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3802770
引言
文献简称
章 清初族权与皇权的消长
第二章 雍正帝其人其事
一 禀性才能
二 喜怒哀乐
三 关怀臣工
四 勤于庶政
五 贱民脱籍
六 佛学造诣
七 天人感应
第三章雍正帝篡位说平议
一 皇储纠纷
二 骨肉相争
三 肃清政敌
四 同室操戈由来已久
五 矫诏篡立说
六 篡立说疑点
七 朝鲜史料的局限性
八 孟森篡立说质疑
九 王钟翰篡立说质疑
十 允禵易名说
十一 金承艺篡立说质疑
十二 余论
第四章 雍正帝与年羹尧的恩怨轇轕
一 羮尧不当年长于雍正
二 允禵何尝受羹尧箝制
三 雍正断非杀羹尧灭口
四 羹尧的得势与失宠
五 羹尧罹罪真因
六 结论
七 余谈
第五章 雍正帝的心膂股肱（上）——田文镜的例子
一 发迹缘起
二 罢考事件
三 对抗科甲
四 科甲党援平议
五 得宠缘由
六 为政苛严说质疑
七 藩邸旧属说质疑
八 夤缘怡亲王说质疑
九 先疑而后信
十 健康状态
十一 逸事数则
第六章 雍正帝的心膂股肱(下）——李卫的例子
一 发迹缘起
二 为政手腕
三 生性骄纵
四 李卫与田文镜
五 逸事数则
六 讲究武艺
七 健康状况
第七章雍正初年的政局
一 贪风横行
二 朋比党援
三 言官溺职
四 雍正的整饬振刷
第八章 密折政治缘起及内涵
一 康熙时期的朱批密折
二 雍正时期的朱批密折
第九章 朱批谕旨析疑
一 刊布目的
二 奏折稿样
三 刊布日期
四 奏折数量
五 已录、不录和未录
六 未刊奏折的秘密性
第十章 朱批谕旨缘何窜改
一 纠正错误
二 整齐格式
三 润饰文字
四 因忌讳而窜改
第十一章朱批谕旨如何窜改
一
二
三
第十二章雍正帝暴死之谜
一 雍正暴死
二 被刺说来源
三 雍正死因试释
四 皇帝与方士
五 雍正的健康状态
六 遍访术士
七 贾士芳疑狱
八 从官书的窜改看贾狱
九 道教宗派与丹药
十 小结
结论
附录一 雍正私生活的穷奢极侈
附录二 金恒源的雍正篡位说
附录三 再评金恒源雍正篡位说
附录四 请教董建中先生——究竟何人误解雍正花押
附录五 刊本《雍正朱批谕旨》提奏人索引
附录六 提奏日期补正
附录七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索引
八十寒窗
杨启樵
我有个习惯：展读新书时，必先翻阅著者经历、序跋等，借此增添对执笔者的认识，也会对内容倍觉亲切。故拙作多附有弁言、跋语，期望缩短与读者间距离。此篇较详，对八十寒窗作一回忆，期望此一闲文，并非徒劳楮墨。
一 撰文动机
我四龄开始启蒙教育，迄今适为八十春秋。拙作新版于此际梓行，友侪怂恿：数十年寒窗生涯，何不乘此略抒心得。倘后学得以借镜，功德无量!
其实并非我不愿提供，而是学识谫陋，无可供时彦参考。今经朋辈一催，复醒悟到“岁月不饶人”，须处理者应尽速付诸行动。即便仅少数人蒙益，亦算贡献，此即撰文动机，尚请读者不吝赐教。
二 上海生涯
我原籍浙江余姚，由于家父工作关系，我生在沪，长在沪。直至抗战胜利后始归故乡。
十余载上海生活不算太久，但影响深刻。因学习步就在此跨出，虽然这“启蒙”教育只限于读书：杂乱无章，见书便吞噬而已。
早读家里原有的几部演义小说：像《水浒》，因听过有关故事，翻阅时尚能稍稍接受。看《三国》则相当费力。至于《红楼》，以文字来说，不甚艰涩，诧异的是不能领会，只得释手，这一释手便是数十载，候我再度展卷，已是“人到中年”了。
买书价钱贵，幸而当时有书出租，这样总算能满足我的几分求知欲。此际读得多的有两类：武侠及侦探。前者中一些好汉，成为小伙伴间的话题人物。后者中福尔摩斯吸引人，然而当时中国作家也创造出一位人物——华探霍桑，不知老读者记得否?不知霍桑系列的丛书，今日在图书馆中能觅得否?
