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9973494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
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奶了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两条车道沟里的鲋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从“你算老几”到“脱帽加冕”
妹妹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父亲就退休了
跟图尔逊合作译写《十二木卡姆》唱词
插叙两位没没无闻的人，那时代也还有纯属个人的不幸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以为和卡斯特罗的心相通
中苏交恶，邻居沙安之处境变得尴尬
居民小组长：息事宁人，还是无事生非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冻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动心
以文字表达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网乃是宿命
从古装的唱词到洋装的话剧
内蒙古和江南之行：历史与现实疑真疑幻
开排，停排，复排：《叶尔绍夫兄弟》一波三折
刚过了大饥荒，又“整社”不准“开小片荒”了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
预防政变，丁莱夫将军奉命进驻广播局
《叶尔绍夫兄弟》“内部演出”，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改编“阶级斗争”剧本，远不如亲身挨斗感受深刻
难得一上五台山，跟年轻气象员聚会高山站
对反修波及国内毫无精神准备，还在吟咏“怒书原不作哀音”
半个世纪后暮年回首，检点自己过去的足迹
初到重庆：山水市井间徘徊，川剧里沉湎，历史中遐思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别山城下三峡，武汉是旧游之地
李燕、纪维时等的离京，背后有一个“大举措”
南下温暖的广州，却接到父亲病危的急电
写“反右派”剧本。“小整风”挨整。又获“优秀剧目”奖状……
剧团巡演的总结，变成了涉及男女关系的批判会
回忆去沈阳看话剧汇演，却像重读了多卷人生的大书
中国爆炸原子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下乡“四清”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难的中原大地：西宋庄比土改前的甘肃农村还穷
一穷二白的小村庄，到哪儿找“走资派”的“资本主义道路”？
谢天谢地，这个村庄搞了半年“四清”，没死一个人
摘掉郑某的地主帽子，三户错划富农改定为富裕中农
多年后泛滥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几十年前只是规模较小
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再思考，但没读懂德热拉斯《新阶级》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
不算尾声的尾声
邵燕祥先生这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四九年前为“民国”，四九年后是“人民共和国”。
民国那一段，战乱频仍，动荡不宁，民不聊生。进入新中国，改元建制，万象更始，天翻地覆，一派新气。然而，没过多久，即一个运动接着另一个运动，无休无止，折腾无已。据专家统计，“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所搞政治运动约有六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邵燕祥，以热烈纯真、意气风发的抒情诗人名世，然而却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的政治风暴中，一下子成为“右派分子”，顿时跌入万丈深渊，成为阶级敌人
“黑五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之“右”），后又发配到渤海之滨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十月，他终于获准回到北京，重返原工作单位，但仍是政治贱民身份，所谓“内部控制使用”也。这部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正是一九六○至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那会儿是要极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是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寻找灵魂、反思解剖难矣哉！鲁迅《野草·墓碣文》有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文革”结束后“归来”的一代作家当中，邵燕祥恐怕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对刚刚过去的个人史，自觉地采取认真严肃彻底的反思态度者之一。其实，这也是他重返文坛后包括诗歌、杂感、随笔在内的全部著述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著的《沉船》、《人生败笔》，到近十多年来的《邵燕祥自述》、《找灵魂》，以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皆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明确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精神取向。在《找灵魂》一书引言中他曾说道：“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真诚而沉痛！这是从“瞒和骗”的大网罗中挣脱出来的知识者的真正醒觉的声音，是发自肺腑的痛定思痛的心声。
邵先生还说过，一九四九年后他“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于是也“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所谓“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亦即通过个人记忆重返历史现场，拒绝遗忘过去，拯救历史记忆，为他们那代人亲历的那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沉重、苦痛、荒谬的岁月，留下一份个人的宝贵证词。
邵燕祥旧体诗《书愤》有句云：“垂垂老矣吴刚斧，西绪弗斯上下山”，何其苦涩、无奈、悲凉、荒诞而又沉痛哉！灯下拜读此著，这两句诗时时浮上心头，不觉百味杂陈，感慨系之矣。人生实难，是古人一再叹息过的。经历过两个时代，又曾头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这代人，人生尤难！而邵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的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与反思精神。他的清醒严峻的理性与生动真切的叙事，使这本书具有了相当强的可读性和深刻的启发性。
这部回忆录要出版了，蒙邵先生不弃，以忘年知己之交，命我写几句话，缀诸简端，真是不胜惶恐之至。藐予小子，岂敢赞一辞！踌躇再三，未尝动笔，付排在即，不宜再拖，遂写下一点文字，乞邵先生以及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王培元记于首善之区蜗牛庐
自序
一
在为这本书寻找书名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死者与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边，却原来是苏俄作家西蒙诺夫晚年一部长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全部情节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死者与生者体现出来。远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期写的《日日夜夜》深沉多了。这深沉中有着时间的分量。
我这本书，写的已是尘封五十年的身边琐事和琐闻，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许多已经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寿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必讳言，都将循自然法则以去。如果袭用西蒙诺夫旧题，这就是最表层的意思，一看便明暸的了。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书中所写，从开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陆各省，从老幼病弱到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年，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这样庞大的死者群，构成了我这本书反映的时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终于没有采用这个书名。
但我仍愿把考虑书名时有过的片断思考写在这里，供大家参照。
2013年9月28日
