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464669
- 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历时八年倾力打造的经典历史读本
- 一部被时人公认为“*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力作
- 二十世纪上半叶影响深远的大学历史教科书
本作品是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的代表作。先生自幼饱读诗书，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先是主攻化学，不久转入农学，*后进入历史系。先生博闻强记，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视野里去观察。鉴于当时社会上流布的中国近代史书参差不齐，1926年陈先生萌生撰述近代国史的念头，历时8年（1934年）《中国近代史》成稿，叙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30年代初的中国历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该书被时人推荐为大学书目，两年之内接连五版，成为当时*权威的近代史之作。陈恭禄先生的这部作品既重史料，又兼分析，形成论断。该作品具备雄厚的中西资料基础和开阔的视野，信息丰富，知识性强，可读性强。历史是*好的老师，历经80余年再次修订出版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
目 录
四版自序 |
自序 |
篇 鸦片战前之中国 |
地理上之影响——中国民族——清帝之入主中国——中央官制——地方官制——政治上之积弊——财政之情状——人口激增与生计困难——秘密会社之活动——叛乱之迭起——对外之观念——古代中西之交通——中国所受外国之影响（物产、思想、文学、科学、美术等）——闭关思想之成立——葡萄牙人之东下——耶稣会教士——西荷诸国人之相继来华——中俄之交涉——国际贸易之情状——管理外人之方法——法律问题——困难之症结
第二篇 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 |
律劳卑之来粤——平等待遇之争执——交涉之恶化——困难之症结——缄默期内之大事——商欠——鸦片之略史——鸦片畅销之主因——烟禁之议——林则徐之禁烟——义律缴交鸦片之经过——禁烟之希望——林维喜案之严重——清廷之主战——英国之宣战——军备之比较——定海陷后朝旨之中变——琦善和战之两难——道光再主用兵——广州之屈服——英舰之北上——浙苏战守之失败——国内纷扰之情状——和议之经过——南京条约——和议之评论——战败之原因——政治上之弱点
第三篇 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 |
中英善后交涉——中美订约——中法交涉——条约中之要款——耶稣教之弛禁——香港澳门与中国之关系——五口开放后之情状——鸦片输入之激增——对外思想之不变——青浦案件之解决——广州入城争执之严重——三国修约之失败——海盗与亚罗事件——混战与报复——西林教案——联军来华——广州陷后之情状——四国公使之通牒——和议之情状——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朝廷挽回津约之失败——条约中之要款——换约之起衅——战事之责任——朝旨之中变——联军第二次北上——和议困难之症结——巴夏礼捕后之交涉——咸丰之决心议和——和议之条件——清代外交之评论——中国对俄所受之损失
第四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 |
黄河改道及其影响——人口激增——秘密会社之活动——财政之困难——政治之腐败——广西之情状——洪秀全之略传——上帝会与团练——洪秀全之起兵——起兵后之时机——攻扰六省之经过——太平军中之思想——文化之摧残——战胜之主因——太平军、清军、人民、迷信、种族思想、女子、军械——清廷应付之方略——洪秀全之失策——北伐军之失败——江苏境内二军之相持——太平军之西征——曾国藩练勇之困难——讨贼之檄文——檄文之批评——湘军出征之战绩——湘军战胜之原因——江北、江南大营之败溃——全国纷扰情状之一斑——经济制度之紊乱——人民所受之痛苦——饷糈之榨取——太平天国与外国之关系
第五篇 太平天国及捻苗乱（续前） |
洪秀全之宗教思想——三字经——洪秀全之天国——上下阶级之森严——朝廷情状之一斑——军政与严刑——公田之计划——天历——天国中之妇女——消极之禁令——内讧及其影响——太平军之战绩——湘军克复安庆——陈玉成之败死——常胜军之成立——太平天国末年之情状——外人之观察——淮军之起——湘军近逼南京——华尔死后之常胜军——戈登之战绩——苏州杀降之事件——太平军之余支——湘军攻陷南京——太平余众之命运——捻军之大起——平捻——清廷治苗之失策——湘军平定苗乱——战争期内人民所受痛苦之一斑——人口减少之估计——内乱之评论
第六篇 内政外交 |
清季之政治情状——咸丰死之政变——同治家庭之惨剧——承继大统之问题——慈禧之专政——光绪、慈禧之关系——宦官之乱政——朝廷之情状——地方长官之权重——仕途之冗杂——军队之腐败——财政之困难——曾左二氏之失望——李鸿章之观察——台谏之积弊——汉族之移民——人口之问题——总理衙门之创立——外国使臣之地位——驻外公使之派遣——大臣对外智识之幼稚——外交上之主要问题——海关之改组——香港、澳门漏税之解决——海军之创设——机器局与陆军——招商局之成立——铁路之兴筑——电报、电话及邮局之设立——新教育之失败
