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报人的故事

　　在作者笔下，“老报人”和“史”是互为映衬的。通过“老报人”的故事折射时代风云的变迁与激荡；通过“史”的叙述，见证了老报人们各自的个人遭际与心路历程。其文朴实简练，其情悲悯，然不乏客观冷静。本书是对当代历史记录中的某些盲点和欠缺的有益填补，其所附录的“1949—1957中国新闻大事记”，更是为了解中国当代新闻史、政治史提供了*原始*直观的材料。

　　储安平、王芸生、罗隆基、浦熙修、徐铸成、聂绀弩、赵超构、萧乾、杨刚、范长江、邓拓、恽逸群，是中国新闻史上、报业史上熠熠闪光的明星。他们形形色色，或左或“右”。在旧时代，他们都不失为敢于向强权抗争与揭露社会不公的斗士，而进入新社会之后，面对新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彷徨、困惑……
作者以凝重冷静的史家笔墨，展现了他们的个性与才情以及在时代风云变幻下起伏跌宕的个人命运和心路历程。
十二个人的悲情人生，是那段历史的好见证。

　　夏和顺，安徽郎溪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媒体从业人员，现供职于深圳某报。近年从事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岭南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合著）、《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容庚传》（合著）等，与人合编过《深圳九章》等。

序
从马克思列宁开始，共产主义运动就十分重视报纸工作，十分重视舆论导向。就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有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这样公开的机关报，还派了一些像夏衍、黎澍这样高明的宣传干部去办左倾的“民营报纸”，还要一些隐蔽的党员去办色彩不那么鲜明的报纸。这样还不够，统一战线工作在新闻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这些很有影响的报纸，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时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争取到他们在舆论宣传上的配合。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报纸的负责人，直到编辑记者，许多都是有爱国心的、有正义感的、有起步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他们颇具吸引力，能够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这样，统战工作就奏效了。这些党外报纸也就心甘情愿地为共产党作宣传。例如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新民报》首发了的《沁园春》词，为他在文化人中间吸引了一批仰慕者。内战爆发，他们的同情在共产党这一方，国民党越来越看出他们的敌意，终于把他们封禁了。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新华日报》的发行寄递竭力加以阻挠，有机会看到的人是很有限的。每日每时影响着广大知识界（主要是青年学生）、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的，是《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这些报纸。共产党就是通过这些报纸把自己的主张透露出去。1949年人们对共产党的胜利持欢迎态度，这些报纸在争取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原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报纸刊物复刊了，这当然是极可欣慰的事情。可是，要怎样办报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问题，就摆在这许多老记者的面前来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这些报人的地位会有怎样的变化呢？这里且举一例小事为例。我没有去查考过，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每年9月1日被宣布为“记者节”，好像这节日并不是国民党政府决定的，而是记者们公议决定的。但是可以确定的说，共产党是承认过这个节日的。某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就是《纪念我们自己的节日》。我记得，每逢记者节，就有记者们的集会，并且发表一些保障记者权益的宣言或声明之类。新中国成立，这记者节就被取消了：大约是1950年8月某日，总之是记者节前不久，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新华社电讯宣布了这事。记不清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言人的名义，还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言人的名义宣布的。理由大约是说：现在解放了，新闻记者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五一劳动节也就是他们的节日，不必另设记者节了。当然，几天之后的9月1日也就无声无息的过去了。（前一两年吧，又宣布定某月某日为中国记者节了。对不住，我忘记定的是哪一天了。也不见有谁去反问：在“五一”劳动节之外另定一个记者节出来，是不是说要把记者从劳动人民中间分离出来呢？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新定出来的记者节，并不是保护新闻记者权益的节日，人们也不重视它，所以定的是何月何日我也想不起来了。）一片落叶报道了秋天的来临。记者节的废除标志着新闻记者身价的跌落。老报人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了。
