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949076丛书名: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国内套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丛书。该成果的问世，中国文学史将面临改写，强调回到中国民国时期的历史本身，揭示中国现代作家自己经历的历史故事，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具有全新的开拓意义。
说明 …………………………………………………………………………………2
绪论 …………………………………………………………………………………3
上编 现代教育：文学理论学科化的体制基础 11
引言：学科化与知识生产的现代模式 11
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 12
节 废科举、兴学校：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教育改革 12
第二节 西学东渐：象征资本的转移 17
第二章 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文学知识的重新定位 23
节 晚清民初的学制演变 24
第二节 文学的重新定位和价值重估 29
中编 新知识群体：文学理论学科化的人力资源 35
引言： 变局中的文化空间和知识主体 35
第三章 文化空间的变化与现代知识主体的产生 36
节 现代文化地理在中国的形成 36
第二节 游历：空间变化中的经验与叙述 37
第三节 他者体验：感知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59
第四章 学院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新知识群体的聚集整合 64
节 人文教育理念的现代化…………………………………………………66
第二节 现代学术团体的发展……………………………………………………69
第三节 暑期学校与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73
第五章 现代交往空间中的知识主体 76
节 知识活动与交往空间中的地缘纽带……………………………………77
第二节 北大文科与浙籍留日学人群体…………………………………………78
第三节 《新青年》与浙籍留日学人群体…………………………………………81
第四节 北京文化圈与浙籍留日学人群体………………………………………83
下编 教材与核心词汇：文学理论学科化的学术载体 85
引言：知识的合法化与代际传播 85
第六章 文学概论教材的形成与发展 86
节 从翻译到自撰 86
第二节 从文言到白话 93
第三节 理论移植与经验填充 101
第七章 “文学”：核心词汇的意义演变 112
结语 124
参考文献 126
绪论
本书所谓“文学理论的兴起”，包含多重含义：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是谓学科的诞生；二是兴起了输入和移植各种外来文学理论的热潮，是谓理论输入的勃兴；三是文学理论取代传统文论成为现代中国主要的文学知识形态，是谓新的知识形态和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产生；四是文学理论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谓文学理论之社会文化价值的增长。换言之，晚清以来几代学人经历和参与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现代性的知识建构，它同时拥有两种历史，即作为专业知识的历史和作为社会话语的历史。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尽管此时的学科分类和课程设置还明显打上了传统知识形态和儒家意识形态的烙印，但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理念的影响已正式见诸官方教育文件，并开始尝试制度层面的实际操作。中国文学知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理论的学科化，也正是以此为起点。同时，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这一政治文化实践的产物，这意味着现代学科建制以及作为一种现代知识的文学理论，一开始就与中国社会对现代政体、现代政治文化伦理的探索结下了不解之缘。现代学科体系和现代政治文化，这两大基因奠定了此后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总体形态。因而考察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过程，就如同打开了一份厚重的知识档案。
一
文学理论的学科化过程是在两种历史的绞缠中展开的。
文学理论成为专业性学科，是现代性分化原则作用于知识领域的产物。西方先于中国经历这一过程。在中国，文学理论作为专业知识的身份是在西学介入和传统文论式微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无须讳言，它在成立之初就是一门西化学科，并非本土文论自发演化的结果。清末民初之际，仿效西方模式发展出来的现代高等教育和学术建制，通过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全面重构了中国的知识体系，形成当时所谓“新学”的体制性基础，文学理论依托于这一体制走上专业化、学科化的道路，并成为“新学”的一个分支。
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是文学理论学科形成的标志。1913年的《*公布大学规程》已列出“文学概论”这一课程名录，但未列入中国文学科，而是外国文学科下设的课程，可见是对西方课程体系的仿效。1917年，北京大学开始讨论在中国文学科开设“文学概论”，但据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记载，直至1920年这门课程才真正进入大学课堂，当年讲授这一课程的教师是周作人。也是在这一年，留美归国的梅光迪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届暑期学校开讲文学概论课程。课程开设促使教材编选被提上议事日程，早期的文学概论教材，要么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影响较大、传播较广的有美国人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日本人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等；要么是中国学者借鉴、模仿其框架体例编写而成的，如刘永济的《文学论》、田汉的《文学概论》等。早期文学概论课程的讲授者，也大都有留学经历，无论取道日本还是直抵欧美，他们的知识结构显然都经过了西学的重塑。