第七篇 内政外交（续前） |
觐见之争执——外使之入觐——遣使之困难——斌椿游历之失败——蒲安臣之出使——驻外使馆之成立——条约——滇案之交涉——烟台会议——交涉之评论——中德修约之交涉——外商之贪心——反对教士之传说——教案之迭起——天津教案之严重——藩属之观察——新疆叛乱之平定——伊犁之交涉——中日之关系——中国对于安南之失策——和议之失败——战争之经过——和议之成立——交涉之评论——缅甸之丧失——西藏交涉之开始——帕米尔之交涉——外人之赞助中国——华工贩运之惨史——国际贸易之发达——输出输入之物品——国内情状之不变
第八篇 中日交涉 |
清初中日之关系——商约之成立——副岛种臣之来聘——日本之出兵台湾——台案之解决——日本兼并琉球——琉案交涉之失败——朝鲜之概状——日韩之争——朝鲜之订约通商——中国对韩之政策——朝鲜之政变——中日天津条约——二国合作之计划——修约之失败——袁世凯之活动——朝鲜政治之腐败——中日军备之比较——二国出兵朝鲜——改革韩政之争论——战事之责任——清兵之败出朝鲜——海上战争——朝廷之情况——奉天境内之战——北洋舰队之消灭——初议和之失败——李鸿章之渡日议和——和约之成立——朝臣之议论——三国干涉——换约——割台之始末——交涉之总论
第九篇 战后中国之危机 |
外交上之新形势——外债——中国借款之困难——法国之野心——俄国侵略之计划——中俄密约之成立——俄国经营之东省铁路——关税之交涉——铁路借款之争执——德租胶州湾——俄租旅顺、大连——法租广州湾——英国对华之政策——英租威海卫等——日意二国之要求——列强在华之铁路承办权——中国损失之综计——门户开放政策之成立
第十篇 变法运动 |
国内之积弊——变法之阻碍——教士之影响——士大夫之思想——变法者之辩护——变法之动机——康有为之活动——变法之鼓吹——政府之筹饷练兵——新事业之创办——慈禧、光绪之疑忌——康有为变法之计划——光绪诏定国是——新党之进用——新政——反对变法之主因——反对者之议沦——新法推行之困难——变法志士之大无畏精神——太后之阻挠新政——袁世凯之变节——康梁之出险——变法志士之受祸——旧制之恢复——废立之隐谋——结论
第十一篇 义和团之扰乱 |
反对外人之心理——教案困难之分析——人民生计之困苦——财政之窘状——练兵——秘密会社之活动——国内之纷扰——义和拳之略史——山东拳乱之势炽——朝廷之态度——直隶拳乱之情状——外兵入京保卫使馆——主战派之气焰——拳民入京后之情状——塘沽炮台陷后之混战——御前会议——宣战诏书——宣战后之北京——北方之惨杀——教士
第十二篇 义和团之扰乱（续前） |
五大臣之遇害——朝旨之中变——护送公使出京之平议——刘坤一之保境安民——天津之陷失——联军入京之经过——车驾出京之情状——北京之纷扰——京外人民所受痛苦之—斑——天津都统衙门之威权——德俄之野心——下诏罪己——李鸿章之失策——惩办祸首之交涉——和议进行之困难——条约中之要款——结论——中国之屈服
第十三篇 改革与革命附外交 |
变法之倾向与主张——改革之困难——预备立宪——朋党之排挤——言官之地位——人民觉悟之表现——政治改革——官制军政法律——新教育之创办——盲然奖学之流弊——实业之奖进——废八股——满汉平等——谕放脚——严禁鸦片——帝及太后之病死——亲贵大臣之重用——咨议局与资政院——秘密会社之活动——兴中会及同盟会——光复会等——会党活动之方法——国有铁路政策之决定——川路争议之严重
第十四篇 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续前） |
武昌革命之经过——清廷应付之策略——各地之响应——革命之势力——建设之精神——清廷惊惶失措之窘状——鄂宁两军之战——临时政府成立之经过——和议之进行——袁世凯之阴谋——清帝之逊位——国内之政治问题——清季外交之趋势——乱后之善后问题——三国商约——英日同盟——满洲问题之严重——日俄战争——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日交涉之困难——悬案之解决——中美德同盟之议——国际铁路计划之失败——中俄交涉——领荒移民之开始——借款筑路——列强对于革命之态度——外蒙独立——英谋西藏——经营西藏之失败——外交损失之总论
第十五篇 政治社会情状 |
君权之发达——宫廷生活之情状——大臣之无权——疆吏之恭顺——州县官之困难地位——贪墨之一斑——刑罚之严酷——官仪之盛——学塾之生活——童试——生员考试——乡会试等——闱中情状之一斑——中试者之地位——八股文之说明——文学之趋势——思想与学艺——土地之分配——田税——农民生活之情状——工人——商人——家庭生活——宗教思想——经济状况——自治组织——结论
第十六篇 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 |
善后问题——首都之争执——临时约法——政党之纷扰——责任内阁之失败——政治实状——国会之召集——地方政府之情状——武人之跋扈——第二次革命——革命后之政治问题——官制之迭更——帝制运动之始末——割据之形势——政治失败之主因——外交问题——外蒙西藏之交涉——中日交涉——府院之争——复辟之失败
第十七篇 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 |
南北战争——北方情形——南方党争——和议之失败——国内之扰乱——省宪运动——直奉战争——广东政变——法统下之纷扰——国会之劣迹——反直战争——欧战之影响——中俄问题——中俄条约成立之经过——华盛顿会议——北方之混战——中国之新觉悟——国民党之改组——广东之统一——北伐军之胜利——宁汉分裂——北方情状——北伐完成——统一代价之一斑——五院之创设——战争之迭起——近政治状况——外交之新趋势——近外交问题
