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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949052丛书名: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国内套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丛书。该成果的问世，中国文学史将面临改写，强调回到中国民国时期的历史本身，揭示中国现代作家自己经历的历史故事，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具有全新的开拓意义。
《民国社会场域中的新文学选本活动》一书专题研究民国文学时期的文学选本现象，论著认为，正是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情境形成了当时的文学选编条件和选编方式，透过这些选本，我们也可以发现历史对于文学场域的各种影响，从而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剖析文学发生发展的诸多奥秘。
绪论………………………………………………………………………（4）
一 民国时期活跃的新文学选本活动……………………………（4）
二 新文学选本与民国社会场域…………………………………（8）
章 选本活动与新文学场域 ………………………………（18）
节 跟踪和引导创作的选本 ………………………………（19）
一 年选、年鉴等跟踪性选本 …………………………（20）
二 引导创作的选本 …………………………………………（25）
第二节 具批评、发现功能的选本 ………………………………（31）
一 选本批评和作家、文体风格论 …………………………（31）
二 发现和推举新进作家的选本 ……………………………（37）
第三节 选本运作与新文学的经典化 ……………………………（41）
一 选本与新文学小说的经典化 ……………………………（42）
二 选本与新文学散文的经典化 ……………………………（45）
三 选本与新诗的经典化 ……………………………………（49）
四 选本与话剧的经典化 ……………………………………（52）
第二章 场域交叠：小品文、幽默文选本 ……………………（56）
节 小品文选本热 ………………………………………（58）
一 周作人、林语堂与小品文选本热 ………………………（59）
二 国文教学与小品文选本 …………………………………（66）
第二节 幽默文选本热 ……………………………………………（71）
一 林语堂、论语派与“幽默”风潮 ………………………（72）
二 选本和选文：多歧的“幽默” …………………………（77）
第三节 社会背景和读者背景 ……………………………………（83）
一 现代都市与知识型读者…………………………………（183）
二 社会政治及其反映………………………………………（88）
第三章 国家任务：“戏剧抗战”与选本运作 ………………（94）
节 抗战戏剧选本的繁盛及背景 …………………………（96）
第二节 选本活动的主体与地域特点 ………………………（109）
一 国民党官方的运作………………………………………（109）
二 个人和民间团体的运作…………………………………（113）
三 选本的地域分布…………………………………………（118）
第三节 选目分析：体裁、题材与风格…………………………（121）
一 独幕剧、街头剧、报告剧………………………………（122）
二 主导性题材和风格………………………………………（127）
三 播音剧、儿童剧、喜剧、浪漫剧 ……………………（131）
第四章 政党意志：解放区的文学选本运作 …………………（136）
节 “鲁迅方向”与“《讲话》方向” ……………………（136）
一 鲁迅选集的运作和出版 ………………………………（137）
二 解放区文学的选本 …………………………………（140）
第二节 周扬对解放区文学的遴选和总结………………………（145）
一 从《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46）
二 厚此薄彼：以赵树理与孙犁为例………………………（151）
三 典范与规训：周扬选本运作的文学史影响……………（155）
第三节 组织化控制与政治性功能………………………………（158）
一 组织化控制与运作 ……………………………………（158）
二 政治教育与社会动员……………………………………（164）
第四节 凸显与遮蔽：选本内外…………………………………（169）
余论 未尽的课题…………………………………………………（178）
参考文献………………………………………………………………（183）
后记……………………………………………………………………（187）
中国是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选本传统的国度，《诗经》即可视作现存早的文学选本，此后的《世说新语》、《文章流别集》、《昭明文选》等都是。唐代以后，选本更是大盛，代必有作层出不穷，据统计，仅仅是唐诗的选本就有600余种。梁代萧统在《文选序》中说：“自姬汉以来，渺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泰半难矣！”这其实是说明了选本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作品数量的累积和猛增相应地产生了保存作品及为读者筛选佳作的需要。