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147344
编辑推荐
2014年时值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而当前的中日关系依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冲突或矛盾，此书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书稿从战争缘起、走向战争、战事初起、黄海大战、陆地之战，以至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与日本政府艰难的谈判过程，直至《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三国干涉还辽、台湾人民得知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在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极力抗争，全面而立体地展示了甲午战争的完整过程。 《甲午战争简史》由马勇、寇伟编著，供读者阅读。
内容简介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前此三十多年平和、不改变体制的学西方，至此终止，先前中国人自信不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历史陈迹。此后的中国，变法、维新、新政、宪政、共和、民主、社会主义，短短几十年，中国尝试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美好的体制。
中日两国表面上为朝鲜前途而战，其实质为两国发展道路的较量19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均受到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大潮冲击，西方先发国家竭尽全力向东方寻找商品、资本倾销地。长期以来，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对商品、资本有着一种本能警惕，担心商品、资本扰乱了中国社会。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打开国门，因而中国学西方就带有某些不太情愿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用”，即坚船利炮，而不是“体” ，不是制度。
《甲午战争简史》由马勇、寇伟编著，甲午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悲情、幽怨，无助于历史进步。
纪念甲午，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让悲剧不再。
中日两国表面上为朝鲜前途而战，其实质为两国发展道路的较量19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均受到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大潮冲击，西方先发国家竭尽全力向东方寻找商品、资本倾销地。长期以来，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对商品、资本有着一种本能警惕，担心商品、资本扰乱了中国社会。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打开国门，因而中国学西方就带有某些不太情愿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用”，即坚船利炮，而不是“体” ，不是制度。
《甲午战争简史》由马勇、寇伟编著，甲午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悲情、幽怨，无助于历史进步。
纪念甲午，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让悲剧不再。
目 录
章 战争缘起
宗藩解体
东北亚危机
“主权线”与“利益线”
北洋海军成军
第二章 走向战争
穆麟德、袁世凯与金玉均
东学党骚乱
借机用兵
节外生枝
调停失败
箭在弦上
第三章 战事初起：偷袭、对峙、大溃退
丰岛海战
可怜的高升号
交手成欢驿
宣战
平壤之战
第四章 不屈的海魂
不期而遇
黄海大战：英勇的北洋将士
威海攻防战
不死的是精神
第五章 且退且打，悲壮、痛惜
决战辽东
争夺海城
金州浴血
旅顺喋血
决战直隶
第六章 和比战难
德璀琳东渡
美国斡旋
张荫桓广岛蒙羞
李鸿章成了人选
第七章 梦醒春帆楼
日本的要价
中国的预案
伊藤与李鸿章的“闲聊”
日方苛刻报价
李鸿章遇刺与谈判转机
《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伤害
第八章 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各有算盘
三国干涉
日本的让步与不让步
受损的还是中国
第九章 台湾的悲伤与骄傲
日本对台湾的觊觎
台湾为什么不能“赎还”
台湾前途未卜
台湾人民的抗争与无奈
参考文献
宗藩解体
东北亚危机
“主权线”与“利益线”
北洋海军成军
第二章 走向战争
穆麟德、袁世凯与金玉均
东学党骚乱
借机用兵
节外生枝
调停失败
箭在弦上
第三章 战事初起：偷袭、对峙、大溃退
丰岛海战
可怜的高升号
交手成欢驿
宣战
平壤之战
第四章 不屈的海魂
不期而遇
黄海大战：英勇的北洋将士
威海攻防战
不死的是精神
第五章 且退且打，悲壮、痛惜
决战辽东
争夺海城
金州浴血
旅顺喋血
决战直隶
第六章 和比战难
德璀琳东渡
美国斡旋
张荫桓广岛蒙羞
李鸿章成了人选
第七章 梦醒春帆楼
日本的要价
中国的预案
伊藤与李鸿章的“闲聊”
日方苛刻报价
李鸿章遇刺与谈判转机
《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伤害
第八章 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各有算盘
三国干涉
日本的让步与不让步
受损的还是中国
第九章 台湾的悲伤与骄傲
日本对台湾的觊觎
台湾为什么不能“赎还”
台湾前途未卜
台湾人民的抗争与无奈
参考文献
前 言
1894年7月，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发生了一场战争。翌年4 月，两国在日本马关签订“讲和条约”，战争结束。
由于这场战争发生的1894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因而历史上又习惯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前此三十多年平和、不改变体制的学西方，至此终止，先前中国人自信不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历史陈迹。此后的中国，变法、维新、新政、宪政、共和、民主、社会主义，短短几十年，中国尝试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美好的体制。
中日两国表面上为朝鲜前途而战，其实质为两国发展道路的较量。19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均受到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大潮冲击，西方先发国家竭尽全力向东方寻找商品、资本倾销地。长期以来，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对商品、资本有着一种本能警惕，担心商品、资本扰乱了中国社会。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打开国门，因而中国学西方就带有某些不太情愿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用”，即坚船利炮，而不是“体”，不是制度。