第十八篇 结论（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 |
政治情状——中央财政状况——各省税收——军队——乡村匪患——国际贸易——列强投资——人口问题——节制生育——农工商业——交通——教育——公共卫生——结论
第十九篇 史料评论 | 585
新史料之印行——政书——碑传——文集——信件——日记——年谱——时人记载——其他——研究之途径
第八篇
中日交涉
清初中日之关系——商约之成立——副岛种臣之来聘——日本之出兵台湾——台案之解决——日本兼并琉球——琉案交涉之失败——朝鲜之概状——日韩之争——朝鲜之订约通商——中国对韩之政策——朝鲜之政变——中日天津条约——二国合作之计划——修约之失败——袁世凯之活动——朝鲜政治之腐败——中日军备之比较——二国出兵朝鲜——改革韩政之争论——战事之责任——清兵之败出朝鲜——海上战争——朝廷之情况——奉天境内之战——北洋舰队之消灭——初议和之失败——李鸿章之渡日议和——和约之成立——朝臣之议论——三国干涉——换约——割台之始末——交涉之总论
日本自败蒙古兵后，其与中国关系，有将军足利义满曾遣使入明，倭寇为害于沿海诸省，丰臣秀吉遣兵侵入朝鲜。神宗诏精兵往援，竭国中之财力，而不能胜。及清兵入关，南方明臣次第奉诸王拒战，兵败地蹙，形势岌岌，有遣使东渡乞兵者，将军托辞不许。清帝于统一中国之后，诏命沿海督抚严防日本。康熙命臣改扮商人，附船渡日访察情形，及返，奏言日人恭顺。其后疆吏有奏日人造船学弓者，闽浙总督奉旨预防商船之水手留日不返，验点人数益严。方清帝之入主中国也，日本值江户幕府极盛时代，德川氏为将军，总揽统治全国之大权，其下数百藩侯皆俯首听命，天皇徒拥至尊之虚名。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战败于英，缔结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国际贸易之情状为之大变，荷兰人报告其事于幕府，说其弛废闭关之禁。初将军严禁造船渡海，西方诸国惟荷兰人得贸易于长崎，日本关于世界之知识，颇赖荷人输入，至是，荷人劝说将军开港通商，将军不许。明知世界大势之识者，知其闭关无以图存，昔日天险之海洋，反利西方海船之行驶，孤立之日本，势极危殆，主张连结中国为唇齿之邦，共同防御欧人。其说代表日本先觉者之思想，事实上固不可能。后中国太平军起，国中大乱，外则英法联军进攻津京，咸丰逃往热河，其事报于日本。藩侯有感慨而言者曰：“中国衰弱，福建关系于日本国防，先取台湾、福州，以去日本之外患。”其时日本业已见逼于美国，迫而订约通商，英法诸国使臣继之而至，日人仇杀外人，反对幕府，议论纷起，举国若狂，幕府变为众矢之的，将军不能维持治安，大藩更相连结，不服命令。一八六七年，将军上奏归政，明治天皇于是亲政，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为之剧变。
中日二国，同在东方，其开港通商，均由于威逼而成，何一跃为强国，而一贫弱如故耶？其主因则一知其贫弱，力不能御外侮，仿行列强制度，考察其试验之结果，以改革本国之弊政，奖励工商；一则依然傲慢，轻视外人，而不知其弱点也。日本自明治亲政以来，内政效法欧美，外交师其故智，而欲居于完全自主之地位，诏命大使往聘于欧美强国，修订丧失权利之条约，对于中国亦欲遣使订约，保护商民。中国时无编著之日本史，其偶尔记载者，多摭传说，毫不知其国内实状；囿于防祸之说，存有轻视之心，受祸乃由于此。日商初附荷兰船载货达于上海，其继之至者，由英领事介绍，照无约国人许其贸易。其先闽船载货东渡，而日商来华者殊少也。一八七○（同治九）年，明治遣使柳原前光至津，带有国书，欲赴京递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阻之，允许代为传递，书中请订约通商。直督李鸿章函告总署曰：‘旧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现以受英法美诸国之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其言颇有见解，初一八六七（同治六）年，恭亲王奕以外国新闻纸记载日本将与朝鲜构衅，奏报太后，且曰：“日本于中国既无朝贡，又不通商，与各国在京者情形不同，无从探悉事之虚实。”其建议则由礼部密咨韩王查复，太后许之。而今日使来请订约，正可许之，庶得磋商二国之争执，而总署大臣奏称许其通商，不必立约日：“准其通商以示怀柔之意，不允立约可无要挟之端。”其言殊不可解，朝臣对于通商立约之意义，尚未明了也。津官通知日使，日使坚请立约，津官报告其语曰：“中国商民在该国贸易者甚多，该国与泰西各国通商，无不立约，中国因未立约，故诸事每形掣肘，常为泰西各国所欺凌。该差等来时，泰西各国复谓西邦各小国向系邀我等大国同往，方得允准，如径行前往，中国必不即允，今果不允，必将为所耻笑。”总署始许明年二国派员议约。