1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文汇报》的徐铸成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他参加会议的观感：“从此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从这一段文字的语气来看，他这一位老报人对这种新精神是颇为抵触的，他明白：他多年积累的经验、习惯、业务知识，都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其实就是那“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的条文化。应该注意的是：实际上这个文件仅仅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共产党的党报。对于事实上还存在的少数几家党外报纸，文件并无一字涉及。这并不是忽略了这些报纸的特殊性，也不是起草文件的时候疏忽和遗漏。而是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写上这一笔了，因为这时已经确定了将这些报纸消灭的方针。如果听任这些报纸继续存在，对于实现“舆论一律”是颇有妨碍的了。于是储安平的《观察》被新办的一本命名为《新观察》的刊物取代了，其实从人员组成、刊物的内容、方向和原来的《观察》毫无一点延续性，仅仅封面上的刊名还是用原来的字体。从此，那个锋芒毕露的时评政论刊物就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文汇报》呢，先是想把它改变成共青团的报纸，还是由胡乔木亲自出面找徐铸成谈的。那时徐铸成还没有领会到上面已经下定消灭《文汇报》的决心，商谈没有成功，团中央于是创办了一张《中国青年报》，而任《文汇报》苟延残喘，那时《文汇报》的困境在徐铸成的回忆录里有清楚的反映：例如他记下了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一个党员来担任副总编辑，这位仁兄很坦率地对人说：我来《文汇报》，就是来消灭《文汇报》的。后呢，就是以一纸命令将《文汇报》改为*管的《教师报》了。这里我可以插说一件我直接知道的事。1949年9月，我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社工作。当时长沙还有一份中国民主同盟的报纸《民主报》，我是亲眼看见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承受的种种压力，终于办不下去，不久就停刊了。人员星散，有几位还调到我们报社来了。《文汇报》的复活，是在那个短暂的“不平常的春天”。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人民日报》由每天4版扩大为8版，《文汇报》以原班人马在上海复刊，一时显出有意扩大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可是和雪莱说的不一样，春天来了，冬天就不远了。这个“不平常的春天”实际上是那个肃杀的冬天——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说来也有趣，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写的一篇重要的反右派社论，题目就是《不平常的春天》，这篇文章还曾经编入中学生的语文课本里。对于新老报人来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真正是肃杀的冬天。这是当然的，在表明他决心发动反右派斗争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里，突出地提出了新闻界。他说：“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再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谈到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文章指摘说：“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这罪名已经够大了，还有更要命的呢：“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这就属于犯罪的性质了。在这篇文章里，再没有对另外任何一个界别说得像新闻界这么重，这么多的了。在这篇文章之后，还发表了两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足见他对新闻界状况关注之深。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反右派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肃清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而这许多体现“资产阶级方向”的老报人首当其冲，成了这一场斗争的打击对象。像储安平、徐铸成、浦熙修这些人，从此脱离了新闻界，不但不再是报人，甚至不再是享有人权和尊严的正常的人，被划成“右派分子”了。这些事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重要一章，虽说只是从新闻界这一个角度着眼，反映出来的却是整个的历史，这段历史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夏和顺先生有志于此，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了十二个老报人的经历，写出他们早年亲共的态度和晚年悲惨的结局，是这段历史好的见证。我原先读过夏和顺先生和他的老师易新农先生合著的《叶启芳传》（叶启芳先生也是一位有着报人经历的右派分子），十分佩服，曾经发表我的读后感，也就因此同他有了交往。现在他的新著脱稿，给了我先读的荣幸。并嘱作序，我就趁此机会说一点自己对这一页历史的看法，并祝贺他新作的问世。
朱正2009年10月23日于长沙

　　一、“《大公报》已没有必要恢复” ——晚年王芸生之痛
理想的梦终会圆王芸生是“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实践者，也是一个典型。著名报人俞颂华曾经说，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为世人所传诵，是因为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说一般人民想要说的话。这一评价相当高，王芸生也实至名归。但这是指1949年以前的王芸生，1949年之后又另当别论了。
1949年之后，王芸生的名字几乎被国人遗忘，他的名气远远没有被打成右派的徐铸成和储安平大。其实论成就、论历史地位，他要远远高于后两者。究其原因，恐怕跟他当年没有被打成右派有关，也就是说，跟他的沉默有关。
