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34328
编辑推荐
“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站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
《苍耳》中讲述了24种常见的野生植物的故事，但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江南风物志，它将草与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让我们看到来源自远古，又恒久存在的生命的力量，是如何在人与大地之间存在并蔓延的。
——策划编辑周莹
以冷峻的笔触与悲悯情怀，参悟植物魂灵
一部野草与大地、大地与人类关系的另类解读之作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首届大观文学奖获奖作品
雷达、杨晓升、夏坚勇联袂推荐
《苍耳》中讲述了24种常见的野生植物的故事，但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江南风物志，它将草与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让我们看到来源自远古，又恒久存在的生命的力量，是如何在人与大地之间存在并蔓延的。
——策划编辑周莹
以冷峻的笔触与悲悯情怀，参悟植物魂灵
一部野草与大地、大地与人类关系的另类解读之作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首届大观文学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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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苍耳：消失或重现》一书以大自然中贴地粘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为叙述对象，以独特的感悟和诗意的语言，从草的自身特点、生活用途、文化价值、哲学意味、宗教意义到与人、社会的现实关系为背景，对水烛、苍耳、看麦娘、灯笼草、婆婆纳、慈姑等20多种杂草的多重解读和诗意书写，试图颠覆人类对野草的认知与批判，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期冀人类从野草身上获得自我的反刍与诡异。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野草的文化史、人与自然的博弈史。万物有灵。在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本书给出了人类如何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目 录
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
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
鸭舌草：勿忘初心的漫溯者
蛇莓：隐秘草丛的魑魅之影
水芹：栖居家园的守望者
水绵：水域深处的温暖
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
萍：无边行走的飘零客
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
芦苇：河岸边的野蛮生长
婆婆丁：大地上的异乡者
刺儿菜：苟活尘世的疼与痛
婆婆纳：诗意的蓝色妖姬
灯笼草：原野上的红姑娘
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
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
车前草：重轭下的马蹄声
灰灰菜：低到尘埃的黑白面孔
苘麻：被捆绑的生活或卑微
苍耳：消失或重现
看麦娘：比邻麦田的守望者
艾草：庇佑民间的菩萨
飞蓬：身不由己的旅行者
白茅：被遮蔽的铿锵燃烧
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
鸭舌草：勿忘初心的漫溯者
蛇莓：隐秘草丛的魑魅之影
水芹：栖居家园的守望者
水绵：水域深处的温暖
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
萍：无边行走的飘零客
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
芦苇：河岸边的野蛮生长
婆婆丁：大地上的异乡者
刺儿菜：苟活尘世的疼与痛
婆婆纳：诗意的蓝色妖姬
灯笼草：原野上的红姑娘
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
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
车前草：重轭下的马蹄声
灰灰菜：低到尘埃的黑白面孔
苘麻：被捆绑的生活或卑微
苍耳：消失或重现
看麦娘：比邻麦田的守望者
艾草：庇佑民间的菩萨
飞蓬：身不由己的旅行者
白茅：被遮蔽的铿锵燃烧
前 言
草漫漶
对于野草的思考与写作，源于农具的暂告一段落。农具、野草等这些贴着大地胸膛的事物，冥冥之中我总感到还有许多真相没有道出。农具的诉说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表述，没有真正地切入大地的疼痛与撕裂，或者说没有真正读懂这些事物背后的真相。我愿意继续探索大地上这逆来顺受的劳作者。但角度的选择或切入口，一度成为我创作的梗阻。偶然，我在书店农作物专柜上看到一本关于刈割杂草的小书，眼前一亮，我找到了野草与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想读懂这世代以土地为命的劳作者，要从杂草出发。这一“杂”字，千钧重量，又如锋利的刀刃，充满疼痛感。她的命名源于生活价值的判断，实则是功利主义作祟。当我翻开此书，读到“益母草”“车前草”“灯笼草”“苍耳”“白茅”“艾草”，书中赫然标注可用药除之、利器割之、野火烧之等等，浑身一颤。我似乎应该为杂草说些什么。
回溯人类的文明史，分明就是人类与野草的博弈史。野草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向前。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我们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从历史上说，现在我们田野里生长的麦子、稻子等所谓庄稼，初来源于杂草。庄稼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改良后的野草。（否则她的宿命就是当下的杂草。）我们可以想象，人类诞生于世间，应当后于杂草们，这些杂草的先期抵达，可以说是为人类建造大地的温床，建造存活于世的温床。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史料记载中看到，人类不仅因为这些杂草获得繁衍生息的美丽家园，而且依靠这些杂草，暖身果腹，走过洪荒，世代延续。远的不说，就拿眼前的杂草，如慈姑、灰灰菜、水芹等，人类至今不是还在餐桌上食用？“人类对慈姑的食用由来已久。南北朝陶弘景便有‘其根黄，似芋子而小，煮之可啖’的记载，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中也称，慈姑‘煮熟味甘甜，时人以作果子’。慈姑长在浅水中，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耐贮存，是灾荒之地很好的救荒补缺物。”（《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我的旷野里，对于杂草的理解，我始终认为她们是民间的，属于乡村的自然精灵。土，是杂草的宿命。杂草深谙其中学问，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她们绿色的身影。长在阡陌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不到的地方，杂草们都将抵达；而且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杂草是何时落生何时抽枝整叶的。总而言之，她们在黑暗中潜滋暗长着。我们不要小瞧她们，一旦遇上灾荒或者饥馑岁月，这些杂草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那时候人类的头颅很低，低到杂草的高度，低到与猪马牛羊一样的高度，吃杂草活命。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与杂草有过关系，甚至有种契约的精神，杂草就是为了人类的到来出现的，并且这种出现以无限的方式遍布，时刻守候着，年复一年，生生死死，荣荣枯枯。
杂草的世界确实让人费解。她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只要给她一点土壤，她总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碧绿。你鄙视她蹂躏她糟蹋她，你甚至用锋利的农具，一刀斩草除根。可当你幸灾乐祸不久，杂草再次钻出泥土。泥土在，她的使命就在。人类奈她何？我在写作杂草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人类与杂草的玄秘与匪夷所思。史书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谓中国医药的百科全书，记载着这些杂草的药方、药性等。这已经在呈现杂草与人类肉身的关系。随着写作杂草的学习研究，我发现世间众多的杂草，在药性上，各有千秋，各有个
性，治疗神经的、创伤的、心血管的、皮肤的、肝脏的等等，每一种杂草似乎都与人类的肉身对应。也就是说，人类的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在杂草的身上找到治疗的药方。
这个发现让我对世界充满神秘的未知感。当人类来到世间，生死不知；可是我们的杂草早已抵达泥土，早就备好生命所需的食粮、住处和治疗肉身的各种草药。而且，杂草的各种药性，居然在暗中与人类自身是高度吻合的。