学科建制、课程开设过程、早期师资构成以及教材使用情况，都显示西学影响对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强调文学理论的现代属性、西学属性，并不是说它像社会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一样完全是移植的，在本土传统中没有相关资源，相反，有关文学的知识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因而如何处理传统与西学的关系，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也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构中自设的基础命题。在文学理论作为专业知识的历史中，有着大量关于中西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学理性思考。
在中国，文学理论同时也承袭了传统文论作为社会话语的身份，并从西方资源中为这一身份找到合法性依据。社会话语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主体对重要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表述，而且通过这些表述形成了被普遍接受的、相对稳定的术语、概念。在作为社会话语的历史中，文学理论深度卷入了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实践，参与了新文化的建构，参与了对国家、民族出路的探索，甚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份。自晚清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一次重要的社会文化变革，文学理论都不能置身事外。或是主动参与或是被动卷入，文学理论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学术之外的权力，当然也承受了学术之外的负荷和责难。在很多时候，中国文学理论作为社会话语的重要性遮蔽了它作为学术话语的专业性，对学理的尊重让位于对立场的表达，这使得文学理论学科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建立或坚持学术规范，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积累。
这两种历史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地分头发展，而是相互介入、相互塑型。概念、术语的形成演化，学术资源的选择，以及学科体制的建构，本来都属于文学理论作为专业知识的历史，但文学理论作为社会话语所担负的功能也对这些历史过程发生实际影响。比如“新文学”“新诗”“审美”等概念的产生，西方文艺思潮和学术著作的输入、译介，文学理论在现代文学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左翼文学理论对“现实主义”的征用，不同理论体系的分歧和论争，就是在两种历史的纠葛中成型的。面对这样的历史，知识社会学的思路或许能够为我们的学术史考察提供一个有效的叙述模式：专业知识和社会话语之间形成的张力主导着百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既使文学理论成为一个思想活跃、信息量丰沛的知识领域，也使文学理论对自身的定位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学理性问题。在多重压力之下，角色焦虑、身份错位几乎是百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常态。
二
置身两种历史之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长期遭遇来自道德、传统、西学以及持续变化的学科理念等多重压力，时常陷入伦理的困境和学理的困惑，并体现为知识建构上的混乱和缺乏自主。
（一）道德困境：社会伦理与学术伦理的分裂和博弈
在前现代中国，文论并不是作为一门专业知识而存在的，它衍生于意识形态话语，是社会文化伦理的核心支撑，也是知识群体表达政治意见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传统文论在阐述文学主张的同时也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传统文论自设并遵循的内在的知识原则与社会对这种知识的要求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没有分裂。“经世致用”即是对这种状况的经典表述。彼时，知识群体面临的压力通常来自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的冲突，这是一种是善恶分明的负面力量与正面价值的冲突，是外力压迫与内心信仰的矛盾，而信仰本身并未产生分裂或危机，只要能够不计一己之得失对政治威权进行批评，对风俗民情施行教化，就既是“继绝学”也是“开太平”，同时满足了知识群体在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两个层面上的自我期许。
源于西方的现代学术伦理输入以后，国人对于知识的性质与价值有了不同认识，并对传统学术伦理有所反思有所批评。现代学术伦理的核心是在现代性分化原则下形成的学术独立理念，“独立”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独立于具体的物质功利与道德功利，学问的价值是对普遍真理的探索，不应受制于一时一地的立场和标准；二是不同学科各有独立的适用范围和价值取向，不应用这一学科的标准和功能去衡量另一学科，也不应囿于现实利益去推崇一些学科而轻视另一些学科。这两种独立都意味着学术的终极目的并非直接满足现实的社会需求。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的“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之说，是中国知识界对于现代学术伦理为凝练的一种表述，既有具体的针对性，也显示当时的中国在西方影响下正在形成新的学术伦理。同时的章太炎也有类似表述，如“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云云，此外章氏对新式教育官学化的严厉批评，也体现了现代学术伦理的立场。此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郭秉文等一众文化精英以他们的学术教育活动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学术伦理的接受、认同和具体实践，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在学院知识群体中成为一种共识。
