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66869
1、二十年的笔耕与淬炼，黄昱宁在阅读、写作、翻译、编辑四种身份里自如转换，也深谙
“讲故事”之道，本书既是她多年来的创作总结，亦包含了一位文学工作者对于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的探索。
2、全书收录了怀念已故老翻译家陆谷孙、傅惟慈、吴劳的文章，以及《ONE•一个》热文：听着听着就老了 写着写着就散了 吃着吃着就淡了。这些饱含深情的私人记忆既包括了作者亲近的家人、交往多年的翻译前辈，也有关于热腾腾成长岁月的细致描摹……字里行间构筑起对一个时代的回望，引人回味与共鸣。
《假作真时》是沪上知名作家、译者、外国文学资深编辑黄昱宁近年来的散文佳作结集。*部分“遗忘之前”是回忆性随笔，那些家族故事、听过的歌、难忘的人、吃过的家常食物、故去的老翻译家，都在作者笔下呈现出非虚构文体的迷人张力，而我们也借由这些讲述得以回望一种生活，一段人生，一个时代；第二部分“讲述之后”则是关于小说和电影的评论，侧重于探讨文学和影像之间的“转译”，探讨故事的变身，为我们示范了一种文本精读的技巧。两个部分互为诠释，构成了一幅虚实无间的立体拼图，也展现出作者成熟的文学观。
本书还收录了作者的五首涂鸦诗作，它们既是全书的注脚和补白，也是一次阅读的中场休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扫描腰封上的二维码，进入“数字冰箱”提取。
推 荐 序
小白 好的作品也只是以假乱真
苗炜 要相信外国的文艺
部分 遗 忘 之 前
003
听着听着就老了
011
写着写着就散了
018
吃着吃着就淡了
025
岁月神偷
032
冬姐
041
风鳗·汤团·年夜饭
049
三个老头儿
057
真实的人
—忆吴劳
065
跌倒了就唱昆曲呗
—忆傅惟慈
069
时间的猛兽
—忆陆谷孙
075
海外关系
第二部分 讲 述 之 后
105
芬奇的归芬奇，弗琳的归弗琳
111
法戈在哪里
116
聂隐娘还是王佳芝
122
小说里的明星脸
128
英式大团圆
132
《故事》撞沉太平轮
141
以莎士比亚的方式谈论莎士比亚
151
楼顶上的狐狸
162
谁拿着那支笔
173
度量盖茨比
186
第十四个故事
193
我和你
224
一手浪漫，一手反浪漫
228
没说的才重要
232
看不见的门
240
城市安慰它即将吞噬的人
249
镜子的两面
作 者 跋
小白：在这部随笔集中，黄昱宁确实展露了一种小说家的企图和才能。那些令人难忘的人，那些老照片和旧书信，即使是过去听过的歌，吃过的家常食物，作者也像一位小说家在处理素材时那样，精心选择视角、铺排结构，找到切入叙述的恰当时间点，有时尝试变换人称，寻找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定场景，用想象来使细节丰富动人，从日常对话中提取戏剧性台词……她身上确实有一些小说家特质。
毛尖：黄昱宁的写作，丰饶，动人，她擅长在各种文类中开辟小小殖民地，《冬姐》中的狄更斯，《莎士比亚》里的中国，虚虚实实，雾雾花花，她策马扬鞭把谜底变成谜面，把窖藏变成日常，用这种方式，她把私货变成我们共同的认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是她的笔下之臣。
苗炜：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受外国文艺滋养的写作者如何在阅读中进步，又如何用中文写作。当然，黄昱宁的小说也值得期待，一个微胖的文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李海鹏：学问见识之外，我特比嫉妒黄昱宁的文笔，多细微的意思都表达无碍、妥帖自然且有美感。读她的文字时很多次我停下来，重读一遍，学习一下，怎么我们使劲儿写还写不好的地方，黄老师轻轻松松就写那么好呢？还没学会，还得接着学。
风鳗·汤团·年夜饭