二
现在是把这本书命名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国，有所谓“红帽子”，原始语义是指在火车站帮旅客提携行李的工人，他们以一顶红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来说当局或警察特务给谁戴了红帽子，却是隐指共产党的嫌疑了。
我们少年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笑说我们戴上红
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争后，
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这个政治帽子，不禁
想起红帽子之说，转眼间“红帽子”变成了“黑帽子”。经过
劳动改造，认罪检讨，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还是被
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灰
帽子”。至于几年后又被称为“黑帮”，重新戴上“黑帽子”
达十年之久，那是后话不提。
一个人，如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说的，“还是那
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头上的帽子却不断换来换去，无可自
豪，只剩自嘲了。
人已老，重数走过的脚印，有了对六十年代“摘帽”时
期那几年的一些回忆。只是围绕个人生存状态的如实交代，
未曾亲历那段岁月的读者或可略窥一斑，但还应该交代一句：
我在当时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中，
其实是“非典型”的。
当时有过一个分六类处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规定，第一、
二类最重，第五、六类较轻，我属于第四类，保留公职，撤
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云云。据李维汉回忆，
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劳动教养”，关在“大墙”里，同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的遭遇，可比我们在没有大墙的
地方服劳役，严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在大饥荒波及全国之前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后来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层，遣返回乡或在劳改场所就地消化，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了。
在同样划右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颠沛流离，辗转各劳改、劳教场所，风雪边疆，矿井底层，忍饥挨饿，拼命干活，生死一线，听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伤病。很快又是十年动乱，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没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还，且有一枝之栖，苟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复出，可以重操旧业发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点话语权吧，而我却不能代言于万一。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遇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见，逐页校改过程中，我作为多年的体制内编辑，也深深体会编辑同仁们的工作艰辛。比如我习惯于文革二字不加引号，累得编辑费了多少添加引号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何必加引号？》我认为文革或其全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阶段性称谓，已经自然地成为专有名词，它所指称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认定应加引号时，大约正在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之际，以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实在有伤于大家一贯认同的革命应有的光辉形象，无产阶级也跟着不体面了，所以不该再那么叫；加上引号，就有了类似“所谓”的意味，即虽叫革命，其实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从主人”是个铁律。周作人之作人有违中国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周作人，胡长清名为长清却贪贿俱全一点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胡长清。同理，文革作为一定时空中的实体之定名，是一个事实判断，用不着以“所谓”来表示加以否定的价值判断。道理如此，但对谁去讲呢？读者看到的，是曾经问过“何必加引号”的作者，这回还是都加了引号。
读者通达，该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吧。
邵燕祥2014年5月17日
另想办法的结果，就是编成了这本“过眼录”。这里的所谓“过眼”，倒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意思，其实是不拘一格随便谈的意思。因为这里所集的文章，既有学术论文，也有读史札记，既有讲演的现场录音稿，甚至也有带有点“演绎”味道的历史纪实。总之是五花八门，没有体例上的一致性。包括专门的学术论文，笔者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即把它们尽量变得更通俗、更好读一些。
让文字好读易懂，是笔者一向所追求的风格。不过，通俗到把史学论文变成纪实，并不是我的想法。因此，这里把早些年写过的两篇历史纪实收进来，还是会让笔者有些忐忑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从来对社会上各种纪实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创作”的资格。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把以前改写的两篇历史纪实编进来，只是因为这两篇“东东”挂在网上多年，不少人转贴来转贴去，甚至还有人把它扒下来当成自己的作品去投稿。既如此，它们想来不会有太大问题。同时，之能够写出来，也是因为当年写论文时发现所能利用的资料和能够涵盖的历史背景与细节局限性太大，自己搜集到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多、太具体，很多史料不用太可惜。虽然这两篇纪实并没有能够把大量已有的史料全部用上，但也还是把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交代了出来。因此，通过这两篇其实还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历史纪实来了解相关的细节，对一些读者也许还是有所帮助的。
杨奎松
2008年10月10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王培元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雷雨交加，土墙草顶的平房，倚坐大通铺上，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
真的，这不算异想天开，
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
把千言万语交付它，
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
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给你寄来一片云—一个大海。
它挟着白热的闪电，迅猛的风雷，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
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准要涨一回。
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
最后的两句，文秀一看就会懂。我们都读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一起看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画。在列宾一幅画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进家门，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是突然遇赦，还是邮路不通，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这幅画的题目，有的译为“不速之客”，也有的译为“意外归来”。从哪里归来？监狱，还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秋风里，从黄骅转沧县，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却看妻子愁何在”的欢快，但还是兴奋得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好像哑叭学会了说话一样，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听到一声汽笛，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
