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2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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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元史》由温海清著。元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的统一使中国的版图更为扩大，实现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蒙古西征在客观上对推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积极意义。尽管当时实施了民族不平等政策，但“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现实需求，迫使当政者吸收汉族士大夫参与国家决策，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空前加强。
目 录
序一
序二
导语
章 蒙古崛兴前的历史与传说
节 九至十三世纪北方草原形势：漠北的蒙古化
第二节 蒙古诸部的游牧经济与社会结构
第三节 蒙古先世历史概说：苍狼与白鹿的传说
第二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帝国的形成
节 铁木真早年的成长：三河之源的传奇
第二节 争雄草原：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的转变
第三节 漠北立国：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
第四节 征夏攻金：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
第五节 挥鞭西进：蒙古次西征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扩张及其崩解
节 窝阔台合罕继承汗位
第二节 窝阔台合罕的文治武功
第三节 汗统的转移：从贵由汗到蒙哥汗
第四节 极盛的帝国：蒙哥汗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
第五节 蒙古帝国的崩解及其世界性意义
第四章 元统治的确立：忽必烈及其时代
节 建元中统：1260年的转折
第二节 整顿中原：罢“世侯”，行“迁转法”
第三节 灭亡南宋：江南若破，百雁来过
第四节 天祥之死：元廷对南宋遗留问题的处置
第五节 经世敛财：忽必烈的理财大臣们
第五章 元王朝由守成到更化至覆亡
节 成宗守成：铁穆耳继位及其“惟和”政策
第二节 武仁授受：“兄弟叔侄相继”与“延祜儒治”
第三节 英宗被弑：至治新政与南坡之变
第四节 明文之争：两都之战与天历之变
第五节 顺帝北遁：脱脱更化与大元覆亡
第六章 元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
节 蒙元体制的“二元性”特征
第二节 宋元明的“转折”：元代是“黑暗”时期吗？
第三节 “四等人制”？“九儒十丐”？
第四节 蒙元法律的特性
第七章 元代的思想、宗教、文化与艺术
节 理学兴盛：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
第二节 五指并重：蒙元时代的宗教宽容
第三节 南北混融：大一统时代的诗风
第四节 曲苑竞妍：元杂剧的辉煌
第五节 隔江山色：文人画的兴盛
第八章 蒙元王朝与外部世界
节 传教士的东来与西行的人们
第二节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第三节 元人意识中的外部世界观念
附录
附录一 蒙元大事记
附录二 蒙元帝王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元时期形势图
结束语
序二
导语
章 蒙古崛兴前的历史与传说
节 九至十三世纪北方草原形势：漠北的蒙古化
第二节 蒙古诸部的游牧经济与社会结构
第三节 蒙古先世历史概说：苍狼与白鹿的传说
第二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帝国的形成
节 铁木真早年的成长：三河之源的传奇
第二节 争雄草原：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的转变
第三节 漠北立国：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
第四节 征夏攻金：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
第五节 挥鞭西进：蒙古次西征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扩张及其崩解
节 窝阔台合罕继承汗位
第二节 窝阔台合罕的文治武功
第三节 汗统的转移：从贵由汗到蒙哥汗
第四节 极盛的帝国：蒙哥汗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
第五节 蒙古帝国的崩解及其世界性意义
第四章 元统治的确立：忽必烈及其时代
节 建元中统：1260年的转折
第二节 整顿中原：罢“世侯”，行“迁转法”
第三节 灭亡南宋：江南若破，百雁来过
第四节 天祥之死：元廷对南宋遗留问题的处置
第五节 经世敛财：忽必烈的理财大臣们
第五章 元王朝由守成到更化至覆亡
节 成宗守成：铁穆耳继位及其“惟和”政策
第二节 武仁授受：“兄弟叔侄相继”与“延祜儒治”
第三节 英宗被弑：至治新政与南坡之变
第四节 明文之争：两都之战与天历之变
第五节 顺帝北遁：脱脱更化与大元覆亡
第六章 元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
节 蒙元体制的“二元性”特征
第二节 宋元明的“转折”：元代是“黑暗”时期吗？
第三节 “四等人制”？“九儒十丐”？
第四节 蒙元法律的特性
第七章 元代的思想、宗教、文化与艺术
节 理学兴盛：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
第二节 五指并重：蒙元时代的宗教宽容
第三节 南北混融：大一统时代的诗风
第四节 曲苑竞妍：元杂剧的辉煌
第五节 隔江山色：文人画的兴盛
第八章 蒙元王朝与外部世界
节 传教士的东来与西行的人们
第二节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第三节 元人意识中的外部世界观念
附录
附录一 蒙元大事记
附录二 蒙元帝王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元时期形势图
结束语
前 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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