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034392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2014年12月13日，是中国为纪念抗战期间死难同胞而设立的“全国公祭日”。2014年是**年，由*总书记亲自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主持祭奠。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工作者、中国科学院的人类学家、解剖学家前往山西大同煤峪口所发现的万人坑进行科学发掘。山西是中国煤炭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日本侵占之后，以人命换煤，劳役中国矿工，以致死亡枕藉。这样的万人坑遍布东北、华北天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单大同一带，能够指出的就有十四处之多。但是由于不是极度震撼性事件，所以华北、东北经过整理的万人坑十分少，许多万人坑即使揭露出来，后来也因欠缺保护和纪录，而逐渐散失。
这份资料的形成，距今已经五十余年，因种种情况，一直未能公开。五十来年，有些材料散失，但有关万人坑基本的状况和面貌仍能反映出来。
在2014年12月13日“全国公祭日”活动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当年发掘组所记录的资料、研究结果，以及文字手稿和所拍图片全部交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届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我社以及大同市政府将共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记住馆举办图书首发式，暨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献《山西大同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原稿活动，并在山西大同举办公祭活动暨图书宣传活动。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向中共中央常委递交此资料，使这份尘封多年的日军侵华罪证正式公开于世。
内容简介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有天，刚上小学的女儿问我，妈妈，“九一八”是什么意思？我有点吃惊，因为我从没打算给她讲那些血腥残暴的过去。我问她，你怎么知道“九一八”的？她说，那天听到外面好多车按喇叭声，响了很久。我稍微沉默了一下，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我只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多看看绘本，多学学自然科学，不要过早去接触，甚至永远都不要接触那些沉重的东西才好……但是当孩子真正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还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想着用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告诉她，让她开始了解，慢慢正视。因为有些事，如果我们都在回避，那么后来的人就更加不在乎。
当时，我正在对《万人坑》这部稿子进行编辑加工。说实话，我们80后这一代人，从小看《花仙子》《圣斗士》《柯南》，长大了玩PSP、PSV，完全习惯了日本文化和科技带给我们精神领域上的满足。不远处的痛楚距离我们似在千年之外，那不是时间的距离，而是心里的距离。尽管我之前已经大致了解了这部稿子，但是当我翻开那厚重的相册，那些清晰、刺目的黑白照片直冲到我的眼前，我心底的麻木开始瓦解，瞬间迸裂。相册已显得破旧，但是黑白照片竟还没有泛黄，仿佛那些痛苦的灵魂在不断哀求：“请帮助我们重见天日吧，让后世人知道，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中国人苦难的历史，那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耻辱。”