现在回想起来，天地人草等，完全可以看作一个结合紧密的生态系统，人的肉身早就在杂草的重重包围之中。杂草，是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旅行的守望者，生命的守护神。比如益母草，“原来，益母草是一味医治妇科病的草药，有活血、调经等功效”（《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再如苍耳，“《本草纲目》上写道：‘呆耳，【释名】亦名胡、常思、苍耳、卷耳、爵耳、猪耳、耳、地葵、羊负来、道人头、进贤菜、喝起草、野茄、缣丝草。【气味】(实)甘、温、有小毒。(茎、叶)苦、辛、微寒、有小毒。【主治】久疟不愈……眼目昏暗……’直到彼时，人类才明白苍耳居然是一味上好的中药，生得艰辛，长得丑陋，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待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苍耳：消失或重现》）
人类与草的关系，古人早有清醒的认知。我们从熟知的《诗经》和《楚辞》中可以发现。关于植物的记载，应该说贯穿《诗经》整个内容，花草树木，是《诗经》的原色。也就是说，古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早已看破，天人合一。没有人可以离开自然诗意地生活，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学会平等相处，尊重万物，我们才将获得生活之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辞》里，诗人居然把肉身寄托在这些芳香四溢、品节高远的植物身上，吃野草，披绿叶，穿行在山川绿林中，与山水拥抱一体，化身自然，与河流、星辰、草木一起朝夕日月。
新疆诗人沈苇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说法，其实是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确实有着她的光芒。从我们人类对植物的关注过程来看，洪荒时代或者人类诞生之初到当下，植物始终在静默中恪守自身的价值。人类从当初从植物身上活命、延续，到灾荒之年苟延残喘，以至当下对植物背叛与冷漠。
我经历过把野草当作粮食的历史时期，当年人们对野草的寻觅，不亚于对粮食的执着。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野草已成为后的口粮。没有人在场说出刺耳的那个“杂”字，对野草的迫害或者无意的伤害，对于人们来说都是应遭到天打五雷轰的咒语。能够活命的植物，人们都给予她们莫大的敬畏与崇敬。对于那些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可以庇佑生活的植物，人们同样赋予她们新的高度。如白茅、水烛、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白茅的燃烧劲道足，芦苇的生命力旺盛，其秆可以编制农作用具。极具神性和巫性的是艾草，她可以作为艾灸用的一味药材，插入农家的门楣旁，则上升为辟邪驱鬼的灵符。这一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于国人的崇拜与敬畏，我是有异议的。国人的崇拜似乎出自功利主义，只有当需要的时刻才开始寻找神灵，贿赂神灵。对待艾草亦是如此。艾草活得荣耀的时刻，就是端午期间，她从地面跃上神龛的位置，在看不见精神颗粒的空间里，捍卫和守护着人间的圣灵。实际上，她连自己都守护不了。转瞬即逝。
一个华丽的转身，人们早已忘却来时的路。人，确实是个反复无常的动物。当初从大地出发，从野草身边启程。走走就失去自我。先不说当初活命的资本与守卫生命的药材全然来自野草的牺牲与孕育，即使是脱离泥土走向远方的人们，转身再次与野草相遇，目光里更多的也已经是冷漠、远离和屠杀。“农田看麦娘杂草的防治方法：用薄膜覆盖，高温堆沤2～4周，杀死其发芽力，或者在萌发后或生长时期直接进行人工拔除或铲除，或结合中耕施肥等农耕措施剔除杂草，也可用药剂杀死。国内外已有300多种化学除草剂，可用于几乎所有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地的除草。”（《看麦娘：比邻麦田的守望者》）高贵与华丽成为皇帝的新衣，贪婪与名利遮住生命初的真相与本色。再丰富的物质，再高耸的楼宇，都不能湮没来自泥土深处的本源。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
即使我们不能用平等的目光注视野草或叫杂草，至少我们要保持着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和善，以谦卑之心审视当下的生活与世界。我们可以看着短暂脱离大地的植物，保持在道理上奔跑的姿态。大地是我们初出发的驿站，也是后的归宿与家园。繁华落尽，我们终将抵达野草的身边与高度。美国自然文学大师亨利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大地以及其诗意时，我们才堪称真正地生活着。只有接通于大地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反省自身，我们
从高楼上俯视，我们是不是脱离了地面，脱离了生活本来的意义？我们靠近纸醉金迷，靠近锦衣玉食，靠近灯红酒绿，靠近本身意味着我们正在逐渐远离初心，丧失自我。
我对书中的白茅格外有兴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白茅：茅草根晒干后，夜晚可以看到根会发光，如果根腐烂就会化作萤火（《白茅：被遮蔽的铿锵燃烧》）。野草死后，化作灵魂的灯盏。万物有灵。我在城市的废墟上看到新长出的野草，坚硬的水泥与摩天的建
筑，阻挡不了野草的生命。这让我猛然顿悟，把肉身交给植物，贴近地面，或许我们可以再次找到自身，揭开被遮蔽的生命真相。重新认识野草，就是对生命的再次审视、寻觅与返璞，
以至于我们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保持初心。
2016年5月
对于野草的思考与写作，源于农具的暂告一段落。农具、野草等这些贴着大地胸膛的事物，冥冥之中我总感到还有许多真相没有道出。农具的诉说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表述，没有真正地切入大地的疼痛与撕裂，或者说没有真正读懂这些事物背后的真相。我愿意继续探索大地上这逆来顺受的劳作者。但角度的选择或切入口，一度成为我创作的梗阻。偶然，我在书店农作物专柜上看到一本关于刈割杂草的小书，眼前一亮，我找到了野草与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想读懂这世代以土地为命的劳作者，要从杂草出发。这一“杂”字，千钧重量，又如锋利的刀刃，充满疼痛感。她的命名源于生活价值的判断，实则是功利主义作祟。当我翻开此书，读到“益母草”“车前草”“灯笼草”“苍耳”“白茅”“艾草”，书中赫然标注可用药除之、利器割之、野火烧之等等，浑身一颤。我似乎应该为杂草说些什么。
回溯人类的文明史，分明就是人类与野草的博弈史。野草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向前。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我们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从历史上说，现在我们田野里生长的麦子、稻子等所谓庄稼，初来源于杂草。庄稼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改良后的野草。（否则她的宿命就是当下的杂草。）我们可以想象，人类诞生于世间，应当后于杂草们，这些杂草的先期抵达，可以说是为人类建造大地的温床，建造存活于世的温床。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史料记载中看到，人类不仅因为这些杂草获得繁衍生息的美丽家园，而且依靠这些杂草，暖身果腹，走过洪荒，世代延续。远的不说，就拿眼前的杂草，如慈姑、灰灰菜、水芹等，人类至今不是还在餐桌上食用？“人类对慈姑的食用由来已久。南北朝陶弘景便有‘其根黄，似芋子而小，煮之可啖’的记载，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中也称，慈姑‘煮熟味甘甜，时人以作果子’。慈姑长在浅水中，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耐贮存，是灾荒之地很好的救荒补缺物。”（《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我的旷野里，对于杂草的理解，我始终认为她们是民间的，属于乡村的自然精灵。土，是杂草的宿命。杂草深谙其中学问，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她们绿色的身影。长在阡陌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不到的地方，杂草们都将抵达；而且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杂草是何时落生何时抽枝整叶的。总而言之，她们在黑暗中潜滋暗长着。我们不要小瞧她们，一旦遇上灾荒或者饥馑岁月，这些杂草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那时候人类的头颅很低，低到杂草的高度，低到与猪马牛羊一样的高度，吃杂草活命。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与杂草有过关系，甚至有种契约的精神，杂草就是为了人类的到来出现的，并且这种出现以无限的方式遍布，时刻守候着，年复一年，生生死死，荣荣枯枯。
杂草的世界确实让人费解。她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只要给她一点土壤，她总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碧绿。你鄙视她蹂躏她糟蹋她，你甚至用锋利的农具，一刀斩草除根。可当你幸灾乐祸不久，杂草再次钻出泥土。泥土在，她的使命就在。人类奈她何？我在写作杂草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人类与杂草的玄秘与匪夷所思。史书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谓中国医药的百科全书，记载着这些杂草的药方、药性等。这已经在呈现杂草与人类肉身的关系。随着写作杂草的学习研究，我发现世间众多的杂草，在药性上，各有千秋，各有个
性，治疗神经的、创伤的、心血管的、皮肤的、肝脏的等等，每一种杂草似乎都与人类的肉身对应。也就是说，人类的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在杂草的身上找到治疗的药方。
这个发现让我对世界充满神秘的未知感。当人类来到世间，生死不知；可是我们的杂草早已抵达泥土，早就备好生命所需的食粮、住处和治疗肉身的各种草药。而且，杂草的各种药性，居然在暗中与人类自身是高度吻合的。