上世纪30年代，以《秘密客》为名的侦探小说在沪地风行。奇特的是它不通过书肆，而由广播电台代售。
此书连续好几册，荒唐绝顶，但我竟然看得入迷。这位作者(似乎姓李?)还推出了一部非常特殊的小说《白夫人》，现在回想起来，自有特殊情趣。作者描述一名美妍绝伦的“如夫人”，独居在跑马厅附近的高级公寓中，屋内色调一片雪白：白色的房间，白色的家具，白色的衣饰，白色的用具，现在追忆起来，不由得不钦佩作者的想象力。
到中学二三年级，我的读书趣味有绝大转移，忽然喜欢鲁迅的作品，千方百计借阅，小说、散文都读——尤其喜读的是鲁迅所独具的“匕首文”，看得令人淋漓尽致，舒畅无比!
1970年我应聘赴日本广岛大学任教，一到任购买的批书，便是《鲁迅全集》，还有他的年谱、日记及《两地书》等信札。至今仍然对树人先生带有无限敬意。
三 汲修书屋
1948年，我始由上海返故乡。读者一见余姚，也许会与阳明先生挂钩，殊不知我家远离县城，乃是一个叫作朗霞的偏僻小镇。
于故乡逗留两年：年赋闲在家，翌年考进县立中学。但未几战火燎原，学校停课，我不得不赴香港谋生。
在我八十余年生涯中，此段岁月为寂寞无聊：缺乏友朋，亲族中也无年龄相若的同伴，我默默地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
讵料此时此地，竟然发现了汲修书屋，闯进了一个新天地。非始料所及。原来这是先祖儒鸿公的居所及书斋。此前我甚少听到关于他老人家的事迹，因此对他不甚了了。闯入汲修书屋后，我眼界一新，“上穷碧落下黄泉”，对先祖有了彻底的了解。遗憾的是余生也晚，见不到祖父一面。
读族谱，得知我家于宋朝自成都迁到余姚，至此已有二十五代。太祖父于朗霞经营一家叫作“人寿堂”的中药铺，家庭小康。先祖好学，自幼便攻读史书，有意仕进。然而时运蹇剥，乡试每每失利。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始中举，已年逾四十。而第二年戊戌变法失败，便无意出仕，与同好辈吟诗作对而已。
我手头有一份祖父的“朱卷”，虽称“朱卷”，其实是墨刻。中有三场试卷，实在惭愧，有些文章我还读不懂。
汲修书屋是一排坐北朝南五开间马头墙的二层楼房(而今虽称此一建筑物为“汲修书屋”，但实际上我叔伯及我家均曾居住于此)。楼上的堂楼便是书房，人称姚北藏书楼，然而与我眼见不同，我只找到几部正史及一套《佩文韵府》。也许此处久乏人迹，杂物满屋，根本无法挤身入内，因此很难看清究竟存放着什么。
《佩文韵府》是工具书，不适宜诵读，于是我开始读史，当然并非一字不漏地读，不少志、表甚至有些传记也草草一翻而已。来此并非追求学问，只是打发岁月，因此读书法很特殊——好作对比：譬如《史记》与《汉书》、《新唐书》与《旧唐书》等。其后始知上述作为，先人早已为之，所谓史汉异同、马班对比等在在皆是。汲修的读书活动，因我上县城进学而中止。
有件事该一述。因祖父逝世过早，故除大房外，均未继祖业，也就是说职业与学术无关。大伯父讳筱南，早有仕进之心，数度父子同科，可惜考场失利。其后赴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进修，不幸病没。听说他曾有留学日本的意图，但无法证实。我闯进汲修后，无意中发现大伯父的一口书柜，内中竟然有许多日语书籍，证明他确曾有留日盘算。
祖父乃一介寒士，故世后我伯叔辈均为谋生而离乡，汲修书屋也随之消声敛迹，加以“文革”骚扰，此后无人再提。讵料2004年，获得当地文化部门通知，政府拟将此一“举人第”定为文物保护点。
此后经过长期的研究、调查，政府终于决定拨款资助，进行兴修，定名为“汲修书屋”。当事者推启樵为书屋匾额题署(见图13)，今后拟陆续增加书籍、文物，为乡梓树立一文化据点。
四 香港新亚书院
1950年，新政权已成立，带来一片新气象，但社会尚未安定。父亲失业我失学，于是求助于居住在香港的亲戚，获得同意，是年五月我踏进香港，一住十余载，直至我赴日本留学。
初，于英语专科学校攻读，之后，考入现称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文史系。当时，钱穆先生是校长、研究所所长兼文史系主任，我读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段：余观穆堂，谢山学问蹊径，并重文章气节。植本于躬行，发皇于文献，而归极于事业功名。……与博学尚考证者异。……对先贤的称道，书中不一见，并不稀奇，重要的是下列几句：当此靡风竞扇，颓波争流，超世拔俗之士，有闻穆堂、谢山之风而起者，余日企而俟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2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先生殷切期待：在此世风日下的今天，有超世拔之士出现。对读者作如此真挚热烈的呼吁，据我所知，书中仅此一句。这番话深深扣人心弦，怎样才算是超世拔俗之士?怎样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我并不十分清晰，然而就在此一刻，我决定投师从游，选定了新亚。
