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日志

　　《辛亥日志》是海内外**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系统记录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的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著作，是研究辛亥革命、民国史的基本文献。 

　　《辛亥日志》是海内外第一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系统记录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的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著作。
　　本书截取历史上发生辛亥革命的辛亥之年为特定研究时段，始于公元1911年元旦，终于辛亥年除夕——相对于阳历而言，往后延伸至公元1912年2月17日；相对于阴历而言，往前延伸至庚戌年十二月初一日。
　　本书以日志体的著述体例，逐日记录辛亥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活动和事件，根据历史事实与研究需要，适当兼采外国的相关历史事件，分正文条目和按语两部分。按语主要记录历史文献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补充背景材料、介绍人物事迹、评价历史事件的得失和价值等。

　　梅新林，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兼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文学遗产》、浙江省社联副主席等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省部级项目10余项，著有《红楼梦哲学精神》等多部学术著作，主编《中国学术编年》（9卷12册），发表论文100余篇，任《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主编。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与三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图书奖各1项，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俞樟华，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中国文献学》、《王学编年》、《辛亥日志》，主编《中国学术编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桐城派编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研究》中的《浙东学派编年史》。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获第二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三等奖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社科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项，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其成果在美国、日本、韩国等有一定影响和好评。

前言
1911年1月（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至宣统三年正月初二日）
1911年2月（宣统三年正月初三日至正月三十日）
1911年3月（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至三月初二日）
1911年4月（宣统三年三月初三日至四月初二日）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初三日至五月初四日）
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初五日至六月初五日）
1911年7月（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至闰六月初六日）
1911年8月（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七日至七月初八日）
1911年9月（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至八月初九日）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初十日至九月初十日）
1911年11月（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十日）
1911年12月（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二日）
1912年1月（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1912年2月（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参考文献