2002年，《大公报》成立100周年之际，国内又掀起一股《大公报》热，国人才又把王芸生捡起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我们评说文化人，往往要追究一个晚节的问题。王芸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与曹谷冰合著《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全盘否定《大公报》的历史，不仅自责自污，而且还向张季鸾泼了一身污水，他因此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诟病。王芸生先生的贤嗣王芝琛，以解放后培养出的理工科高材生的出身，出于对历史负责的公心，当然也有为父亲正名的私心，撰写了《百年沧桑》和《一代报人王芸生》这两部著作，还公布了王芸生临终前的有关谈话，才让我们部分地认识到了历史的原貌。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样“自我讨伐”式的长文，那是他一生中“的违心之作”。他临终前对张季鸾之子张士基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王芝琛认为，其父当时实在顶不住压力。他的压力有多大？据说周恩来跟他谈过三次话，后一次告诉他，这是的意思。文人的傲骨终于在权力意志面前弯折了。其实王芸生也算是“自投罗网”，当年杨刚从美国回来，奉命跟他谈《大公报》的转向，杨刚虽是共产党员，但也并没有拿枪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解放区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甚至看过延安的报纸关于王实味的报道。但他终于“向左转”，他后来写《胜利无望》、《我到解放区来》和《大公报新生宣言》，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自愿。为什么？因为他离不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因为他希望《大公报》能一路走下去。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公报》的国家至上主义。张季鸾过去常说：老记者如果不记就成“老者”了。1949年后的王芸生彻底变成了“老者”，他知道“文人论政”已成明白黄花，他晚年甚至不愿再写自传和回忆录。但是王芸生还算是幸运的，他在临终前终于吐露出心声，于后人这仍是一笔宝贵财富。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他在1948年记者节社评中的那句话：“理想的梦，终会圆的。”
王芸生与蒋介石与张季鸾一样，王芸生跟蒋介石的交往，也是建立在《大公报》事业的基础上。王芸生任武汉《大公报》编辑主任后开始参与写作社评，并为《国闻周刊》写作时评。日寇入侵，大敌当前，王芸生的社评自然离不开唤起民众奋起抗争这一主题。他对“不抵抗主义”深表不满，却对蒋介石个人寄予厚望。他曾在《国闻周报》撰文指出：“说到政府和领袖，人们尽管骂他不好，我却持有一种宽恕态度。”“譬如蒋介石，以地位论，做过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还想做什么官？以金钱论，当然有富家翁的资格，自然不须再挣钱来维持生活。所以有人揣度他在争权力，我不相信。我希望他的不肯撒手，是为了贯彻他的信念——希望在他把握政权的时候把国家弄好了。那么，你就本着这种信念去做，一秉至诚公正乃心地去做，国家还给你这种机会！”
1934年8月，张季鸾安排王芸生赴江西庐山采访。当时庐山在蒋介石的营造下已经成为政治名山，云集国内国际各方政要，王芸生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后名声鹊起，被公认为中日问题专家，派他上庐山是理所当然。这是王芸生次出门采访，他8月8日出发，9月9日归来，前后共33天，其中在庐山牯岭住了24天。此次出行，收获匪浅，他自己曾说：“这次旅行经过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七省，见过不少朝野要人。汪（精卫）、蒋（介石）、林（森）、段（祺瑞）是国家先后四位元首，这次都见到了。余如各部部长、各省主席，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各地学者，就是我们同业也会见了几位。”
此次上庐山，王芸生两次谒见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次是8月23日，蒋介石很直率地说，他没时间全部读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希望王芸生下次给他讲课，题目是“三国干涉还辽”，他希望了解更多细节。于是就有了9月3日的第二次谒见。这一次，王芸生给蒋介石讲述了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一段：“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有割让辽东半岛的一条。这使沙皇俄国感到很大震动，于是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在《马关条约》签字6天后，向日本正式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占有辽东半岛。日本估计在军事上无力对抗以俄为首的这三国，英美也不可能给日本以实际帮助，只好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与李鸿章再次谈判。结果是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换取日本将已到手的辽东半岛退回。”
王芸生访蒋后不久曾撰文说：“我对于蒋先生的印象，觉得可用‘虚怀、热诚、苦干’六个字概括之。他身居高位，日理万机，求知识的心还很盛，虽然若有不足，可称虚怀。”1949年后，王芸生为形势所迫人云亦云，说蒋介石此次在庐山请专家学者讲课是“伪装”，是为了“替他制定反动政策找根据”。
1938年1月，王芸生任汉口《大公报》编辑主任之初，正值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政治部主任陈诚亲自邀请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部部长，但遭到婉拒。陈诚不久又送来政治部设计委员聘书，每月支付300元津贴，王芸生又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回绝了，意思是头上已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迁到重庆后，王芸生又收到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这次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电话来劝说，他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3月底，军委会送来相当数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书和薪水一起退回去，此举受到张季鸾的称赞。