大学毕业时，我有意研究“浙东史学”，向先生请教。他提出了全谢山，要我熟读《鲒埼亭集》，又说，谢山文章有气势，不仅阐隐发幽、为故国招魂而已。
五
中国学生周报
亲戚经济状态不佳，我虽考取大学，却无法援之以手，面临现实生活的威胁，幸亏立时获得工作，解决燃眉之急。
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逾一个甲子，当时，这颗东方之珠安谧、宁静，可以让人过得十分写意、悠闲，但商业不兴旺，找工作不易。像我这样欠缺人际关系，并无学历、技术的青年，很难谋职。
其时香港有间综合性的大型出版机构，称作“友联”。发行多种刊物，有议论天下大事的《祖国周刊》，有以大中学生为对象的《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也有专给幼儿阅览的《儿童乐园》。我竟然很顺利地当上了《周报》的助理编辑。
就职顺利有原因，，《周报》延聘的编辑，泰半是像我这样的“大专青年”。第二，“舞文弄墨”都有一手。被录取前我已在“友联”机构刊物上撰文，至今手头仍有多篇刊出的稿子：譬如1954年秋，有两篇英译中的小说(题名为《神经病患者》及《玛莎》)，登在《祖国周刊》上。在此前后，《周报》中也刊出过几篇不像样的小说。
工作解决，但不知如何编辑，譬如算字数、加插图、划版样、退稿、索稿等等，当时总编辑是来自内地的姚拓(原名姚天平)，蒙他指教，迅速学会。他有个《历史故事》专栏。也立时让给我执笔。每周一篇，两千字，持续了好几年。1959年，以《历史故事七集》为名，出了单行本，对我来说，这是生平著作中的册，用的是笔名“萧之流”(意思是小小之流，不足为道)。
再说姚拓，1957年调到友联星马支社，写了不少小说。在当地文艺界享有盛誉，不幸于2009年逝世。
《周报》主要以学生为对象，但执笔者颇多能人。如柏杨，以郭衣洞的笔名，撰写短篇小说寄来；琼瑶也经常赐稿；还有金庸，以林欢的笔名，为我们写影评，我编辑过这一版，非常受读者欢迎。他们不仅文笔流畅，且文稿干净，不须审核修改，稿到后一过目便可发排。
我要说一句闲话，当时港台学者、文人频频惠赐鸿文，自然是爱护的意思，但《周报》稿酬之高。也是极少数的，譬如说，文艺版全版刊登，超过5000字，稿费近港币百元。百元，当时价值几何?可如此计算：我曾在专为大专学生服务的“孟氏宿舍”中居住过，一宿两餐，每月只须60元港币，可见稿酬不薄。
我初任助理编辑，一年中连升两级：编辑、副总编辑，1964年辞职，因新亚研究所已留我在所研究，其津贴足够生活。
记得后刊载在《周报》上的文章题名：《喜见新枝花发》(1964），乃评述国乐演奏会的文章，是《周报》编辑陆离邀我撰写。此一阵我醉心琵琶、二胡，自己能“弹”、“拉”以外，还谙熟理论，因此可以说得头头是道。
告别《周报》五十年，离开香港也超过半个世纪。偶然在网络上会出现当年《周报》旧闻，获知目前陆离已是“长老”，而我初见她时，还是十七八岁的少女，是一位才女。
《周报》有个原则：不突出编辑个人，须低调，故执笔时尽量用笔名或化名。因此，我在职超过十载，编过《周报》五百余期，撰写文章不计其数，但用真名撰文，寥寥无几。
《周报》还有个原则，有一两版，专留给学生发表，原则上尽量刊登，文章不好如何?替他改，改到通为止。但不能过度，必须保持执笔者原意及口吻。因此编稿等于改作文，费时颇多。至于金庸那样的大作家，仅是通信索稿联络而已，十分轻松。
六 新亚研究所
1959年我大学毕业，随即考入新亚研究所，原本顺理成章，但名额有限，不易考取。因研究所接受哈佛大学等基金会资助，自研究生至研究员均有津贴，等于一份职业，因而竞争者众。研究生学习两年授予学位。其中挑选数名，作为助理研究员留所。但限于一年，是否续约，要看成绩，也就是要看前一年提交的论文，是否可取。
自学生升为助理研究员，是一道难关。助理研究员能否保持职位，也有重重关卡。
这关卡显示在“月会制度”上。新亚研究所的特色是每月召开一次月会，每次研究生及助理研究员数名作学术报告。并回答导师发问。当然在坐者均可提问，对于宣读者不无压力。但如果自己有信心，不妨借此发挥个人心得，让他人认识你。
我进入研究所，一直到赴日本留学，前后共有八年，在月会中宣读过多次论文，有时也能获得导师们赞许。但兴的无过于1961年6月的一天，即毕业前两个月，我的前途即将决定：留所，走上学术道路，或者离所，从此与学术诀别。
有一天，导师牟润孙教授忽而来电，要我速去他府上一行，我如命赶至。一进门，牟先生就对我说：“你有转机了!”我为之愕然。他解释道：“刚才审查论文，你的那篇《明代诸帝崇尚方术及其对于政治的影响》，钱先生很欣赏，要跟你谈谈。”
数日后，钱穆先生将我传到校长室，笑容可掬地道：“你的论文我从头到尾读过了。题目很好，内容充实。一看就知道你读过许多书，用过一番心思”，“你的文言文相当有功力。稍微不妥处，我都替你改了。怕弄脏原稿，所以用铅笔改。”这份原稿至今仍保存着，已超过半个世纪。我就如此走上学术道路，这鲜明的一幕，至今仍萦绕在眼前。
七 日本留学