柳原前光之来津也，提出议约草案，欲照成例办理，总署不许其请。安徽巡抚英翰请杜绝之，太后谕曾国藩、李鸿章筹议。明年，李请许之，并派员驻日，保护侨民。曾亦奏请派员驻日，疏言订约曰：“明定章程，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仿照泰西之例，固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及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之词，以免含混。”曾氏之主张，许日享受外国在华现有之利益，惟不于约中载明惠国条款耳。其见解殆由于误会，日使之请照惠国条款待遇，说明其为双方面之互惠，曾氏盖不能辨别互惠与片面之惠国待遇也。朝廷谕李鸿章办理，李鸿章奏调江苏臬司应宝时赴津，以便与日使议约。应宝时奉旨北上，以为二国通商税则必须另订。七月，日本正使伊达宗臣、副使柳原前光抵津，会议之时，提出约稿，一为修好条约，一为通商章程，均仿自西人前订之条约。应宝时等坚持不可，另行提出草约。其争执之焦点，则为互惠之一体待遇也。八月四日，柳原致函应宝时等，陈说二国照西人成例定约，免生嫌疑。七日，应宝时严辞诘之，且曰：“中国非有所希冀，欲与贵国立约也，特因去岁情词恳切，如不定议，则照总理衙门去岁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措辞强硬，日使若再坚持，会议将即决裂。英使威妥玛意欲调停，李鸿章不为所动。日使徘徊旬日，知事无可奈何，始肯接收中国方面提出之草约，但仍力请添入两国准予他国优恩及有裁革事件，无不酌照施准。应宝时不许，乃请约文中两国国号并称，应宝时久始许之，订成修好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其要款凡七：（一）二国互遣使臣。（二）兵船泊驻口岸，不得驶入内河湖港。（三）二国设立领事于口岸，凡在口岸商人之诉讼案件，归其审理，各照本国律例核办。犯人入内地作恶者，由地方官处断。（四）商人经商于口岸，不得擅入内地，或改换衣服。（五）中国开放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宁波、福州、厦门、台湾、淡水、汕头、广州、琼州。日本开放横滨、箱馆、大阪、神户、新泻、夷岛、长崎、筑地。（六）日船不得运出登州、牛庄之黄豆豆饼。（七）进口货不准日商运入内地，亦不许其于内地购买土货。
斯约也，日本未得享受列强在华之同样利益，其互遣使臣，限制兵船驶行，互开商埠，规定诉讼案件等，二国均立于平等之地位，实为未丧主权之条约。其可非议者，则限制商人贸易之机会也。议约之时，柳原申称外货贩入内地，日本不能独异于他国，应宝时不许修改，柳原又以日商如何贩运土货为问，清使答称可贩自华商，沿途纳厘，运至口岸。日商乃处于不利之地位。其时中国开放之江海口岸十六，而日商独不得往南京。其后烟台条约等，增加口岸，日商亦不得往贸易，其地位不如无约国人。按照先进国之惯例，外商得于一国境内，享受平等之机会，货物自由竞争于市场。歧视日本，殊非待遇友邦之道。其在约中，规定商人不得改换衣服，佩带刀剑，专为防免倭寇之祸，应宝时之主张也。李鸿章则患日本侵扰藩属，或与他国相结为害中国，乃于条约上载明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又曰：“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顾友谊之维持，将视外交官之态度与努力，空泛之辞，终无实效。日本政府颇不满意条约，罢免伊达。一八七二（同治十一）年，其外务省遣柳原来津修约，津官奉命拒绝，不收其照会，柳原坚请谒见李鸿章。李氏见之，声明必须换约，始可议改，后乃允许酌改数端。柳原将去，称俟本国大臣岩仓具视等自美欧回国，方可派员来华互换，盖时奉命与列强修约，视其结果作为修改中日条款之根据也。外务卿副岛种臣竟以台湾、朝鲜等问题，不待岩仓归国，欲至中国交涉。明年，明治批准条约，遣为大使，持奉国书，渡华换约，暂时放弃修改之权利。其后日本迭请修约，中国概不之许，其与秘鲁订约，反许以享受列强之权利，中日问题，故不易解决也。
副岛种臣在日为武功派西乡隆盛之党，主张对于东方弱小之国用兵，发扬国威者也。其奉命来华，以柳原前光、李仙德（C.
W. Le Gendre）为参赞，柳原前订条约，李仙德则为美人，怂恿日本政客谋并台湾。李鸿章得报，函告总署，内称日本力图自强，扣留秘鲁贩运华工船只，交还二百余人，不受费用，情礼周挚，中国宜推诚接待。四月，日使抵津，谓修约暂无庸议，俟岩仓修约成功，再请中国商办，五月，互换条约；而日皇换约谕文，盖用太政官印，其国书则用国玺，此可表示其轻视条约之心理。副岛之在津也，与李鸿章语，泛论一切，自视甚傲，而于其主要使命，未曾提及。李鸿章以日韩交涉为问，副岛答称现仍遣使至韩劝喻，实无侵陵用武之意。李鸿章说其不必遣使驻京，副岛许之。及换约事毕，副岛入京，值同治诏许驻京公使入觐，乃请亲递国书，谒见皇帝，总署大臣许之，而以礼节班次之争执，几致谢绝入觐，李鸿章先请加意笼络，以固近交者，固未生效。及副岛将去，总署始肯让步。入觐之先，大臣请其至总署学习礼节。方入觐问题之辩论也，副岛遣柳原、郑永宁至总署询问中国对于澳门之关系，次及朝鲜，并言台湾生番杀害琉民事件。大臣不肯负责办理台案，总署函告其事于李鸿章。李氏述闽人游击吴世忠语，致书总署曰：“番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皆无如何，后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副岛自京至津，谒见李鸿章，未言其向总署询问之事，李氏不便与之明言，泛论时事，言及丰臣秀吉征韩，因曰：“朝鲜乃圣贤之裔，礼仪之邦，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副岛答称日本迭次遣使通问，韩王置而不答，为之奈何！李云：“今贵国若不责其朝贡，但以释衅修好为词，或者肯与友睦，亦未可知。若用武强，断无能相和好之理。”副岛答称只欲如此办理。综观副岛之来华，含有极大之作用，其在京中，对于重大之问题，仅遣参赞口头上询问。其陈说之时，牵及澳门，殆欲避免总署大臣之注意。及得其推诿之答辞，立即视为口实，其计殊为狡诈。李仙德先为厦门领事，曾同美兵渡台，报复惨杀美人之番人，及至日本，声称杀害琉人之生番所住之地，非中国势力之所及，出兵取之甚易。副岛听从其言，故李仙德随之入京。不幸总署大臣昏庸傲慢，缺乏外交常识，对于日使入觐之要求，直类于儿戏。关于琉民被害案件，日韩交涉，不肯承认中国之责任，杜绝日使之阴谋。李鸿章不知挽救之方法，一面深信日人不能战胜生番，置之不问，一面讽说副岛对于朝鲜不宜武力压迫，一若中国处于第三者之地位，而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将不问也。其所以然者，台湾虽为中国领土，朝鲜虽为藩属；而官吏向不干涉生番，出兵征之，则将增加担负，朝鲜内政外交，中国向亦不问也。副岛在津，华官要求换约之上谕，改用国玺，允许照办，条约问题，始行解决。