这些死难的矿工，个个张大的嘴巴，很多尸骨身上有明显的鞭痕，甚至有很多人在死前被人击碎了肋骨、割去了四肢，尸骨不全。还有一张骇人的照片，我记忆深刻，那人的表情惊恐，睁大的眼睛，脸上的皮肉被什么东西撕扯去了半边……有人问我，从这份资料上看，有多大的比例是受虐致死，我告诉他一大半。可能有读者认为万人坑里有些人是因为塌方致死，可事实上没有那么“幸运”。塌方的时候，日本人不会下井救人，更不会耗时费力去挖尸体，万人坑里的人，是受到日本人虐待，生病而死或者直接残害致死的矿工。
考古工作者在死难者身上找到了他们的证件，甚至找到了个别死难者的家人，他们多是三十左右岁的男子，家中有父母、妻儿，多是生活在城市或边镇的普通人，有些人在被抓去做矿工之前有正式的工作，大多数人是打零工以维持家用。这些人为了生计被骗到了矿上，身体强壮者不足三月也病死或被残害致死。他们在死前甚至还在盘算自己不过吃点苦，挣到了钱，我家里人就吃饱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然而在那段国力非常弱的时期，他们缺少依靠，缺少凝聚的力量，每个人都仅仅是“一个人”，每个人对于强权者都只有唯唯诺诺。
距离这本书的出版越来越近，美编在不停加班调图。这本书所使用的照片是1994年左右所冲洗出来的，胶片则是1966年由王序先生所拍摄。几十年来，照片虽然清晰，但是仍难以避免磨损，加之翻拍、扫描，仍有些光亮度及饱和度上的不足。对于出版来说，偏色自是不可取的，就连任何小小的磨损都是不应存在的。面对这些图片，将其调出层次感，再将细微的划痕一点点修复，这对心理承受能力是极大的挑战。每天修图无法超过三十幅，否则真的会崩溃。
在微博上，关于这本书的编辑手记发布之后三天，便有了近60万的浏览量。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到香港才买得到，其实书稿现在已经进入二校，只是出版资金的筹措一度成为让我尴尬的话题，每当财务和发行部门的同事问起这本书的收益时，我只能沉默，因为在数据面前，一切热情都变得异常现实。我可以因为出版一本毫无经济效益，甚至经济效益为负的图书而被扣奖金，但是我不想因为缺少资金而使这本书的出版终止。于是，我接受了网友的提议，开始做众筹。
当然，众筹之路的起始，也并不顺畅。因为我想不到要回报给网友什么，依旧是美编提醒我，做一些荣誉证书吧，记住这些网友的支持。
——杜牧《阿房宫赋》
有天，刚上小学的女儿问我，妈妈，“九一八”是什么意思？我有点吃惊，因为我从没打算给她讲那些血腥残暴的过去。我问她，你怎么知道“九一八”的？她说，那天听到外面好多车按喇叭声，响了很久。我稍微沉默了一下，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我只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多看看绘本，多学学自然科学，不要过早去接触，甚至永远都不要接触那些沉重的东西才好……但是当孩子真正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还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想着用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告诉她，让她开始了解，慢慢正视。因为有些事，如果我们都在回避，那么后来的人就更加不在乎。
当时，我正在对《万人坑》这部稿子进行编辑加工。说实话，我们80后这一代人，从小看《花仙子》《圣斗士》《柯南》，长大了玩PSP、PSV，完全习惯了日本文化和科技带给我们精神领域上的满足。不远处的痛楚距离我们似在千年之外，那不是时间的距离，而是心里的距离。尽管我之前已经大致了解了这部稿子，但是当我翻开那厚重的相册，那些清晰、刺目的黑白照片直冲到我的眼前，我心底的麻木开始瓦解，瞬间迸裂。相册已显得破旧，但是黑白照片竟还没有泛黄，仿佛那些痛苦的灵魂在不断哀求：“请帮助我们重见天日吧，让后世人知道，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中国人苦难的历史，那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耻辱。”
这些死难的矿工，个个张大的嘴巴，很多尸骨身上有明显的鞭痕，甚至有很多人在死前被人击碎了肋骨、割去了四肢，尸骨不全。还有一张骇人的照片，我记忆深刻，那人的表情惊恐，睁大的眼睛，脸上的皮肉被什么东西撕扯去了半边……有人问我，从这份资料上看，有多大的比例是受虐致死，我告诉他一大半。可能有读者认为万人坑里有些人是因为塌方致死，可事实上没有那么“幸运”。塌方的时候，日本人不会下井救人，更不会耗时费力去挖尸体，万人坑里的人，是受到日本人虐待，生病而死或者直接残害致死的矿工。