现在回想起来，天地人草等，完全可以看作一个结合紧密的生态系统，人的肉身早就在杂草的重重包围之中。杂草，是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旅行的守望者，生命的守护神。比如益母草，“原来，益母草是一味医治妇科病的草药，有活血、调经等功效”（《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再如苍耳，“《本草纲目》上写道：‘呆耳，【释名】亦名胡、常思、苍耳、卷耳、爵耳、猪耳、耳、地葵、羊负来、道人头、进贤菜、喝起草、野茄、缣丝草。【气味】(实)甘、温、有小毒。(茎、叶)苦、辛、微寒、有小毒。【主治】久疟不愈……眼目昏暗……’直到彼时，人类才明白苍耳居然是一味上好的中药，生得艰辛，长得丑陋，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待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苍耳：消失或重现》）
人类与草的关系，古人早有清醒的认知。我们从熟知的《诗经》和《楚辞》中可以发现。关于植物的记载，应该说贯穿《诗经》整个内容，花草树木，是《诗经》的原色。也就是说，古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早已看破，天人合一。没有人可以离开自然诗意地生活，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学会平等相处，尊重万物，我们才将获得生活之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辞》里，诗人居然把肉身寄托在这些芳香四溢、品节高远的植物身上，吃野草，披绿叶，穿行在山川绿林中，与山水拥抱一体，化身自然，与河流、星辰、草木一起朝夕日月。
新疆诗人沈苇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说法，其实是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确实有着她的光芒。从我们人类对植物的关注过程来看，洪荒时代或者人类诞生之初到当下，植物始终在静默中恪守自身的价值。人类从当初从植物身上活命、延续，到灾荒之年苟延残喘，以至当下对植物背叛与冷漠。
我经历过把野草当作粮食的历史时期，当年人们对野草的寻觅，不亚于对粮食的执着。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野草已成为后的口粮。没有人在场说出刺耳的那个“杂”字，对野草的迫害或者无意的伤害，对于人们来说都是应遭到天打五雷轰的咒语。能够活命的植物，人们都给予她们莫大的敬畏与崇敬。对于那些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可以庇佑生活的植物，人们同样赋予她们新的高度。如白茅、水烛、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白茅的燃烧劲道足，芦苇的生命力旺盛，其秆可以编制农作用具。极具神性和巫性的是艾草，她可以作为艾灸用的一味药材，插入农家的门楣旁，则上升为辟邪驱鬼的灵符。这一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于国人的崇拜与敬畏，我是有异议的。国人的崇拜似乎出自功利主义，只有当需要的时刻才开始寻找神灵，贿赂神灵。对待艾草亦是如此。艾草活得荣耀的时刻，就是端午期间，她从地面跃上神龛的位置，在看不见精神颗粒的空间里，捍卫和守护着人间的圣灵。实际上，她连自己都守护不了。转瞬即逝。
一个华丽的转身，人们早已忘却来时的路。人，确实是个反复无常的动物。当初从大地出发，从野草身边启程。走走就失去自我。先不说当初活命的资本与守卫生命的药材全然来自野草的牺牲与孕育，即使是脱离泥土走向远方的人们，转身再次与野草相遇，目光里更多的也已经是冷漠、远离和屠杀。“农田看麦娘杂草的防治方法：用薄膜覆盖，高温堆沤2～4周，杀死其发芽力，或者在萌发后或生长时期直接进行人工拔除或铲除，或结合中耕施肥等农耕措施剔除杂草，也可用药剂杀死。国内外已有300多种化学除草剂，可用于几乎所有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地的除草。”（《看麦娘：比邻麦田的守望者》）高贵与华丽成为皇帝的新衣，贪婪与名利遮住生命初的真相与本色。再丰富的物质，再高耸的楼宇，都不能湮没来自泥土深处的本源。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
即使我们不能用平等的目光注视野草或叫杂草，至少我们要保持着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和善，以谦卑之心审视当下的生活与世界。我们可以看着短暂脱离大地的植物，保持在道理上奔跑的姿态。大地是我们初出发的驿站，也是后的归宿与家园。繁华落尽，我们终将抵达野草的身边与高度。美国自然文学大师亨利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大地以及其诗意时，我们才堪称真正地生活着。只有接通于大地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反省自身，我们
从高楼上俯视，我们是不是脱离了地面，脱离了生活本来的意义？我们靠近纸醉金迷，靠近锦衣玉食，靠近灯红酒绿，靠近本身意味着我们正在逐渐远离初心，丧失自我。
我对书中的白茅格外有兴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白茅：茅草根晒干后，夜晚可以看到根会发光，如果根腐烂就会化作萤火（《白茅：被遮蔽的铿锵燃烧》）。野草死后，化作灵魂的灯盏。万物有灵。我在城市的废墟上看到新长出的野草，坚硬的水泥与摩天的建
筑，阻挡不了野草的生命。这让我猛然顿悟，把肉身交给植物，贴近地面，或许我们可以再次找到自身，揭开被遮蔽的生命真相。重新认识野草，就是对生命的再次审视、寻觅与返璞，
以至于我们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保持初心。
2016年5月
媒体评论
大地盛宴：低处的风景
——解读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
思不群|文
当1989年诗人海子自杀后，许多人宣称中国农耕文学也随之终结。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农耕时代也许过去了，但农耕文化、乡村记忆却仍顽强地活在当代文学中。从本质上来说，农耕文明、乡村文学是人类的童年记忆的回响和返照，是人类文明之根。如果回顾一下，不难发现在百年现当代文学中，乡村文学总在不经意间回归人们的视野。从作家鲁迅、周作人等，到沈从文、废名，到八十年代的贾平凹，九十年代的刘亮程，可以发现乡村文学之根始终未断。杜怀超的乡村散文可以说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但是杜怀超的写作与他的前辈有所不同。在鲁迅那里，乡村只是个很虚的背景，一种渲染与烘托。而对于沈从文来说，乡村是一种格调与色彩，而且是带有想像空间中的格调与色彩。刘亮程虽然写的是乡村中具体的人与事，但却完全是在说着自己的故事，是经验的独语，那是“一个人的村庄”，他也写驴写狗写马，但是仔细一看，这些都似乎长着人的面孔。杜怀超则进一步把对乡村的书写推进到物的层面，深入到乡村的细节与根部。他曾经对乡村农具细细抚摸，在本书中他打量的则是那些野花野草，对这些大地的皮肤，杜怀超给予了少有的关注，他深入乡村的根系和岁月的深处，写出了对它们的疼惜与尊敬，写出了大地上众生万物的秘相。
一、乡关何处
野草是低调的。他所写到的这些野草，水烛、苍耳、灯笼草、婆婆纳，无一不是生长在低处，“世间，没有哪一种事物如草般，低到尘埃，低到泥土的低处，低到生命的低处。”（本书《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在田坎下、河岸边、荒野里，在那些不为人注目的边缘地带，它们就像田畴阡陌的饰带与花边，兀自开了，又兀自落了，“花开花落两由之”。也许阳光照耀，也许风雨吹折，它们只是“以一种寂寥、孤独和冷落的状态，潜滋暗长”（《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它们低调、谦逊，“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它们自觉地远离庄稼，远离村庄的中心，在角落里演绎着低处的风景。但是杜怀超熟悉它们，走近它们，并记住了一个个生动的名字。他知道灯笼草学名叫酸浆，皇宫里称为挂金灯，官宦人家称之为王母珠、洛神珠，而乡村百姓则亲切地呼唤它的俗名灯笼草。“俗名是事物的乳名或小名，它们是祖先的、民间的、土著的、亲情的。……它们既体现事物自身的原始形象或某种特性，又流露出一地民众对故土百物的亲昵之意与随意心理。”[1]俗即熟，因为太熟悉了，太亲近了，所以呼唤的是俗名，就像父母呼唤儿女的小名一样。
沐浴着同一分阳光与雨露，同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生存繁衍，野草已经成为农人的象征与隐喻。他们都是把根扎在土里，向上生长，又时刻依恋着大地。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人们，木讷少言，不擅辞令，只知双手在土里用力，把土地翻了一遍又一遍，寻找口粮和明天，打发白天与黑夜。写这些草，就是写记忆中憨厚淳朴的乡亲父老，就是写千百万在土里刨食的中国农民，其中有回忆，有怀想，有不能割舍的血脉，有浓浓的乡愁。这也是当杜怀超写到它们时字里行间包含深情的原因。
这些野草，仿佛是一个入口，打开走进去就是一部乡村生活的历史笔记：打碗碗花是饥饿年代里村民们眼中坚韧的那根救命稻草，蛇莓记录着一个乡村年轻尼姑无端殒命的悲剧，而红蓼则在作者童年记忆中与母亲的身影浑化在一起……这些与乡村、与农人们共生共长的野草，时刻“在黑暗中注视着生活”，随时准备走进农人的一日三餐，或者为他们遮风蔽雨、御寒去病。《百年孤独》中神秘的吉普赛人墨尔基阿德斯在表演了磁铁的魔力之后，对老布恩地亚说：“任何东西都有生命，一切在于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在农人眼里，野草的灵性无需唤醒，因为当他们把根向下扎，在大地之下，天然就是相通的。时间是一瓶合成剂，将生活、劳作、苦乐与这些野草、物什一起，合成了往昔又喜又悲的生活：那是童年有一在草地中奔跑之后沉沉睡去，那是劳作之后掐一段青草在嘴里享受劳作之后的平静与满足，那是在饥荒之年紧紧抱着一捆芦苇平静内心的无奈与忍耐……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这一个个日子又推窗而入，魂牵梦绕，让我们感慨，让我们怀想。而一株株野草，仿佛一个个路标，默默地立在道路两旁，指引我们做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而在千里外的天空下，故乡已经物是人非。故乡沦陷，家园毁弃，童年飘远，我们这些没有故乡的人，只能随着杜怀超的文章，一次次在梦中追寻那些模糊又清晰、酸楚又甜蜜的往事乡愁。
