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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650965
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我的史学观
统一与分裂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历史的启示：中央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
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读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世界意义
中国与世界
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郑和究竟为何下西洋
从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
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
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文化能不能走向世界——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考
开放观念与世界新文明
读书与行路
儒冠不误身——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刘邦
货殖何罪——商人和商业的地位
夏侯胜与汉武帝“庙乐”之争
阴险的篡位者还是失败的改革家？——我看王莽
汉魏故事：禅让的真相
天可汗的心病——玄武门之变真相
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
“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覆灭
厓山之后
重读《明史•海瑞传》
清乾隆年间尹壮图上疏事件始末
天朝大国的另一面
告别夔门
顺化散记
似曾相识“燕”归来:河内随感
永远的庞贝
我到过的南极
知人与论世
科学与人文之我见
藏书的归宿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我看陈寅恪现象
忆何炳棣先生
我们应有的反思——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海洋与上海
娄水东注：何处江南
古都与移民
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
移民与秦文化
面向未来：不能无忧，不必过虑
编后记
永恒的追求： 真实的历史
——我的史学观
我没有上过大学本科，所以没有修过“史学概论”或“史学思想”一类课程，只是在中学的政治课上学过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在1978年以前我的业余兴趣也颇广，历史只是其中之一，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历史研究为自己的专业。真的读了研究生，得了学位，当了教授，从课程到课题，论文到专著，国内到国外，虽然始终忙忙碌碌，并且早已忝为人师，在向我的研究生讲史学了，史学理论书却没有读过几本。因此在接到稿约时既受宠若惊，又惶恐不安：我配谈史学观？我也能谈史学观吗？
想了几天，倒慢慢有了点自信。有没有资格或者能不能谈史学观，首先是有没有史学观。有的就能谈，至于谈得好不好、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搞了十几年的历史地理和人口史，多少写了些文章和书，个中滋味固然只有自己知道，但印出来的东西却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别人早已在评判，要躲也躲不了。1989年发了一篇谈“炎黄子孙”的文章，不是到去年（注：
1996年）还有一位年轻人在某学报
把它批为“民族虚无主义”吗？你不懂什么“主义”或“论”，却免不了让别人用“主义”或“论”来批判你。看来只要一搞历史研究，史学观是免不了的，尽管往往并不自觉。既然如此，倒不如将自己这些年在研究中产生的想法谈出来，至于是不是对，那就让别人去说吧！
一、 有没有真实的历史
由于多少读过点书，所以未进大学前就有这样一个概念： 小说等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而历史是不能虚构的。因而对历史书上说的，总认为是正确的，至少事实是没有问题的。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他们搞影射史学、篡改历史的阴谋遭到揭露，
我也还以为这些只是与现实政治有关的一些方面的特殊现象。可是等我成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尤其是当了谭其骧先生的助手以后，才发现包括这门介于人文和自然之间的、比较中性的分支学科在内，要写出真的历史竟然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以前我对唐朝疆域的概念是西起咸海，东至朝鲜半岛，北抵贝加尔湖，南达越南，这来源于包括中学课本在内的各种历史书，也直接显示在一本“内部书”——《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地图上。我还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三国时孙权就派卫温等到过台湾，元朝时设置了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1980年年底，这些概念在一夜间被否定，我得知地图集的主编、我的导师谭先生已经起草了一份修改提纲，这两项都是必须改正的内容。原来唐朝从来没有同时拥有过如此辽阔的疆域，尽管这些地方的确曾经是大唐帝国的兵威所及。如当龙朔二年（662年）唐朝的军队进抵咸海之滨时，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但总章元年（668年）末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时，西界已退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孙权派兵去台湾是为了掠夺当地的人口，结果是得不偿失。元朝的澎湖巡检司只是福建同安县的派出机构，显然不可能管辖台湾，文献上也从来没有找到过任何证据。