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报纸、期刊的发达和出版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基础教育的扩张以及肇自晚清的以小说“新民”或启蒙民智的主张的流行，终致中国现代的文学生产开始以几何级数增殖。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新文学”，也借助现代出版、传媒的便利条件而迅猛成长。文学生产的激增自然也促成了选本活动的活跃。但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新文学“选本”的界定应该不完全同于对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界定。邹云湖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选本时认为：“选本的界定必须具备目的性（有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限定性（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性（根据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进行选择）、群体性（后以作品集的形式出现）。”这四种界定“标准”如果用于中国现代文学，显然是很不完备的，因为没有强调选本这种现代出版物作为二次媒介的特性，容易将一些属首次发表性质的多人合集也算作选本。因为报纸、期刊的发达，新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以报纸、期刊为首次发表载体，然后才被筛选和结集成选本。这不同于古代没有报纸、期刊作为首发载体时的情形。
中国的“新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先行”的东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知识分子们以中国古典文学和晚清民国以来盛行的“鸳鸯蝴蝶派”、“黑幕派”等旧派文学为对手而刻意提倡与鼓吹的，实际的创作实践要滞后于理论鼓吹。换言之，“新文学”具有鲜明的“预先设计”的特征，这就导致其“运作”的特征十分鲜明，这也反映到了新文学的选本活动之中。新文学家们深知中国读者对选本的信仰，于是很早便想到要主动地用选本这种方式来推介和传播新文学。还在鼓吹新文学运动的当口，胡适等人就意识到要想让新文学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好的办法就是将它输入中小学国文课本之中，借中小学教育普及的力量来推广新文学。在此思路之下，新文学界中人沈仲九、孙俍工联手于1922年推出了市面上早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初中国语文读本》，其中已大量选录新文学作品。而更早之前，叶圣陶在江苏吴县甪直高小担任国文教员期间自编的国文教材里就已选用了胡适的《一颗星儿》、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三弦》等新诗名作。另外，1921年，朱自清和叶圣陶同在杭州教书，有一晚两人谈起新诗之盛，均“觉得该有人出来淘汰一下，印一本诗选，作一般年轻创作家的榜样”。可见，希望通过选本运作来推进新文学乃是新文学家们共同的愿望。
除了以“选”促“作”这种动机，还有以“选”促“读”，以“选”为“评”，以“选”来总结新文学等多种动机，在在显示了新文学界中人的自觉和努力。徐培仁就表示了要用选本来加强对于新文学发展的引导的宏愿：
这几年来中国的文艺界似乎很发达了：你看，这些红红绿绿的新书，眩人耳
目的在玻璃窗上摆着，一间一间的小书店也顺应潮流地开着，总而言之：穷人想
捞几个钱，所以天天在埋头著作，店老板想发财，也不怕麻烦的与他们互相周旋，
结果弄得文艺界成了一团糟。
这般自称为文学家的人究竟对于社会有些什么贡献？有的是发牢骚，有的是
骂人，有的是抄袭，有的简直是无聊，这实在使人失望极了。这些五花八门的小
说仿佛是无数的磁石，把一般苦学生袋中的买花生米省下的几个零用钱，都用力
的吸收进去，然而结果，只使他们脑里留下一个乏味，销沉的印象。他们没有多
大的辨别力，一看了关于恋爱的书就倾囊倒箧的买，拼命的买，于是乎作家写恋
爱文，老板卖恋爱稿，只要讲恋爱，大家就满意。……
我用公正的态度，和冷静的眼光，在此谨慎选下这六篇短篇小说。我对于这
六个作家都没有一位认识，自然也不至于有何偏护，除此六篇以外，想必还有许
多许多杰作遗漏，但我个人一时力量有限，待来日发见佳著后，当另行介绍。
在众多重视和参与选本活动的新文学家中，鲁迅是较重要的一位。1925年，鲁迅意识到新文学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希望有几个“选家”出来做新文学作品的编选工作，以免因无人收集无名作家的个别优秀作品而使其淹没消失于文坛。他说：“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达夫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介绍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鲁迅特别重视选本在保存文学文献、推举无名作家和将优秀作品推介给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后来，他针对选本问题还写过《“题未定”草（六）》、《选本》等好几篇文章。鲁迅认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这是道出了选本的文学理论、批评属性以及选本的文学史影响力。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亲自编选或参与运作了《鲁迅自选集》、《鲁迅杂感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草鞋脚》等新文学选本。