副岛在京观察中国之情状，深得不良之印象，李鸿章致书友人，称其口出怨言，牵及朝鲜兴戎、台湾生番等，及其回津，与李鸿章语，询问总署大臣十人何为，返国后，主张出兵征韩，武功派之大臣嚣然一辞。方欲出兵，而岩仓等回国，力阻其谋，武功派怒而辞职，有起而作乱者，政府患之，遂谋出兵台湾。台湾在福建之东，为中国岛屿之一，其中土人不详其始，其西澎湖列岛，隋人始乃知之。唐施肩吾咏其地曰“腥脑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可见其荒凉之一斑。国人后始迁居其地，明初严防海盗，朝臣有请尽徙澎湖居民以绝祸根者，澎湖近于福建初犹若此，其东台湾更不待言。台湾之名始于明季，或言即明史中之鸡笼山也，倭寇麕集其地。会荷兰人求通商于中国，粤官拒绝其请，荷船往攻澎湖，不胜，东据台湾。明末，华人徙居者渐多，郑成功之父初为海寇，曾居台湾，及朱氏诸王次第败于清兵，郑成功仍不肯降，率其所部渡海，逐去荷人，据有其地，拒抗清军。成功死后，康熙遣将攻取台湾，台湾始入版图。清廷视为荒岛，设一府三县，划入福建省内，府县均在台北汉人较为繁殖之区，距城不足百里，即有番人。番人居于内地，汉人不得前往，政府从未积极感化番人，或稍改良其生活状况，而竟听其残杀难民，遇有事变，诿为化外之民。其地居近热带，山林川泽无人整理，不宜于人生。政府禁民徙居，其冒禁渡台者，或为牟利之徒，或为无赖，或为会党，故自收服以来，叛乱迭起。清廷之不善经营，实不可讳。英美曾觊觎之，一八四七（道光二十七）年，英人调查岛中之煤矿，曾订合同买煤，以华官禁之而罢。其后美人迭至岛中，其驻华委员向国务卿建议并取其地，未得答复，英国亦有活动。一八六七（同治六）年，美船触台南礁石，生番杀其水手，领事报于台官。台官奏报朝廷，且请总署咨告美使，勿与番人结仇。总署请购熟番相几办理，终无举动，领事率兵讨之。日本鉴于英美之活动，亦欲取之。一八七一（同治十）年，琉球船破于台湾海岸，生番杀害其水手五十余人，明年，日人漂流至台，幸免于死。琉人被杀之后，清廷未有举动。日人有倡言出兵者，其心理则自认琉球为属国，且可侵略台湾也。识者明知琉球朝贡中国，台湾为其领土，贸然出兵，势将引起二国之战祸，而日本内政尚待积极之改革。其主战者多为幕府时代之武士，动于虚荣与意气，而不自知日本之地位也。及副岛返自中国，文治派力阻征韩，西乡隆盛等辞职而去，武士赞其英断，互相标榜，反对政府，国内汹汹。一八七四（同治十三）年四月，天皇命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余人渡台，以谋一致对外，免去内乱。李仙德助之，召其友人赞襄军务，雇用美船运输军队，自台湾东南登岸。牡丹社番人出战，日军焚其草屋，枪杀多人，从道降抚番人，为久驻之计。
日军至台，英使威妥玛首先得报，向总署询问，总署俄亦得报。朝廷谕派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巡阅布置，设法招抚生番，俾为国用，又派布政使潘霨赴台帮同筹画。五月，日使柳原到沪，布政使应宝时见之，诿称专为通商和好而来，西乡不肯听其指挥。潘霨向其交涉，议商捕杀凶徒，严禁番人残杀，有出款了结之意。柳原允函西乡按兵不动，潘霨俄即南下，随沈葆桢渡台，六月二日奉令往见西乡，声称地属中国，欲其退兵，未有结果。西乡乃托病不见，后称贴补军费，始可退兵。沈葆桢上奏台兵力不能战，而台地千余里，防不胜防，乃于郡府设防。政府调淮军六千人往援，总署以美人赞助日本，向其公使抗议。美国索还商船，拘捕李仙德。日本益处于不利之地位，其先柳原等与总署大臣之问答，均为面谈，毫无文据，至是，总署声称台湾属于中国证据繁多。七月，日皇命柳原北上，柳原抵津，患其入都不为总署所理，赴津海关道辞行。李鸿章约其至署晤谈，函告总署曰：“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嬉笑怒骂，厉声诘责，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柳原急欲进京，其意则在贴补兵费，至京，与总署大臣交涉，各不相让，未有进步，而淮军已奉命渡台，援兵先后到者约有万名，二国势将起战。初日本政府凭信副岛报告，以为出兵剿番，一如前例，且得解决国内之纷乱；及兵将行，列强驻日公使有告以出兵将构衅于中国者，明治欲中止出发之兵，而西乡即率兵往，至是，对于军事未有把握，颇患引起战祸，而驻日外使讥其轻举妄动。日皇因欲让步解决，特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渡华交涉。