1941年11月，重庆发生“飞机洋狗”事件——国难危重之际，孔祥熙之女孔令俊居然带着几条洋狗从香港飞渝。王芸生发表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将此事公开，引致舆论哗然。因为涉及孔家，蒋介石甚为恼怒，又不好向《大公报》发作。交通部于12月29日致函《大公报》，要求更正。《大公报》来函照登，“飞机洋狗事件”越描越黑，终致遵义浙江大学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游行示威，甚至有学生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蒋介石怕风潮扩大，令陈布雷找王芸生再写一篇社评，劝学生不要闹事。王芸生于1942年1月22日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劝学生不要游行。文章即出，遭到许多读者质问。这大概也是王芸生和《大公报》对蒋介石为数不多的迁就之一。
1942年，河南发生严重旱灾，饿死几百万人，而国民政府仍向河南勒逼征粮。重庆《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载记者张高峰自河南叶县寄来的通讯《豫灾实录》，揭露灾民惨况。次日，王芸生根据这篇通讯，对比重庆，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蒋介石看了这两篇文章大感震怒，重庆新闻检查所当晚即向《大公报》送去“军委会”限令停刊三天的命令。但是停刊3天之后，《大公报》的发行量却由6万份增至10万份。停刊归停刊，此时蒋介石对王芸生及《大公报》还是有所倚重。长沙弃守后，重庆一片惊慌。蒋介石邀请王芸生到重庆南岸黄山长谈。他责怪美国不仁不义：“罗斯福因为怕斯大林，竟压迫我向共产党投降。”王芸生则对他说，罗斯福不满意，主要是军事上少胜利，对内又不能倡导民主建国。之后日军进犯贵州，蒋介石密令火烧贵阳，王芸生心急如焚，抗检发表《近的战局观》，劝蒋介石前往贵阳督战，他以为贵阳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抗战胜利之后，王芸生又发表一系列社评，希望不要发生内战，“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一切措施，都不可以党为出发点，应该以国家为出发点。”
但是王芸生的“书生论政”无法改变国内局势，随着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此消彼长，他和《大公报》甚至无法保持在国共之间的中立立场。
1948年底，王芸生在杨刚、李纯青策动下秘密抵达香港。11月10日，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一文，其中说：“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们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
这篇文章，标志着所谓“《大公报》起义”，也标志着王芸生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王芸生与
王芸生与的交往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年之前与1949年之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著名社评《日本投降了！》。社评开头引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表达极度喜悦的心情，甚为贴切。社评结尾透露蒋介石电邀来渝谈判的消息：“在我们欢庆胜利到来之时，国内也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就是蒋主席致电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是。这真是令人兴奋欣慰。当此重大时会，国家今后的治乱，人民固然有责，而其转捩与善导，毕竟握一二贤明领袖之手。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
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邀请电后，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恳切地向重庆各界发出倡议：“后，我们愿附带表示一点希望。既然大家都希望先生能够前来重庆，就要保持一个能使毛先生到来的空气和环境，凡是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论与宣传，各方面都应该持重莫发。”
1945年8月28日，一行飞抵重庆。29日，《大公报》发表子冈采写的报道《先生到重庆》，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先生来了！》，他说：“昨日下午3点多钟，先生到了重庆。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现在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嗜好的。”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鸡尾酒会，王芸生经人介绍与次晤面，毛紧紧握住王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而宣传。”
9月5日下午，王芸生与次正式会晤，地点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同时在座。王芸生对的印象是：很健谈，谈话时旁若无人。还特意留王芸生等人吃便饭，周恩来与王若飞作陪。此次谈话内容，《大公报》第二天以《对本报记者谈，愿团结商谈早获结果》作了披露：“昨日午后接见本报记者称，来渝五日，与中央谈商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之事体，然统一的政军令必需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
9月20日，还是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再次会见王芸生等三人，再次进行长谈。王芸生希望共产党方面以团结为重，共同建国，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反复强调“和为贵”。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王芸生自是如此。他以《大公报》名义发出请柬，在李子坝报馆设宴招待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著名的“炉灶谈话”即出自此次宴会：王芸生向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回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这次谈话被传为“怒斥”王芸生。王芸生感到很委屈，他说：宴会期间气氛融洽，语含幽默，事后还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怎么可能当面怒斥主人？