童年，每个春节的记忆，都是从外婆撕下一张日历，在背面上写下“冷盘”两个字开始的。倒推回去，那一天离年三十至少还有一个半月。
外婆幼时不识字，母亲说她是在生了一大堆孩子之后，才靠解放后的“妇女识字班”学会读写，次次都考。我没见过外婆在别处施展，但年夜饭菜单上的字迹如今想来仍是历历在目。没有错别字，一笔一划都工整而实在，仿佛尽力把无形的格子撑满，就像外婆起锅装盘，务必要在已经沉甸甸的小山上再码一块。
说起来这一份菜单每年都相差无几，祖孙三代十几个人，八冷八热外加一个大砂锅和两道主食。两年的菜单之间，往往只有些微调整，比如把清炒螺蛳（加一点酱油，决不放辣）换成蛤蜊炖蛋，把苔条花生改作油炸龙虾片。后者虽然在年夜饭的大文章里，多只是一段凑趣的花絮，烹饪过程却赏心悦目。我完全无法抵挡虾片一进滚油便绚烂盛开的景象。回想起来，那种夸张的、任由体积舒展和香味溢出的速度带着挥之不去的性感——是的，性感，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知道“性感”这个词的话。
也许，在其他省份的人看来，有那么一种明确的可以称之为“上海菜”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粗略界定成一大堆跌进糖罐和酱油缸里、看不清面目的肉食或者豆制品。反倒是住在上海的人，说不清正宗的上海菜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哪怕不计入远至川粤鲁甚至西餐的影响，单单长三角各地移民在上海家常锅灶上的微妙融合与差别，也不是用一句“浓油赤酱”便可以概括的。比如我们家的年夜饭，若拿服装比拟，则里子属于宁波人（我的母系亲属都是宁波裔），套一件上海“本帮菜”的背心，里子露一半藏一半。我们家的菜一点也不甜，但老宁波那种咸到骨头里的狠劲也被消解了大半。地道的宁波“下饭榔头”——臭冬瓜或者苋菜梗——由于受到我母亲那一代的抵制（他们都出生在上海），一直在我们家绝迹，我儿时只能偶尔听外婆念叨两句。在宁波重口味系列里，黄泥螺是我们家老少咸宜的底线。
等到西北风刮至猛烈时，外公会去菜场，弄回一条中等偏大的海鳗。头尾切下清蒸即食，中段洗净，抹上盐，用棉绳串起来。如果要描述这种鳗鲞的制作方法，只需要在我们家残存的甬语词库里取出一个名作动的“风”字就可以了。
“家伟，”外婆吩咐二舅，“把鳗‘风’起来，日脚（日子）要算好。”
于是二舅就把那段鳗往阳台上一挂，每天负责去捏一捏、闻一闻。万一那年气温偏高，鳗肉的色泽在年三十之前就开始泛黄，外婆就只好一叠连声地叹着气提前把它取下来吃掉，同时在菜单上划掉那个叫“鳗鲞”的冷盘。只有在气温、湿度和风力都恰到好处的年份，我们才能在年夜饭桌上吃到雪白的、韧劲十足的、盐分含量恰巧能完美呈现鱼鲜的鳗鲞，谋事在人而成事在天。好玩的是，对面阳台总是跟我们家踩着同样的节奏，他们也会在这段时间挂上更具淮扬特色的风鹅或者风鸡（鹅在上海菜场很少见，所以常常只能退而求其次）。这戏码年年上演，阳台与阳台之间，乡愁的旗帜互相叫板，迎着西北风傲然飘扬。
儿时的年夜饭，DIY程度之高，远远超过现在的想象。在前超市前冰箱时代，无论是熟菜还是半成品都匮乏，准备一桌好菜不仅需要良好的家庭传统和熟能生巧的经验，也需要细致的人力调配和时间管理。外婆当然画不出流程图，可她脑子里装着精密的倒计时仪，知道用烧碱发鱿鱼干、让老蚕豆发出芽（炖得酥烂的发芽豆配雪里蕻也是宁波家常菜中的一绝）需要几道工序，从哪一天开始操作，也知道大砂锅里的肉皮肉丸百叶结须得早早准备，才不至于在后一天占掉水槽和油锅的宝贵空间。后两天，碗橱辟出越来越多的地盘放自制的半成品，比如用水煮过一道、等待酱烧的鸭子，煎炸完毕等待再加工的青鱼块，以及制作八宝饭不可或缺的豆沙（这可是用赤豆煮烂以后用纱布一层层滤净的纯手工制品）、红丝绿丝和瓜子仁。这时候外婆不仅得照看厨房进度，还得留一个心眼防备几个被香味勾引出整整一年馋虫的孙子孙女——那几天，我们有事没事老爱绕着碗橱走。