二、野草列传
历史上司马迁首创“列传”，“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使一个个英才俊士的名字在千年之后仍熠熠发光。杜怀超的这本散文集可说是一部“野草列传”，他以崭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些不起眼的野草野花，感受它们从泥土与朴素之中发射的光芒。草木有本心，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心灵的发现，杜怀超以庄稼一样的谦逊与柔情低下身子，贴近大地，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提炼野草的本质，挖掘性情，勾沉历史，向我们呈现了每一种野草的不凡与丰满。
每一种野草都有着独特的丰神与面目。“当呈现在你面前，如果整个大片大片的芦苇，是天地间千万架弹奏秋风的大提琴，”（《芦苇：河岸边的野蛮生长》）这是高迈、挺拔、俊秀的芦苇，当它随风摆动，它唱出的正是大地深处的歌谣。而红蓼则是另一种面目。“游龙初见不识。逢夏秋，常见一丛丛野草从地里冒出，蓬勃旺盛，卧地舒枝，扶风扬穗，渐渐由青枝绿叶，继而红花怒放。穗状花序，玫瑰粉红之色，远观红艳一片，一束束擎向苍穹的火炬。”而霜后“她手臂般的枝节，黄褐色，瘦弱充满全身，然骨节处，却万般坚韧与铮铮。越是水瘦，就越是显露出其精神来。”（《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这份顺境时的明媚与乐观、逆境时的坚韧与骨性，弥足珍贵。而慈姑则以柔软之身、以慈心佛性喂养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的饥荒之年。
在与野草的对照之下，杜怀超发现了人心不古，发现了我们离自然的怀抱越来越远，而我们竟不自知，反而在自我放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沾沾自喜。灯红酒绿迷惑了心性，财富追逐游戏仿佛饮鸩止渴，在人前高谈阔论，而在夜深人静时那迷失的自我迟迟回不到身体的正位。即使是千百年来灵魂栖息的村庄，也面目全非，“庄稼坍塌，河流消失，树木隐藏，村庄老去。空荡荡的村子，空荡荡的旷野，空荡荡的日子。”（《灯笼草：原野上的红姑娘》）空荡荡的还有人心，财富与欲望不断填进去，但却始终填不满这空虚。海子曾经在长诗《土地》中写道：“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代替他吗？”欲望只会产生欲望，它把一切都变成欲望。那如同狂饮海水，海水源源不尽，而干渴却仍然无休无止。欲望像夏日的雨云越积越厚，慢慢遮蔽了心灵的田亩。
正是基于这一发现，杜怀超向我们发出了向野草学习、回到自然的怀抱的呼唤。“在现代文明和科技发展的另一面，我们是否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逐渐远离、倒退甚至直到坍塌，即神性消退，自然远去？我们是否还需要保存着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向往着和宇宙保持原始的亲密，以谦卑而的目光注视着生活、世界？”（《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无论人类从丛林里走出有多久，也无论我们在平原和城市将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序，我们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来路，在自然面前保持一份谦逊与敬畏。“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护呵护，保护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从大地母体挣脱出来以后，人类的脚步向着现代社会迈进。而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的分裂与异化，失去家园的惶惑与不安，现代化的城市所映照出的荒凉感在每个人心里弥漫，只有“靠近大地，靠近大地上生长的草们，寻觅、倾听甚至膜拜这些卑微的草丛，会使我（们）获得难得的安静与沉稳。”（《艾草：庇佑民间的菩萨》）
不难看出，杜怀超铺叙野草列传，不仅仅是为野草正名，为乡愁招魂，他还想像沈从文努力构建一种健全优美的人性一样，从这些“泼皮”又谦逊的野草身上，找到一种异乎时代的品质，寻得一种健康、朴素、骨性的生命力，作为当前人类命运的镜鉴与参考。“在这些水烛编织品面前，我们找到了一种久已消失的光亮，与古人简朴生活的心灵互应、对接。正是水烛编织品，让我们复杂、浮华、虚化和迷乱的生活里有了本真的镜像，有了与日月星辰同在的草木本色。”（《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这种寻找，是一种自我救赎。真诚如杜怀超者，对世事万象、内心生活又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他受不了“心内总有荒芜之感，苍凉之感和迷惘之感”，冀望这些柔弱又坚韧的野草能与自己相互搀扶，走出这内心荒芜的寒武纪。
三、土地道德
野草低到尘埃，而有时杜怀超却以更低的姿态，把野草放置在头顶之上。他站在野草中间，从野草内部发言，他的语调中充满了平等与尊严的因子。“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站在大地上，草与人，都是大地的苍生。一样的泥土，一样的高度！”（《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他竭力纠正以人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的视角偏差，一视同仁地把大地之上所有的生命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丰收不仅仅是人的，也是万物的。”[2]这与美国享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道德”理念正相一致。奥尔多·利奥波德被称作美国新保护活动的“先知”，他同时又是一个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几乎都与森林、荒野以及野生动物联系在一起。他在对自然的长期观察和生态保护实践基础上，写出了一本薄薄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的沉思》，被后人称为“绿色圣经”。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道德”不仅仅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应触及人与土地的关系。他说：“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3]而奥尔多·利奥波德作为一名彻底的环保主义者，他将生命也献给了土地，在赶赴帮助邻居扑灭农场大火的途中，不幸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土地道德”的根本思想是将人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角色中解卸出来，融入万事万物之中，看清人只是大地上亿万尘埃中之一粒这一事实，从而抛弃暴戾、乖谬、执念，回到任性自然的大道上来。必须破除人是世界的主宰这一妄念，其实主宰世界的从来就不是人，而是爱与美，是自然之道。我想杜怀超在决意为这些野草“列传”、为乡愁招魂之时，他的内心里一定回荡着老子的智慧真言。两千多年前，这位中国先哲也正是目睹了人心欲望的膨胀和肆虏之后，沉痛地告诫人们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至纯真理。
站在这平等尊重的新地平线上，杜怀超在写作时不时会掉换视角来审视人类自身，从而获得了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他在《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中写道：“曾经我写到看麦娘时，有专家和读者就对我质疑，对看麦娘意象营造的谬误，其思想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质疑焦点即是看麦娘是一种有害野草，会夺取麦子的养分。实际上，哪一种植物的生长不要吸引来自大地的养分？这是植物的生存权利。”以人为中心的成见常常使我们导向的答案，传统固执胶着的思维框架一旦被拆除，许多问题随即释然。“人类审视植物、动物，称之为动植物，反之，动植物审视人类，说不定也称呼人类为能说话的怪物。”（《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视角的转换，权力的转手，随即呈现的结果也许是我们人类所不曾想象的，但它本应是这大地之上的应有风景，是彼此对待的应有之义。“大地上的植物正是人在泥土中的倒影。”（《飞蓬：身不由己的旅行者》）而今，我们已经将大地的镜子毁损，而自身的面目也早已经模糊不清，只有一些欲望的喧叫和无处归依的呼号。
杜怀超曾谈到他写作野草系列散文时的困惑，他说这些文章是否会有将野草和传统乡村文明美化之嫌。一个在自我怀疑之中不断推进写作的作家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字和书写必然是节制的，谦卑的，他有自己的尺度。其实我认为，所谓写作，就必然是美化，必然是*化，作家不仅是以所见所闻来呈现写作对象，他还用自己的梦温柔地将它包裹起来，并用独特的情感之笔来涂抹它，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估计连作家自身都认不出来。就像沈从文倾力建筑的希腊小庙，它并不在湘西和乡村，也不在中国，它就在沈从文的心中。这些野草也一样，它们应杜怀超的心灵之召唤，在他的笔下成长而美丽，在他的心里蓬勃而摇曳。不过，从写作方式上来说，《苍耳：消失或重现》这本书也有它的值得商榷之处，那就是内部篇章之间的同质化倾向。书中的每一篇从语言到情感经验到思想立场都是相似的，在不同的篇章中读到的有些句子和段落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提示了这种写作的一个隐忧，它在保证了整体风格的整一性的同时，也会有自我复制、自我重复的风险。
从《一个人的农具》到《苍耳：消失或重现》，杜怀超带着一颗草木之心不断走向大地和乡村的血脉深处。在这个喧嚣和遗忘的时代，他的写作无疑是勇敢的，有点孤军深入的味道。当他将这些野草的身影一个个在时代的瞳孔上放大，安放在乡村地坛之上，那仿佛是一排排巨石阵，接引天光和地气，这低处的风景，却让我们久久仰望。
——作者系国内知名青年评论家
——解读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