1945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在军委会礼堂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一行，这是谈判协定签字前夕。王芸生也应邀出席宴会，他印象深刻的是席间演说时喊出的那句“蒋委员长万岁！”。事后张治中问王芸生对这句口号有何感想，王芸生一时语塞，只说表示惊讶。对这一历史细节，次日《大公报》有详细记录：“毛先生说：‘和为贵’，只有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多数人的愿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可是困难是有的，’毛先生说到这里兴奋极了，‘我们不怕困难！各党派不怕困难，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我们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家一条心，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鼓掌）毛先生更郑重声明：‘我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合作。困难会打消的。’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重庆谈判是边打边谈的，特别到了后期，局部已闻内战枪声，重庆的空气也为之凝重。王芸生为的安全担心，他专门拜访章士钊，提出应暗示“三十六计走为上”。章士钊也有同感，后由他出面向提出。对章士钊、王芸生的好意，想必还是心存感激的。当王芸生还在为那句“蒋委员长万岁”感到不解时，的《沁园春?雪》已在重庆发表。王芸生感到这是帝王思想的表露，是对中国和平的威胁。他当即发表陈年旧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当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会议也已召开，眺望茫茫雪野，顿时萌生江山初定的豪迈，诗绪难抑，便挥毫写就这阙大气磅礴的词作。1945年10月，即将离开重庆的将它重抄后送给柳亚子，柳亚子即唱和一首《沁园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其词后自跋曰：“余识润之，在1926年5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及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泡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
柳亚子又将《沁园春?雪》墨迹连同自己和作转赠著名画家尹瘦石，而率先发表它的却是《新民报晚刊》。吴祖光时任该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辑，他从多处抄得此词不完全稿，拼合完整，于11月14日刊出，并加有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此词既发，在重庆各界特别是文化界引起很大震荡，王芸生读后更是心绪难平。他把自己压于箱底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翻出来，于12月16日起在重庆《大公报》分四次连载，并加注“补识”，“补识”云：“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在文中表露出对内战的忧虑，他在回顾两千多年专制史之后，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
王芸生此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短信，也表露出对这首词的看法：“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这封信被收入近期台湾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幸得当年没有看见。王芸生与傅斯年志趣相投，私交很好。王芸生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傅孟真（傅斯年字）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我说，这道理真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部分的人事关系。”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发表后，赞誉者甚众，诋毁者也不乏其人。郭沫若撰文《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在《周报》和《萌芽》上同时刊登，对王芸生点名批评：“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是‘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的复古，‘破迷信’是破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的帝王思想。”
王芸生在重庆与的这段交往与他的下半生纠缠不清，既给他带来过幸福的回忆，更给了他许多痛苦的现实。
1949年，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非常沮丧，他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还四处活动力图恢复《大公报》旧名，但当知道《进步日报》之名为钦定时，惟有一声叹息。上海《大公报》虽然保住原名，但其发行量从解放初期的16万份逐渐降到1952年的6万份，广告收入也大减，全靠政府借款维持。经过再三考虑，王芸生给写了封长信，报告报社情况，并请示应如何处理。