钱杏邨也是一位热心于选本活动的新文学家，以他编选新文学选本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而言，可以被誉为杰出的新文学选家。他在1934年先后写了《论文选》、《“选本”》两文，一方面表示“选文是一件盛事，也是一桩难事”，呼唤“把选文当作和写作一样重要严肃的选家”，一方面又针对“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的选本现象提出“补救”之策，即“刻苦的对选本下一番批判挑选的工夫，不断的督促和清算，这责任应该由批评家担负起”。钱杏邨不仅思想认识上重视选本的效果，还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投身于选本活动。他曾以阿英、戴叔清、钱谦吾、阮无名、魏如晦等多个笔名或化名编选出版了《语体应用文范本》（1929）、《语体文学读本》（1931）、《模范日记文选》（1931）、《语体小品文作法（及文范）》（1931）、《白话书信文作法及文范》（1932）、《模范书信文选》（1933）、《日记文学丛选（语体卷）》（1933）、《模范游记文选》（1934）、《现代名家随笔丛选》（1933）、《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1936年中国独幕剧集》（1937）、《抗战独幕剧选（初集）》（1937）、《现代名剧辑选》（1941）等多种新文学的选本。它们或面向中学生，或面向新文学界，对于新文学起到了文献保存、经典化、文学批评等方面的作用。
此外，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凌叔华、沈从文、巴金、老舍、丁玲、王统照、夏丏尊、赵景深、孙席珍、徐霞村、靳以、张天翼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都曾参与过新文学选本活动。具体说：康白情、卢冀野、陈梦家、赵景深、孙俍工、朱自清、孙望、常任侠、闻一多、王梅痕等诗人加入了编新诗选本的队伍，洪深、熊佛西、阿英、于伶、胡春冰、赵铭彝、马彦祥、刘斐章、沈蔚德、吴英年、张昌焕、欧阳予倩、张庚、董每戡、葛一虹、舒非等众多的戏剧家加入戏剧选本的运作，赵景深、谢六逸、茅盾、郑伯奇、孙俍工、夏丏尊、林徽因、徐霞村、邵荃麟、李辉英、葛琴、徐培仁等多位小说家参与了小说选本活动，曹聚仁、赵景深、孙席珍、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林荫南（洪灵菲）、陆晶清、聂绀弩、葛琴等则成了散文小品的选家。总之，因为共同的对于新文学的热爱和责任感，新文学作家们都乐于参加新文学的选本活动。
有眼光的出版家们也很注意挖掘新文学这个出版富矿。赵家璧就是这样一位有文化眼光和抱负的出版家，他先后为良友图书公司策划出版了《短篇小说选》（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1936）等多种新文学选本。他在《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的《前记》中说：
每逢看到日本改造社编的文艺年鉴，O’brain编的英、美小说年选以及Mantle
编的戏剧年选，在圣诞节放在外国书铺的橱窗中，常常会不自禁的想到咱们中国：
纵使我们所得的成绩在质量上都比不上人家，但是每年有这么一本选集，藉此看
看一年来的收获，作为以后比较的标准，对于今日的中国文坛，也许不算是一种
奢望吧！……
他受国外文学年选图书出版盛况的刺激，萌生了编新文学年鉴或年选的想法。他发现，由于文艺刊物的编辑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总是能够早发现优秀作品的人，而在同类刊物中，他们也是善于发现新人新作，沙里淘金的；如果能够约请较多的文艺编辑来参加评选，并且不以自己所编的刊物为限，再加上一部分著名作家，那么，这样的评选队伍，就可能评出面广质高、比较公正的好选本。于是，在一次由上海的文艺杂志编辑们参加的沙龙式的茶余闲谈中，他提出此编辑设想。“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于是赵家璧约请了在上海的巴金、靳以、王统照、黎烈文、张天翼、萧乾等作家和杂志编辑，在天津编《大公报·文艺》的沈从文，在编《武汉文艺》的凌叔华，在广州编《东西南北》的洪深，在福州的郁达夫，还有在上海的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郑伯奇、鲁彦、丁玲，在青岛的老舍，在北平的朱自清和林徽因，在日本的郭沫若，共同完成《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的编选工作。