现代学术伦理在中国的确立是受知识精英推动的，同时它也影响了现代知识群体的自我角色认同。遵循学术伦理是学者治学的本分，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学术，也都需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尤其是在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民族生存危机频仍的情况下。治学，尤其对人文学科而言，固然需要对社会伦理提出的要求保持距离，有所反思，但也不应全然无视社会伦理的合理性。如果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产生分歧和分裂，两种需求不能同时满足，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那么此时知识群体除了继续受到外部政治威权的暴力压制之外，更面临内在信仰的分裂，面临自身角色的冲突。当两种正面价值彼此产生矛盾，信仰本身就难免因道德困境而陷于自我冲突的危机。与社会伦理形成动态的张力，正是现代学术伦理的特点和意义之所在，而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学术的活力和创造力，因而接受了现代学术伦理的中国知识界也就必然遭遇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博弈，也遭遇这种博弈给学术活动和学者主体带来的道德压力。同时，现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加剧了社会伦理对学术伦理的压力，故而晚年的章太炎一方面坚持求是之学与应用之学“二者各有短长”，另一方面也承认“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而且，在我们的本土资源中也缺乏相应的哲学传统来支撑纯粹求知的合法性，因而现代学术伦理难免根基不稳。
现代以来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明显分裂，使角色冲突、顾此失彼成为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困扰。而文学理论由于与现实关系密切，与社会意识形态瓜葛颇深，民族性、时代性突出，且专业壁垒相对较弱，学术身份不像其他学科那么明确，因而更不能拒绝社会伦理的介入，角色冲突的现象在这里也就更为突出和典型。这种冲突既体现为不同个体对自我角色的不同选择，以及文学阵营的分化甚至对立，更体现为同一个体在角色定位上的犹豫和反复。
回顾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无论是具体考察不同理论观点的论辩，还是宏观分析文学理论在学术建构上的特点和规律，都可以看到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博弈在其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总体而言，学术伦理相对于社会伦理处于弱势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学术伦理是移植的产物，本土能够提供给它的文化土壤比较稀薄，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思考现代学术伦理是否就是人文学术的律令。
（二）传统压力：本土文化遗产的双重效应
中国文学传统悠久而丰厚，并长期拥有向外辐射的区域影响力，国人对此也颇为自信。而文学理论是在西学模式影响下形成的现代学科，其知识结构、话语形态、价值体系，以至内含的审美感性，都与西方文学传统构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因而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建构，先天地需要面对如何对接两种强大资源的难题。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文学，具有一定共性，可沟通可交流，因此西方文学理论也可能有效解释某些中国文学经验，并与我们的传统文论有吻合之处，这是易于对接的部分，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外来的知识系统与本土的文学经验确实存在隔膜，这是现代中国建构文学理论学科的为难之处。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本土文学传统的态度颇为矛盾，时而贬抑太过，视之为一无是处的封建遗物，在道德上陈腐，在艺术上落后，这是在急欲追赶西方的心态中对不符合西方标准的文学经验的排斥（如梁启超对古典小说戏曲的指责，陈独秀所概括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等等）；时而又自视甚高，认为西方知识压根儿不能理解东方文学的精妙与优越，这是没有真正认识西方文学传统，并夹杂了自卫情绪、怀旧心理而产生的偏见。这两种态度看似一正一反，其实它们都未能有效解决两种异质资源的对接问题，都是对本土文论传统与文学理论学科的现代建构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的过激性反应。
这种差异使传统对现代知识而言不仅是资源，也是压力和负累。丰厚的本土传统以两种方式对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建构形成压力。一方面，移植的西方理论模式如不能处理如此丰
经过三次学制改革，中国基本完成了现代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的建构，学科意识逐步推进，专业知识群体逐渐形成，政治权力作用于教育和学术的方式发生变化，呈现出现代特征，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中的重大事件。就我们的核心议题而言，作为一个新学科的“文学”成立了，它不再是一个囊括经史子集的庞大学科，也不是传统“词章学”的替代物，它借助现代分科体系获得了新的学科定位，因而也需要在现代知识体系和文化格局中重新设定自己的价值。
经学在历史上不仅仅作为一种知识和学术而存在，更是作为支撑君主专制政体和宗法制社会结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存在，随着政体和社会结构向现代转型，经学在失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同时也遭遇现代学科体制的抵制。在民国的学制中，“经学”这一名称从学科目录和课程目录中消失了，其中的非意识形态内容经过重新整合，被置放在哲学、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中。从文学学科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就是文学主动和经学剥离，宣称自身学科独立性的过程，文学成为“美术”[1]的一种而不再是政教伦理的工具，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成为现代学术的一种而不再是演绎儒家文学观、文化观的工具。这种剥离也使文学与既有的文化权力、文化功能剥离，由此产生的价值真空急需填充，而外来的西学正好为之提供了思路：文学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非功利性的审美，这是从西方美学中找到的理论依据，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认识文学活动中的客观规律和终极真理，这是从现代性的知识分治原则中获得的支持，因此文学学科的价值无须外求，对美与真理的追求作为其内在本质，为这一学科的文化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在去权力化之后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论证，参与了现代学术伦理的建构，消减了“致用”对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压力。但现代社会文化中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虽然有所分离，社会伦理却并不会完全退出学术和教育领域，尤其是对于诞生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现代学术教育而言。新兴的文学学科为回应社会伦理对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提出的要求，尝试从以下两种途径重建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是以养成现代国家民族意识为内核对文学进行再度权力化。这一对文学价值进行重新定位的思路，自晚清以来得到普遍认同。