思不群|文
当1989年诗人海子自杀后，许多人宣称中国农耕文学也随之终结。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农耕时代也许过去了，但农耕文化、乡村记忆却仍顽强地活在当代文学中。从本质上来说，农耕文明、乡村文学是人类的童年记忆的回响和返照，是人类文明之根。如果回顾一下，不难发现在百年现当代文学中，乡村文学总在不经意间回归人们的视野。从作家鲁迅、周作人等，到沈从文、废名，到八十年代的贾平凹，九十年代的刘亮程，可以发现乡村文学之根始终未断。杜怀超的乡村散文可以说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但是杜怀超的写作与他的前辈有所不同。在鲁迅那里，乡村只是个很虚的背景，一种渲染与烘托。而对于沈从文来说，乡村是一种格调与色彩，而且是带有想像空间中的格调与色彩。刘亮程虽然写的是乡村中具体的人与事，但却完全是在说着自己的故事，是经验的独语，那是“一个人的村庄”，他也写驴写狗写马，但是仔细一看，这些都似乎长着人的面孔。杜怀超则进一步把对乡村的书写推进到物的层面，深入到乡村的细节与根部。他曾经对乡村农具细细抚摸，在本书中他打量的则是那些野花野草，对这些大地的皮肤，杜怀超给予了少有的关注，他深入乡村的根系和岁月的深处，写出了对它们的疼惜与尊敬，写出了大地上众生万物的秘相。
一、乡关何处
野草是低调的。他所写到的这些野草，水烛、苍耳、灯笼草、婆婆纳，无一不是生长在低处，“世间，没有哪一种事物如草般，低到尘埃，低到泥土的低处，低到生命的低处。”（本书《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在田坎下、河岸边、荒野里，在那些不为人注目的边缘地带，它们就像田畴阡陌的饰带与花边，兀自开了，又兀自落了，“花开花落两由之”。也许阳光照耀，也许风雨吹折，它们只是“以一种寂寥、孤独和冷落的状态，潜滋暗长”（《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它们低调、谦逊，“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它们自觉地远离庄稼，远离村庄的中心，在角落里演绎着低处的风景。但是杜怀超熟悉它们，走近它们，并记住了一个个生动的名字。他知道灯笼草学名叫酸浆，皇宫里称为挂金灯，官宦人家称之为王母珠、洛神珠，而乡村百姓则亲切地呼唤它的俗名灯笼草。“俗名是事物的乳名或小名，它们是祖先的、民间的、土著的、亲情的。……它们既体现事物自身的原始形象或某种特性，又流露出一地民众对故土百物的亲昵之意与随意心理。”[1]俗即熟，因为太熟悉了，太亲近了，所以呼唤的是俗名，就像父母呼唤儿女的小名一样。
沐浴着同一分阳光与雨露，同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生存繁衍，野草已经成为农人的象征与隐喻。他们都是把根扎在土里，向上生长，又时刻依恋着大地。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人们，木讷少言，不擅辞令，只知双手在土里用力，把土地翻了一遍又一遍，寻找口粮和明天，打发白天与黑夜。写这些草，就是写记忆中憨厚淳朴的乡亲父老，就是写千百万在土里刨食的中国农民，其中有回忆，有怀想，有不能割舍的血脉，有浓浓的乡愁。这也是当杜怀超写到它们时字里行间包含深情的原因。
这些野草，仿佛是一个入口，打开走进去就是一部乡村生活的历史笔记：打碗碗花是饥饿年代里村民们眼中坚韧的那根救命稻草，蛇莓记录着一个乡村年轻尼姑无端殒命的悲剧，而红蓼则在作者童年记忆中与母亲的身影浑化在一起……这些与乡村、与农人们共生共长的野草，时刻“在黑暗中注视着生活”，随时准备走进农人的一日三餐，或者为他们遮风蔽雨、御寒去病。《百年孤独》中神秘的吉普赛人墨尔基阿德斯在表演了磁铁的魔力之后，对老布恩地亚说：“任何东西都有生命，一切在于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在农人眼里，野草的灵性无需唤醒，因为当他们把根向下扎，在大地之下，天然就是相通的。时间是一瓶合成剂，将生活、劳作、苦乐与这些野草、物什一起，合成了往昔又喜又悲的生活：那是童年有一在草地中奔跑之后沉沉睡去，那是劳作之后掐一段青草在嘴里享受劳作之后的平静与满足，那是在饥荒之年紧紧抱着一捆芦苇平静内心的无奈与忍耐……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这一个个日子又推窗而入，魂牵梦绕，让我们感慨，让我们怀想。而一株株野草，仿佛一个个路标，默默地立在道路两旁，指引我们做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而在千里外的天空下，故乡已经物是人非。故乡沦陷，家园毁弃，童年飘远，我们这些没有故乡的人，只能随着杜怀超的文章，一次次在梦中追寻那些模糊又清晰、酸楚又甜蜜的往事乡愁。
二、野草列传
历史上司马迁首创“列传”，“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使一个个英才俊士的名字在千年之后仍熠熠发光。杜怀超的这本散文集可说是一部“野草列传”，他以崭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些不起眼的野草野花，感受它们从泥土与朴素之中发射的光芒。草木有本心，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心灵的发现，杜怀超以庄稼一样的谦逊与柔情低下身子，贴近大地，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提炼野草的本质，挖掘性情，勾沉历史，向我们呈现了每一种野草的不凡与丰满。
每一种野草都有着独特的丰神与面目。“当呈现在你面前，如果整个大片大片的芦苇，是天地间千万架弹奏秋风的大提琴，”（《芦苇：河岸边的野蛮生长》）这是高迈、挺拔、俊秀的芦苇，当它随风摆动，它唱出的正是大地深处的歌谣。而红蓼则是另一种面目。“游龙初见不识。逢夏秋，常见一丛丛野草从地里冒出，蓬勃旺盛，卧地舒枝，扶风扬穗，渐渐由青枝绿叶，继而红花怒放。穗状花序，玫瑰粉红之色，远观红艳一片，一束束擎向苍穹的火炬。”而霜后“她手臂般的枝节，黄褐色，瘦弱充满全身，然骨节处，却万般坚韧与铮铮。越是水瘦，就越是显露出其精神来。”（《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这份顺境时的明媚与乐观、逆境时的坚韧与骨性，弥足珍贵。而慈姑则以柔软之身、以慈心佛性喂养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的饥荒之年。
在与野草的对照之下，杜怀超发现了人心不古，发现了我们离自然的怀抱越来越远，而我们竟不自知，反而在自我放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沾沾自喜。灯红酒绿迷惑了心性，财富追逐游戏仿佛饮鸩止渴，在人前高谈阔论，而在夜深人静时那迷失的自我迟迟回不到身体的正位。即使是千百年来灵魂栖息的村庄，也面目全非，“庄稼坍塌，河流消失，树木隐藏，村庄老去。空荡荡的村子，空荡荡的旷野，空荡荡的日子。”（《灯笼草：原野上的红姑娘》）空荡荡的还有人心，财富与欲望不断填进去，但却始终填不满这空虚。海子曾经在长诗《土地》中写道：“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代替他吗？”欲望只会产生欲望，它把一切都变成欲望。那如同狂饮海水，海水源源不尽，而干渴却仍然无休无止。欲望像夏日的雨云越积越厚，慢慢遮蔽了心灵的田亩。
正是基于这一发现，杜怀超向我们发出了向野草学习、回到自然的怀抱的呼唤。“在现代文明和科技发展的另一面，我们是否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逐渐远离、倒退甚至直到坍塌，即神性消退，自然远去？我们是否还需要保存着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向往着和宇宙保持原始的亲密，以谦卑而的目光注视着生活、世界？”（《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无论人类从丛林里走出有多久，也无论我们在平原和城市将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序，我们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来路，在自然面前保持一份谦逊与敬畏。“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护呵护，保护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从大地母体挣脱出来以后，人类的脚步向着现代社会迈进。而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的分裂与异化，失去家园的惶惑与不安，现代化的城市所映照出的荒凉感在每个人心里弥漫，只有“靠近大地，靠近大地上生长的草们，寻觅、倾听甚至膜拜这些卑微的草丛，会使我（们）获得难得的安静与沉稳。”（《艾草：庇佑民间的菩萨》）
不难看出，杜怀超铺叙野草列传，不仅仅是为野草正名，为乡愁招魂，他还想像沈从文努力构建一种健全优美的人性一样，从这些“泼皮”又谦逊的野草身上，找到一种异乎时代的品质，寻得一种健康、朴素、骨性的生命力，作为当前人类命运的镜鉴与参考。“在这些水烛编织品面前，我们找到了一种久已消失的光亮，与古人简朴生活的心灵互应、对接。正是水烛编织品，让我们复杂、浮华、虚化和迷乱的生活里有了本真的镜像，有了与日月星辰同在的草木本色。”（《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这种寻找，是一种自我救赎。真诚如杜怀超者，对世事万象、内心生活又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他受不了“心内总有荒芜之感，苍凉之感和迷惘之感”，冀望这些柔弱又坚韧的野草能与自己相互搀扶，走出这内心荒芜的寒武纪。
三、土地道德