考古工作者在死难者身上找到了他们的证件，甚至找到了个别死难者的家人，他们多是三十左右岁的男子，家中有父母、妻儿，多是生活在城市或边镇的普通人，有些人在被抓去做矿工之前有正式的工作，大多数人是打零工以维持家用。这些人为了生计被骗到了矿上，身体强壮者不足三月也病死或被残害致死。他们在死前甚至还在盘算自己不过吃点苦，挣到了钱，我家里人就吃饱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然而在那段国力非常弱的时期，他们缺少依靠，缺少凝聚的力量，每个人都仅仅是“一个人”，每个人对于强权者都只有唯唯诺诺。
距离这本书的出版越来越近，美编在不停加班调图。这本书所使用的照片是1994年左右所冲洗出来的，胶片则是1966年由王序先生所拍摄。几十年来，照片虽然清晰，但是仍难以避免磨损，加之翻拍、扫描，仍有些光亮度及饱和度上的不足。对于出版来说，偏色自是不可取的，就连任何小小的磨损都是不应存在的。面对这些图片，将其调出层次感，再将细微的划痕一点点修复，这对心理承受能力是极大的挑战。每天修图无法超过三十幅，否则真的会崩溃。
在微博上，关于这本书的编辑手记发布之后三天，便有了近60万的浏览量。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到香港才买得到，其实书稿现在已经进入二校，只是出版资金的筹措一度成为让我尴尬的话题，每当财务和发行部门的同事问起这本书的收益时，我只能沉默，因为在数据面前，一切热情都变得异常现实。我可以因为出版一本毫无经济效益，甚至经济效益为负的图书而被扣奖金，但是我不想因为缺少资金而使这本书的出版终止。于是，我接受了网友的提议，开始做众筹。
当然，众筹之路的起始，也并不顺畅。因为我想不到要回报给网友什么，依旧是美编提醒我，做一些荣誉证书吧，记住这些网友的支持。
目 录
序言 痛定思痛
为了将来，历史不应忘记
大同煤峪口南沟万人坑发掘记事
节 万人坑清理内容简述
第二节 尸体保存情况统计表
第三节 无头尸骨编号及保存状况
第四节 惨死矿工的遗物
第五节 受伤及受迫害痕迹与形态惨状
第六节 尸骨年龄估计
1937—1945年日军在大同矿暴行简述
一、日军残害矿工手段
二、幸存矿工的见证
三、矿工的反抗斗争
后记
为了将来，历史不应忘记
大同煤峪口南沟万人坑发掘记事
节 万人坑清理内容简述
第二节 尸体保存情况统计表
第三节 无头尸骨编号及保存状况
第四节 惨死矿工的遗物
第五节 受伤及受迫害痕迹与形态惨状
第六节 尸骨年龄估计
1937—1945年日军在大同矿暴行简述
一、日军残害矿工手段
二、幸存矿工的见证
三、矿工的反抗斗争
后记
前 言
序言痛定思痛
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从不因想要掩埋就不复存在，也未因不堪负荷而真被抹去，它的痛是直达国人灵魂的，它的再现则是被撼动的心灵的呐喊。
《山西大同万人坑发掘记事》是一份真实的记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极大倒退，是无人性掠夺的侵略铁证，但同时也是要求民族一定要自强的警醒。
山西大同煤矿的储藏是属于我国的一份丰厚财产，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后，这里的资源成了他们掠夺的核心阵地，疯狂的掠夺伴随着对劳动力的骗、拐、奴役，枪支、探照灯、狼狗等成为少量驻扎日军的管制手段，他们以一敌百的压制着数万被骗捕的男性劳力，将中国劳力视为猪狗不如的挖掘工具，实行以人换煤的野蛮掠夺。
对于今日的日本民众来说，这些是一段被愚民政策掩盖的历史，但对于中国国民来说，这是几代人不愿面对，却必须面对的苦痛过往，今日所展出的部分资料我在《章服之实》中转引后，曾引起过很大震动，但这些震动早在1966年红卫兵哪里已经有过，在1967—1968年对矿工遗体进行发掘的科学院、所专家那里也有过，但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N年际，却被热爱和平的我们所“掩盖”，国内不愿出版。我以为，仅仅是部分知情国民去震动是不够的，但爱好和平却也是对的，我们绝不能忍受这样的历史再次重演，我们必须为那段过往留下凭证，故而，在今年抗战胜利的第70个年头，我们似乎更应该正视这段深深伤害我们国之栋梁、筋骨的历史。
我们应该更自尊、自爱，更坚强、不屈，应该让更多其它民族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坚韧与强大，耻辱是别人强加的，但同样也有自己的无奈，21世纪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说全面发展的世纪，我们应该站稳自己的脚跟，不要再崇洋媚外，不要再自惭形秽，我们有悠久的文化，有坚定的民族信念，我们应该抬起头来，从实力上精神上彻底、永远地杜绝那被“不配为人”的历史!