九月一日，大久保抵津，其人为日本维新名臣，富于才能。李鸿章闻其将至，请总署以礼待之，且曰：“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鸿章亦知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环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其改变思想者，马尾船厂监督日意格在津，谓中国海陆军不敌日本，赫德亦以为言。李鸿章先闻日本购买大批军火于美，有铁甲船二，其告友人称华兵不知后门枪，淮军有之，为数无几。其论台防曰：“幼丹（沈葆桢字）请调枪队原为设防备御，非必欲与之用武。鸿章亦叠函劝其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提督（唐定奎）到台湾后，进队不可孟浪。西乡苟稍知足，断无以兵驱逐之理。”其时中国方有事于西北，财政困难，再与日本构兵，胜负殊难预料，李鸿章盖有所见。沈葆祯亦函总署，中云：“备未实修，未能遽战。”大久保来华，随从甚多，李仙德与焉。李仙德初为领事所拘，释后仍在日本活动，故亦来华。大久保匆匆入京，与恭亲王等会议于总理衙门，辩论台湾东南，非中国领土，喋喋不休，盖为军费地步也。总署大臣严辞驳之，互相切责。中国方面请交列强公断，大久保不许，乃照会日使，中称“嗣后倘再如此，本衙门不敢领教”。大久保照会总署，亦称数日内尚未议定办法，即行回国。其将视为口实，则皇帝不肯召见接收国书也。后磋商办法，日本索款太巨，无法进行。
交涉困难，李鸿章深以为忧，拟请英、美、法使调停，总署乃将交涉始末，照会驻京公使。英使先曾调停，未有结果，至是，再受总署之请，出而调停。双方始各让步，议妥条款，十月定议。其要款如下：（一）中国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其先交涉之困难，双方各不认错，无法解决，而此则应大久保之请，顾及日本体面也。约文中有“生番将日属人民妄加杀害”之句，其称琉人为日属人民者，天津美副领事初建议于李鸿章。李氏将其函告总署，且曰：“不必提琉球，免致彼此争较属国”，此所谓掩耳盗铃，而又放弃强有力之理由矣。（二）中国抚恤难民家属，补偿日本建筑费，细则规定前者恤银十万两，后者给银四十万两。交涉之初，贴补兵费即为进行之难关，至是，大久保要求二百万两。总署大臣视为太巨，乃以威妥玛之调停，始得解决。（三）注销关于台案交涉之公文。总署照会日使，措辞严厉，含有恫吓之意。美副领事于大久保入京之先，言于李鸿章，谓总署照会，不必为激烈决绝之语。虚声恫吓，固少实效！其载明注销者，以其有碍二国之邦交也。约成，大久保出京，渡台办理撤兵。综观台湾交涉，事起于总署大臣之昏庸畏事，对于台案不肯办理，对于日员之询问，又不断然告以与日本无关，不烦代问，乃以推诿之辞，竟予日本出兵之机会。其办理交涉，不知国际公法，折冲订约，又无远见与才能，徒以皇帝之虚荣为争，骄而失败，其罪殆不足责！李鸿章于此亦有相当之责任，李氏初信番民强于朝鲜，日本无如之何。及交涉事起，容闳建议派大员往日，李鸿章谓在明时，日本扣留使臣，言其不可。其无识见，竟至于此，交涉迁延不决，徒多损失。主张和议，殆不可非。要之，先无准备，遇事张皇，购买军械，以求侥幸于万一，则所谓孤注一掷，固远不如以外交方法解决。国内苟有远见之外交家，凡此问题当或不致发生。至于日本武功派之欲发扬国威，野心侵略，更不足责！
台湾交涉之起，由于琉球水手之被杀，琉球为中国藩属，可向中国申理，无须日本过问，日本之出兵讨番，实无理由。会议之时，琉球藩属，当为讨论之根据，先决之问题，疆吏朝臣反而避免争执，不肯提出诘问，条约上反而承认其为日属人民，虽曰琉球臣属中日二国，中国且可诿称不知其为琉人，而固不智也。琉球在日本之南，中国之东，以岛立国，地小民稀，不详其始，隋书始记流求。明兴，其王遣使奉表入贡，成为惯例。日本于唐代始知琉球，称其王为日人之后，风俗习惯相多类似，先后遣兵征琉，琉王降服，朝贡于强藩萨摩。夫以一国同时称藩于二国，则朝贡不过其名，事实上内政由其国王自主。二国于其外交，亦不干预，琉球初与欧美诸国订约通商，中日皆不之问，则其明显之例。琉球较与中国亲近，条约上采用清帝年号，则其证也。会日本明治嗣位，幕府将军归政，藩侯尚未废除，维新之志士，深以为忧。一八七一年，日皇下诏废藩为县，萨摩之藩属琉球，遂属于朝廷；朝臣有言废其王而县其地者，文治派知其性质异于国内藩侯，其王又朝贡中国，断然处置，将起二国之恶感，力持不可。及岩仓等奉命聘于欧美诸国，武功派乃谋并吞琉球，天皇诏其王入朝庆贺新政，及至，列其王于华族。据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语，琉王请照旧章朝贡二国，副岛许之，盖顾虑中国之抗议，难于立时改为县邑也，侵略之野心殊属可恨，琉球名虽属国，上国向不干涉其内政，固不应谋夺其自主权也。及台湾事起，总署大臣办理交涉，竟以含混之辞，解决争执。日本遂益进行其兼并之计划，改其日历，设法庭于岛中。
日本谋并琉球，其王之地位降低，受制于人，非其所愿。及光绪嗣位，琉王拟遣使进贡，日本不许，琉王遣使向德宏附船抵闽，一八七七（光绪三）年，琉使禀告阻贡，并拟进京吁请，而上谕则令其回国，毋庸在闽守候。向德宏不敢回琉，总署大臣多所顾忌，无所进行，会设使馆于东京，何如璋奉命为钦使，朝旨命其交涉，明年，琉使请其援救，何如璋主张积极进行，其言曰：“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何能谋人？如璋到此数月，……窃谓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其向总署建议，有遣兵船责问，或约球人拒日，或向日抗议保其领土，若皆不能，则将琉球归日，照西例易地偿金。李鸿章谓其建议除抗议保其领土而外，均不可行。琉使更乞援于美法公使。何如璋向日抗议，外务省托辞推诿。十月，何氏提出措辞强硬之照会，外务省请其撤回，不得。明年，内务省遣兵警渡琉，送其世子大臣于东京，降王品级，改其国为冲绳县。总署向日使交涉，日使托辞推诿。何如璋报告总署，请撤使回国，领事余乾耀建议撤华商归国，出船截其通商之路，总署不许其请，外务卿不理何氏，仅言交涉将由驻华新使户玑办理，外人以为时局严重。五月，美前任总统格兰德（U.