野草低到尘埃，而有时杜怀超却以更低的姿态，把野草放置在头顶之上。他站在野草中间，从野草内部发言，他的语调中充满了平等与尊严的因子。“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站在大地上，草与人，都是大地的苍生。一样的泥土，一样的高度！”（《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他竭力纠正以人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的视角偏差，一视同仁地把大地之上所有的生命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丰收不仅仅是人的，也是万物的。”[2]这与美国享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道德”理念正相一致。奥尔多·利奥波德被称作美国新保护活动的“先知”，他同时又是一个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几乎都与森林、荒野以及野生动物联系在一起。他在对自然的长期观察和生态保护实践基础上，写出了一本薄薄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的沉思》，被后人称为“绿色圣经”。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道德”不仅仅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应触及人与土地的关系。他说：“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3]而奥尔多·利奥波德作为一名彻底的环保主义者，他将生命也献给了土地，在赶赴帮助邻居扑灭农场大火的途中，不幸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土地道德”的根本思想是将人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角色中解卸出来，融入万事万物之中，看清人只是大地上亿万尘埃中之一粒这一事实，从而抛弃暴戾、乖谬、执念，回到任性自然的大道上来。必须破除人是世界的主宰这一妄念，其实主宰世界的从来就不是人，而是爱与美，是自然之道。我想杜怀超在决意为这些野草“列传”、为乡愁招魂之时，他的内心里一定回荡着老子的智慧真言。两千多年前，这位中国先哲也正是目睹了人心欲望的膨胀和肆虏之后，沉痛地告诫人们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至纯真理。
站在这平等尊重的新地平线上，杜怀超在写作时不时会掉换视角来审视人类自身，从而获得了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他在《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中写道：“曾经我写到看麦娘时，有专家和读者就对我质疑，对看麦娘意象营造的谬误，其思想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质疑焦点即是看麦娘是一种有害野草，会夺取麦子的养分。实际上，哪一种植物的生长不要吸引来自大地的养分？这是植物的生存权利。”以人为中心的成见常常使我们导向的答案，传统固执胶着的思维框架一旦被拆除，许多问题随即释然。“人类审视植物、动物，称之为动植物，反之，动植物审视人类，说不定也称呼人类为能说话的怪物。”（《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视角的转换，权力的转手，随即呈现的结果也许是我们人类所不曾想象的，但它本应是这大地之上的应有风景，是彼此对待的应有之义。“大地上的植物正是人在泥土中的倒影。”（《飞蓬：身不由己的旅行者》）而今，我们已经将大地的镜子毁损，而自身的面目也早已经模糊不清，只有一些欲望的喧叫和无处归依的呼号。
杜怀超曾谈到他写作野草系列散文时的困惑，他说这些文章是否会有将野草和传统乡村文明美化之嫌。一个在自我怀疑之中不断推进写作的作家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字和书写必然是节制的，谦卑的，他有自己的尺度。其实我认为，所谓写作，就必然是美化，必然是*化，作家不仅是以所见所闻来呈现写作对象，他还用自己的梦温柔地将它包裹起来，并用独特的情感之笔来涂抹它，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估计连作家自身都认不出来。就像沈从文倾力建筑的希腊小庙，它并不在湘西和乡村，也不在中国，它就在沈从文的心中。这些野草也一样，它们应杜怀超的心灵之召唤，在他的笔下成长而美丽，在他的心里蓬勃而摇曳。不过，从写作方式上来说，《苍耳：消失或重现》这本书也有它的值得商榷之处，那就是内部篇章之间的同质化倾向。书中的每一篇从语言到情感经验到思想立场都是相似的，在不同的篇章中读到的有些句子和段落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提示了这种写作的一个隐忧，它在保证了整体风格的整一性的同时，也会有自我复制、自我重复的风险。
从《一个人的农具》到《苍耳：消失或重现》，杜怀超带着一颗草木之心不断走向大地和乡村的血脉深处。在这个喧嚣和遗忘的时代，他的写作无疑是勇敢的，有点孤军深入的味道。当他将这些野草的身影一个个在时代的瞳孔上放大，安放在乡村地坛之上，那仿佛是一排排巨石阵，接引天光和地气，这低处的风景，却让我们久久仰望。
——作者系国内知名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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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
我越来越对民间事物有一种毫无理由的恐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敬畏。比如那些贴着地面生长的草或者在大地上行走的动物们。其实我干嘛要害怕那些贴地生长的弱势草族，以及那些在人类手上被无情摧残的无助的生命，它们怎么斗得过人类的伎俩？人类和自然已经搏斗几千年了，越来越远离草，跳出草的包围圈，从吃草生存到讨厌草远离草虐杀草，当然动物人类亦是如此对待。在贪婪的肉欲和其他欲望面前，那双眼睛早就遮蔽住了。茫茫天宇下，惟独只有他自己是主宰者。审视生活，我忽而有个可怕的发现，嘴巴的路线图是这样的，先是对草的残杀，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人类始端对草类的俯下身子。救命的草啊；渐渐人类吃饱了撑了厌了，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动物身上。《现代汉语词典》中若你仔细寻找，你就会发现，在对植物或者动物的诠释中，总是夹着对菜肴的说明。赤裸裸的一个吃字，赤裸裸地对众生的暴力与血腥。当我们端起碗时，我经常想这些菜如何消化掉？这一思考突然把我带到一棵草面前，原来世间很多的隐喻都会在自然的世界里找到它的答案。这棵草就是打碗碗花，这样一个充满太多隐秘和哲学思索的名字，在大地上潜伏着。它的命运超出我的想象。打碗碗花，是打碎了碗还是打碎了花？抑或打到碗就开花？一个碗的意象和一个花的意象，把内部的世界搞得模糊与混乱，给打碗碗花披上神秘的面纱。
我还是说说碗的事情。说起碗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难以言表，或者王顾左右而言它。它的指向是不确定的，有历史足迹的。我还是把它置于乡村的背景之下，毕竟我是从阡陌上走出来的，我有必要和责任把视线局限在村庄的丛林里。我不知道城里人的碗如何？乡村的碗记忆中是粗瓷大碗，是那种土黄的似乎从来自窑洞里没有烧熟的模具，色彩惨淡，或者谈不上色彩，原生态般；粗糙，咯手得很。但是，旧年里，村庄里能把碗端起来的，已经是生活的境界了，她已经满足了活着的权利。实则上，饥馑的年代，我们手里端起的只是空碗，破碗、饥饿的碗，悲伤的碗，痛苦的碗，甚至什么碗都没有。村庄的人买碗，总是选择这样的粗瓷大腕，小碗属于城市人的细作。这样的碗买回家，用硬物在晚上磨砂，把碗表面尖锐的棱角磨平，直到温润，渐渐浸满日子的体温。这时碗就算正式走上餐桌了，盛满美味抵达到嘴边。乡村的很多事都如这磨碗般质朴没有城市生活的细作。也许贴着大地的生活，这才是生活的本质及本来面目。说了半天，这碗字与植物有啥直系关系?原来打碗碗花开时，那圆形的花朵确实像乡村的土碗造型。稍长些的托柄似乎是擎碗的手，在向过客或者飞鸟甚至长天追问什么？打碗碗花开的时分，如果你漫步田野或者村子的大小角落地，你就会看到无数的打碗碗花开着粉红的圆形花朵。没有其他立体事物的依附，它们只能贴地绽放花蕾。风掠过处，这些貌似从大地深处托起的碗啊，长在民间，就是村庄的巨大隐喻。
关于打碗碗花的故事纷繁复杂，历史也很深邃。早的打碗碗花是长在《诗经》里的。我们当地的年迈者称之为“葍秧”。实际上来源就是我们的《诗经》里；《小雅?鸿雁之什》中有篇《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葍”。“葍”就是打碗碗花，当然打碗碗花还有许多有生趣的名字，如面根藤、小旋花、盘肠参、铺地参、斧子苗、常春藤等。一个人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啊，或许这么多的音符，是打碗碗花演奏的多重奏，每一琴弦弹奏的是不同的风声、心声以及心跳和命运。从古诗里窥知，打碗碗花在古人心中的地位与价值，着实让人敬重。通览《诗经》，我们会发现她本身就是一部事关草木的经传，在草木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知到草木与古人、生活的关系，对草木的敬重抵达人类自身同样高的梯度。天人合一，万物归宗。打碗碗花今天看来也很平常，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生长。在乡村，任何一块适宜的土壤，都会冒出它的身影，贴地匍匐潜滋暗长。林间、菜园、雨后的乡场上、荒野的阡陌上，喧松的土壤长着一蓬蓬打碗碗花。三角形的叶瓣里，星星点点地展出粉红的花蕾。上面是大朵大朵的阳光，身下是金黄的泥土。我感喟打碗碗花与芦苇相伴在一起的景致。高得高出庄稼，低得就差低到尘埃里。这种精神谁能做到？大起大落，依旧不改碧绿，不改对大地的承诺。风过处或者车过处，甚至孩童的一个不小心碰到，打碗碗花就会折断、根茎撕裂。越坚贞的往往越易碎的，越伟大的往往是越卑贱的。我对大地上的草是充满爱怜的，毕竟是有生命有操守的植物，就必须得到尊重。曾经我写到看麦娘时，有专家和读者就对我质疑，对看麦娘意象营造的谬误，其思想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质疑焦点即是看麦娘是一种有害野草，会夺取麦子的养分。实际上，哪一种植物的生长不要吸收来自大地的养分？这是植物的生存权利。每一种植物总是和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没有一种植物或者人是独立于世界的。如果我们心细点，就会惊奇地发现，看麦娘它只生长在麦地的周围，在乡村的鸡鸭鹅猪牛羊对麦地入侵之际，看麦娘就会冲锋在线，用稚嫩的身躯喂饱可爱的动物们，牺牲在食物链的战场上。当打碗碗花全军覆灭后，麦子才会站出来。更加可敬的是这种看麦娘的野草在麦子养花抽穗时，就自发地退出大地的舞台。