赵家璧为辉煌的新文学选本策划活动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丛书的成功让他信心倍增，一直怀着续编下去的念头。当时茅盾、蔡元培等人也都将《中国新文学大系》当作辑，对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出版计划，大家都认为不应到此为止。但当时着重考虑的是第二辑的选稿年限，下限应放到哪一年呢？由于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续编计划迟迟不能实行。在抗战时的重庆，赵家璧也曾作过一番设想：先编第二辑呢，还是先编抗战八年的第三辑？考虑到抗战时期的文艺书刊，不论解放区或国统区，极大部分都用当地产的土纸印，如不及时编选，极难保存，因而大家赞成先编后者。郭沫若、老舍、叶圣陶等七位著名作家都答应担任编选，茅盾还把《小说集》的选目都给了赵家璧。这套《抗战八年中国新文学大系（8册）》于1945年签署编选合约，分别是：《短篇小说集》（茅盾编选）、《散文集》（叶圣陶编选）、《报告文学集》（老舍编选）、《诗集》（李广田编选）、《理论集》（郭沫若编选）、《戏剧集（两册）》（洪深编选）、《史料集》（梅林编选）。但因良友图书公司出现股东纷争而停业，这套丛书后未能出版。
除了上述对于新文学具有感情和责任的新文学家、文学史家、出版家和教育家（如谭正璧、钱公侠、杨晋豪、汪倜然），更多的编选者则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把新文学选本当作商品推销给社会读者。当时比较活跃的频频推出新文学选本的有少侯、沈仲文、陈思、王定九、姚乃麟、俊生、施瑛、徐逸如、路汀、储菊人、薛时进、张立英、罗芳洲、何须忍、筱梅、徐沉泗、叶忘忧、唐宗辉、张均、巴雷、朱绍之、陈磊等人，他们或者与新文学界中人有某些渊源，或者就是出版商雇佣的职员，热衷于背着作家们炮制各种新文学的作品选本或作家选集以牟利。对于数量不菲的这些盗版、偷印性质的新文学选本之价值我们也不能低估。贾植芳先生曾说：“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它漫长的三十年历史过程中，曾不断出现各种各类的作家作品选本，或由作家选定，或由书肆主人代厄，真是五色杂陈，种类繁多。由于我们的现代文学，是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作为它的创作和理论的总主题的，因此遭到旧中国各式反动统治者的忌刻和仇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文学和进步文学，更被那些愚昧而野蛮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它不容于旧社会的高等学府。回顾历史，我们更觉得那些在旧中国书籍市场上出现的各式中国现代文学选本的重大意义，即或那些由书肆主人代选的出版物，被人称之为‘盗版书’的选本，从作为传播新文学新思潮的媒介力量这点说来，也是值得称道和纪念的。而这些选本，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以一般社会为对象，当时没有可能为大学的现代文学课程编一套教材性的选本，这就是历史的限制和不幸。”
由于新文学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盗版书商们的共同努力，凭借现代便利的印刷出版条件，大量的新文学作品选本和作家选集被推出，其数量当在四百种以上，其形式和种类丰富多彩：有各种体裁的选本，如诗歌选、小说选、戏剧选、散文选、小品选、游记选、日记选、小诗选；有文学社团或流派性、潮流性的选本，如《新月诗选》、《幽默文选》；有某个刊物的作品选集，如《论语丛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有作家的个人选集，如《鲁迅自选集》、《鲁迅杂感选集》、《沫若自选集》；有以某种题材或主题为依据的选本，如《新体情诗》、《恋歌》（诗选）、《历史小品集》、《抗战文艺选》等；有地域性的选本如《解放区短篇创作选》、《解放区独幕剧选》等；也有“女作家”、“青年”、“名家”、“新进作家”等名目的选本，如《女作家诗歌选》、《全国青年创作小说精华》、《现代名家随笔丛选》等；更有及时跟踪创作的“年选”、“年鉴”之类，如《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1934年中国文艺年鉴》等等。这些选本在发现和推举优秀的新文学作品和作家，检阅和批评新文学创作情形，梳理新文学历史，对新文学作家和作品进行经典化以及扩大新文学的社会传播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这套教材由上海民智书局于1922年8月出版、三册，1923年1月出版第二、四册，1923年3月出版第五、六册。
参见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朱自清：《选诗杂记》，《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徐培仁著有小说《一个漂泊者》、《一个菲律宾妓女的日记》、《生之欲》等，另有译著多种。
徐培仁：《编者的几句话》，徐培仁编：《中国近代短篇小说杰作集》，上海三民公司1928年12月初版。
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38、139页。
阿英：《论文选》，《阿英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页。
阿英：《“选本”》，《阿英全集》第4卷，第48页。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8月初版，1933年2月第三版。分“日记”、“小品”、“书信”三编，其中大部分选目都是新文学作品，如郭沫若《小品六章》、叶绍钧《藕与莼菜》、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周作人《苍蝇》、鲁迅《鸭的喜剧》、俞平伯《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丰子恺的《儿女》、凌叔华《登富士山》，等等。
