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65495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精)》是应奇先生的学术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散文，其间既有对学术的诸多思考，也有和学界师友及学生间的交往细节，从多个角度展现学者生活的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趣味，读来令人手不释卷。
他的随笔，无论品书论人，皆情至意达。字里行间，玄机密布，仰观俯察，乾坤隐约。乍看行文繁复，其实意蕴精到，叙事自创一体，意趣自备一格。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精)》是应奇先生的学术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随笔文章，其间既有对学术的诸多思考，也有和学界师友及学生间的交往细节，从多个角度展现学者生活的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趣味，有相当的可读性。文字生动，论述精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目录】
罗序………..1
韩序………..4
自序………..10
辑一
太老师………..3
永祥先生………..9
来了个和我谈张宗子的学生………..15
德沃“夏”克………..20
高研院的落日………..25
“北京一下雪就成了北平”
—和法老同游老燕京学堂………..32
六上长城
—一阕无关乎长城的青春挽歌………..41
平装董桥………..50
为梁文道荐书………..60
重访“豆瓣”………..65
后中年的心情
—重到台湾纪行………..71
从徐复观到史华慈
—在杭州淘旧书………..84
“来时不似人间世”
—台北书展印象………..92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
—读《罗素传》………..101
中西实践学视域融合下的规则论
—读《论规则》………..110
读书何妨为己
—王志毅的《为己之读》………..116
不古不今之学与人
—序《走出非政治的文化》………..121
继续我的文字生涯………..126
昨日遗书………..133
“放任自流的时光”
—姑苏访书一日半………..140
“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麟”
—暑假游水流水记………..156
辑二
“底”的哲学………..173
自然与公正：中西哲学之共通主题？ ………..178
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理性………..183
苏联哲学家………..187
新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再出发………..191
“等待”之“等待”………..196
“扬弃”之“扬弃”………..199
清高与道统………..203
一字之师………..208
人生等事………..212
幕垂鸮翔………..218
作为一种跨学科实践的社会科学方法论………..226
“断线”
—送叶秀山先生远行………..229
布法罗那明灭的灯火
—追忆余纪元教授………..238
有理想的方法与有方法的理想
——忆与吾金教授“交往”的片段………..245
“唤起”、“响应”与“家园”
—重返吉大母校志感………..249
哲学研究中的一条“分析的和辩证的”进路
—为童世骏哲学三十年而作………..261
附记………..281
自序
在《古典·革命·风月》和《生活并不在别处》相继由启真馆出版之后，我一度以为自己至少暂时不会再有这种“闲散”文字的集子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间隔内“重做冯妇”，我似乎有必要在此对这些文字的由来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三月间，应京城一家“官办”小报之约，我在该报哲学版开设学人专栏，为这个专栏提供的稿件构成了这个集子后半部分文字的主体。当初斗胆接下这项邀约的心情和思虑大概已经大致表达在我为这个自谓的“哲学摭谈”所写的说明中：“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关于本雅明一文中，阿伦特曾经区分了对待传统和过去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论试图恢复术语的原始意义和现象的条件不同，由本雅明倡导的碎片化的方法论则像一个收藏者或潜水采珠员一样对待过去：‘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尽力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带到富有生气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它们将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些富丽而奇异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型现象而存在’。正是本着这种‘潜水采珠员’的精神、方法和趣味，我写下了以下这些小篇什，一方面算是为过去三十年之‘学思历程’留下某些踪迹，另方面也为‘思远道’之将来探索留下若干路标。”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辑中的有些篇什本来是为上述专栏准备的，但终却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发表在该专栏中，而有个别即兴文字，初并不是为这个专栏而作，后来却被编辑朋友“相中”用在栏目中。为了“尊重”它们在发生学上的同时性和同源性，我把这些多少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文字都放在主题为哲学—这毕竟要算是我的专业甚至职业—的同一系列中，只做了两个微调：一是题为《正名说与孔老先后论》的一文现被归并到前文《自然与公正》之后，因为当时的“割裂”也只是专栏文字篇幅的限制所造成的；二是《哈贝马斯与中西体用之争》一文也被“剥夺”了在这里单独亮相的资格，因为其主要内容已经揽入后来一篇相关论题的长文中。
