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发展权法治保障研究

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一、研究背景
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之一。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就一直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就人类的自我价值而言无非有两个：一是生存；二是发展。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人类就难以维持生存。在生存权得到保障后，人们必然谋求发展。在生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生存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基本态势。人是天地之精英，万物之灵长。作为世界主体的人的发展不仅是世界发展的核心，也是其发展的终目的，“人的发展既包括人自身的发展，也包括为人的发展而提供各种条件。”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每个人及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的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追求的革命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归宿和落脚点”。
马克思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将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提供准备。百川归海，社会发展终将迈向真正的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作为主体的人只有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后，才能使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只有每个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社会才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目前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两层含义。具体来说，我国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在理论上予以总结和提出的，但实际上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从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我国实质上就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此阶段，如何将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横亘在新中国领袖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重大难题。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期，为了使我国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国家采取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发展战略。这种“城乡分治”是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为目的的，实行的是“挖农补工”政策，“采取农业集体化、公社化和计划控制、统购包销与户口管制等手段，使农业失去了土地所有权、生产自主权、农产品支配权和流动与择业自由，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成了‘二等公民’。”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关系是以牺牲农村的利益，剥夺农村的发展权来支撑城市的发展。”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和农村发展“两张皮”，早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初始阶段，著名学者梁漱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将农民严格限制在农地上，使农民完全过着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在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群虫，收工一窝蜂”就是农民主体性被漠视的生动写照。
农民被严格禁锢在土地上会导致一方面农民作为农村建设的主体其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遏制；另一方面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其人格权、财产权、平等受教育权、自由迁徙权等各种基本人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废除和社队所有体制的改革，农民的经营自由权和财产权得到了一定保障，为农民主体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民的就业发展权，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萌生和推广，使得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力，很大程度上在农村基层社会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农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对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治自理，激发了农民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公共意识等公民意识，农民的主体性获得了很好的发育。家庭联产承包、村民自治、乡镇企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对激活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实现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使中国农业发展迎来了春天。

然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的逐步显露，农村经济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落差效益也逐步耗尽。由于深层次的农村制度供给未能及时出台，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叶，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集中表现为农地抛荒现象严重，农村经济出现严重滑坡。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疾呼“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可谓当时农村社会和农民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随着众多有良知的学者的呼吁，党中央日益认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农”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瓶颈”。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雄伟目标已迫在眉睫！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意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从2003年到2013年，党中央先后10年以“中央一号”文件求解“三农”问题，彰显党和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在我国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也是确保我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终实现国家层面的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激发了亿万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新农村建设10年来，农村社会发展焕然一新。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取消农业税，一个在中国存在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中国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再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终结，标志着我国将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三农”问题，包括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从农民发展权角度而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推进，意味着我国农民将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将平等享有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果。
新农村建设虽然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由于中国农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新农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党和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平等发展权的保障提供了政策基础，为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指明了方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发展权保障问题。农民在生存权得到保障后，必然谋求发展。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下，如何实现农民发展权的保障，促进农村和农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成为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研究目的和价值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也是农村公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业生产领域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意味着社会的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意味着作为我国公民群体的农民自身发展也从低级走向高级，意味着农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出了具有实际价值具有标志意义的关键一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确定的宏伟的国家发展目标。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呈现“两张皮”，农村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瓶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关键在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赋予和落实农民平等发展权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发展权保障问题。保障农民发展权，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对于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乃至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本书研究目的
1通过对农民发展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权利构成、价值定位等的分析阐释，建构农民发展权的基本理论体系。农民发展权作为农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农民在生存权获得保障的基础上追求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尽管近年来，学界对农民发展权进行了一些阐释，但农民发展权的基本理论体系尚未建构起来。本书的目的首先旨在建构农民发展权的基本理论体系。
2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探讨农民发展权的子系统的权利体系和具体法治保障机制。农民发展权是一项母权利，是一个综合权利体系，具体包含农民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文化发展权和社会发展权。农民发展权子系统权利保障的内在机理和运作机制如何？本书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力图对农民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文化发展权和社会发展权的具体的法治保障机制进行探索。
3本书研究有助于为农民发展权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路径。农民发展权法治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包括各系统的权利保障。由于农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权具有各自的特性，其法治保障机制当然具有个性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发展权作为一个整体性人权，其法治保障又具有共性的路径。如主体意识在农民发展权实现中的地位和机制，如何通过法治保障激活农民主体意识、激励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从而为农民发展权的实现提供内驱力？又如，政府作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如何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实现？政府如何为农民发展权的实现提供权威推动？本书既要探索农民发展权子权利系统的法治保障机制，更要探索和建构农民发展权整体保障和实现的法治化路径。
（二）本书研究价值
1理论价值。
(1)通过对农民发展权的基本理论分析，对农民发展权的内涵和外延、法理基础和理论逻辑进行研究，丰富和发展现有发展权和农民发展权理论。由于农民发展权理论研究目前处于零星、零碎的阶段，本书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农民发展权的基本理论和保障的法治路径，必将较为有力地丰富农民发展权理论。
(2)通过对农民平等发展权的分析，拓展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的研究视域。平等权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将平等权和发展权有机融合，并且共同置于农民权利研究的理论视域，必将拓展和深化公民平等权研究的理论视域。
(3)本书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农村法治理论研究。农村法治问题研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农村法治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法治化、农村社会纠纷的法律解决机制以及农村社会治安等问题。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的时代主题下，如何利用法治手段促进和保障农民发展，保障农民发展权，成为社会主义农村法治研究的重大课题。
(4)本书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基础理论研究价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因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发展权的保障和实现。农民发展权理论的探讨必将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
(5)农民发展权问题也是农民实现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本书研究对于在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农村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科学发展，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理论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实践。农民发展权理论研究必将在农村发展视域丰富和拓展科学发展观理论。
2实践价值。
(1)农民发展权研究有利于促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农民发展关键在于发挥农民主体性，激活农民的主体意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也在于农民的主体性发展，在于农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本书在分析农民发展权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民发展权实现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通过激活农民主体意识发挥农民主体性从而实现农民发展权的基本路径。
(2)本书研究将有助于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农民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制约农民发展的重要“瓶颈”，实现农民发展权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本书研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制约农民发展权实现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机理、影响以及破除路径。此外本书研究成果还为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法治建议，必将有助于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农民发展。
(3)本书研究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重大“瓶颈”。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将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离不开政府有力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支持，但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发展，在于农民发展权的实现。因为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因此，本书所提出的农民发展权实现的法治路径将有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两极中的一极——农村的发展，从而将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现。
(4)本书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农民权利保障问题，而农民权利保障的核心是农民发展权的保障问题。本书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的“牛鼻子”问题——农民问题，以发展权的视角加以审视。本书对于农民发展权问题的理论探索和法治化对策必将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积极的对策和措施。
(5)本书研究将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在建设。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力量。保障农民发展权，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农民发展权研究对于亿万农民的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