谭先生提出的建议，一是把地图集上所有的总图都改成按同一年代而绘的，而不是把不同年代的形势合在一起以拼凑出一个极盛疆域来；一是台湾在清朝设府以前不应被看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应在图上采用中国的基色，但不同于大陆上的政权。前一条很快得到了领导部门的批准，并在公开出版的《图集》上实行了；后一条却遇到了种种阻力，历经反复，直到1986年《图集》的第7册（元明时期）仍然无法出版。所幸在谭先生的坚持下，有关部门广泛听取了学术界的意见以后，终于取得中央领导批准，使《图集》的7、8两册终按此方案出版。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反对谭先生意见的人中也有颇具声望的史学家，而他们的论据却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政治”或“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历史（包括历史地理）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要有利于国家，当历史事实不利于“政治”或“国家利益”时就可以加以修改、隐瞒，发表不符合实际的“历史事实”。从我所听到的话分析，除了现实的需要以外，他们的理由似乎有两点：
外国的史学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历史事实本来就讲不清楚，你能这样说，我为什么不能那样说？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的惊奇实有点大惊小怪，因为如果除去这种观点的功利因素，史学界并不乏这样的看法：
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但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影响，其他人的理解和研究同样如此，因此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真实的历史。由此引出的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以论带史、先论后史、古为今用等论点，曾经在史学界占尽风骚，今天也还是一些学者的信条。至于是不是有人认为连历史事实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还没有听到过。
如果说这种观念导致的不真实是人为的，是符合某些人的主观意志的，那么另一种不真实却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和认识能力所无法避免的。
我从1979年开始研究西汉人口问题，以后又扩大到其他时期。在我进入中国人口史领域之初，我把问题看得比较简单，甚至以为梁方仲编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已经提供了基本的数据。但稍微深入探索了一番以后，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中国历代的户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等于人口数，甚至与实际人口数毫无比例关系，在研究当时的人口数量时往往只能作为参考，但除此以外很难找到能用作定量分析的史料。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可以肯定传统的“人口数”（即户口数）并不是实际人口数，却无法知道准确的数字应该是多少，提出了一个具体数字（包括我自己提出的）也不容易找到验证的办法。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原有的结论，包括自己曾下过的结论也会不断被修改。但修改后的结论是不是更加准确、更加真实，往往也难以得到证实。例如以前的学者根据明朝的户口数把当时的人口数定为五六千万，何炳棣在1959年出版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推断明朝的人口高峰可能达1．5亿，我在《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提出明朝人口已经突破2亿。当然我至今还认为自己的结论更符合实际，但我不敢说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这毕竟是出于估计。
我相信在史学的各个分支、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这样的例子不会是个别现象，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复原历史的真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不过这两种不同的情况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前提——历史本身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唐朝的西界远到达了什么地方，延续了多久，本来只有一种答案，无论我们今天是否还能了解，或者我们了解了以后是否愿意承认。明朝的某一时刻在某一空间范围内（例如明朝的疆域内，或者今天中国的范围内）存在的人口数也只有一个数量，无论当时是否统计了出来，或者我们今天是否推算了出来。红学家们近又在争论曹雪芹死在哪一年，但只要以前真有过曹雪芹这个人，那么他死亡的时间就只有一个，既不可能有一个以上，也不可能没有，无论今天的红学家如何做结论。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
二、 我们是否需要真实的历史
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况，显然并不涉及这个问题，因为就研究者的主观愿望而言，是完全希望复原历史的事实的，只是限于现有条件做不到而已。即使他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也不是明知故犯，而且一旦他们意识到了就会及时修正。
种情况就并不是如此，因为尽管研究者不见得完全掌握了真实的历史，但至少已经了解了更多、更真实的事实，可是出于种种考虑却故意隐瞒或曲解了这些事实。就我所知道的原因，无非有这样几种：
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图集》内部本将不同时期的疆域拼凑成一个“极盛疆域”，是为了显示中国从来就拥有辽阔的领土；无论何时，中原王朝的边界都要画在长城之外，至少要比长城更外一些，是为了证明长城绝不是中国的边界；从秦汉时就要将台湾和大陆画上同一种颜色，是为了突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一是为了符合某种理论或主义。像明朝的户口数字，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问题，但明朝中后期户口数长期停滞的“事实”正好被用以证明封建社会的穷途末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农民遭到残酷剥削，甚至可以看成是闭关锁国、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抑的证据，怪不得有人到今天还置我们的研究成果于不顾，津津乐道于明朝的“人口”始终徘徊于五六千万的“事实”。至于某些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打上引号的理由是：