这部血腥的往事记录，抗战胜利五十周年际，被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张倩仪先生编辑出版。二十年前港版发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予予先生忍着难抑的悲愤，整理编成的，王先生是当年科学发掘清理大通万人坑工作的主持者，先生当年将得的稿酚捐赠大同给万人坑纪念后，也给香港商务留一信函，将书的版权交给港商务印书馆。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27日，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为缅怀过去更是抚慰民心顺民意的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举措。
特别鸣谢对这次出版工作给予帮助的朋友们，他们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副社长陈果先生、夏艳女士大力支助我去香港商务印书馆取回全部资料、照片和手稿，期间还得到北京市文物局李青、刘超英副局长和资料中心主任祁庆国先生的大力支持，出版的整个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先生的支持，并在万卷出版公司李英健社长和编辑部主任王亦言女士的努力下才能赶在个国家公祭日，将王予予先生及当年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大同万人坑犯下的战争罪，以严格的科学考古的形式含泪记录的历史铁证，公诸于世，可敬的王予予先生，您在地下也会欣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
后记
201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先生处组稿，当时香港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张倩仪女士也在，从她们的对话中，我了解到1966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脊椎所以及自然博物馆的专家组成发掘小组，对山西大同一处万人坑进行科学发掘、取证之事，其经历十分震撼。后来，考古所又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年参与发掘并负责清理尸体、拍照的王予予先生，根据当年所拍摄的照片及所做出的记录，形成了一份相对完整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份资料未能公开，后辗转到香港，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接手出版。
时隔两年，2014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将这份资料交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先生开始为此事四处奔走，筹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这一年，原稿几经易手，未能尘埃落定。9月，我再次到北京时，有幸签下出版合同，接手了这份沉重的资料。
这是封存了儿十年的历史档案，文字质朴，但字字血泪，照片原片更是骇人，这份早应公开的日军侵华罪证，在今明两年，其出版意义十分特殊。王亚蓉先生讲，今年12月13日，是个“全国公祭日”，届时公开这份资料，是对“公祭日”好的献礼。而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国上下必然需要更加科学、系统的日军侵华罪证得以公开。
大同万人坑是我国动用考古队伍进行科学发掘的万人坑，亦是全国出土干尸的万人坑，考古专家们在被日军侵害致死的中国同胞身上，发现直接有力的日军侵华罪证，一是死者的死因鉴定，二是日本侵占大同煤矿时为劳工派发的证件、饭票，以及铸有“日本准备银行”发行的钱币等。这本书的出版是对日军侵华新罪证的公开，是国内罕见的直接展示日军侵华罪证的原创出版物。
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我愈加激动，几度压抑悲愤的心情，努力让自己做到专业。同时，对于1966年去参与万人坑发掘老一辈考古学家，我亦是充满了敬佩之情，特别是本书的整理者和编写者王予予先生。他曾在一本书页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一“生是劳作，死是休息”，他过世之时不过67岁。提到羊皮书《圣经》的修复、马王堆女尸的出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修复，很多人都有耳闻，但是为修复羊皮书《圣经》而发明桑蚕丝网技术、为保护马王堆女尸完整出土而不畏特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修复金缕玉衣的王抒先生，总是在大众视野之外，默默做事。至于终夺去他生命的，是在山西大同清理万人坑时遗留下来的肾病。
在那两个几十米深的坑洞里，他们的团队要将那些受害同胞的遗体一具具背出来，冷阴劳累，种下了病根。与考古发掘不同，清理万人坑时，王先生他们面对的是一具具有皮有肉、面带种种凄苦骇人表情的肉体，清理过程中，这些考古工作者情绪极度压抑，数日不能平复，有人正在工作之时，便蹲地崩溃痛哭，不得不离开。王抒先生前后五次到大同万人坑做发掘、清理和保护工作，后来他回忆时说起，当时的感官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心中那种强烈的悲愤完全压抑不住。
