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

    “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一说产生在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省委书记都是掌握一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权的地方人员，相当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们对揪出来的各级领导，极尽侮辱。在*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提议要保护这些受虐待的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部长、省委书记们。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从一个独特视角描写中国伟人周恩来。十年动乱中，他以一己之力，借助中直招待所即金台饭店对许多老同志进行保护，这些故事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不仅真实可信，且感情饱满，笔墨深沉，字里行间有诸多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其写实的文笔和严峻的氛围，烘托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历史的厚度在这里呈现。

吕勤昭，1931年出生于山东胶东农村。1945年任当地儿童团团长。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32）军，战斗在山东一带。1949年，参加解放青岛、解放福建战役。1950年，调京集训三个月，之后调入中宣部办公厅警卫处。1960年，调徐特立同志身边工作，同时负责彭德怀、王稼祥等人生活。1978年，借调人民检察院工作。1980年，回中直管理局，负责招待所工作及中央工作组后勤工作等。1986年，任中直管理局培训处处长。中直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烹饪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高级调研员。1992年离休。
邢浩，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室主任科员、编辑。

大树参天护栋梁（代序言）  
一、周总理心系保护任务
    附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对外省主要领导人的保护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直招待所保护干部的作用
1.保护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空军医院“掩护”干部）
2.保护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王鹤寿（“揪叛徒”中的保护）
3.保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招待所信息的泄露）
    附二“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两次保护刘澜涛同志纪实
    附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4.保护安徽省省委领导李葆华、黄岩、张恺帆（变“进京受批”为“进京受保护”）
5.保护江西省省委领导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引干部进京保护）
6.保护山东省省委书记谭启龙（干部“受骗”离京）
    附四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    谭启龙
7.保护辽宁省省委书记黄火青（中直招待所里的“饺子风波”）
8.保护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避“批陈整风”之风）
9.其他被保护的领导人
    附五在中直招待所的日子（据曹祥仁的儿子曹冶回忆）
10.对干部家属的保护
    附六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直招待所往事（据曾希圣的儿子曾宪生回忆）
11.保护“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中的干部子弟（招待所“进来了”孩子）
三、招待所和造反派的激烈较量
    附七百年长歌——追寻父亲杨超的人生印迹    杨潇
    附八活捉李井泉（小报）
四、我们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待
    附九哭周恩来总理
后记

不能暴露中央的这个点。
包叙定对父亲说：“首长们都没带秘书，只有我留在这儿，这样对你不好吧。”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依恋地说：“小包，那你就再住几天吧。”包叙定见父亲情绪不好，就多陪了几天。
临走前一天，李井泉来找包叙定，说：“小包，你要回去啦？”包叙定望着李井泉不便说是也不好说不是，因为招待所打过招呼，进来出去的行踪不准告诉任何人。李井泉看小包为难，尴尬地笑笑说：“吃饭时杨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了。我想请你给我带封信，带点东西。”包叙定点点头。然后按规定立即向吕所长汇报，吕所长说：“你给他带吧，我们不检查了。”
包叙定离开住了10天的厂桥，回蓉时，将信和毛衣交给了大蓉。