春卷的荠菜肉丝馅和蛋饺总是安排在小年夜完成。母亲用金属勺子做蛋饺的手艺全家公认，所以那天她总是忙到很晚。蓝绿色火焰顶上，勺子里的蛋液凝成薄薄一层，我喜欢凑在边上，抢着舀起一小勺肉馅倒在上面，然后看着母亲灵巧地一抖手腕，另一只手飞快地用筷子合拢蛋皮，就像安抚一只振翅欲飞的黄粉蝶。
大年夜当天清早，能决定家宴成败的原料庄严抵达：一只正值壮年的母鸡。鸡不能太老，否则肉身不宜白切；也不能太嫩太小，否则没法满足一家老小的胃口。阉鸡美味，但很少能买到，多半还是得凭着经验在母鸡里挑一只个头合适的带回来。大人忙成一团，有烧水准备拔毛的，有到处找菜刀剪子的，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找一只空碗，盛少许温水，抽一根筷子，单等着鸡血滴下的那一刻接在下面，同时用筷子在碗里沿顺时针方向画圈，如此收集的鸡血才能在入汤时保持嫩滑。
选好一只鸡的结果是成全三个菜。大火水煮，拎出鸡身切块蘸酱油，就成了能检验鸡肉质地的白斩鸡；留下那一锅泛着黄澄澄鸡油的好汤，外加鸡头鸡脚鸡血，就构成了大砂锅的主心骨——若没有这锅汤，之前备好的肉皮肉丸百叶结粉丝鸡毛菜，就只是失魂落魄的散兵游勇；鸡肚子里的那一副胗肝心肠，适合与纤细碧绿的本地芹菜爆炒，上海人唤作“炒时件”，若论鲜香清爽，其他用下水做的菜都及不上。
但年夜饭远远不是春节饕餮之旅的终点。晚餐吃罢，电视开着，但没有人认真看。有人用湿布和干布细细抹了一遍八仙桌，白的粉、黑的馅次第摊开。于是，一年一度、筹备期长达一个多月的汤团大戏终于迎来了高潮。
这确乎是一件大事，几乎可以看成是宁波人在上海的某种标明身份的集体仪式。那时，汤团之于我们，决不是装在塑料袋里的文雅的速冻食品——前者强调的是“芝麻”，而我们宁波人却理直气壮地以“猪油”命名。我们认定，那种用大块大块的肥膘熬成的板油才是宁式汤团的灵魂。“猪油汤团”的整套工序耗时长久，需要一家大小的配合。把时钟倒拨到一个多月前，外婆会先到斜对门的老宁波窦家去串个门。窦家的大石磨是镇宅之宝，每年过年前都要在街坊里排个班，轮流出借。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两个气血方刚的舅舅抬起石磨往家扛，头上冒着汗，嘴里喊着一二三。
那真是个力气活。外婆事先早就挑选好成色过关的生糯米，淘洗干净。三个舅舅外加我爸爸和姨夫，五个男人从早到晚，通宵轮班将糯米磨碎。那天晚上我总是磨蹭到很晚，我喜欢听水流滴进石磨发出的轻微如同叹气的声音。男人们年年推一次磨，个个都是有经验的熟练工，一边推一边不断加水，稍有偷懒造成水分不足，就会大大影响后面的工序。我在推磨的声音中入睡，第二天醒来就看见厨房里冒出一脸盆一脸盆乳白色悬浊液。外婆把它们一点点盛进布袋里，搁到阳台上沥干水分，两周以后开始变出水磨粉的样子。只有洁白细致不结块的颗粒，才能证明那天晚上的劳动质量达到外婆的标准。
女人们也没闲着。在那个月里，她们会将板油剥皮抽筋，用小石臼碾碎刚刚炒熟的芝麻，拌上绵白糖（不能是砂糖），三者合一，反复揉捏成“黑洋沙”，搓成一个个乌黑的小圆子。年夜饭过后，大人小孩都围坐桌边，有人将粉和上适量（到底怎样才算“适量”，反正我从来没搞清楚）清水，捏成长长的糯米条，再掐成一段段当汤团皮。承担下一道工序的人手脚一定要快，在水分走失之前将皮经过一番揉捏后塑成杯状，迅速塞入馅，小心翼翼地将皮合拢、捏实、搓圆——用我表弟的说法就是“把黑的包进白的里”。水与粉、轻与重、谨慎与果断之间的分寸拿捏，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只会包饺子的人次上手裹汤团，多半会把“白的”揉进“黑的”，变成一坨黑白相间的雨花石，黏在手上甩也甩不掉。
如此一步步跟下来，我每天都能根据鼻腔里充满的新鲜气味，判断汤团工程进行到哪个步骤。终，大年初一早上，当我咬开那层薄薄糯糯的皮儿、舌头被墨黑的馅烫得起泡时，此前漫长的辛苦铺垫便在瘫软的味蕾上一层层展开。年三十晚上裹好的汤团初一早上煮，初一晚上再裹一批留给初二，依此类推。吃到初十左右，当肠胃开始对高油重糖暗暗生出审美疲劳时，“黑洋沙”馅的储备也恰巧耗尽，剩下的水磨粉或是搓成更小的圆子，加入酒酿煮汤，或是压扁放到油里轻炸，再蘸少许绵白糖吃。如此夹花着再吃几日，元宵一到，这个年就算过完了。