这些“主义”往往不见于马克思的原著，或者只是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显然称不上他的主义）或者哪位权威学者的观点，即使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也只能说是地主阶级（好在中国历史上能留下记载的几乎都可以称为地主阶级）的造谣污蔑，或是研究者本人别有用心所致。
一是强调为政治服务，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有些事实或结论，私下或内部也可以承认你是对的，或者也知道是站不住脚的，但据说如果如实公布就会不利于国家，影响政治，所以必须按假话说下去。《图集》内部本定稿时正值“文革”期间，画历代的中国疆域、包括各中原王朝的疆域越大越好，谁要根据史料提出应该缩小一些就有“卖国”之嫌，而主张尽可能大的都成了“爱国主义”。到80年代初尽管“文革”已过，有些人心有余悸或预悸，有些人则余毒尚存，所以对实事求是的修改无法接受，有人就问过：“画大一点
儿有什么不好？”还有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向各级领导上书，指责修订本自唐代至清代某段边界的画法对国家不利，是“卖国主义”。
这一理论往往被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几乎能适用于一切方面，至今还得到广泛运用，虽然结果可能令人啼笑皆非。如谭先生早在1942年就发表了《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见》一文（载浙江大学《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指出丁文江提出的徐霞客发现了长江正源是金沙江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问世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绳水（金沙江当时的名称），并且知道它来自遥远的汉境之外，流向东北方向后在今四川宜宾汇入长江。这本纪念论文集在50年代重印过，并不是什么秘籍孤本。可是直到80年代发表于国内重要报刊上的文章或报道依然称“发现了长江的正源”为徐氏的“杰出贡献”，作者的理由大概就是，既然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拔高徐氏自然就是爱国主义了，此说对不对又有什么关系？我在《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中曾指出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所载先秦至汉初户口数不可信，以后又不止一次撰文论述中国早的人口调查不可能始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至今我从未看到有提出证据加以反对的文章发表，但一些论著却继续在说这样的话。其中原因我不敢妄断，但在一次会上我倒亲
耳听到了意见：“照你这样说，我国的人口调查开始得比其他国家晚，照原来的说法从大禹时候开始不是很好吗？”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现成的“世界”不要，却要白白让给外国，岂不是对国家不利吗？
一是为了维持自己或别人错误的旧说，这类人本来就不多，其是非也不难判断，可以不必列入讨论了。
至于要说这种种原因是不是值得考虑，或者说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求真求实的前提，我想只能从历史研究的目的来认识。我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
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既然如此，就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否则怎么可能得出准确的规律来呢？另一方面，在一种具体的规律被发现、被揭示以后，历史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用于验证这一规律。如果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或者对历史事实做随心所欲的取舍，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根本起不到验证的作用。如果这一“规律”并不是真正的规律，而是错误的，那这样的验证只能为错误披上正确的外衣，延续并扩大了它的消极作用。如果这一规律是正确的，也会因为采用了错误的验证方法、使用了不真实的论据而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规律，也不可能一下子被人们全面、深刻地揭示和认识，实事求是的验证可以发现存在的片面性或局部的误差，正是使之完善的恰当途径。
一种理论或主义，如果是真理，就不必害怕历史研究的检验，因为它必然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即使由于一时还无法找到充分的事实，或者真相被歪曲、掩盖而暂时不为人们所知，但规律的客观存在是不会改变的，难道它还要靠虚假的“历史事实”才能变得正确吗？相反，依靠迷信或其他欺骗手段、专制或其他暴力手段推行的理论或主义，由于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乞灵于捏造事实、造谣惑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用所谓的“历史事实”做附会迎合，都只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我认为，历史事实、历史规律本身是无阶级性可言的，无任何国家、民族、信仰的差别的。