据徐秉琨先生回忆：“之后的田野考古工作，王予予先生亦是没日没夜地赶时间，20年后，王先生终于挺不下去，两天去做一次肾脏透析，大热天也要穿着棉衣，疲惫不堪。”而由他整理、编写的《山西大同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香港商务印书馆付给了他两万元稿费，希望他能够改善一下医疗和生活条件，他竞一分不留，全部捐给了大同万人坑纪念馆。香港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张倩仪女士回忆时说：“当年王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口述时声音很小，但是当他讲到自己少年时期在山东见到日本人横行，十分激动，手里的拐杖在地上一顿一顿，发出“得、得”的声音，也是那么虚弱。”王予予先生在自己生命的后，将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形成了这本出版物的原稿。
今日，这本书得以在国内顺利出版，我是其中付出少的一个人。这篇后记，仅是我作为一个晚辈的粗浅感受。那些为了此资料公开出版而不辞辛劳、四方奔走的人，才是我们应该感谢的人，他们是一群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专家、学者一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亚蓉先生、徐秉琨先生、香港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张倩仪女士、万卷出版公司社长兼总编辑李英健先生，以及幸福人寿总裁万鹏先生。还要感谢排除万难对图片进行修复的美术编辑张莹女士。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为了公开一份日军侵华罪证。所有支持它出版的人，都希望这份资料能够警醒世人，震撼到我们的心灵。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死难者身上找到了他们的证件，甚至找到了个别死难者的家人，他们多是三十左右岁的男子，家中有父母、妻儿，生活在城市或边镇，有些人在被抓去做矿工之前有正式的工作，大多数人是打零工以维持家用。这些人为了生计被骗到了矿上，身体强壮者不足三月也病死或被残害致死。他们在死前甚至还在盘算自己不过吃点苦，挣到了钱，自己家里人就可以吃饱些。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然而在那段国力非常弱的时期，他们缺少依靠，缺少凝聚的力量，每个人都仅仅是“一个人”，每个人对于侵略者都只有唯唯诺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前后不过六七十年的光景，但是现如今我们的生活，是他们有生之年遥不可及的。距离出版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希望看到这份资料的每一个人，都会反思自己，你是否做到足够好?是否已足够珍惜自己的生活?
王亦言
2014年11月18日
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从不因想要掩埋就不复存在，也未因不堪负荷而真被抹去，它的痛是直达国人灵魂的，它的再现则是被撼动的心灵的呐喊。
《山西大同万人坑发掘记事》是一份真实的记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极大倒退，是无人性掠夺的侵略铁证，但同时也是要求民族一定要自强的警醒。
山西大同煤矿的储藏是属于我国的一份丰厚财产，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后，这里的资源成了他们掠夺的核心阵地，疯狂的掠夺伴随着对劳动力的骗、拐、奴役，枪支、探照灯、狼狗等成为少量驻扎日军的管制手段，他们以一敌百的压制着数万被骗捕的男性劳力，将中国劳力视为猪狗不如的挖掘工具，实行以人换煤的野蛮掠夺。
对于今日的日本民众来说，这些是一段被愚民政策掩盖的历史，但对于中国国民来说，这是几代人不愿面对，却必须面对的苦痛过往，今日所展出的部分资料我在《章服之实》中转引后，曾引起过很大震动，但这些震动早在1966年红卫兵哪里已经有过，在1967—1968年对矿工遗体进行发掘的科学院、所专家那里也有过，但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N年际，却被热爱和平的我们所“掩盖”，国内不愿出版。我以为，仅仅是部分知情国民去震动是不够的，但爱好和平却也是对的，我们绝不能忍受这样的历史再次重演，我们必须为那段过往留下凭证，故而，在今年抗战胜利的第70个年头，我们似乎更应该正视这段深深伤害我们国之栋梁、筋骨的历史。
我们应该更自尊、自爱，更坚强、不屈，应该让更多其它民族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坚韧与强大，耻辱是别人强加的，但同样也有自己的无奈，21世纪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说全面发展的世纪，我们应该站稳自己的脚跟，不要再崇洋媚外，不要再自惭形秽，我们有悠久的文化，有坚定的民族信念，我们应该抬起头来，从实力上精神上彻底、永远地杜绝那被“不配为人”的历史!