　　1911年，以辛亥革命爆发与中华民国建立为标志，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具有划时代意义。在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我们谨以编撰和出版《辛亥日志》一书的方式，激情回望百年之前的灿烂星空，以此作为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特殊纪念。
　　《辛亥日志》为海内外第一部以日志体形式全面系统记录191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实的文献性、工具性与学术性著作。本书截取历史上发生辛亥革命的辛亥之年为特定研究时段，始于公元1911年元旦，终于辛亥年除夕——相对于阳历而言，往后延伸至公元1912年2月17日；相对于阴历而言，往前延伸至庚戌年十二月初一日，如此则无论以阳历还是阴历计算，都可构成年份的完整性。然后以日志体的著述体例，逐日记录辛亥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社团、党派、报刊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活动和事件，根据历史事实与研究需要，同时适当兼采外国的相关历史事件，分正文条目和按语两部分。按语主要记录历史文献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补充背景材料、介绍人物事迹、评价历史事件的得失和价值等。
　　百年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论著可谓多矣。《辛亥日志》基于自己独特的学术定位而力图体现以下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一、 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
　　“历史场景”是一个经过历史艺术化和艺术历史化了的合成性概念。“场景”本是指电影、戏剧中的各种场面，由人物活动和背景等构成，同时也泛指生活中特定的情景。一部精彩的电影或戏剧必须有赖于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换言之，诸多特定的精彩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则是决定一部电影或戏剧的精彩与否的关键要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为诸多历史人物尽情挥洒的大舞台，无论如何精彩的“历史剧”， 也同样都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历史场景的有机组合与演绎。因而扎实的历史研究，应该首先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进行历史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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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年之间无疑仅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历史的价值高低并非由时段的长短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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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之以“辛亥”命名，便赋予了辛亥之年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一个除旧布新、新旧交替的特殊年份，是广义的辛亥革命史——19世纪末迄至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乃至整个近代史的一个“历史缩影”，具有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典范意义。《辛亥日志》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认知，在通过走进“历史场景”而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而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彼此的辩证关系是，历史还原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历史重构的过程，因为任何历史还原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复原已经消逝的原生态的历史本身，而只能在充分激活“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努力重建接近于原生态历史本身的历史文本，由此逐步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具体说来，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首先要充分凸显辛亥革命的主流或者说主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的关键节点。概而言之，在辛亥年的“历史缩影”中，又有四大关键节点的起承转合，也可以说四个“巅峰时刻”相互衔接与推进：一是黄花岗起义，二是保路运动，三是武昌起义，四是中华民国成立。其中黄花岗起义是序幕，保路运动是导火线，武昌起义是高潮，中华民国成立是结局。《辛亥日志》通过剖析“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正是围绕这四大关键节点或者说四个“巅峰时刻”而依次展开的。
　　与此同时，《辛亥日志》同样充分关注历史主流或者说主线之外的多元生态，力图全方位地呈现历史本身的立体性、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与曲折性。即以作为辛亥革命对象、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而论，也同样体现了历史性变革与共时性互动的历史趋势。比如1月5日，批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此为清华大学之前身；1月25日，颁布《新刑律总则》，此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刑法典；1月28日，颁布宣统三年预算案，此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预算案；3月2日，颁布《户籍法》8章184条，此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4月 3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此系由中国政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学术大会；4月29日，全国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有关实施军国民教育、统一国语方法、推行义务教育、改良小学教育等方案；5月31日，批准设立中央教育会，颁布中央教育会章程；10月30日，诏开党禁，释放戊戌政变获咎及先后犯政治革命嫌疑者；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此系清政府第一个由汉人出任总理的责任内阁……以上种种，足以表明社会变革已经成为时代新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也无法阻挡。至于其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变革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带给当时社会的冲击波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进而增加了辛亥年作为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巅峰时刻”的价值含量，1912年3月5日刊发于《时报》的《新陈代谢》一文，曾对辛亥革命带来的新旧对比作了这样总结性的概括：“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这说明变革已经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服饰、历法、礼仪、法律、旅居等各个方面。因此，通过剖析辛亥之年“历史缩影”而重述历史，既是围绕辛亥革命主线四大关键节点的整体性、立体式、全方位的衔接与推进，又是主流与多元、上层与民间、显性与隐性、量变与质变、偶然与必然的交响与统一。
　　三、 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
　　辛亥之年，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灿若星河!首先最值得重塑的“历史群像”并借以抒发我们的缅怀之情的是革命党人群体。其中又因彼此处于不同时期、发挥不同作用而形成不同的亚群体。一是拉开辛亥革命序幕的黄花岗起义群体，相对比较单纯；二是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线的保路运动群体，相对比较复杂，是革命党人与包括立宪派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组合；三是将辛亥革命推向高潮的武昌起义群体，其主体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成员。以上三大群体在彼此分合中一同汇合成为辛亥革命的巨大洪流。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蒋作宾为次长；黄钟英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魏宸组为次长；程德全为内务总长，居正为次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吕志伊为次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王鸿猷为次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景耀月为次长；张謇为实业总长，马君武为次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于右任为次长。同时成立临时参议院，举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各省代表会议又选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临时议长赵士北主持会议，与会者有张蔚森、马步云、赵世钰、袁希洛、许冠尧、王竹怀、林森、王有兰、俞应麓、黄群、潘祖彝、邓宪甫、马君武、章勤士、邹代藩、廖名搢、刘揆一、马伯援、杨时杰、胡瑛、居正、周代本、吴景濂、谷钟秀、李鎜、谢鸿焘、景耀月、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等(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这份任命和与会名单已基本汇集了革命党人的精英，也可以视之为辛亥革命或中华民国的“群英谱”。
　　《辛亥日志》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的主体对象，就是这些作为发动辛亥革命主角的革命党人，他们以孙中山为旗帜，从四面八方汇入革命行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纪念。而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日志的体例优势，在历史还原与重述中各归其位，不管他们当时出于何种类型，怀有何种动机，也不管他们后来走上了何种道路，都应在重塑“历史群像”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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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重塑“历史群像”而缅怀历史，还要借助日志体充分关注和展示“历史群像”不断分化组合的历史进程与多元生态。比如就政界而言，呈现为清政府、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之势。在清政府、革命派的两相对垒中，立宪派先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而与革命派对立。但在路矿主权得失及其经济利益的争执上，尤其是在保路运动中因遭清政府残酷镇压而与之关系迅速恶化，于是立宪派转而附从革命，一同走上联合反清之路。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派与立宪派又重新从联合走向分裂，尤其在南北议和过程中，立宪派旗帜鲜明地站到袁世凯一边，为孙中山的被迫退让、袁世凯最终如愿攫取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参见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载198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对于立宪派群体“历史群像”的重塑，同样需要基于实事求是精神而回归历史本位，这正如在革命派内部也免不了出现一些变节、转向、动摇分子，而在清政府中也有一些力求变革之士一样。历史本然就是如此，无需虚情矫饰，也无需人为贬抑。总之，凡是有助于社会变革与进步者，都一样值得重塑，值得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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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由编撰《辛亥日志》所引发的几点思考和感想，同时蕴含着我们对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价值期待。我们之所以选择日志体而编撰《辛亥日志》，一是缘于我们拥有主编《中国学术编年》的经历；二是缘于既有辛亥革命研究中尚无同类著作问世；三是缘于日志体具有不同于其他著述体例的优势与特点。推而广之，假如以此辛亥年为始点而依次向前延伸，借助日志体的独特优势而展开历史还原与重构，那么就可为当今相关的历史研究注入新的学术资源，拓展新的学术空间，呈现新的学术景观。当然，以辩证的眼光来看，日志体须按年、月、日的时间轴线展开著述构架，以正文条目与编者按语的相互配合展开历史叙述，毕竟有诸多局限，至少不能如独立著作那样自由挥洒，此即得失相生、长短互见之谓也。由于研究对象史料繁富，著述时间比较仓促，门外窥堂，偏失固多，祈请方家不啬指教。
　　梅新林 俞樟华
　　2011年5月于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