既误车，误了车也高兴，索性不着急，重新上车，到天津中转，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
从车到北京起，这个全国的心脏，就以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就是大街上也不见喧哗，人行道上，公交车上，人们好像相约“肃静”，屏口无声。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的回来后的景象。“十年大庆”刚过去不久，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
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我也没这样失望过。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时，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比如说，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那“人民内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轰轰烈烈，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是，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参加“十大建筑”施工时，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赶……过去了，全过去了。
在中国，户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谓下放，叫劳动锻炼也罢，叫劳动改造也罢，首先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并注明“想当然”的“自黄骅电台迁来”，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如其不然，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摘帽右派”身份，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
回到老三○二宿舍院，离去三年，“城郭依旧”，因是上班时间，空空落落的。没有遇见熟人，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你说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烦她带个口信，给班上的文秀，说我已找过房管科，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间宿舍，让文秀中午来一趟。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一起上仓库，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
那首诗中的“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从似乎缥缈空灵的云里雾里，还原到现实生活中那间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么样的房屋里，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是跟谁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样，不看你在简陋的还是堂皇的办公室，端看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样的同事。
家里一起过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办公室里的同事，就听天由命了。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进入办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办公室，曾经带着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荫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华北大学，找我们面谈，等于面试，决定调我来北京的广播电台。于是我进入中央台左荧为科长的资料编辑科。今天，柳荫又和蔼地对我说，咱们这回一块工作了，你先到文艺部的资料室吧。他现在主管中央台的文艺广播，表演团体和唱片社。后来我多次想，柳荫心里不知怎么想的：十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成长为二十六岁的“摘帽右派”了？
我也如约找了平生第一个上级左荧，他现在是新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他说广院人手极缺，我回来正好，不过因为柳荫坚持要我上文艺部，他跟柳荫商量，文艺部资料室是个闲职，学院倒是来了就排进功课表，我半天在台里，半天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汉语教研组上班。学院草创，暂时就在离电台不远的一座灰楼，原是电台宿舍，我住过的 —幸耶不幸？几年后“文革”开始，我又被关到这里，灰楼成了所谓“牛棚”。那是后话。
我跟另外四位新来的中文系毕业生一起，给大一同学任汉语辅导教师。同学们每周听北大林焘教授的课，回来由我们判作业，讲评。我没参加听课，半年多的时间，只在什么场合，远远看过林焘一眼。后来我从吴小如处知道，林焘是北平沦陷后间关数千里去大后方，上了西南联大的。
我没读过文字、训诂之学，也没学过现代的语法。我一向认为对范文多读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语法自在其中。所读不多，却学语法，越学越累也越糊涂。我上小学时看兄姊的高三国文，最后附录了简明的文法常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如主语、宾语的句子结构，好像一看就懂了。学英文时，有 Digram，对句子进行图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针对当时报纸上的病句，较系统地讲了有关常识……这一些，就是我当辅导教师的“学养”根柢了。
这时印尼排华，有大批侨生回国，广播学院专开了一个侨生班，我兼给这个班的学生辅导，主要是改作文。这倒是我的轻车熟路，同学们似乎也还满意。即使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到“文革”，学生绝少给教员提意见的。
广播学院新校舍落成，要搬到东郊定福庄去，像我这样的“半日制”工作肯定不行了。于是我选择全天回文艺部，不再兼做辅导教师。左荧也表示理解，我告别了以邹晓青为首的这个教研组。邹晓青是“进城”老干部，五十年代初大区撤销后，从《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任上，调到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任职，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温邹张反党小集团”一员。主管对外部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划为右派，他也受了处分。我离开这个教研组不久，温济泽调进来，又跟邹晓青共事了。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不过我相信他们能够明智地相处。
那时，到处可以遇见“犯错误 ”的人。文艺部资料室，陈道宗已先我而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戴右派帽子，但受了降级降薪的处分，大概是所谓“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来电台时，他也是先已到来，原为北大学生，现在跟随杨兆麟跑时政，笔头快，也有活动能力，适于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党，最后只好离开时（事）政（治）这一摊，去了文艺部。 —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山东的书香门第，他的兄长早已参加中共，后来一直做对外使节；大概因他的父亲与何思源交谊颇深，他被中共地下党物色来做何的统战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气在老一辈旧派人物看来顺眼，到革命队伍便显得鹤立鸡群，落落寡合，我就听过文艺部党支部的人说他“清高”，当然是要从贬义理解的。人们说他很难共事，但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们一起帮助柳荫写总结音乐广播（后来又扩展到整个文艺广播）的材料，合作得十分默契。这是知识分子的臭味相投？落难文人的相濡以沫？还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没有公开戴帽，也就永无摘帽之说）的暗中勾结？
好在这时人们被更多的热点所吸引或纠缠，不暇多顾我们这样的“死老虎”（后来叫“落水狗”），网开一面，负面的舆论压力暂时没有笼罩到我头上，也从道宗头上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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