留学日本也和钱穆先生有关。我在所五年，有意赴海外一行。但东方、西方尚未定。后来选取日本，有几个原因：一、当时同学们留学，几乎清一色地选择美国，我想更换一下。二、抗战时期，曾经屈居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对日本印象不佳，但我书中读到：在古代，日本处处模仿中国，唯妙唯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想亲眼目睹。
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我读到了先生的一篇文章，才如此决定。原来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率队自香港访问日本，归国后写有感想录，虽时间短促，足迹所履有限，意义却相当深刻，其中有几句，对我影响甚大，说：“我常想日本可爱，他们不仅能保留许多他们自己的。而也代替我们保留许多中国的，至少东方风情，在日本确实是保留得不少。……”又说：“我因为衷心爱好东方文化，因而使我十分爱好日本。”先生的赞扬还多，不一一枚举。
1965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通过研究所，招募有意去日本留学的所员，我侥幸考取，第二年赴日游学，万想不到一住将近五十载!
八 京都大学
我研修的机构是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其实它是用“庚子赔款”创建，分日本、东方和西方三处。中国研究属于东方部。
这纯粹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虽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分别，却不招生、授课，而是分为许多小组，共同研究。以时代来说，从当今到远古。以分野来说，有考古、美术、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以中国分野来说，专题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当时我的导师是岛田虔次，他的专长是明代思想及辛亥革命等。
有一个小组名为“雍正朱批谕旨研读”，由宫崎市定教授创立，自1949年开始，每周召开一次，形式上是作索引，其实是雍正史研究。我参与时宫崎先生已荣休，主持人改为佐伯富及小野川秀美两教授。开会前事务员准备好朱批奏折，由博士或硕士研究生两名朗读(用日语训读法)。读毕一段，主持人提出折中拟作索引的关键词，让大家发意见。说起来惭愧，碰到难解之处，主持人必定说：“听听杨君的意见。”足见日本学者的谦虚。
研读一段日子后，我渐渐发生兴趣，打算作彻底研究，而且应是原件，不限于刊本。
我知道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函询钱穆先生，他复信说，原件的确藏在此地，蒋复璁院长欢迎我来研究，但两万件文献，颇费时日，应于附近赁居，作长久研究。
于是1969年春，我到了台北，如先生指示：在博物院附近赁居。我的收获，是发现“朱批”刊行前经过窜改。关于此点，博物院的英文刊物中特予报道，说是早的发现。
资料收获虽极满意，可惜由于我未几赴广岛大学执教，课务繁忙。及至《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问世，已是1981年，幸而这三十三年来，读者支持爱护不减，第7个版本亦将梓行，在这里向读者们表示谢意。
第二部研究雍正的专著，是2000年梓行的《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此前已有转变研究课题的年头……拟研讨浙东史学、中日文学语言比较等，至此我又回到“雍正”，促成我“回向”的是宫崎市定先生的几句话。他是日本中国史学界泰斗，也是寰宇雍正史解题的先驱。上文提过，早于1949年，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读会”，持续十九年之久。
1991年起，先生的全集20册，由岩波书店次第发行，回颁布的便是《雍正帝》一书。《跋》中缕述雍正研究缘起、历程及未来展望，结语中特提一笔：姬路独协大学教授杨启樵博士，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员时，曾参与佐伯富教授主持之“朱批谕旨”研读组，对雍正时代研究的必要性，抱有同感。曾数度赴台湾钻研雍正朱批原始档案。1981年，撰成《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于香港梓行，获得海内外学者好评。今后，“雍正学”研究，当以台湾为中心(先生误以为我来自台湾)，学者辈出，日益发展，自在意度之中。这种不虞之誉，令我汗颜，也增加了负荷。我有责任，将先生提倡的学问发扬广大，对学术界作出贡献!