这部血腥的往事记录，抗战胜利五十周年际，被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张倩仪先生编辑出版。二十年前港版发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予予先生忍着难抑的悲愤，整理编成的，王先生是当年科学发掘清理大通万人坑工作的主持者，先生当年将得的稿酚捐赠大同给万人坑纪念后，也给香港商务留一信函，将书的版权交给港商务印书馆。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27日，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为缅怀过去更是抚慰民心顺民意的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举措。
特别鸣谢对这次出版工作给予帮助的朋友们，他们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副社长陈果先生、夏艳女士大力支助我去香港商务印书馆取回全部资料、照片和手稿，期间还得到北京市文物局李青、刘超英副局长和资料中心主任祁庆国先生的大力支持，出版的整个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先生的支持，并在万卷出版公司李英健社长和编辑部主任王亦言女士的努力下才能赶在个国家公祭日，将王予予先生及当年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大同万人坑犯下的战争罪，以严格的科学考古的形式含泪记录的历史铁证，公诸于世，可敬的王予予先生，您在地下也会欣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
后记
201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先生处组稿，当时香港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张倩仪女士也在，从她们的对话中，我了解到1966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脊椎所以及自然博物馆的专家组成发掘小组，对山西大同一处万人坑进行科学发掘、取证之事，其经历十分震撼。后来，考古所又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年参与发掘并负责清理尸体、拍照的王予予先生，根据当年所拍摄的照片及所做出的记录，形成了一份相对完整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份资料未能公开，后辗转到香港，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接手出版。
时隔两年，2014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将这份资料交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先生开始为此事四处奔走，筹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这一年，原稿几经易手，未能尘埃落定。9月，我再次到北京时，有幸签下出版合同，接手了这份沉重的资料。
这是封存了儿十年的历史档案，文字质朴，但字字血泪，照片原片更是骇人，这份早应公开的日军侵华罪证，在今明两年，其出版意义十分特殊。王亚蓉先生讲，今年12月13日，是个“全国公祭日”，届时公开这份资料，是对“公祭日”好的献礼。而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国上下必然需要更加科学、系统的日军侵华罪证得以公开。
大同万人坑是我国动用考古队伍进行科学发掘的万人坑，亦是全国出土干尸的万人坑，考古专家们在被日军侵害致死的中国同胞身上，发现直接有力的日军侵华罪证，一是死者的死因鉴定，二是日本侵占大同煤矿时为劳工派发的证件、饭票，以及铸有“日本准备银行”发行的钱币等。这本书的出版是对日军侵华新罪证的公开，是国内罕见的直接展示日军侵华罪证的原创出版物。
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我愈加激动，几度压抑悲愤的心情，努力让自己做到专业。同时，对于1966年去参与万人坑发掘老一辈考古学家，我亦是充满了敬佩之情，特别是本书的整理者和编写者王予予先生。他曾在一本书页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一“生是劳作，死是休息”，他过世之时不过67岁。提到羊皮书《圣经》的修复、马王堆女尸的出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修复，很多人都有耳闻，但是为修复羊皮书《圣经》而发明桑蚕丝网技术、为保护马王堆女尸完整出土而不畏特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修复金缕玉衣的王抒先生，总是在大众视野之外，默默做事。至于终夺去他生命的，是在山西大同清理万人坑时遗留下来的肾病。
在那两个几十米深的坑洞里，他们的团队要将那些受害同胞的遗体一具具背出来，冷阴劳累，种下了病根。与考古发掘不同，清理万人坑时，王先生他们面对的是一具具有皮有肉、面带种种凄苦骇人表情的肉体，清理过程中，这些考古工作者情绪极度压抑，数日不能平复，有人正在工作之时，便蹲地崩溃痛哭，不得不离开。王抒先生前后五次到大同万人坑做发掘、清理和保护工作，后来他回忆时说起，当时的感官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心中那种强烈的悲愤完全压抑不住。
据徐秉琨先生回忆：“之后的田野考古工作，王予予先生亦是没日没夜地赶时间，20年后，王先生终于挺不下去，两天去做一次肾脏透析，大热天也要穿着棉衣，疲惫不堪。”而由他整理、编写的《山西大同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香港商务印书馆付给了他两万元稿费，希望他能够改善一下医疗和生活条件，他竞一分不留，全部捐给了大同万人坑纪念馆。香港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张倩仪女士回忆时说：“当年王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口述时声音很小，但是当他讲到自己少年时期在山东见到日本人横行，十分激动，手里的拐杖在地上一顿一顿，发出“得、得”的声音，也是那么虚弱。”王予予先生在自己生命的后，将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形成了这本出版物的原稿。
今日，这本书得以在国内顺利出版，我是其中付出少的一个人。这篇后记，仅是我作为一个晚辈的粗浅感受。那些为了此资料公开出版而不辞辛劳、四方奔走的人，才是我们应该感谢的人，他们是一群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专家、学者一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亚蓉先生、徐秉琨先生、香港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张倩仪女士、万卷出版公司社长兼总编辑李英健先生，以及幸福人寿总裁万鹏先生。还要感谢排除万难对图片进行修复的美术编辑张莹女士。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为了公开一份日军侵华罪证。所有支持它出版的人，都希望这份资料能够警醒世人，震撼到我们的心灵。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死难者身上找到了他们的证件，甚至找到了个别死难者的家人，他们多是三十左右岁的男子，家中有父母、妻儿，生活在城市或边镇，有些人在被抓去做矿工之前有正式的工作，大多数人是打零工以维持家用。这些人为了生计被骗到了矿上，身体强壮者不足三月也病死或被残害致死。他们在死前甚至还在盘算自己不过吃点苦，挣到了钱，自己家里人就可以吃饱些。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然而在那段国力非常弱的时期，他们缺少依靠，缺少凝聚的力量，每个人都仅仅是“一个人”，每个人对于侵略者都只有唯唯诺诺。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前后不过六七十年的光景，但是现如今我们的生活，是他们有生之年遥不可及的。距离出版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希望看到这份资料的每一个人，都会反思自己，你是否做到足够好?是否已足够珍惜自己的生活?
