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门八法》校注

    【前言】

    （一）作者生平
    刘鸿恩字位卿，号春舫，系河南省尉氏县蓬池刘氏大家族后裔，清道光乙巳（1845）年弱冠举进士，官陕西凤邠道、陕西布政使，署按察使。同治三年（1864）近五十岁时弃官研医，家居二十余年，致力攻岐黄，洞明医理，以儒理释医理。本寒、热、虚、实、阴、阳、表、里，著《医门八法》一书。后经其子校订，並有其弟子徐春元作序。
    （二）本书内容及其学术成就
    《医门八法》是河南省尉氏县蓬池、刘鸿恩著。
    《医门八法》共四卷，约十万余字，成书于清光绪六年（1880）二月，由其子校订,并由其弟子徐春元作序。全书共计七十六篇，历时二年余。刘氏儒而兼医,认为古书虽繁,但讹误颇多,自称“因与古名医意见不合而作”《医门八法》。该书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为纲,称作“八法”,列述瘟疫、杂症及五官、妇、儿科诸病的辨治方法,凡76篇。其言简义赅，论述精当，医理阐述详明，方药简而专一，文理并茂，有独到见解。提出八法以虚实为要,并对古籍中若干说法提出质疑。如提出方书误将《天元玉册》、《本草》、《灵枢》等书为伏羲、神农、黄帝而作,乃系托名;误将远志、菖蒲以补心,柴胡、香附、白芍以平肝等。对瘟疫的认识,颇赞同吴又可、戴天章之论,理论上强调儒医一理。全书文辞简捷,纲目清晰。其与古人观点有所不同者，敢于执理争辩，自创新说。喜用大黄，善用乌梅，崇乌梅四物汤，自称为“知梅学究”。
    刘鸿恩的学术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倡导“八法”,尤重“虚实”。他在《医门八法自序》中说:“八法者何?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也……此八者,病之格律也。病证虽多,不能出此范围。以此查病,病无循性,医无余蕴矣。”显然,刘氏是以“八纲”为“八法”,并以此为辨证之纲要。然八者之中,刘氏认为能反映疾病实质的是虚与实。他说:“八者虽并列,尤以虚实为重。”(自序)因为“寒热”为“虚实”之所生,“表里”是“虚实”之所处,只有“虚实”才是病机的真谛。因此他进一步强调:“虚实者,病之格律也。”
    平肝敛肺,善用乌梅。刘氏运用乌梅,颇有独到之外,对临床多有启迪。首先,他根据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以及乌梅的特性,将乌梅广泛应用于肝病的治疗,并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正缘于此,刘氏赢得了“乌梅先生”的美誉,他自己则自称为“知梅学究”。
    去实泄热,善用大黄。大黄为攻下实热之主药,刘氏临证运用,颇具心得。他在论治“牙痛”时指出:“方书凡遇热证,但治其热,而不治其所以热,敢用黄连以清热,不敢用大黄以泻热。实不去则热旋生,是以终归糜烂。”因此他特制“大黄清胃饮”专治实热牙痛。刘氏善用大黄,还表现在他对大黄应用之谨慎。瘟疫初起,认为大黄是必忌之品,若非实证,大黄为应禁之药。
    论治瘟疫,推崇吴又可、戴麟郊。他在《自序》中说:“自汉迄明,名医辈出,奚啻数百十人?其论证不误,立方有效者,仅有著《瘟疫论》之吴又可、著《广瘟疫论》之戴麟郊二人而已。”又说:“治疫方书甚多,惟又可吴氏、麟郊戴氏,确有真见。”刘氏论述瘟疫证治六篇,大多遵从吴又可、戴麟郊之说,或在其说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
    敢于疑古,创立新说。敢于疑古是刘氏学术上的一大特点。他说他著《医门八法》的原因是“因与古名医意见不合而作”。因此在《医门八法》书中,在评论别人学术经验时,无论是古代先贤,或是当代名医,凡与其观点不同者,均提出质疑,并直抒己见。如他论治头眩,以《内经》 “上虚则头眩”为依据,并据此对“刘河间以为风,治以风药;朱丹溪以为痰,治以痰药”提出批评。认为“此证年老身弱者多有之,治宜阴阳双补,方用六君子汤合乌梅四物汤”。在《医门八法》中,经刘氏质疑批评的古医书有《伤寒论》、《保产辑要》、《达生篇》等多种,尽管有些批评失之偏颇,但他这种不盲从古人、不拘泥古说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三）校注说明
    此书在我省流传甚广，据现在所知，我省民权、睢县、通许、杞县、尉氏、扶沟、鄢陵、鲁山等县均有手抄本。为了继承发掘中医药学遗产，保障广大人民身体健康，特整理出版以供临床所需。
    在整理中以睢县抄本为蓝本，参考尉氏县等抄本，保持原书原貌，方剂、剂量一律按原著×钱×两。在原书原文中有明显传抄错误者加以纠正。对难字、难词加注音、注释。注音附号在原文“难词”、“难字”尾部右上角划一圆圈“○”，中填阿拉伯数字。原文繁体字，一律改为规范化简体字。有异体字者直接改为现用字如“尠”改为“鲜”；通假字保持原貌，另加注释。断句改用现代标点符号。
    在整理中，难免有不当之外，敬希同道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