上文提及，我原本对日本人并不抱好感，但亲身体会以后，方知心怀叵测者，仅是一小撮人，大部分善良、好客。特别是我接触到的学者，他们异常亲切，因为数十年前，曾来中国留学，受到当地人照顾。中日关系不正常时，双方往来绝少。在如此情况下，偶然自中国来了个年轻人，自然会特别关注。其中有平冈武夫、岛田虔次、佐伯富、日比野丈夫、田中谦二等等。
此时，我感觉留日两年不够应用，与教授们商议，考入历史系的博士班，商请哈佛大学延长两年津贴。这一切获得众教授支持，之后一一实现。且四年后，博士课程行将修完前，已获得广岛大学文学院的聘书。此后一教就是十七年，直至1987年，由于关西新建大学——姬路独协大学，友人竭力邀请，我才转校。
转校任教，纯粹是人情关系，因广岛大学同事古田敬一先生，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姬路创办了新大学，非我这样的人去不可。这不是说我有多大学问的关系，而是与日本教育制度有关：如是既存大学，聘用教员，事后向教育当局汇报即可；倘若是新办大学，必须事前申报详尽学历，经过审查，才决定合格与否。姬路独协大学用三年时间，筹备建校，人事方面碰钉子的时候也有，也就是说有被驳回的例子。必须于短期内补新人，否则会耽误建校。他们请我，为稳当，因为学历：文学博士；经历：国立大学执教17年；著作：专书数部，论文大量。将这份履历申报，万无一失，因此“三顾茅庐”(古田先生语)敦请，说明退休，可由70岁延长到75岁。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转职。但广岛大学不放人，必须要我推荐适当的继承者。后，获得友人协助，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毓罴教授继任，我始能赴新任。其后，陈先生返回社科院，就由其夫人喻松青接任，也执教两年。
九 博士学位
修毕京都大学的博士课程，即赴广岛大学任教。我该特别感谢。因为非日本籍，就作为外籍教员任用。薪水高，上课时间不多，且不须参加行政杂务，使我有充分时间整理雍正史料，撰写博士论文。
日本的博士制很特殊，入学后学习三年，只是“课程修了”，至于学位的获取，还需提交论文。文学博士特别难，到60岁前后，已经当了教授，方可提交论文。然而医科、理工科等则与欧美相同，三年即可获取学位。1983年，文学博士制度作了修改，三年课程一修毕即可申请学位。那是后话，在我那个时期，还是执行旧章。
关于博士学位，再饶舌几句。1970年，我修毕课程，赴广岛大学执教。9年后的1979年2月，我去京都大学历史系(日语称为“东洋史学系”)拜会岛田先生，他已于稍前由人文科学研究所，转到这里任系主任，并将于明岁三月退休。
我表示拟提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他同意，但有少许顾虑：
一、博士课程修毕未满十年，即申请学位者从无先例。
二、提出时未满五十岁者从无先例。
三、岛田先生本人对于雍正密折此一课题研究不精。
虽有问题，但他知道我曾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取经，有十年以上的研究经历，不妨提出审查。为审慎起见，建议论文先经专家预审，此专家就是佐伯富教授，其时他已退休。
佐伯先生欣然同意，即刻进行，十个月后读毕，提出结论：此论文有价值申请博士学位。于是此年岁暮，我提出论文，由以岛田先生为首的数位教授审查，整整一年，经过口试，于教授会中表决，通过。岛田先生即刻打电话给我，后高兴地说：三十六位教授全票通过!(平时满票相当难)
十 为学进阶
前文表过：我一早就舞文弄墨，大学一年级开始“卖文”为生。一般同学均等待家中汇款来接济，我是一取得薪水，就赴香港银行寄家用，给在家乡的双亲。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发生灾荒，除了寄款外，还寄食粮，甚至于糖精、味精、毛巾、雨鞋等。
我想说的是，初写文章并不纯粹为学术，索取稿酬的成分不是没有。
1959年，考入研究所，方开始所谓学问研究。初读浙东史学，研究全谢山，是受钱穆先生的影响，这在上文中已交代。后来稍稍改变趋向，研究明史，那是史料限制的缘故。香港原本缺乏史料，而新亚建校很晚，图书十分有限，南明那一部分特少，我只能转治明史。说起来很好笑，因为当时图书馆中刚购得一部南京蟠龙里刊本的《明实录》。
我开始阅览《明实录》，每次限定若干卷，看毕再换。可是线装书几卷，一下子读完，来回更换，疲于奔命。这与目前的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如《明实录》、《清实录》、《起居注》、《二十五史》等早已购得，附有索引机能的《四库全书》电子版也已到手，这是当初想象不到的。
1966年我迁移到日本，情形一变，由明史转到清史，那是因为我参加了“朱批谕旨研读会”之故。不宁唯是，我又增加对档案的研究，将舞台转移到台北，潜心于《宫中档》。
1981年起，我又频频涉足北京的中国历史档案馆，发掘此中宝藏，诸如康熙传位雍正遗诏、清皇室玉牒以及《活计档》等。其中《活计档》数量过大，我专程从日本去看了好几次。因时间不足，无法充分吸收，不得已，狠一狠心，将雍正朝部分的缩微胶卷，扫数买了下来，费两万余元人民币。物有所值，凭此揭露若干人所未到的史实，为学界尽了微薄之力。
十一 学术批评风气的树立
国内的清史研究，目前称得上空前兴盛：人员众，业绩多，经费充足，这种种，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比拟，自然可喜可贺。然而不可忽略，以为所有白纸黑字的东西都是学问，无条件可以信赖。
在我看来，过去发表的论文，比较严肃、认真，目今则胡言乱语、欺世盗名者不一见。
问题是对于此等粗制滥造的东西，作公道评论者少：很多人不愿“惹是非”，或者本身就缺乏评论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同行问我：如何整顿学界，提高学术水平？我只有一言相劝：迅速彻底清除胡言乱语!