还是回到打碗碗花上来。这草泼皮得很，乡间到处可见，你也想不出谁会给她带来这里。但它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了。赫黄色的土壤上，孤独地生长着嫩绿弱小的打碗碗花，震撼着每一过客。这种生长是疼痛的。毁灭也要生长。但是她完全不理解你的惊诧与困惑，我生长故我在。可想而知，长在不合理的地方，会遭遇多少厄运。村里的鸡见了啄上一口，猪见了啃上两嘴，牛见了一脚踩得面目全非，更别说人了，则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纵然这样，雨后的某个黄昏，你会惊叫一声，在原来的地址上又长出了稚嫩的打碗碗花。个中奥秘就是打碗碗花的生存哲学，即使粉身碎骨，那就随风在夭折的地方，繁衍出千万个我来。诸如诗人白连春说起自己的命运，只要被打碎，他就随风飞。别小看碾碎多少节的打碗碗花，每一碎片，其内部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活力。诗人韩东曾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打碗碗花，从地表一次次地钻出来，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或许只有大地和它自己知道了。
我对打碗碗花的初相识始于吃的问题，这也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吃饱了才有力气开始胡言乱语或者谈论诸如艺术、人生、色性等话题。物质的满足接踵而来的才是精神的欢愉。我对打碗碗花吃的关注与祖母的关注对象不同，一个是猪，一个是人。按常理这样提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在打碗碗花面前，在生命面前，又有什么不同么？心理与观念使然而已。祖母在世，大地上的一切草木均与吃有关，挂在嘴边的话语，能吃吗？饥饿与活着已经成为祖母经年的心结，那种恐慌与无助，常常于回忆的河流上游回血。打碗碗花的叶子、幼苗都可以食用，下面的根茎雪白的，我刨过，一段段的，置于竹篮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福根。福的根，根的福。这根分明蕴藏着一种生活的隐喻，有科学的证据，也有吉祥的祝愿。这草实际上是祖母意义上的另一种粮食。当细小的打碗碗花带着触角披星戴月潜行时，祖母也悄悄地动身了。开始在华北平原的原野上摸索着打碗碗花，像蚂蚁搬家般把这些叶子、福根采回家水煮煎炒。或者晒干以备度荒。谁能小看着打碗碗花的福根，竟然用纤细的根挽救了多少生命！我现在理解祖母在世时，那种对自然的万物如蚂蚁、野草甚至飞蛾那种呵护的情景。尊重生灵，何尝不是对自我的救赎？
我对打碗碗花的认识，止于猪。这是属于猪口中的蔬菜。打碗碗花已经渐渐远离人类的嘴巴。物质的日益繁盛与人类欲望的极度膨胀，给草们的到来是幸事还是悲哀呢？黑暗中的刀锋与火光时刻在逼近她。别以为它逃离人类的胃部，就可以肆意地自由地生长。实际上在猪们眷顾之余，人类则更以无以复加的器械与暴力驱赶与毁灭。打碗碗花，面对的则是一场更残酷的生死存亡之战。
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对打碗碗花有恨有爱。爱的时候关乎生命，恨得时候恩断义绝。昨天的，今天的，同样都是打碗碗花，是两种不同的境遇。是草改变了颜色还是人改变了性情？吃着打碗碗花活下来的人类，对高贵与卑微有了新解。“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现在，我们对打碗碗花的呵护只能在童谣中寻觅了。碰了打碗碗花，我们的碗就会打碎，或是把打碗碗花放到碗里，碗就会开花。这样的咒语似乎与我们往昔原野里刨食的生存艰难有关。是怜悯还是救赎？或许还隐藏着许多未知的秘密。我对打碗碗花的侵犯，纯粹是出于猪的需要，或者是生活的需要。当然，如果沿着食物链的路追溯的话，我承认是有罪的，间接地杀害打碗碗花的刽子手。可是如果我这样的罪过受到自然法庭审判的话，有多少人可以干净地活着？
马克思在论著说，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征服，进步多少，也就是破坏多少；想自然索取多少，自然界也会向你讨还多少。老子说，道法自然。人类在自然的路上，已经走得充满暴力与血腥了，我们的自然还叫自然么？欲望覆盖的大地，自然已经渐渐逃离。直至我们看不清她的脸庞。失去自然，人类将会落个漂泊无助的境地。
我在一则资料上看到，打碗碗花应该为灯碗花。打碗碗花开花，那粉红的花朵与乡间先人逝去的灯碗类似。灯碗，就是在一个粗瓷碗里植入一根棉花捻子，倒上一些煤油，即可放出光亮来。这是乡间给先人招魂的灯盏，否则先人的灵魂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打碗碗花的形状与灯碗很接近。灯碗在古代就有,南北朝时期道经《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诀》:“已上七位,用灯七碗。”供奉七位神灵,要点七盏灯。而“七碗”,表明当时的灯是用灯碗盛油的。对于灯碗花，我则更持以肯定的姿态。原因在于一个灯字，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持呵护，保持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类若没有敬畏之心，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的。我希望打碗碗花就是灯碗花，一盏高悬在人类头顶的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亦消失。皮将不存，毛将焉附？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会在冥冥之中给予人类的劝告与警示。
我不知道打碗碗花这个咒语的作者是谁？打碎了花，碗也将就打碎了。碗里有饭。没碗，哪里还有吃的？这样充满善意与复杂的暗语，也只有与它生死相依的人创作出来，除了草民还能有谁？在民间，我知道还有许多禁忌。比如说身上的纽扣掉了，母亲给你钉纽扣时，嘴中一定要衔稻草。或者说孩子半夜老是啼哭，做母亲的只要围着床四角转上几圈，祷告一番，孩子则会安然入睡。正月里有几天不能动剪刀、针等，动了则会夫妻吵架诸多不顺。打猪草时镰刀人不能从镰刀上走过，否则会遭来横祸。乡村里土地庙不少村落还在，小孩子不能对着土地爷撒尿。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当天晚上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其中的道理和隐秘，只是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是求得对事物的尊重，还是求得内心的安稳？也许这样的认为代表我是唯心主义者，但总比人没有敬畏、恐惧之心要好多了，人的胆大妄为，荒诞荒谬，匪夷所思，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没有敬畏之心。这敬畏就是一盏明灯，黑暗中给你光明，疯狂中给你泼冷水。受人恩惠时涌泉相报。我以为打碗碗花的禁忌与咒语，也有类似的揭橥？是否要求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劳动的尊重？
打碗碗花，众多贴地植物的一种，与民间紧密依偎在一起。与生活同行，与生命同在，甚至沿着日子的炊烟走入人生。我在一则小说里读到这样一段关于打碗碗花的民谣：“打碗碗花，开得早，二姐模样长得好。手儿呢，手儿巧；脚儿呢，脚儿小。红鞋绿花配得妙，柳眉杏眼细腰俏。打碗碗花，开千家，二姐窗前梳头呀。朵朵野花头上插，头发光得照人呀。娃娃跟了一串串，小伙子围了一团团。打碗碗花，往上爬，今日七，明日八，后日我娃出嫁呀。娘给我娃红手帕，手帕绣上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开不红，婆子娘打媳妇不心疼。白天打，黑夜拧，二姐浑身青又红，眼睛哭得像铜铃……”卑微的打碗碗花根扎到民间深处了。
打碗碗花，不再是原野上的那朵花。谁还能轻易把她打碎？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浑浑噩噩或者醉生梦死，我们必须保持敬畏，否则破碎消损的不是那朵害羞的打碗碗花。
……
我越来越对民间事物有一种毫无理由的恐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敬畏。比如那些贴着地面生长的草或者在大地上行走的动物们。其实我干嘛要害怕那些贴地生长的弱势草族，以及那些在人类手上被无情摧残的无助的生命，它们怎么斗得过人类的伎俩？人类和自然已经搏斗几千年了，越来越远离草，跳出草的包围圈，从吃草生存到讨厌草远离草虐杀草，当然动物人类亦是如此对待。在贪婪的肉欲和其他欲望面前，那双眼睛早就遮蔽住了。茫茫天宇下，惟独只有他自己是主宰者。审视生活，我忽而有个可怕的发现，嘴巴的路线图是这样的，先是对草的残杀，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人类始端对草类的俯下身子。救命的草啊；渐渐人类吃饱了撑了厌了，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动物身上。《现代汉语词典》中若你仔细寻找，你就会发现，在对植物或者动物的诠释中，总是夹着对菜肴的说明。赤裸裸的一个吃字，赤裸裸地对众生的暴力与血腥。当我们端起碗时，我经常想这些菜如何消化掉？这一思考突然把我带到一棵草面前，原来世间很多的隐喻都会在自然的世界里找到它的答案。这棵草就是打碗碗花，这样一个充满太多隐秘和哲学思索的名字，在大地上潜伏着。它的命运超出我的想象。打碗碗花，是打碎了碗还是打碎了花？抑或打到碗就开花？一个碗的意象和一个花的意象，把内部的世界搞得模糊与混乱，给打碗碗花披上神秘的面纱。
我还是说说碗的事情。说起碗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难以言表，或者王顾左右而言它。它的指向是不确定的，有历史足迹的。我还是把它置于乡村的背景之下，毕竟我是从阡陌上走出来的，我有必要和责任把视线局限在村庄的丛林里。我不知道城里人的碗如何？乡村的碗记忆中是粗瓷大碗，是那种土黄的似乎从来自窑洞里没有烧熟的模具，色彩惨淡，或者谈不上色彩，原生态般；粗糙，咯手得很。但是，旧年里，村庄里能把碗端起来的，已经是生活的境界了，她已经满足了活着的权利。实则上，饥馑的年代，我们手里端起的只是空碗，破碗、饥饿的碗，悲伤的碗，痛苦的碗，甚至什么碗都没有。村庄的人买碗，总是选择这样的粗瓷大腕，小碗属于城市人的细作。这样的碗买回家，用硬物在晚上磨砂，把碗表面尖锐的棱角磨平，直到温润，渐渐浸满日子的体温。这时碗就算正式走上餐桌了，盛满美味抵达到嘴边。乡村的很多事都如这磨碗般质朴没有城市生活的细作。也许贴着大地的生活，这才是生活的本质及本来面目。说了半天，这碗字与植物有啥直系关系?原来打碗碗花开时，那圆形的花朵确实像乡村的土碗造型。稍长些的托柄似乎是擎碗的手，在向过客或者飞鸟甚至长天追问什么？打碗碗花开的时分，如果你漫步田野或者村子的大小角落地，你就会看到无数的打碗碗花开着粉红的圆形花朵。没有其他立体事物的依附，它们只能贴地绽放花蕾。风掠过处，这些貌似从大地深处托起的碗啊，长在民间，就是村庄的巨大隐喻。
