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7843324
评论对象及研究的文章，在”京派”中极具代表性，
作者作品，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期刊发表，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季刊》《文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等。
民国时期，几乎每一个文学群体都有自己的文艺刊物，”京派”也不例外。高恒文相信论述了《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作用，这一点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
《论”京派”》对”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刊物、文学论争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京派”的一次全方位呈现。
013·鲁迅论”京派””海派”
027·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批评的意义及其反响
043·”低徊”的趣味
–关于鲁迅一个文学批评的笺疏与考释
065·周作人的《阿Q正传》论述
075·周作人与永井荷风
089·读《闻一多全集·书信》札记
104·乡土小说的谱系和理论的重构
–论沈从文对鲁迅小说论述的意义
133·”人类”的”灾难”与”寂寞”
–论废名诗歌的思想内涵
147·现代的与古典的
–论废名的诗
161·废名的诗：深玄的思想特征及其艺术形式
201·冯至的两首同题诗–《威尼斯》
208·诗文相通–论冯至《山水》与《十四行集》之关系
219·《十四行集》：谁之”存在主义”？
227·卞之琳的爱情诗《无题二》简析
231·”晚期风格”：卞之琳《午夜听街车环行》志感
242·”古意”的现实性
–林庚30年代诗歌新论
250· 梁实秋与”京派”
–对一场文学论争的历史考察
256·《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
266·”京派”：都市中的特殊的人生与文学
–论废名的诗的思想内涵与特征
（一）
废名的诗，远不如他的小说著名，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独特艺术成就与风格及其影响，因此，虽然他在30年代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诗，但也只是在”京派”内部引起有限的注意而已，而在当时的诗坛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后来的学术研究也主要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对其小说的研究。随着研究者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问题的关注，废名的诗因此才相应地引起瞩目，并主要是对其艺术特征的研究。相对而言，对其思想内涵和思想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①
考察已有的学术成果，笔者发现，1937年朱光潜对废名的诗的偶尔的评论，却有着相当的影响。朱光潜是这样说的：
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了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②
研究者们受朱光潜所谓的”禅家”二字影响很深，而不理会他同时还说了”道人”二字，因而废名诗的禅宗思想的特征成为立论的依据或论题。这种来自朱光潜评论的影响，似乎不仅”执一”而落于”偏见”，而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笔者倒以为，介于师友之间的卞之琳，对废名的评论似乎更为准确，他在《〈冯文炳选集〉序》中说：
废名在解放前，特别在抗战前，似曾以他独特的方式，把儒释道溶于一炉。……把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交往及其言行，一扫腐儒的玄化，解释得非常平易近人。③
”把儒释道溶于一炉”，是其复杂性，也就是说，儒释道各家在废名那里都不是原来的面目了，也就不能根据哪一家的教义作类似于”腐儒的玄化”式的阐释。更重要的是，”把儒释道溶于一炉”不仅是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思想方式、话语形式的特征。卞之琳还说：
他（按，废名）的分行新诗里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难辨，层次欠明，他的诗，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多数场合佶屈聱牙，读来不顺，更少作为诗，尽管是自由诗，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④
所谓的”思路难辨，层次欠明”，恰恰是废名的这种思想方式和话语形式之特征在诗中的表现，而这种思想方式和话语形式之特征显然又强化了读者对诗的思想内涵的”玄”之思的认知与解读。
朱光潜和卞之琳的评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样的，即废名的诗的思想的独特性在于”超越”或者说”脱离”社会现实的”玄”之思。再联系到和废名联系更为密切的周作人的评论，这种印象就几乎成为一个定论了。周作人曾说：”废名君的小说里的人物”，”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闻见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⑤这显然是指废名《竹林的故事》以后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特别是《桥》为代表的30年代的小说，尤其如此。周作人的说法是有来历的，而且也不仅仅是对作品本身的评论，因为废名此前也曾夫子自道：”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⑥
尽管上面引述的评论，更主要的是论其人而非诗，但事实上是废名评论和研究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论述，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一直左右了后来的研究思路。然而，具体考察其作品，我们将会发现，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我们仅仅着眼这一点，难免因为注重了”玄”之思的一面而将结论归于缺乏深刻的现实体验和社会关怀，尽管是因此而独赏甚至是偏爱这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思想特征。