当我终于学会包出一枚完美的猪油汤团之后，我们家便搬离了那片区域。新房子周围的人家都没有大石磨，我的外婆也已经老得没力气指挥这么复杂的工程。再后来，超市里出现了速冻汤圆，只要你乐意，哪怕在三伏天都可以享受这份大工业提供的便利。你不需要用舌头分辨皮与馅的层次，也没时间让味觉唤起视觉和触觉的双重记忆，更不必承担被等待提升的期望值。大概这样也好。
小说里的明星脸
盘点被翻拍次数少的名著，《乱世佳人》得算正面典型。这部要场面有场面、要故事有故事、要人物有人物的小说，之所以被好莱坞屡屡放过，有且只有一个原因：1939年的那个版本创造的视觉经验，太深入人心——而这种难以磨灭的印象，至少有一半得归功于选对了女一号。影评人常常会宣称，就艺术水准而言，《乱世佳人》被严重高估，但谁都无法否认，好莱坞不可能再复制一个费雯丽，费雯丽也不可能再复制一个像郝思嘉那样的机遇。当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次在年轻的费雯丽脸上看到“纯粹淡绿不夹一丝茶褐”且“稍稍有点吊梢”的眼睛时，电影史达成了一次具有经典意义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郝思嘉/费雯丽的案例甚至与演技无关——尽管费雯丽真是个好演员——这是一张脸创造的奇迹。千百万读者透过书页玄想的郝思嘉只是一团朦胧的雾，似有若无的吉光片羽，仿佛在梦中目击过的嫌疑犯。倏忽间，大银幕闪亮，云开雾散，嫌犯画像渐渐清晰，于是人人舒一口气，心里暗暗喊一声：“抓住你了，原来你就在这里。”
在小说转化成影像的过程中，选对一个角色、塑成一个人物的重要性和难度系数，有时候（如果不是“永远”的话）要比还原历史场景或者理顺叙事脉络更高。文本在读者的想象空间中烙下的印迹越深，这个变量就越大。一万个读者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你可以用一具肉身、一抹微笑或者一个手势定格这种想象，也完全可能反过来摧毁它。同样是大卫·塞尔兹尼克，在制作一九五七年版的《永别了，武器》时，就亲手示范了这种摧毁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彼时《海斯法典》已经失去约束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早就散尽硝烟。这一版《永别了，武器》的男女主角，终于不用像一九三二版那样，为了照顾后面的怀孕情节先补上一个婚礼（《海斯法典》不允许未婚同居，哪怕暗示都不行），也不用害怕墨索里尼的干涉而删去意大利军队溃败的场景。然而，原作者海明威在得知这一版的演员阵容之后，还是火冒三丈。他给塞尔兹尼克写信，粗话横飞：“如果，你这部让三十八岁的塞尔兹尼克夫人扮演二十四岁的凯瑟琳·巴克利的破电影，后居然赚到了钱，那我建议你捧起这些钱直奔本地的银行，统统换成硬币，然后塞进你自己的屁眼，直到满得从你嘴里吐出来。”
塞尔兹尼克夫人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詹妮弗·琼斯，奥斯卡/金球奖双料影后，其主演的《珍妮的肖像》和《太阳浴血记》有资格跻身小说改编电影的佳作系列。但《永别了，武器》果然如海明威诅咒的那样票房惨败，而琼斯的眼袋、鱼尾纹和随着衰老越来越高的颧骨也确实应该付一半以上的责任。至于男主角罗克·赫德森，虽然颜值和年龄感都大体合格，但他凝望琼斯的眼神怎么看都像是弟弟看姐姐——多年以后赫德森出柜，人们回过头来想这一版《永别了，武器》的画面，荒诞感油然而生。
公允地说，古今中外，在塞尔兹尼克之前或者之后，制片和导演坚持重用太太或者女朋友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但相对而言，在“作者电影”或者那类把演员当扁平符号的片子里，这样做还相对保险一点。至于小说，尤其是群众基础深广的小说，人物是早就成熟定型的，她们不可能为了制片人的太太就随意涂改自己的年龄和气质。如果一定要拧着来，那么，《永别了，武器》的失败已经证明：即便是塞尔兹尼克这样的行走江湖、几无失手的大腕，一旦被私情干扰了判断，也会一头栽进文本与影像之间的鸿沟。