中国的选择在理论上说并无大错，“后发国家” 利用“后发优势”，在不改变政治架构的前提下去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可能更有效，毕竟传统政治架构垄断了全部资源，有力量去做自由资本主义不易进行的事。
实事求是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学西方获得了极大成功， 30年时间，中国基本上恢复了两次战争造成的破坏。
但是，中国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方略，没有适时进行体制方面的调整，比如甲午战后所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因而“后发优势”渐渐演变成了 “后发劣势”，经济增长、军事提升不是促进社会进步，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反而让中国更愿意停留在原有体制的轨道上，继续 “天朝上国”的迷梦。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反。日本长时期为中国文明的学生，过往千年从中国文明中学了不少。日本鉴于中国的教训，在面对西方叩关要求自由通商时，没有选择战争，没有被打败再开放，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1854年与西方和平通商。
又过了十几年，日本国内政治发生巨大变化，幕府统治结束，明治时代开始。明治维新不仅转身向西“脱亚入欧” ，而且在国内政治上优先建构了一个合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体制，限度利用“后发优势”，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化。所谓“脱亚入欧”，就是在政治上与亚洲传统斩断，与欧美政治意识靠拢。由于日本没有将“体用”分成两橛，而是具有非常明晰的意识引领日本走向世界，因而日本对“后发优势 ”的领悟，远较中国深刻。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前的分野，虽说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传统与现代的印痕非常明显。基于传统，再加上中国的增长，使中国不能继续容忍藩国的丢失，更不要说朝鲜在地缘上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基于现代，日本不愿承认朝鲜为中国的藩属；又因为近邻，日本在 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时，就明确否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中日之间如果不能就朝鲜前途举行一次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协商，一场战争定输赢，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势之必然。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的巨大悲伤凝结在《马关条约》中。
朝鲜独立、割地、赔款，每一件都让中国人痛心不已。特别是台湾的割让，对中国人特别是台湾人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至今无法痊愈。这确实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痛定思痛。中国人并没有长久沉溺于甲午战败的悲情中，更没有一味指责日本及列强。中国文明的伟大在于“知耻而后勇”。更厉害的是，失败的中国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强敌，那个素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小日本”。学习。假如细绎《马关条约》之后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所谓“维新运动”的开启，其实就是 “以日为师”。由此，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的巨变，其起始，无疑都可回溯至这场战争。
甲午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悲情、幽怨，无助于历史进步。纪念甲午，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让悲剧不再。
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合作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为方便非专业读者阅读，本书尽量少用引文；不得不用处，尽量简明，以说明事情原委为原则。读者如需进一步研读，可以查找著者相关学术著作。
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本书充分吸纳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简单的参考文献附后。
本书酝酿之初，本所领导王建朗、周溯源、汪朝光、金以林、左玉河、杜继东等多有指导。初稿完成后，王建朗所长、杜继东处长仔细审读，提出许多极富价值的修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郭沂纹副总编辑、王茵主任等耐心审读，补正良多。
凡此，均致以衷心感谢。
作者，2014年8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由于这场战争发生的1894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因而历史上又习惯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前此三十多年平和、不改变体制的学西方，至此终止，先前中国人自信不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历史陈迹。此后的中国，变法、维新、新政、宪政、共和、民主、社会主义，短短几十年，中国尝试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美好的体制。
中日两国表面上为朝鲜前途而战，其实质为两国发展道路的较量。19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均受到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大潮冲击，西方先发国家竭尽全力向东方寻找商品、资本倾销地。长期以来，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对商品、资本有着一种本能警惕，担心商品、资本扰乱了中国社会。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打开国门，因而中国学西方就带有某些不太情愿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用”，即坚船利炮，而不是“体”，不是制度。