王亦言
2014年11月18日
在线试读
连年掩埋的死难矿工不下3万余。另一处规模较小但十分特殊，位于煤峪口一矿区内名为“南沟”(过去人称“死人沟”)的半山坡的两个自然山洞中，内有数百具被折磨而死的矿工的干尸。
很久以前，当地就有万人坑，还有一批“干死人”的传说，因洞口早年封闭，一直没有下落，无法证实。后来放羊娃在山上掏野鸽子，偶然发现了这里的山洞。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串联到这里，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认为是进行阶级教育的极好实例。于是他们先寻访经历日伪时期的老矿工，记录他们的血泪身世，还编绘成幻灯片，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当时学生“造反派”组织声威很大，回到北京找到(国家)文物局、科学院考古所、古脊椎动物与古文类所、自然博物馆……联络里面的群众组织，联合派出科技人员去大同发掘、保护万人坑，以便建立“阶级教育馆”。缘此之故，考古所派出三人赴大同工作组(我是其中之一)，文物局文博所派了两人，古脊椎所派了两人，自然博物馆派了两人，协同大同煤矿阶级教育馆筹备处工作人员考察万人坑。大家决定首先发掘、清理、保护煤峪口两个山洞的干尸遗体。四方来人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但工作目标比较一致，大家和睦相处，一边工作一边看大字报、听忆苦报告受教育。当时是学生们促成了科研部门组织力量发掘万人坑，成立展览馆，倒是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第二次奉派前来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大都较强，其中还有两位古人类学专家、一位解剖学专家，无论考古发掘还是文物保护均富有经验。当然，也都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馆方一面安排我们上山实地考察万人坑，一面安排我们听老矿工赵老柱、幸存者钱奎宝讲述在日军管制下的亲身遭遇和所见所闻。他们说：全国各地抓、募(骗)来的工人，以山东人、河南人为多，到了矿上日本人设立的“劳务系”一登记，就是进了鬼门关。“大把头’，“看房先生”“催班头子”先把工人的好衣服扒掉，给换上破烂衣服或花纸一样的日本广告，以防止矿工逃跑。矿工晚上同住一所大房子、两铺大炕，臭虫咬人了不得。一天十四五个钟头的活儿，排队下井、上井，都有矿警押着，四周都是铁丝网、岗楼，还有狼狗，南山还有大探照灯转着照，工人往哪里跑?发现了就开枪。要是抓回来，夏天常常将逃工全身涂上柏油(沥青)，吊起来活活晒死；冬天就浇冷水冻死。日本人的残暴施威，无非为了阻吓矿工的反抗和逃跑。矿工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沦为皮鞭下的奴隶，与德寇的集中营一模一样。日本的政策是“以人换煤”，在其占领的城市、乡村，利用汉奸走狗诱骗(招募)，甚至围堵拦截强抓青壮年为“劳工”，以加紧掠夺中国的矿产、煤炭资源。就我童年(1938一1943)在济南读书时所见，整火车皮、整列车地向东北运送劳工。
据大同煤矿当年一位幸存者——杨占山说，抓骗劳工，三五百人凑足一车皮(闷子车)就一遭拉了来，火车一到，把有病的叫到一旁，不能干活的活活埋了，余下的人“劳务系”一登记，便从此进了地狱，干活又重，两头不见太阳，根本谈不上起码的温饱，就连阳光、空气和水也休想得到维持生命的标准。饥饿、疾病、人身事故，超体力的劳动，百般折磨、虐待殴打……后，万人坑就是为这些遭难苦工准备的去处。当地人常说的“劳务系一交票(登记)，死人沟里睡觉”“光能来不能走，喂了我们山西狗”，说的就是当时杨树湾露天万人坑，狼和野狗吃死人吃红了眼，脖子底下的毛都结成了血疙瘩，那狼狗一群一群的，见了活人都想吃。无论冬夏都是白骨撑天，路人断绝。