关于打碗碗花的故事纷繁复杂，历史也很深邃。早的打碗碗花是长在《诗经》里的。我们当地的年迈者称之为“葍秧”。实际上来源就是我们的《诗经》里；《小雅?鸿雁之什》中有篇《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葍”。“葍”就是打碗碗花，当然打碗碗花还有许多有生趣的名字，如面根藤、小旋花、盘肠参、铺地参、斧子苗、常春藤等。一个人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啊，或许这么多的音符，是打碗碗花演奏的多重奏，每一琴弦弹奏的是不同的风声、心声以及心跳和命运。从古诗里窥知，打碗碗花在古人心中的地位与价值，着实让人敬重。通览《诗经》，我们会发现她本身就是一部事关草木的经传，在草木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知到草木与古人、生活的关系，对草木的敬重抵达人类自身同样高的梯度。天人合一，万物归宗。打碗碗花今天看来也很平常，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生长。在乡村，任何一块适宜的土壤，都会冒出它的身影，贴地匍匐潜滋暗长。林间、菜园、雨后的乡场上、荒野的阡陌上，喧松的土壤长着一蓬蓬打碗碗花。三角形的叶瓣里，星星点点地展出粉红的花蕾。上面是大朵大朵的阳光，身下是金黄的泥土。我感喟打碗碗花与芦苇相伴在一起的景致。高得高出庄稼，低得就差低到尘埃里。这种精神谁能做到？大起大落，依旧不改碧绿，不改对大地的承诺。风过处或者车过处，甚至孩童的一个不小心碰到，打碗碗花就会折断、根茎撕裂。越坚贞的往往越易碎的，越伟大的往往是越卑贱的。我对大地上的草是充满爱怜的，毕竟是有生命有操守的植物，就必须得到尊重。曾经我写到看麦娘时，有专家和读者就对我质疑，对看麦娘意象营造的谬误，其思想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质疑焦点即是看麦娘是一种有害野草，会夺取麦子的养分。实际上，哪一种植物的生长不要吸收来自大地的养分？这是植物的生存权利。每一种植物总是和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没有一种植物或者人是独立于世界的。如果我们心细点，就会惊奇地发现，看麦娘它只生长在麦地的周围，在乡村的鸡鸭鹅猪牛羊对麦地入侵之际，看麦娘就会冲锋在线，用稚嫩的身躯喂饱可爱的动物们，牺牲在食物链的战场上。当打碗碗花全军覆灭后，麦子才会站出来。更加可敬的是这种看麦娘的野草在麦子养花抽穗时，就自发地退出大地的舞台。
还是回到打碗碗花上来。这草泼皮得很，乡间到处可见，你也想不出谁会给她带来这里。但它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了。赫黄色的土壤上，孤独地生长着嫩绿弱小的打碗碗花，震撼着每一过客。这种生长是疼痛的。毁灭也要生长。但是她完全不理解你的惊诧与困惑，我生长故我在。可想而知，长在不合理的地方，会遭遇多少厄运。村里的鸡见了啄上一口，猪见了啃上两嘴，牛见了一脚踩得面目全非，更别说人了，则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纵然这样，雨后的某个黄昏，你会惊叫一声，在原来的地址上又长出了稚嫩的打碗碗花。个中奥秘就是打碗碗花的生存哲学，即使粉身碎骨，那就随风在夭折的地方，繁衍出千万个我来。诸如诗人白连春说起自己的命运，只要被打碎，他就随风飞。别小看碾碎多少节的打碗碗花，每一碎片，其内部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活力。诗人韩东曾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打碗碗花，从地表一次次地钻出来，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或许只有大地和它自己知道了。
我对打碗碗花的初相识始于吃的问题，这也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吃饱了才有力气开始胡言乱语或者谈论诸如艺术、人生、色性等话题。物质的满足接踵而来的才是精神的欢愉。我对打碗碗花吃的关注与祖母的关注对象不同，一个是猪，一个是人。按常理这样提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在打碗碗花面前，在生命面前，又有什么不同么？心理与观念使然而已。祖母在世，大地上的一切草木均与吃有关，挂在嘴边的话语，能吃吗？饥饿与活着已经成为祖母经年的心结，那种恐慌与无助，常常于回忆的河流上游回血。打碗碗花的叶子、幼苗都可以食用，下面的根茎雪白的，我刨过，一段段的，置于竹篮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福根。福的根，根的福。这根分明蕴藏着一种生活的隐喻，有科学的证据，也有吉祥的祝愿。这草实际上是祖母意义上的另一种粮食。当细小的打碗碗花带着触角披星戴月潜行时，祖母也悄悄地动身了。开始在华北平原的原野上摸索着打碗碗花，像蚂蚁搬家般把这些叶子、福根采回家水煮煎炒。或者晒干以备度荒。谁能小看着打碗碗花的福根，竟然用纤细的根挽救了多少生命！我现在理解祖母在世时，那种对自然的万物如蚂蚁、野草甚至飞蛾那种呵护的情景。尊重生灵，何尝不是对自我的救赎？
我对打碗碗花的认识，止于猪。这是属于猪口中的蔬菜。打碗碗花已经渐渐远离人类的嘴巴。物质的日益繁盛与人类欲望的极度膨胀，给草们的到来是幸事还是悲哀呢？黑暗中的刀锋与火光时刻在逼近她。别以为它逃离人类的胃部，就可以肆意地自由地生长。实际上在猪们眷顾之余，人类则更以无以复加的器械与暴力驱赶与毁灭。打碗碗花，面对的则是一场更残酷的生死存亡之战。
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对打碗碗花有恨有爱。爱的时候关乎生命，恨得时候恩断义绝。昨天的，今天的，同样都是打碗碗花，是两种不同的境遇。是草改变了颜色还是人改变了性情？吃着打碗碗花活下来的人类，对高贵与卑微有了新解。“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现在，我们对打碗碗花的呵护只能在童谣中寻觅了。碰了打碗碗花，我们的碗就会打碎，或是把打碗碗花放到碗里，碗就会开花。这样的咒语似乎与我们往昔原野里刨食的生存艰难有关。是怜悯还是救赎？或许还隐藏着许多未知的秘密。我对打碗碗花的侵犯，纯粹是出于猪的需要，或者是生活的需要。当然，如果沿着食物链的路追溯的话，我承认是有罪的，间接地杀害打碗碗花的刽子手。可是如果我这样的罪过受到自然法庭审判的话，有多少人可以干净地活着？
马克思在论著说，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征服，进步多少，也就是破坏多少；想自然索取多少，自然界也会向你讨还多少。老子说，道法自然。人类在自然的路上，已经走得充满暴力与血腥了，我们的自然还叫自然么？欲望覆盖的大地，自然已经渐渐逃离。直至我们看不清她的脸庞。失去自然，人类将会落个漂泊无助的境地。
我在一则资料上看到，打碗碗花应该为灯碗花。打碗碗花开花，那粉红的花朵与乡间先人逝去的灯碗类似。灯碗，就是在一个粗瓷碗里植入一根棉花捻子，倒上一些煤油，即可放出光亮来。这是乡间给先人招魂的灯盏，否则先人的灵魂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打碗碗花的形状与灯碗很接近。灯碗在古代就有,南北朝时期道经《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诀》:“已上七位,用灯七碗。”供奉七位神灵,要点七盏灯。而“七碗”,表明当时的灯是用灯碗盛油的。对于灯碗花，我则更持以肯定的姿态。原因在于一个灯字，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持呵护，保持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类若没有敬畏之心，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的。我希望打碗碗花就是灯碗花，一盏高悬在人类头顶的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亦消失。皮将不存，毛将焉附？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会在冥冥之中给予人类的劝告与警示。
我不知道打碗碗花这个咒语的作者是谁？打碎了花，碗也将就打碎了。碗里有饭。没碗，哪里还有吃的？这样充满善意与复杂的暗语，也只有与它生死相依的人创作出来，除了草民还能有谁？在民间，我知道还有许多禁忌。比如说身上的纽扣掉了，母亲给你钉纽扣时，嘴中一定要衔稻草。或者说孩子半夜老是啼哭，做母亲的只要围着床四角转上几圈，祷告一番，孩子则会安然入睡。正月里有几天不能动剪刀、针等，动了则会夫妻吵架诸多不顺。打猪草时镰刀人不能从镰刀上走过，否则会遭来横祸。乡村里土地庙不少村落还在，小孩子不能对着土地爷撒尿。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当天晚上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其中的道理和隐秘，只是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是求得对事物的尊重，还是求得内心的安稳？也许这样的认为代表我是唯心主义者，但总比人没有敬畏、恐惧之心要好多了，人的胆大妄为，荒诞荒谬，匪夷所思，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没有敬畏之心。这敬畏就是一盏明灯，黑暗中给你光明，疯狂中给你泼冷水。受人恩惠时涌泉相报。我以为打碗碗花的禁忌与咒语，也有类似的揭橥？是否要求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劳动的尊重？
打碗碗花，众多贴地植物的一种，与民间紧密依偎在一起。与生活同行，与生命同在，甚至沿着日子的炊烟走入人生。我在一则小说里读到这样一段关于打碗碗花的民谣：“打碗碗花，开得早，二姐模样长得好。手儿呢，手儿巧；脚儿呢，脚儿小。红鞋绿花配得妙，柳眉杏眼细腰俏。打碗碗花，开千家，二姐窗前梳头呀。朵朵野花头上插，头发光得照人呀。娃娃跟了一串串，小伙子围了一团团。打碗碗花，往上爬，今日七，明日八，后日我娃出嫁呀。娘给我娃红手帕，手帕绣上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开不红，婆子娘打媳妇不心疼。白天打，黑夜拧，二姐浑身青又红，眼睛哭得像铜铃……”卑微的打碗碗花根扎到民间深处了。
打碗碗花，不再是原野上的那朵花。谁还能轻易把她打碎？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浑浑噩噩或者醉生梦死，我们必须保持敬畏，否则破碎消损的不是那朵害羞的打碗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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