25位“走资派”
6月26日我到了北京，按小包叔叔所说的号码给国务院周办周家鼎打电话。我说我是杨超的女儿，现在到北京了，请求去照顾父亲。电话那头传来不动声色的回答：“嗯，知道了。你去后要遵守纪律，好好照顾杨超同志。”
“同志”！周秘书称父亲为“杨超同志”！这对我来说，不啻天大喜讯。我马上拨打电话报告家里。当时商业街50号大门门卫有个电话，我在电话亭里压低了声，但抑制不住兴奋地告诉二姐：“周家鼎称爸爸是‘杨超同志’，叫他‘同志’！就是说，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同志嘛。”
我找到位于平安里的华北饭店（即中直招待所）。所长吕勤昭接待了我，认真地约法三章：（一）不准出大门。晚上8点之后，可以戴上口罩到院子里散步，但不准相互串联。（二）不准给家属通电话。写信必须交给所里，由招待所负责收发。（三）不准在招待所会客。（四）写材料必须通过招待所。吕勤昭特意嘱咐道，孩子们一般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要报告所里。特别要小心不要暴露了厂桥，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儿还住着谁谁。当然，事关爸爸他们的安危，子女们谁都不愿意出差错。
父亲见到我满脸是舒心的笑，一个劲地说：“你来了，这就好，这就好。”他拉着我的挎包把我往屋里引。我还来不及说家里的事，先关上门，悄声对父亲说：“爸爸，你知道吗？周家鼎称你为‘杨超同志’，说明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父亲不置可否地笑笑，急急询问妈妈和姐姐弟弟的事情，打听四川情况。
我住进了中直招待所，和浙江省委书记曹祥仁的女儿曹索菲同住在东楼216房。隔壁217房住着王其梅夫人王先梅和女儿小扬。王其梅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曹索菲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他父亲时任我国驻保加利亚首任大使。我们同室居住时索菲才16岁，是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她皮肤白净细嫩，一双睫毛浓浓的杏眼，笑起来甜甜的，特别是那口吴侬软语化了的京腔，柔柔嗲嗲，使人一听顿生怜爱之意。小扬、索菲和我常在一起玩。三人中我，比17岁的铁梅还长一岁。因为爸爸们都被“软禁”，我们那帮子女相互戏称小难友，大家住在一起特别贴心，住进去才几天……现在西面、南面是北京四中。饭店正门在厂桥大街上，后门开在后库胡同。 整栋楼一共只有三层，这些特殊的客人全住在二楼。三楼空着，有时组织老头们在三楼会议室学习中央文件。一楼重兵把守，驻扎着卫戍区的一个连。饭店周围卫戍区还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
厂桥纪律严格，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几个孩子在一起玩。当时叶飞的女儿、江华的儿子、张平化的儿子、张体学的儿子、高克林的儿子、曹祥仁的女儿、王其梅的女儿和我住在招待所。和我玩得多的是王家和曹家的孩子。
慢慢地，我才知道，总理将好些中央部委和各省领导“藏”在北京京西宾馆。后来红卫兵冲京西抓陈再道和宋任穷，总理只好把头头们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厂桥招待所就是其中的一个点。周伯伯在风浪中暗中保护爸爸们，我们这些孩子无比感激。孙吉太常到厂桥来，他隔三差五来送中央文件。对这些惯于制定和执行中央文件的高级干部们来说，能看到中央文件，既是生命的需要，也是政治生命还在延续的象征。孙叔叔每次送4份文件给厂桥供老头们学习，有时还带来几句总理的询问关怀。老头们都盼着他来。
孙吉太原是中南海警卫局的警卫战士，“文化大革命”中调到中南海中办秘书局信访处任总理联络组组长。他家是上查三代红到根的贫下中农，否则怎能担此重任？孙叔叔是山东人，个头高高约一米八几，一副玳瑁眼镜使裹在军装里的他呈现出几分儒雅。那年月，遇到个斯文的“金珠玛米”真是福气。厂桥住了这些特殊客就不接待其他人。招待所内也是一隔两半，老头们住的地方外人不能进出，就是中办秘书局信访处联络组的20多人中，也
只有三五人（海军转来的刘传真、杨方兆等）知道厂桥内幕……这个瘦瘦高高的大兵官不大，权倒不小，手下管辖着25个省部级当权派，他们的学习、生活、安全一应由孙吉太负责。当时中办通知所属各局，任何客人要住厂桥须报孙吉太，由孙吉太批准。孙吉太要掌握来者是哪个省的，和已保护的人有没有冲突，会不会泄密。孙吉太所管辖的人姓甚名谁、所住房间号等都要打印分报周恩来、汪东兴等。
由于联络全得通过孙吉太，孙叔叔在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秘感。我们知道，孙叔叔的身后是周家鼎，周家鼎的身后是我们敬爱的周伯伯。
我慢慢知道这儿住着20多个赫赫有名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文化大革命”后我才弄清楚他们是：西南局、四川的李井泉、廖志高、程子华、曾希圣夫人余叔、鲁大东、杨超；西北局的高克林、霍士廉；东北局的黄火青、黄欧东、赵林；吉林省的朱德海；山东的谭启龙；江苏的江渭清；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曹祥仁；江西的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湖北的张体学；西藏的王其梅；湖南的张平化；冶金部的王鹤寿；中央党校的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