……
很久以前，当地就有万人坑，还有一批“干死人”的传说，因洞口早年封闭，一直没有下落，无法证实。后来放羊娃在山上掏野鸽子，偶然发现了这里的山洞。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串联到这里，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认为是进行阶级教育的极好实例。于是他们先寻访经历日伪时期的老矿工，记录他们的血泪身世，还编绘成幻灯片，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当时学生“造反派”组织声威很大，回到北京找到(国家)文物局、科学院考古所、古脊椎动物与古文类所、自然博物馆……联络里面的群众组织，联合派出科技人员去大同发掘、保护万人坑，以便建立“阶级教育馆”。缘此之故，考古所派出三人赴大同工作组(我是其中之一)，文物局文博所派了两人，古脊椎所派了两人，自然博物馆派了两人，协同大同煤矿阶级教育馆筹备处工作人员考察万人坑。大家决定首先发掘、清理、保护煤峪口两个山洞的干尸遗体。四方来人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但工作目标比较一致，大家和睦相处，一边工作一边看大字报、听忆苦报告受教育。当时是学生们促成了科研部门组织力量发掘万人坑，成立展览馆，倒是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第二次奉派前来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大都较强，其中还有两位古人类学专家、一位解剖学专家，无论考古发掘还是文物保护均富有经验。当然，也都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馆方一面安排我们上山实地考察万人坑，一面安排我们听老矿工赵老柱、幸存者钱奎宝讲述在日军管制下的亲身遭遇和所见所闻。他们说：全国各地抓、募(骗)来的工人，以山东人、河南人为多，到了矿上日本人设立的“劳务系”一登记，就是进了鬼门关。“大把头’，“看房先生”“催班头子”先把工人的好衣服扒掉，给换上破烂衣服或花纸一样的日本广告，以防止矿工逃跑。矿工晚上同住一所大房子、两铺大炕，臭虫咬人了不得。一天十四五个钟头的活儿，排队下井、上井，都有矿警押着，四周都是铁丝网、岗楼，还有狼狗，南山还有大探照灯转着照，工人往哪里跑?发现了就开枪。要是抓回来，夏天常常将逃工全身涂上柏油(沥青)，吊起来活活晒死；冬天就浇冷水冻死。日本人的残暴施威，无非为了阻吓矿工的反抗和逃跑。矿工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沦为皮鞭下的奴隶，与德寇的集中营一模一样。日本的政策是“以人换煤”，在其占领的城市、乡村，利用汉奸走狗诱骗(招募)，甚至围堵拦截强抓青壮年为“劳工”，以加紧掠夺中国的矿产、煤炭资源。就我童年(1938一1943)在济南读书时所见，整火车皮、整列车地向东北运送劳工。
据大同煤矿当年一位幸存者——杨占山说，抓骗劳工，三五百人凑足一车皮(闷子车)就一遭拉了来，火车一到，把有病的叫到一旁，不能干活的活活埋了，余下的人“劳务系”一登记，便从此进了地狱，干活又重，两头不见太阳，根本谈不上起码的温饱，就连阳光、空气和水也休想得到维持生命的标准。饥饿、疾病、人身事故，超体力的劳动，百般折磨、虐待殴打……后，万人坑就是为这些遭难苦工准备的去处。当地人常说的“劳务系一交票(登记)，死人沟里睡觉”“光能来不能走，喂了我们山西狗”，说的就是当时杨树湾露天万人坑，狼和野狗吃死人吃红了眼，脖子底下的毛都结成了血疙瘩，那狼狗一群一群的，见了活人都想吃。无论冬夏都是白骨撑天，路人断绝。
……
书摘插画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