S. Grant）来华游历，至京，恭亲王奕请其调停中日之争，格兰德许之，返津，李鸿章亦以为请。格兰德因欲解决华工入美问题，李氏声称琉事议妥，华工总好商量。六月，格兰德往日，日本待之极厚，乘间为其大臣言之，大臣闻知中国深怪此事，颇觉诧异。格兰德力言战争之害，中日均为东亚独立自主之国，不可受外人挑唆，中其奸计。二国邻近，情谊应若一家，而日本办理琉案，中国深不满意。日臣伊藤博文奉命与之协商，请其设法。其困难则日本武士轻视中国也。格兰德随员杨越翰（Young）函告李鸿章，中云：“日本人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武士时多穷困苦，极愿入伍，若政府让步太甚，或将起而作乱，且政府已改琉球为县邑，颇难改废明令也。八月，格兰德致书于奕等，陈说撤回何如璋送往外务省之照会，二国各派大员会商，互相让步，妥定办法。倘二国意见不合，无法解决，可请一国秉公议办，二国应即遵行。且曰：“亚细亚洲人数居地球三分之二，惟中日二国，诸事可得自主，所有人民皆灵敏有胆，又能勤苦省俭，倘再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即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尚可徐议更改。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勉胁制立约，彼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望中国亟求自强。”其言深有见解，建议之办法，颇可采行。何如璋在日泄传交涉之信息，不为日本所礼，格兰德以其受驻日英使巴夏礼之鼓动，于其书中力劝勿中奸人之计。李鸿章亦言何如璋照会措辞过当，“出好兴戎”。公使馆中之机密要事，均为外务省及各国公使所知，何如璋固非外交家也，格兰德在日不肯与之面商琉案。
自格兰德调停之后，二国再行交涉，日本请中国另派大员渡日会商，如不能行，可在烟台会议。李鸿章既谓不可会议于烟台，又称派员赴日会商，亦非办法。其致总署书曰：“彼必欲中国另派大员前去，无论踌躇四顾，无此专对妥员，即有人前去，而所议无成，怏怏而回，既轻国体，更无后著。鄙意仍要该国派员来华，若无办法，听其自去，虽是不了之局，中国始终不失身分。”其言如是，殆少解决争执之希望。总署大臣与之所见相同，时日本政客竹添进一郎在津与李鸿章相识，上书进言二国各缴回照会，解决争执。李鸿章招而与之笔谈，辩论琉球二属问题，请其回国，劝说政府，明年派员前来会商，且曰：“中国主持大议者，实止数人，皆不能分身远出，非自高声价也。日本群材济济，能派员前来为妙。”竹添答云：“此等语，敝国公使等皆不知之。”李氏饰辞不免辱国矣！一八八○（光绪六）年二月，外务卿井上馨告知何如璋拟以琉球南岛归华，中岛归日，将派员来华会商。三月，竹添奉命至津，询问李鸿章之意见，谓无扞格，本国将委驻京公使宋户玑办理，并面呈说帖，要求修改条约曰：“中国于西洋各商均入内地贸易，而我商民独不得同其例，是疑于厚彼而薄我。夫中国与日本，人同其种，书同其文，有旧好之谊，有辅车之势，宜同心戮力以维持东洋全局。然中国相待之约，反不如待西人之优，我所深慨也。……中国举其所许西人者，以及于我商民，我国亦举所许西人者，以及之中国商民。而两国征税建法，一任本国自主，嗣后遇与各通商国修改现行缔约，内管理商民，查办犯案条例，或通商章程税则，互相俯就，但均不得较他国有彼免此输彼予此夺之别。果如此，于中国略无所损，而两国相亲爱之情，由此大彰，然后中日视如一家，永以为好，实两国之庆也。”竹添此行，系奉政府之命，其言为国内深谋远虑之政治家之主见，果如其言，订成条约，实为互惠平等之条约，对于二国之主权均无丧失，则所有之嫌疑或可消免。日本于换约后，一八七五（光绪元）年，商请修约，未有成功，旋自让步，商请总理衙门大臣，日商得如欧美商人，许其于登州、牛庄贩运黄豆豆饼。李鸿章以总署征其意见，论其不可，亦无所成。华商之在日本者，后亦不许其于内地贸易，以为报复。要之，彼此限制，殊非二国之利。竹添更与李鸿章笔谈，详论日人有憾于条约，故二国之争执迭起，日商受害，亦与中国无益。今欲割琉，修改条约，长杜纷纭。其言虽有牵强附会之处，而足代表日人之心理。．
李鸿章答称议约，非格兰德函意，是为节外生枝，又称商议球事，牵及增改通商章程，则为胁制。竹添乃谓议无所成，将即回国。李氏函告总署，对于日本割归琉球南岛，主张还之琉人，事已至是，恐别无结局之法。对于议约，则称日人立言颇近公平，而事关系重大，不敢擅断。总署复称割分琉球，事不可行，关于修增条约，亦持异议。竹添深为失望，作诗讽谏，中云：“墙外拒兄弟，室中容虎狼”，更相辩论，李鸿章劝其入京。竹添从之，而总署大臣主张北岛归日，中部还之琉王，南岛归华。竹添不可，返津回国。三分琉球之议，格兰德在京，曾以为言，日本以北岛久并于日，中岛为广大，仍还琉王，南岛又属中国，固不愿若此之让步，格兰德游历日本，不再以之为言，盖已为日本所拒绝矣。日本之建议，则中岛属于日本，南岛归于中国；南岛地狭民少，亦非中国所愿。及中俄交涉严重，朝臣有请解决中日问题，促进二国之邦交者。七月，宍户玑奉命向总署大臣交涉；以南岛归于中国。南北洋大臣刘坤一、李鸿章均请还之琉王，总署说明分界之后，两不相干，以为存琉张本。日使请加惠国条款，总署许之，双方议定条约，将签字矣。恭亲王奏报太后，且曰：“此时不与定议，亦无策以善其后。”