后，自我抒发两三言：
生平运好，从无遭受过苦辛。不用说惊风骇浪，连漪涟微波也未冲击过。
为何如是顺遂?因“知足常乐”故。我从未起过当达官显宦的念头，一切随遇而安，因而从未感到挫折。
上文叙述过我的经历，甚为平庸，但个人却极为满足。因无论学习或工作，全由自己挑选，步步如愿以偿，人生到此，复有何求?
还有，家庭美满，夫妇间相濡以沫，儿孙间和谐协调，尚有何求?
我八十余岁，仍然耳目聪明，手脚灵利，喜美食而不弃杯中物，然不损害健康。此种状态冀能长久保持。
增订版弁言
承岳麓书社厚意，特寄札商谈：拟梓行拙作《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新版，鄙人引以为荣，欣然表示同意，遂一言敲定。
是书初版出自香港三联书店，未几，于港、台、沪、粤四处五家出版社次第印行增订版，此次乃是第七个版本，离初版问世恰好三十三年。幸书内论调并未落伍，易言之，初版中鄙见已被超越而必须更正者，绝少发现。
本书内容大别有二：
一、密折制度研究
正如书名所示——密折制度，其根据即是世所艳称的《雍正朱批谕旨》一书，拙著与众不同者是：不仅参考上述刊本，尚积极采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始档案，也就是刊本的底稿。刊本与档案参互比较，使史实更为彰明。读原件始知《朱批谕旨》经过雍正窜改，且举一例，封疆大吏高其倬一度获雍正异宠，其同僚鄂尔泰密折中有如此朱批：“怡亲王、高其倬、鄂尔泰三人，朕保再不移志者。”然《朱批谕旨》刊行时，高已失势，上述朱批遭窜改，即将高其倬名删除，并将“三人”改为“二人”。(参阅插图12及第十章)由此可见雍正之工于心计。
此外，本书尚为密折制度作出全盘性考订、释义，如密折刊布目的、密折样本、刊布日期、刊布数量、缴批规定、保密义务、密查官箴及雍正如何窜改朱批等等。
二、雍正其人其事
说到雍正其人其事，就中重要者莫若继统与暴亡。提及继统，笔者一开始便于本书中断言：雍正篡位，证据不足。年余前拙作《雍正篡位说驳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问世，中有《为隆科多湔雪帮凶恶名》一章，以确凿证据，判定隆未尝协助篡夺，雍正继位正常。务请读者与本书相互参阅，也许对皇储继承纠纷，有更深的了解。
再说暴亡，笔者以为出于丹药中毒，撰有文章多篇。但也有人说是死于中风，还声称资料来自中国历史档案馆，作者肖允楼，文章名《雍正之死与金头之谜》，刊登于《医药与保健》1994年第4期中。倘若所言不假，包括笔者在内的主丹药说者，非赶紧撤回自己主张不可。
但此文疑窦颇多，我曾经在拙作《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201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中透露过这个意思，认为此文作者及中国历史档案馆有关人士都应出来解答疑问。可惜至今仍无反应，那么丹药说暂时尚有栖息空间，本书中论雍正帝暴死之谜，也可依旧保存。
际此新版登场之会，通读旧文，修订谬误，并增加新文三篇，作为附录刊出。其中评金恒源文已登载于拙作《雍正篡位说驳难》中，此次有再评金恒源一文，为使读者对此一事件了解更彻底，故将《驳难》中文一并刊出，请留意。后，虔诚期望读者赐教。
2014年正月于神户海天一角楼
增订第三版自序
提起雍正，家喻户晓。然而，三十余载前，我着手撰写雍正之际，同道者寥若晨星。雍正何许人也，鲜为人知。
我研究雍正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哈佛燕京学社赠予一笔不薄的资金，让我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作四年研究。
这个研究所有各种研究班，中国的文史哲无所不包，所员的职责就是参加其中的几个班，从早到晚研讨。我以研修员的身份选择了几班，其中有《雍正朱批谕旨研究》，主持者是小野川秀美和佐伯富两位教授。