署钱谦吾编，上海南强书局1931年1月初版，1934年2月二版。全书分三编，其中第二编为外国小品文范，第三编为中国新文学小品文范，收录鲁迅小品文3篇、周作人小品文4篇、郭沫若小品文4篇、谢冰心小品文3篇、落华生小品文6篇、叶绍钧小品文3篇、苏绿漪小品文4篇。
署钱谦吾编，上海南强书局1932年3月版，其中收有周作人《山中杂信》（六则）、谢冰心《寄小读者》（四则）、鲁迅《厦门通信》（三则）、郁达夫《海上通信》（三则）、陈西滢《西京通信》（四则）、徐志摩书信（二则）等新文学作品。
仅仅为编《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2月版）一书，赵家璧就调动了茅盾、老舍、叶圣陶、丁玲、萧乾等十九位著名作家参与选文。
有诗集《遗赠》，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版。
赵家璧：《“第二个十年”》，赵家璧：《书比人长寿》，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8页。
贾植芳：《简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本》，《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幽默”作为一个外来词，本就极难翻译和界定。林语堂说：“humour本不可译，惟有译音办法。”“华语中言滑稽辞字曰滑稽突梯，曰诙谐，曰嘲，曰谑，曰谑浪，曰嘲弄，曰风，曰讽，曰诮，曰讥，曰奚落，曰调侃，曰取笑，曰开玩笑，曰戏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恶作谑，曰旁敲侧击等。然皆或指尖刻，或流于放诞，未能表现宽宏恬静的‘幽默’意义，犹如中文之‘敷衍’、‘热闹’等字亦不可得西文正当译语。近者为‘谑而不虐’，盖近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一，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单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二，幽默非滑稽放诞，故作奇语以炫人，乃在作者说者之观点与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视世察物，必先另具只眼，不肯因循，落入窠臼，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以其新颖，人遂觉其滑稽。”在别处，林语堂又承认：“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当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只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
幽默即便在西方也有广义和狭义的用法，但林语堂提倡的是狭义的幽默，是与讥讽相对的。他在《论语》第6期《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中总结《论语》已出的5期，感叹“似乎多讽刺，少幽默”。他主张幽默的本意是“忠厚”，要少骂人，少谈政治，不必为政治“杀身以成仁”，“应该减少讽刺文字，增加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如游记、人物素描之类”。他重申：“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他之谓“幽默”，乃“俏皮到了冲澹含蓄而同情地，便成了幽默”。在《宇宙风》创刊号卷首，林语堂发表《无花蔷薇》一文表明其办刊趣味说：“鲁迅先生讽刺的好的文章，虽然‘无花’也很可看。但办杂志不同。杂志，也可有花，也可有刺，但单叫人看刺是不行的。虽然肆口谩骂，也可助其一时销路，而且人类何以有此坏根性，喜欢看旁人刺伤，使我不可解，但是普通人刺看完之后，也要看看所开之花怎样？到底世上看花人多，看刺人少，所以有刺无花之刊物终必灭亡。”这里，他提倡“花”而不是“刺”，提倡“幽默”而不是“讽刺”。苏渊雷也持林语堂式幽默观，视幽默为不同于讽刺的另一类型。他论“幽默小品”说：“白眼看世，若有所感，不可庄语，诙谐杂出。或言外寄讽，或笑中含泪，要在寄予同情，出以妙语。史迁称‘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此其佼也。近人林语堂盛唱幽默，得风气之先；惟末流趋于谩骂，斯乖风旨耳。”又论“讽刺小品”说：“上政不臧，下民以刺，风雅侵声，变音以起。至叔季末俗，下流难返，非加重砭，未足警顽。讽刺文学，未可废也。视彼幽默，又稍异趣：一如橄榄，回味清严，一似姜桂，老而弥辣。近人鲁迅，擅胜场。”他这里明确将“幽默”与“讽刺”区分开来，以林语堂和鲁迅为各自代表。
林语堂：《答李青崖论幽默译名》，《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林语堂：《论幽默》，载邵洵美编选：《幽默解》，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36—37页。
林语堂：《编辑后记》，《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
林语堂：《无花蔷薇》，《宇宙风》创刊号，1935年9月。
苏渊雷：《小品妙选·自序》，世界书局1934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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