其时太后奖用直言，凡有言责者，莫不遇事生风，吹求利害；按之实际，多为捕风捉影之流言，本于无根据之传说，空泛浮夸，成为似是而非之推论；每遇外交，争先发言，而太后毫无主见，往往难于决定政策，乃为害于国家。左庶子陈宝琛闻知其事，疏言日本国弱，自顾不暇，焉能助我？不宜遽结琉案，轻许日约。其反对改约曰：“其（日本）居心叵测，无非欲与欧洲诸国深入内地，蝇聚蚋嘬，以竭中国脂膏！况此外又有管辖商民酌加税则，俟与他国定议后，再与中国定议等语。……故为简括含混之词，留一了而不了之局，以为他日刁难地步。此酌改条约之说，断不可从者也。”国际贸易之害，一至于此，迂腐之文人，固不知经济原理也。其言修约之害，全不明了日本国际上之地位、外交之政策，而为牵强附会之谈。太后交亲王议复，复奏请如总署所奏议行，而张之洞又持异议，太后无所适从，谕李鸿章妥议。初和议之进行也，总署函商条款于李鸿章，李氏之主见忽异于前，改称南岛贫瘠，琉王复国无以自存，向德宏在津哭说不可，且曰：“尊处如尚未与户定议，此事似以宕缓为宜。言者虽请速结琉案，究未深悉其中曲折，即使俄人开衅，似无须借助日本。中国之力实不敌俄，宁可屈志于俄，亦何必计及日本之有无扛帮耶！……以内地通商均沾之实惠，易一瓯脱无用之荒岛，于义奚取？”其言前后矛盾，若出二人，究何策以善其后？李氏固未告知总署大臣也。至是，其奏复之疏文，本于前意，谓俄日强弱之势相去百倍。其扼要之语曰：“与其多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日，而又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此种见解，遂为李氏对日之基本观念。太后又命疆臣刘坤一等妥议。于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会议停顿既久，宍户迭催签字，总署亦无办法。日使乃称嗣后不得再议琉案，总署颇以绝交为患。李鸿章言其不致启衅，草案终告推翻。明年宍户出京，左宗棠奏请备战，上谕各省严防，而日本实无用兵之意。及中俄交涉解决，琉球之争论复起。李鸿章仍欲琉王复国，或以王城首里归之，外务卿井上馨电称不可。后日本建议改琉王为县令，世治其地，许其朝贡中国。总署大臣力持异议，醇亲王奕明言“事必无成，而中国兴灭继绝，尚可以对环球。”不幸好意徒为空言，交涉引起恶感，各国亦无友善之表示耳。琉使再行乞援，亦无办法。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伊藤博文来华，面告李鸿章，称中国遣使往日，仍愿让步解决琉案，中国未派使往，此后日本始不复言琉球，乃以不解决为解决。总之，琉球交涉，总署错认琉民为日属人民。其后李鸿章虽力辩护，而沈葆桢给与日本公文固已明言其为琉民。日本阻贡报至朝廷，总署初尚顾忌，交涉遂处于不利之地位，日本之肯让步者，则欲免去二国之恶感，增改条约，得享商业上之权利。总署大臣则以俄患始肯解决中日之争执，其见解原不免于浅陋，而又不能坚持定见，李鸿章之主张不一，左宗棠西征，力言亲日，及回北京，主张战备，终遂失去时机，一无所成。臆！清廷固无人也！
中日邦交以修约台案琉球之争执，未有进步，其尤复杂而难于解决者，则为朝鲜问题。朝鲜地接中国，中国于其盛时，郡县其一部分部土地，文化思想因而传入半岛。自明以来，朝鲜朝贡中国颇勤，丰臣秀吉之难，明出大兵往援，韩人德之。及满人势盛，其主仍欲助明，终以力不能胜而降，遵例朝贡，未尝有缺。日本自江户幕府成立，遣使往说其王，命人入聘，韩王鉴于前祸，许而从之，日人有视为属国者。韩王忠于清而忽于日，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后，中止遣使聘于幕府。朝鲜虽曰臣属中国，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其大臣习染中国政治上之恶习。不顾民生之大计，高谈理学，排斥外人，禁其通商，捕杀教士。初一七九四年，神父始至朝鲜传教，韩王禁之，后法公使迭请总署颁发护照，准许神父入韩传教。恭亲王答称朝鲜内政自主，拒绝其请。一八六六（同治五）年，朝鲜惨杀神父教民，法使照会总署，称将用兵，总署请其和平解决，后且不认助韩。美国借端朝鲜虐待水手，欲遣兵舰威逼订约，其他欧洲诸国亦愿朝鲜开港，或令军舰示威，或登陆进攻，或遣人调查，而朝鲜始终不屈，欧人无如之何，君臣自为得计。清廷初未予以有效力之指导，日本则异于此，方幕府之未归政也，国中扰乱，将军尚虑法国报复朝鲜，俄闻美国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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