文学经历了去经学化，与原有的意识形态内容剥离，因此文学的去经学化实际上也是一个去权力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此就不再与任何意识形态结盟，不再与任何权力发生关联。晚清民初，正值社会激荡，风诡云谲之际，各种政治文化思潮轮番涌现，文学时常参与其中，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新小说”，就非常直接地把文学作为表达、宣传政治意见的工具，与传统对文学权力的认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替换了所宣传的具体内容。当然，进入学科体系的文学话语，还必须具有知识性的外壳，与权力的关系呈现得较为隐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科目的形成，就是一个为民族主义与文学的结盟构筑知识性载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学作为增强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被再度赋予权力。民族主义之所以在当时中国社会拥有强大的道德优势和政治正确性，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民族生存危机；二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政治意识，符合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需求；三是民族主义既属于西学新知，又可以在传统中找到可对接资源，很容易与既要积极占有新的象征资本又具有传统思维惯性的中国社会一拍即合。因此文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呼应了当时社会伦理对教育、学术的期待和要求，“作为大学里的一门课程，‘中国文学史’的设置，在早期除去是对日本、欧美学制的模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便是它能够讲述一个有关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的讲述，对于近代国家形象的建设以及民族精神的构造都十分有益，它能够启动激发爱国热情、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作用……而爱国主义，恰好又是近代国家的学校教育的一个核心观念。”[2]
“中国文学史”进入现代文学教育的课程体系，首先是仿效日本和欧美的产物，与之相应，文学史教材的编撰也受到东、西洋文学史著述的影响。《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开设7门主课，“历代文章流别”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对文章流别的研究在中国古已有之，此次“历代文章流别”作为课程科目与以往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名为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的文章流别，实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因为《章程》在对课程进行说明时，专门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3]。以外国学者的著作为模板，就说明本土资源中没有适合用来教授“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的现成著作。《章程》颁布于1904年，此前日本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不止一部，其中吉城贞吉、笹川种郎所著在中国影响较大，而日本学者撰写文学史所秉承的观念、范式和体例，又是来源于欧美。中国人自撰的早的《中国文学史》，正是应教学之需而产生，1904年林传甲写成的《中国文学史》是为京师大学堂的相关课程而作，1905年黄人写成《中国文学史》也是他在东吴大学任教的结果。草创时期的作品，其面目往往半新半旧，对自己借鉴模仿的对象也往往一知半解，比如林传甲的著述在文学观念、叙述对象和写作体例上都有浓重的旧学色彩，不如当时日本学者对“文学史”的现代学术性质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在体现现代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方面，林著又明显有别于旧学，至少“宗经”已不再是的旨趣，“‘爱国’，也正是近代教育中的一个核心观念，近代教育和学科体制的建立，可以说就是随着这一观念在教材中的渗透、在课堂上的传播而完成的，如果以此为标志的话，那么林传甲编写的这一课本，就是非常具有近代式的新学意味的”；[4]而黄人更试图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来叙述中国文学的历史，以确立其世界性的价值和地位，“这样的对于国家文学的叙事，其所透露的信息是，中国曾经有、如今也有绝不逊色于世界伟大文学的文学”，[5]这是在认同普世性标准的前提下所作的民族主义建构，是依据新的象征资本所作的有利于本土传统的阐释。
[1] 晚清民初的文献中，艺术通常写作“美术”，这个术语，体现了国人在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影响下，开始认同艺术应以美为价值。
[2]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3]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56页。
[4]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189页。
[5]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192页。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