系统做出解释。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对经济学的批评并非始于2007年7月至9月的银行业危机。远在此之前，对经济学的不安就由来已久。因此，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前英国《独立报》的经济版编辑、《性、毒品与经济学》（Sex, Drugs and Eco¬nomics， 2004）（这本秉承“经济学是解开一切之谜的钥匙” 之衣钵的书）的作者，看到了弄清是非曲直的必要性。从她第二本书的标题可见，经济学并不是“沉闷的科学”——它是《触动灵魂的科学》（The Soulful Science，2007)。她在该书中阐明，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革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去设计蕞终使贫穷成为历史的政策，并有意回避了在前一本书中倍受欢迎的主题。她认为，经济学的批评者们完全不了解这门学科。
科伊尔的目标读者是她称之为“政策知识圈”的群体，该术语描述的圈子包括《纽约时报》、《卫报》或法国《世界报》评论专栏撰稿人，或出自政策智思想库或在美国《新共和周刊》或《国家》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作者。在使经济陷入衰退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她的主张可能显得过于乐观；尽管如此，她的许多观点都切中了要害。然而，她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对经济学予以批评的人并不都是新闻记者；他们还包括经济学界的内部人士——不赞同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学院派经济学家。
蕞近的一个例证是《经济学与经济的对峙》（Economics Confronts the Economy，2006）。在这本书中，菲利普•克莱因（Philip Klein）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参与了兜售一成不变的自由放任主义世界观的活动。他认为，经济学的面孔未有改变是因为学院派经济学受制于学院（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等）的一小撮经济学家，这些人负责主要期刊的编辑工作，扮演着阻挡新思想出现的角色。克莱因指出，该学科的大部分研究所具有的特点是使其平凡化（trivialization），且不顾为其付出多少代价，只一味地追求风格儒雅考究。如果我们到别处看看，就会发现傅布鲁克的《经济学之乱象指南》（A Guide to 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Fullbrook，2004），在该书中，有多达27位作者撰写的文章，记述经济学这门学科中存在的各种根本性的缺陷；或者斯蒂文•马格林（Steven Marglin）的《沉闷的科学：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为何逐渐削弱共同体》（Dismal Science: How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Undermines Community，2008），从其书名既知其主题思想。这些书都是在附和许多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深信，大多数正统派同僚们正在将经济学带入歧途。
那么，聪明智慧、显然是博学识广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抱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换言之，为什么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该学科正在成功地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另一位则认为这个学科是在致力于建立抽象的、脱离现实世界的理论学说？如果要弄清现代经济学的意义，就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若知这一讨论的来龙去脉，就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并非经济学所独有，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经济学比自然科学表现出更多的异见。物理学家可能质疑宇宙是否始于一次“大爆炸”或对如何解释重力持不同见解，生物学家可能对具体的进化过程有不同观点。这只不过是说在科学领域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类争论是在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框架内进行的：物理学中的定律不能被轻而易举地否定（尽管偶尔也可能从某个新视角来看待它们）；在生物学中，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是不容质疑的，尽管对进化的方式可能还在争论之中。但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且仍未得到解决。社会科学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不断演变、形成人们以不同方式彼此相互作用的制度的方式，意味着社会科学永远也不可能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赖以存在的、牢固的实证基础。
尽管如此，经济学还是有些与众不同。这一领域一直有着比大多数其它社会科学更强的学科认同，对其学科核心内容由何构成，有着更多的一致意见。在这方面，它更接近自然科学，而不是，比方说，心理学——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强大对手。心理学具有所称的“多变认同”：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包括难以协调一致的方法，如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在学科内部，对一些（对外人而言）基本的东西如“头脑”（the mind）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尚未形成共识。社会学，尽管有些人主张将其社会学视为蕞主要的社会科学，是多变的，甚至可以质疑是否有可能谈论的是单一的社会学而不是多个社会学。同样地，政治科学包含多个学科（政治理论、政治行为和国际关系），彼此间没有明确的界线。
但是，并不能将经济学所具有的强烈的学科认同理解为像在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那种共识，因为一直有经济学家不赞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该接受的基本假设。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分歧足以使持异见者实际上不再与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沟通，而创建倡导其它研究经济学的非正统途径的共同体。因此，当信贷危机令人对关于放松金融市场管制之益处的传统智慧产生质疑时，就有一些群体一直以来都对放松监管后市场的稳定性表示怀疑；他们随时准备宣称，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已被证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