话说回来，在这条鸿沟中栽倒的大明星不计其数，他们总是一不小心，就让自己的满身星光遮蔽掉人物本身的特质。也难怪，习惯了被量身定做角色的明星们，很难放下身段去迁就小说人物具体而微的尺寸。比如近来，范冰冰团队为了打造“白璧无瑕”的明星形象，干脆把武则天和杨贵妃统统变成古装玛丽苏……好吧，这当然是个过于的例子，但即便提高几个数量级，无论是阿兰·德隆版的雷普利，还是迪卡普里奥版的盖茨比，也都或多或少地发作着类似的毛病。就连一直被神化的奥黛丽·赫本，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娜塔莎也是其个人演艺生涯中的失败案例。比起后来苏联邦达尔丘克版的《战争与和平》，比起那个眼神里装满惶惑与兴奋、在舞池中晕眩的娜塔莎（柳德米拉·萨维里耶娃饰演），赫本只是把《罗马假日》又重复了一遍而已。
其实赫本还演砸过一部小说：《蒂芬妮的早餐》——尽管，因为强大的时尚效应，这部电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这不能全怪赫本，因为从根本上，这部片子的初衷就跟卡波蒂的原作背道而驰。小说中的人称叙述者是个具有同性恋气质的男子，美国好闺蜜。从他的视角观察到的交际花霍莉性格放荡、情绪复杂、行踪神秘，是个无法被轻易归类或者降服的女人，所以后的结局是“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在好莱坞的审美定势下，叙述者的性向必须改变，他和霍莉必须谈一场恋爱，所以霍莉这个人物的底色就必须比小说里更清纯、更简单。这也就可以理解，导演为什么坚决抵制卡波蒂的建议，弃梦露而选赫本。
为了这个角色，赫本也算使尽了浑身解数，临时补习乡下口音，学会抽烟撒泼，但结局的峰回路转——流浪猫回巢，风尘女知返——还是让她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后优雅转身的铺垫。赫本还是那个赫本，她的《蒂芬妮的早餐》不过是把《窈窕淑女》又演了一遍。
总体上讲，越是质地优秀的小说越要慎用明星，这差不多可以成为一条法则。气场特别强大的导演，完全可以根据小说人物的需要，放胆使用气质契合的新人，使其一战成名，塑造人物和打造明星同步完成。琼·芳登之于《蝴蝶梦》、娜塔莎·金斯基之于《苔丝》抑或汤唯之于《色戒》，都是范例。如果是那类更成熟更多面台词更多的角色，那么，选择那些并不漂亮却可塑性极强的面孔，往往能收到奇效，因为这类演员总是能把自己恰到好处地掩藏在角色之后，比如《理智与情感》中的艾玛·汤普森，《英国病人》里的朱丽叶·比诺什，还有近横扫艾美奖的《奥丽芙·基特里奇》里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至于伟大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她塑造人物的能力足以让你在观看两部根据同样著名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和《廊桥遗梦》——改编的电影时，像是在欣赏两个女人的表演。
有些在小说中太立体太丰富的人物，也许不管找谁演都不够完美。比如说，提起安娜·卡列尼娜和爱玛·包法利，很多张明星脸重叠在一起，但我们至今也抓不住一个确定的形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有如神助的改编：你看到那张脸、那个人，就知道整出戏都成了，就知道再也不需要第二个版本了——这是选角的至高境界。在我看，费雯丽之于《乱世佳人》，罗莎曼德·派克之于《消失的爱人》，以及张国荣之于《霸王别姬》，都达到了这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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