中国的选择在理论上说并无大错，“后发国家” 利用“后发优势”，在不改变政治架构的前提下去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可能更有效，毕竟传统政治架构垄断了全部资源，有力量去做自由资本主义不易进行的事。
实事求是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学西方获得了极大成功， 30年时间，中国基本上恢复了两次战争造成的破坏。
但是，中国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方略，没有适时进行体制方面的调整，比如甲午战后所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因而“后发优势”渐渐演变成了 “后发劣势”，经济增长、军事提升不是促进社会进步，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反而让中国更愿意停留在原有体制的轨道上，继续 “天朝上国”的迷梦。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反。日本长时期为中国文明的学生，过往千年从中国文明中学了不少。日本鉴于中国的教训，在面对西方叩关要求自由通商时，没有选择战争，没有被打败再开放，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1854年与西方和平通商。
又过了十几年，日本国内政治发生巨大变化，幕府统治结束，明治时代开始。明治维新不仅转身向西“脱亚入欧” ，而且在国内政治上优先建构了一个合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体制，限度利用“后发优势”，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化。所谓“脱亚入欧”，就是在政治上与亚洲传统斩断，与欧美政治意识靠拢。由于日本没有将“体用”分成两橛，而是具有非常明晰的意识引领日本走向世界，因而日本对“后发优势 ”的领悟，远较中国深刻。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前的分野，虽说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传统与现代的印痕非常明显。基于传统，再加上中国的增长，使中国不能继续容忍藩国的丢失，更不要说朝鲜在地缘上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基于现代，日本不愿承认朝鲜为中国的藩属；又因为近邻，日本在 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时，就明确否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中日之间如果不能就朝鲜前途举行一次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协商，一场战争定输赢，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势之必然。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的巨大悲伤凝结在《马关条约》中。
朝鲜独立、割地、赔款，每一件都让中国人痛心不已。特别是台湾的割让，对中国人特别是台湾人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至今无法痊愈。这确实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痛定思痛。中国人并没有长久沉溺于甲午战败的悲情中，更没有一味指责日本及列强。中国文明的伟大在于“知耻而后勇”。更厉害的是，失败的中国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强敌，那个素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小日本”。学习。假如细绎《马关条约》之后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所谓“维新运动”的开启，其实就是 “以日为师”。由此，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的巨变，其起始，无疑都可回溯至这场战争。
甲午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悲情、幽怨，无助于历史进步。纪念甲午，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让悲剧不再。
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合作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为方便非专业读者阅读，本书尽量少用引文；不得不用处，尽量简明，以说明事情原委为原则。读者如需进一步研读，可以查找著者相关学术著作。
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本书充分吸纳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简单的参考文献附后。
本书酝酿之初，本所领导王建朗、周溯源、汪朝光、金以林、左玉河、杜继东等多有指导。初稿完成后，王建朗所长、杜继东处长仔细审读，提出许多极富价值的修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郭沂纹副总编辑、王茵主任等耐心审读，补正良多。
凡此，均致以衷心感谢。
作者，2014年8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在线试读
中日都是亚洲重要的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汉唐以来，两国人民贸易往来日渐频繁。鉴真大师东渡，传播文明，促进交流，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日本朝野仰慕中国，遣唐使、留学僧不畏险阻，奔波于两国之间。中国文明声教远被，中土风俗、服饰、饮食，以及绚丽的思想文化长时期影响着日本。
在过往两千年交往史上，友谊为主流，冲突为支流，两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获益匪浅。但在近一个半世纪，中日间发生两次惨烈战争，两国人民都付出了惨痛代价。痛定思痛，两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理由。中日友好，东北亚安宁，亚洲和睦，世界和平；中日冲突，两国人民受伤，世界也不得安宁。值甲午战争 120周年纪念的日子，回顾历史，不是记住仇恨，而是记住教训，让中日友好世代传承。
宗藩解体 近代以来中日冲突，具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主要是因为西方势力东来对传统秩序的破坏。旧秩序被打乱，新秩序尚未建立。
在西方势力东来之前，所谓东亚秩序，就是中华帝国主导的 “宗藩体制”，或称“朝贡体制”。中原王朝就是这个地区的“老大”，尽心维护东亚秩序与和平。
西方势力东来后，东亚秩序发生改变，中国自身需要发展，没有更多精力顾及原先这些藩国，而西方势力乘虚而入，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中国台湾、朝鲜的觊觎、窥视、骚扰，并导致中国边疆危机。