在研读过程中，我对这部被宫崎市定先生称为“天下痛快之书”的朱批奏折，发生浓厚兴趣。为了“寻根”，几度赴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阅读所谓“雍正档”原件，发现《朱批谕旨》刊印前，雍正动了手脚，刊本已非原来面貌。自此撰写有关论文，次第发表，以后都收罗在1981年香港三联书店梓行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中。书一出，读者反应的热烈，出于意度之外，短短数年间，海峡两岸三地陆续有五六种版本出现，销量以数万计。而谬承学术界推奖、撰写书评、称引、套用，甚至于剽窃等不一而足。与海内外同行邂逅，往往以此书为话题。目下虽已绝版，但网络上仍频频报道，过誉之词令人惶恐。
在如此情形之下，似乎有重版必要，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协议，以简体字本问世，趁此略抒作意。
新版的底本是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修订第二版。由于重新排印，索性来个大刀阔斧的改进。在订误、润饰方面，有两点改善：其一，将圣祖、世宗、高宗等易为康熙、雍正、乾隆等，使读者较易接受。其二，书中引用原典，作了全面性校核，更正了文字上差错。以上两点总数超过千条，这泰半出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先生的劳力，谨在此致谢。此外，增加新文章一篇，提出新的观点：雍正崇尚奢侈、豪华，这是篇详尽剖析雍正私生活的文章，务请方家指正。因为向来公认雍正性尚撙节，朴实无华，以为斯人乃天生政治动物，声色犬马一无所好，其实均为误解。舞台上的雍正，与幕后雍正判若两人。他讲究物质享受，沉湎于文物珍玩，故宫密档中透露无遗，通过排比、缕析，可以看到形象一新的雍正。
本书梗概已见旧版前言等处，兹略作补充：全书旨在阐明雍正其人其事，前者如性格、好尚、学养及政治手腕等等；突出的是推论雍正暴亡，否定为刺客砍去脑袋，而断定他服饵丹药中毒猝毙。此文学术界称引多。
后者以雍正独创的密折制度为中心，指出秘密情报的来龙去脉，匠心独造的方方面面;特别指出敕编秘密奏折选集《朱批谕旨》，于印行前经过雍正的大事修饰和斧削，若要征引，自应核对原件。
雍正继统乃一大公案，关联其人，也关联其事。一向以夺嫡说为胜，因史学界权威多主此说之故。拙见不以为然，提出质疑，颇为学者首肯。
在戏说、胡诌、瞎道、妄语的雍正热中，倘若要真正了解雍正其人其事，也许拙作能提供一得之见。
2003年岁首东京观潮楼
增订本自序
本书梓行后两载，即再版问世，自是可喜。其实稍早以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已印行了大陆版，而台湾两家出版社的盗印本则出得更早；因此，这已是我看到的第五个版本。短期间内，一部专著在台湾海峡两岸三地印上一两万册，实在出乎意度之外，这意味着读者的兴趣，已不限于娱乐方面，而愿意阅览一些较为严肃的作品，令人无限兴奋！
拙作发行后，收到不少激励性的来书，而海内外则有书评多篇，反映了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大陆，早在大陆版付印前，已一再有文评介，说它“不囿成说，能出新意”，“不唯读来引人入胜，而且具有相当学术价值”；《读书》，1983年第3期。说它“叙事谨严，议论得当”，是“一部有价值的专著”。《清史通讯》，1983年第1期。
过度的称誉令人汗颜，同时也稍感遗憾。因拙见多与时贤之论相违，如对雍正弑父篡位、杀戮功臣等定说，均一一驳正，逆料当有异议，而竟付诸阙如，不免有寂寞之感。
这两年来，雍正史研究日益蓬勃，尤其是国内，专著迭出，议论甚盛。幸而不致影响拙见，尚无订正的必要。又史料方面，撰书时以未能利用国内所藏者为憾。事后曾赴北京的中国历史档案馆查阅，也未发现任何文献须修正我的观点，倒是有些资料，可以加强立论。举例来说，孟心史先生曾强调玉牒的作用，认为其中当有康熙（清圣祖)传位于十四皇子允的暗示、笔者不以为然。玉牒所载，不外是人名、出生、封赏而已，何能暗示出来？见本书页52。但我当时未见实物，只是一种推测。后来亲阅“皇史宬”所藏的玉牒，证实了自己的论断。诸如此类尚多，不烦赘举。
这次再版，图片、文字上都作了一番修订。特别应一提的是，增添了一个雍正档奏折索引。通过它，不但对密折的情况一目了然，而且某人之资料在几册几页，一索即得，相信这会对研究者带来不少方便。后由衷地恳请海内外方家赐正。
1984年夏广岛大学会馆
佐伯序