其实，废名的诗，不仅有十分直接表达的社会关怀，而且其”玄”之思的主题也是来自现实的体验和思考，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社会批判而或政治批判。
（二）
废名的诗的创作，如上所说，主要集中于30年代，但却不限于此，40年代也有，尤其是1948年，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捩点，他写了好几首十分值得注意的作品。
先看这首题为《人类》的诗：
人类的残忍
正如人类的面孔，
彼此都是相识的。
人类的残忍
正如人类的思想，
痛苦是不相关的。⑦
这首诗表达的显然不是什么”玄”思，而是面对现实中”残忍”与”痛苦”的慨叹、愤怒，语调极其严峻，几近冷嘲。虽然说”人类”，却无关”宏大叙事”，其实是国人，是在”彼”与”此”两条战线上进行所谓的关于”国家命运”的”大决战”的同胞，所以说”彼此都是相识的”；被”思想”（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左右而”内战”，因而”痛苦”（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国家的）在此时已算不了什么，因而也就不知道什么”残忍”了。就思想的深度而言，这显然是中国40年代后期最有特色的一首诗，不是常见的那种关于战争的政治评论或感受，而是从人性、人道主义的立场直观战争本身，而作者个人的特色在于，表达对战争的思考，诗中却没有任何战争的意象，也没有任何关于现实的字句，如果不知道写于1948年，难免误读为表达的是”玄”之思。
再看一首–《鸡鸣》：
人类的灾难
止不住鸡鸣，
村子里非常之静，
大家惟恐大祸来临。
不久是逃亡，
不久是死亡，
鸡鸣狗吠是理想的世界了。⑧
仍然是”人类”，但”鸡鸣”出典于《诗经·风雨》这个熟典，也就明确示意了诗的主题和现实内容。正在发生的战争是”灾难”，它带来的不仅是”逃亡”、”死亡”这样的”大祸”和大祸临头的恐惧；”彼”与”此”均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许诺的将来都是某种”理想的世界”–关于”国家”、”民族”、”人民”的美好未来，而在诗人看来，即将到来的是一个”鸡鸣狗吠”的现实。这首诗所表达的家国忧患比《人类》更为深远，因为诗人不仅着眼于正在发生的”灾难”，而且有”不久”即将到来的更为可怕的”灾难”。
还有一首题为《真理》–
飞机在空中
等于飞鸟，
飞机在空中
是炸弹。
什么是思想？
思想是飞鸟，
是炸弹。
什么是真理？
真理不是飞鸟，
不是炸弹。
真理是人类的同情心。⑨
”飞机”执行的是”思想”的命令，投放的是”炸弹”，带给”人类”的是”灾难”，然而命令”飞机”的”思想”却是以”真理”的名义。在这首诗写作的1948年那个具体的语境中，战争是内战，是被在”思想”的旗号下分为”彼”与”此”两个敌对阵营的”大决战”，同室操戈，同胞之情荡然无存，只有”思想”的大义，还谈什么”人类的同情心”？废名所要表达的是对”思想”的愤怒的批判与指斥，以”真理”的”同情心”这一普世的特质来指斥现实中盗用”真理”名义的”思想”的残忍。
这三首诗以”人类”、”真理”这样的题目，表达的思想主题其实并不是抽象的思想的本身，更不是什么”哲理”、什么”形而上”的玄思，而是十分现实的社会关怀，充满了忧愤深广的家国情怀，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问题的另外一面，我们也能看出废名的一以贯之的特色，思想穿越具体事实而不粘滞于具体事实本身及其表象。上面分析的三首诗，从《真理》、《鸡鸣》、《人类》这样的顺序来看，指示具体事物的意象一首比一首少，如果不是落实到1948年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恐怕很难解读出其中的现实内容，而我解读的策略正是依据这一点，再由《真理》的”炸弹”一词的这种意象入手，然后又将这三首诗”循环阐释”，才作出如上分析的。”人类”、”思想”等等，既是关键词，又在这三首诗中构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提示着这三首诗的相同语境与相近的主题。
（三）
为了使问题更为突出，本文的分析从废名40年代作品开始的。而在30年代，废名的作品同样具有明显的思想特征，只不过思想的内涵和表现方式有所区别而已。具体说来，40年代的作品，如上所述，是直接的针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批判，而30年代的作品则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文化思考。从这一点来看，废名写于30年代的《街头》、《理发店》等诗，都是十分重要的作品，表现了废名对现实世界的沉思与慨叹，虽然《十二月十九页》等表现生命的体验与沉思的具有明显的”玄”之思的作品可能更为引人注目，更容易被视为具有废名的思想特征的作品。
且看《街头》，全诗如下：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驶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⑩
”寂寞”这个中心词在诗中反复出现，但最后一句–“大街寂寞”–仿佛突如其来，我们全然没有意识到诗人竟然赋予”寂寞”一词以这样重大的思想主题，由”街头”顿时说到”人类”这样宏大主题上来了。
“汽车”和”邮筒”是诗中反复出现的两个中心意象。”大街”上的事物，显然何止”邮筒”和”汽车”，但这首诗虽然题为”街头”，反复写到的却只有这两者，这显然表明这首诗不是对”街头”景物的描写，不是写景，而是表达诗人在”街头”这一特定的情境中的沉思。”汽车”和”邮筒”作为诗人（在废名那里，诗的”叙述者”和”作者”的关系是单一的同一性的关系，远非如卞之琳诗中那样复杂）凝视和沉思的对象，并且诗人的视点在这两个意象之间来回移动。这两个意象所表示的虽然是两个并不相干的事物，也虽然可以说是都统一在”街头”这一场景之中，但在诗人的意识中它们显然具有某种令人沉思的意味深长的关联。首先，由”汽车”看”邮筒”，相对于运动的”汽车”而言，静止的”邮筒”是”寂寞”的。其次，又从”邮筒”看（实际上已经”驶过”了）”汽车”，因为”邮筒”是静止的，所以它上面的那两个作为”邮筒”标志的大写的英文字母看得很清楚，而”汽车”因为是运动的，因为已经”驶过”了眼前，所以作为它的身份标志的”号码”自然是”记不起”，因而相对于那两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来说，”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这样，相对于静止的”邮筒”而言，运动的”汽车”是”寂寞”的。由此诗人”顿悟”：”大街寂寞”。喧闹的”大街”之所以是”寂寞”的，是诗人对”邮筒”和”汽车”之静止和运动的关系的沉思而领悟到的，因为既然”汽车”和”邮筒”这两个并不相干的事物，相对而言都是”寂寞”的，那么，推而广之，”大街”上的一切，应当都具有这种相对的关系，都是”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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