对唐朝向中亚的扩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与波斯人、佛教徒与穆斯林、汉族人与非汉族人的评价可能会有差异，但唐朝向中亚扩张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它的西界到了哪里也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认为这是爱好和平的表现，是必要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但你不能说唐朝的军队没有到过咸海之滨；你也可以评论为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但却不能说唐朝一直打到了地中海边。通过这一事实，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总结出不同的“规律”，但真正的规律只有一种，或许已经包含在其中，或许还没有。如果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同一历史事件总结出来的不同“规律”居然都是对的，那么这还算是什么规律？规律的客观性又何在呢？反之，如果他们总结出了同样的正确规律，那又有什么阶级性可言呢？
历史哲学是对历史规律的集中、概括和升华，更应该建立在严格的真实的基础之上。历史哲学虽然不能排除逻辑和思辨，但一种正确的历史哲学观的确立、完善并得到承认，却离不开大量的实证。我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敢多做恭维，原因之一就是其中对中国历史的引证往往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
（原载萧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统一与分裂
民族性的中国，指汉族及其前身诸夏、华夏诸族，以及受汉族影响深而基本被同化的其他民族。按照这个概念，非汉族的聚居区属夷狄、蛮夷、四裔或外国，不属于中国。随着汉族由聚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大到南方和边疆，包括在此过程中大量非汉族被融合，作为民族概念的中国也随之扩展。由于古代区别华夏和夷狄的标准一向是文化，是礼，而不是血统，夷狄一旦接受了华夏文化，就能“由夷变夏”。虽然就局部区域和局部时间而言，也存在“由夏变夷”的过程，即原来的“中国”成了非“中国”，但总的趋势是民族概念的中国范围越来越大，覆盖的人口越来越多。
文化性的中国，指汉族或华夏文化区，特别是汉字文化圈。文化概念的中国与政治概念的中国并不一致，例如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汉字是朝鲜、越南、琉球的官方文字，或者是当地的通行文字，但在中国疆域内部，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通行文字却不是汉字。文化概念的中国也不一定与疆域的扩展同步，例如西南的大部分虽从秦汉以来就纳入版图，但大多要到改土归流、置府县、设学校、开科举后，才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与世界
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没有冰、霜等字。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世界意义》
既然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号召和组织“万国来朝”，是为了扩展大明的声威，他的目的地自然是有人有国的地方，实际上他正是循着阿拉伯人已经开辟的航路和积累的知识，由近及远，一个国一个国地拓展航线的。他不需要也不可能去一个事先一无所知或已经知道没有人的地方，或者远涉重洋去发现新大陆。这与以探寻新航路、殖民地、土地、资源、人口为目的的西方殖民者、探险家、航海家是完全不同的。
——《郑和究竟为何下西洋》
※读书与行路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去长城站并不负担具体的科学考察或站区维护的任务，但也是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的正式队员，所以首先是做一名普通队员，与大家过同样的生活，参加同样的日常活动。夏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站区维护，有干不完的活儿，如敲冰除雪开路、铲锈、刷油漆、清油罐、整理食品、清除垃圾，我都体验过。轮流帮厨也都参加，有一次正好一批来访的德国科学家留下用餐，我给他们指点用自助餐，一位德国人惊奇地问：“你们的cook怎么能说这么好的英文？”
——《我到过的南极》
小船驶过风箱峡，灰蒙蒙的天空忽然现出耀眼的夕照。江流船转，从夔门南壁折射出的一缕阳光迅速扩大为一轮红日，正好挂在夔门上空。我们的船已掉转船头，迎着滚滚而下的江水重新驶往夔门。此时的落日与朝阳一样辉煌，余晖给夔门罩上了一层古铜色，更显出几分苍凉，却依然是那样雄伟。
毕竟是夕阳！当我登上白帝城回望夔门时，它已隐身于沉沉的暮色之中，只剩下浑厚的轮廓。
——《告别夔门》
※知人与论世
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一度想弄个明白。但稍一留意就急流勇退，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使不会超过对“文化”所作的定义，大概也少不了多少。所以，我放弃了寻找标准答案的念头，而代之以考虑一种自己的定义。我一直认为，对不同的定义，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取舍，只要自己一以贯之，遵守选定的定义，或者在需要改变时加以说明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人文精神”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科学与人文之我见》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一般也是积极与消极作用并存。只注意人类活动的积极作用、忽视了它们的消极作用固然不对，把人类活动完全看作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片面的；一味强调人类征服自然固然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过于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也未必可行。
这就需要我们在看到局部的、具体的变化的同时，更关注全面的、长远的变化，寻求自然界发展和变化的总的规律。
——《面向未来： 不能无忧,不必过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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