论者咸谓康熙、乾隆两朝，乃清代政治、文化昌盛之期，而雍正适居两者之间，其十三年治绩，往往为世所忽略，即学术界亦复如是。
谚云，王朝基础多奠定于第三代，雍正帝正为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之基盘，即为其所奠定。伊继御时年四十有五，正值春秋鼎盛之际，且非夙居禁宫、不谙世事，而于官场、皇族之积弊痼习早了然于胸，故甫嗣位即拟根除此等弊害。
其时弊害有二，一为满洲贵族之擅权，彼等以征服者姿态出现，主张享有各种特权，且干预储贰之建立，侵及君权。另一为官僚之朋党。此两者雍正帝早已觉察。伊为满族君主，亦为支配汉人之天子，若许满人享有特权，措政自难公正，且将危及君权，是以限制满洲贵族擅权，而采取中国传统式之独裁政制。
独裁君主忌官僚植党。科举制度下，主考与及第者辄形成亲密之师生关系，此种关系终身存在，因而促进官僚之朋党化。朋党立则营私谋利，紊乱政治，且相互偏袒，蒙蔽君主，使下情无以上达。雍正帝之重用田文镜、李卫，正为此二人非科举出身，无此等弊害之故。
雍正帝欲周知天下庶务，行公正之政治，乃借奏折搜集情报。所谓奏折，系臣工所上之报告，文官自布政使、武官自总兵官以上，凡有见闻，即职责之外者，亦得密奏。如地方衙门之政治、人事问题，官员贪污受贿问题，盗贼叛乱问题，以及天候变化，农作丰歉、米帛价格等经济问题，胥在密奏范畴之内。此类奏折臣下缄封直达御前，天子亲拆亲阅，旁人不得与闻。雍正帝每于灯下披览，一日有多至数十通者，皆朱笔手批，发回具奏人，故虽深居大内，而于各地官僚之作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动态，无不了如指掌。又因此等奏折来自四方，同一事有多人具告，如有错谬、虚报，可立时察出，帝即严词切责，毫不假贷，具折者遂不得不报告真相，是以可信度甚高，雍正帝即据此施政，故可称之为奏折政治。帝借此极度发挥其独裁权，由是康熙以还弛缓、颓废之纲纪，得以振刷一新，从而奠定清廷统治天下之基础。睹此可知奏折乃当时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问题之基本史料。应特别一提者，此中有关地方衙门之史料甚夥，多不见于《实录》、《起居注》等官书，如官制、胥吏、公费及养廉银等，在在皆有，借此可获悉地方政治之实态。而折上附有雍正帝朱批，其性格及政治理念均有生动之反映。又如地方官任命之经纬，自帝与督抚间奏折往来中，可得而明。
研究《雍正朱批谕旨》，于当时社会之断面，即政治、经济及社会等真相，皆可深入了解，盖其他史料，因撰述者立场不同，不免偏颇失实，《朱批谕旨》则少此等缺陷，读之可明当时实况。更可上溯前朝，下推后世，作成一近于真相之中国近代史。吾人不能不推崇《雍正朱批谕旨》乃一价值极高之史料。
杨君启樵，1970年修毕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博士课程，乃一笃学覃思之近代史研究者。渠深悉《雍正朱批谕旨》之重要性，十余年前已着手钻研。刊本所载八千余折自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且曾数度赴台湾，遍阅“故宫博物院”所藏已刊及未刊原折二万余件。以此为根据，复加以中土及朝鲜史料，积十余载之岁月，终于完成《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刊行问世。
是书于独裁政制之沿革，雍正帝之性格及政治之关系，实行革新政治之背景，密奏政治之实态，乾隆初刊行《朱批谕旨》之理由，刊本《朱批谕旨》改窜之里因，田文镜、李卫等封疆大吏获宠之颠末，无不条分缕述，详评细论。更有值得特别提出者，是书多订正一般通说，独创新论：如雍正帝弑父篡位，戮年羹尧灭口，及被刺暴死等等，均提出异议，予以崭新之见解。总之，是书史料广博周到，分析缜密细致，刻画雍正帝及其时代生动详尽，读此，吾人于当时之社会，可获深切之理解。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198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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