1952年夏天，王芸生奉召晋京，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并指示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馆址建成后迁京出版。报纸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为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报纸。王芸生担心两报合并不便管理，担心不熟悉财经，搞不好办砸了。笑着说：“你们两家原来都是《大公报》，本来是一家嘛。《大公报》人才济济，现在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争取世界和平服务，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嘛！”当王芸生起身告辞时，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的话只能当作一句玩笑，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王芸生收复的失地已经不姓“大公”了。也许王芸生已经忘记他关于“不要另起炉灶”的提议，但是没有忘记。1953年9月18日，国务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因农民问题与发生“雅量”之争。当时大声呵斥梁漱溟，讽刺他“比王昭君还美，比西施还美”，还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突然他话锋一转，提出当年在重庆参加谈判时“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王芸生正在现场，听到此话，他腾地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
参加完会议后他回到《大公报》，立即向全体同仁传达会议情况。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吴永良回忆，王芸生传达中没有关于“另起炉灶”的细节，但吴永良听说王芸生向个别人转述此事时“内心十分惕息”。好在没有过分计较，“炉灶谈话”风波就此结束。
1957年《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都成了右派，作为《大公报》的当家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毛说：“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这样做，是不想授人以柄，说中共容不下所有“民办”报纸，而潜意识里，恐怕同时也想报答王芸生在重庆时对他的礼遇。
1972年，王芸生正在北京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事先翻阅过王芸生的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接待当天，他突然对在场的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王芸生未及参加接待，但此后周恩来安排他结束“劳改”生活，恢复生活待遇、医疗保健等。王芸生1973年4月还曾赴日访问。
…… 浦熙修：两帅之间另一帅
罐中的两只蟋蟀在很多人的眼里，浦熙修这个名字具有“出卖”和“背叛”的含义。1957年，被点名批判之后，浦熙修为了自保，反戈一击，将自己10年的恋人罗隆基推向绝地，她甚至公开了罗隆基给她的私人信件，以证明罗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想篡权的王莽”。章诒和在回忆罗隆基的文章《一片青山了此身》中说，反右运动中让罗隆基伤心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浦熙修”。“罗隆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言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条条致命呀！’”
浦熙修保住了政协委员的职务，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于1959年被率先摘去。但她当年公开罗隆基私人信件的行为却广为诟病。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说：“制度没有规定一位女性必须捏造自己情人的罪过，可有一位女性就曾指控她的情人罗隆基是地主的儿子（在那个时代这本身就是罪过）而且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以便通过出卖情人而解脱自己”。浦熙修就是这样被人斥为“无耻之尤”的。
“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面对学者们的置疑，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在《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一书中是这样回答的：“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决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所说的吧：‘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却还没有意识到是被自己苦苦追求的理想出卖了’”，因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朱正当年也曾是报人，也曾被划为右派，他在《报人浦熙修》一书中对传主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他说：“一个纯真的人，把自己的理想、愿望，当作现实去追求，哪里能够懂得实际的政治是多么复杂啊！这不是浦熙修一人犯的错误，许多知识分子犯的也是这个错误。甚至比她更老练更自负的罗隆基，他不会承认自己不懂政治的，但其实，他懂得了多少呢？”
曾几何时，浦熙修是一位优秀的报人：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她露过“飞机洋狗”事件，采写过精彩的38位政协代表的访问记；在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她如实报道过“5?20”大游行，为香港《文汇报》写过鞭辟入里的“南京通讯”。但这样优秀的记者后来却没有了用武之地，虽然1956年《文汇报》复刊后，她有过短暂的辉煌，那也不过是被人设下的一道陷阱。在那个年代，个人感情与现实政治相比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个人名节在疾风暴雨式的斗争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浦熙修对罗隆基的揭批，让我想起了国人斗蟋蟀的游戏。罐内自相残杀的同类固然残忍，但更残忍的是罐外的看客。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