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当时名福鼎），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烈亚，阿弥陀佛的在研究他的佛经（后来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盂真，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什么配合！可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家还是好朋友。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当年旷代军事天才的拿破仑还不能在西班牙达到他的目的，何况满坑满谷自命为小拿破仑的日本小军阀，要来征服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越的伟大中华民族！
　　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毫不挫气，而且加倍迈进。从一二八到七七这一段期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迅速而沉着的时候。中央大学也是和他的学术伴侣，在这迈进轨道上奔着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学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处境却是困难极了。因为我是略略知道国防政策的一个人，知道中枢是如何积极的准备抗日；同时又是天天和热血青年接近的一个人，他们天天在要求抗日。我在这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那方面说，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了！所以也只有做做军歌，跑跑大青山边的战壕，以略抒胸中的抑郁罢！
　　可是这种抑郁，被芦沟桥边敌人的炮火轰开了。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上午八时，我在牯岭知道这消息，心里明。白后关头已到。下午一时我在庐山训练团有一个演讲，那时候我兴奋极了，但是这消息未经负责当局发表，我是不能随便宣布的。所以我只能在后结束演讲的时候对听众说，尤其是向着一千四百多位全国中学校长和教务训育主任说：“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恐怕猛烈的炮火，已经震动了我们的故都，后关头已经来临，我们全国一致武装起来，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罢！”讲完以后，在休息室里，孙连仲、胡宗南两将军来向我谈问这消息，大家都热血高涨。到那天下午八时，我知道孙连仲将军也经奉到下山出发的命令了。
　　那时候，委员长蒋先生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还是沉着地进行大规模的训练工作。五天以后，我在仙霞饭店的大树下看见胡适之先生，他方才从蒋先生处归来。他很紧张地说是蒋先生告诉他已经调了六师军队北上增援，现在已经到了后关头，只有为祖国自卫而战。蒋先生又说，你们从前总说北方军事受《何梅协定》的拘束，现在看事实的表现罢。抗战军事的发动，至此是具体化了！
　　七月十四日我因为武大、浙大、中大三大学联合招考出题事，乘飞机回南京；十五日从何应钦将军处知道昨夜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当天，我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十六日，我回到庐山，那天正当蒋先生在庐山谈话会席上，宣布他有历史上重要性的谈话，坚决表示抗战。七月十八日庐山训练团在海会寺举行毕业典礼。在巍巍的五老峰下，俯瞰浩浩干顷，一望无际的鄱阳湖，日光反射，现出青碧紫金的水光云影；司令台下，整齐的站着五千个受训人员，军队长官、公务人员、教育人员；草绿色的制服，把他们溶成文武合一的景象：这是何等壮伟的奇观！这时候夏季的骄阳，渐渐当空，蒋先生在烈日下岸然站了二个半钟头，演讲“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的道理。“抗战建国”的口号，后来就是从这篇演讲里结晶出来的。蒋先生的汗，从头顶流到脚跟，在场人的血，也就从心房喷到面颊，显露出无限的感动。七月二十日蒋先生下山回京，我们也就继续下来。回京以后，我就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当时我教人打这大批的箱子，大家不知道有何用途，其实当时我即看定中日之间，是迟早不免一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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