中国边疆危机因越南问题而起。越南很长时间为中国附属，后因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到19世纪 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新政而使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恢复，足以应付 (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时，中国无法继续容忍宗藩解体，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的所谓清流党人基于传统宗藩观念，对法国的扩张行动颇为不满，并同声谴责恭亲王奕诉、李鸿章的“绥靖政策”。
清流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进行谈判，中方同意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云南进行过境贸易；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藩国时，中原王朝有限度、有意识地放弃部分藩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然而，1882年协定并不被翌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意对南亚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协定，越南自认为法国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间的宗藩关系。
越法新协定极大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洋务新政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其他西方国家就会趁机直人中国本土，进行商业、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①清廷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时，坚决要求派兵收复失地，恢复中国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中国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广西调正规军 5万人人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1． 6万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5万人的清军。
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委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P3-5
在过往两千年交往史上，友谊为主流，冲突为支流，两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获益匪浅。但在近一个半世纪，中日间发生两次惨烈战争，两国人民都付出了惨痛代价。痛定思痛，两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理由。中日友好，东北亚安宁，亚洲和睦，世界和平；中日冲突，两国人民受伤，世界也不得安宁。值甲午战争 120周年纪念的日子，回顾历史，不是记住仇恨，而是记住教训，让中日友好世代传承。
宗藩解体 近代以来中日冲突，具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主要是因为西方势力东来对传统秩序的破坏。旧秩序被打乱，新秩序尚未建立。
在西方势力东来之前，所谓东亚秩序，就是中华帝国主导的 “宗藩体制”，或称“朝贡体制”。中原王朝就是这个地区的“老大”，尽心维护东亚秩序与和平。
西方势力东来后，东亚秩序发生改变，中国自身需要发展，没有更多精力顾及原先这些藩国，而西方势力乘虚而入，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中国台湾、朝鲜的觊觎、窥视、骚扰，并导致中国边疆危机。
中国边疆危机因越南问题而起。越南很长时间为中国附属，后因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到19世纪 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新政而使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恢复，足以应付 (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时，中国无法继续容忍宗藩解体，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的所谓清流党人基于传统宗藩观念，对法国的扩张行动颇为不满，并同声谴责恭亲王奕诉、李鸿章的“绥靖政策”。
清流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进行谈判，中方同意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云南进行过境贸易；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藩国时，中原王朝有限度、有意识地放弃部分藩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然而，1882年协定并不被翌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意对南亚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协定，越南自认为法国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间的宗藩关系。
越法新协定极大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洋务新政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其他西方国家就会趁机直人中国本土，进行商业、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①清廷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时，坚决要求派兵收复失地，恢复中国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中国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广西调正规军 5万人人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1． 6万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5万人的清军。
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委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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