也是在去年暑期，我和一位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到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哲学系参加一个政治哲学会议，并在会后结伴同游自己在北国春城四年竟然未曾到过的松花江畔的吉林市。回到曾在那里流浪青春的长春南湖边和校园“鸣放宫”周围高高的白桦林，我的“心灵”记忆开始复苏了；在石头口门水库和松花湖里“纵浪大化”，我的“身体”记忆也终于活跃起来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了平复内心所受到的触动，我在返杭后连续写了两篇文字，其中一篇回忆了在母校母系学习哲学的经历，另一篇记述了我的比哲学学习史远为悠久的游泳史。那个暑假中，我还平生次有姑苏之游，并又“路径依赖”地写下了一篇访书记。在这三篇文字的刺激下，我写作此类“散”文的兴致和情绪似乎又高昂了起来，从去年八九月一直到当下，零零碎碎地、絮絮叨叨地不断有所斩获，其“成果”大致已经囊括在本集辑当中了。有了这次的“教训”，我不敢再像某（些）“大师”那样或随意或隆重地宣布从此封笔，而之所以有眼下的结集之举，大概也只是想有些“仪式感”地在新年来临之前怀着半忏悔半期盼的心情告别旧年—告别了本命年，按时序也该是新一个“轮回”的开始了吧。
2015年12月25日深夜—其实已是26日凌晨了，在几已把首都变成“废都”的重霾中，在一场不期而至的会把北京变成北平的冬雪来临之前，在北大附近、颐和园路东口的帝都达园宾馆，一位跟随我多年的学生在得知他的老师有可能第三次出集子后“惊悚”地嚷嚷了起来：“老师您省省吧，这活计可得悠着点儿啊，要不然别人会以为老师您是只能干这个和专职干这个的了。”呵呵，我的学生其实说得并没有错，“有幸”在时空漂流中遇到我的这些“散淡”文字的读者应该能够看出，我之“涂鸦”这些文字，主要是为了自我“遣兴”，它们之于人群的“裨益”原确是我所不敢希冀的。是浙大启真馆和王志毅先生的支持使得它们能够有纸质流通的机会，思之再四，除了感谢，我只有一个自信可以回报这份厚爱，那就是，和过去那些文字一样，余杭韩公水法教授曾经在某处“称道”的这些“其来无由、其去无向”的文字却也同样是秉着前述“潜水采珠员”的“精神、方法和趣味”而写下的，虽然在这途程中，我也常常免不了探骊而未得珠，“入宝山而空回”，原因无他，一者我“亦不能忘情也”，二者我也“总是生活在表层上”。
应奇
2015年12月23日平安前夜初草
2016年1月20日订定于千岛新城客居
在我的学界朋友中，应奇看上去是特立独行的一位。他那有点另类的言谈举止，以及样貌，正符合公众思维中的哲学家形象。
我们相识起码有二十年时间了吧，然而，作为一名近代意义上的学院派哲学家，他自然不可能和我在任何“体制”性的活动中相遇。尽管是同一个学科点毕业的博士，也供职于同一所大学，我俩却很少有工作上的交集。在我的记忆中，学校召集的各种大会，他是一次也不曾参加过的。不期而遇是我和他交往的标配，或是在临时通知凑到一块的酒桌上，或是深夜回家，我赶路他散步，碰巧遇见了，有时不约而同出现在书店里。当然，在正经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常常相聚，比如博士生开题答辩或者专题性的讲座、沙龙中。十多年前，浙江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经常延揽名师演讲，互动环节，常常会在济济一堂的听众中冒出相当专业且有所节制的提问和评论，那多半就是应奇干的。
和他单独在一起长的一次交谈，是深夜在黑漆漆的校园里，沿着启真湖边走边聊了个把小时，内容大概是彼此切磋砥砺吧，相当正能量的。这家伙一直用着一台老式手机，自然也不上微信，一时兴起，偶尔会给我发一条短信，多是校园漫步之中，触景而作，寄情咏怀之类的，有时的短信内容透着一种夏多勃里昂式的“颓废的浪漫”的文学气质，于我心有戚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啥时候再冒出来，谁也预料不到。
有一个学期，我们俩的本科课堂教室都在紫金港校区西区，彼此挨着，我和他上下课的时间有些错开，去开水间的途中可以透过教室大门中间的狭长玻璃瞄一眼里面的应老师。有一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溜进了他上课的教室，藏在同学后面，偷听了一会。他在讲课中常常发生超出听众心理预期的长时间停顿，估计会让学生感到某种焦虑，而突如其来的爆炸式的大笑，则更加令学生莫名其妙。多年前，我曾经模仿世说新语的笔调写了数十则校园学人的逸闻趣事，其中有一位，没有点名是谁，但细心的人应该看出来，我写的就是他。
笔耕不辍，常常是对学者的褒扬之词，而对于应奇，这样说就有些俗了。我以为，用“学而不厌”、“苦思不殆”来形容他，来得更准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暮鼓晨钟、青灯黄卷的冬烘。相反，他不仅大有知性上换位思考和长袖善舞的“政治”潜质，而且执行力也十分出色。他今年张罗“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以及第七届“启蒙运动研讨会”，牛刀小试，相当靠谱，得到了同行发自内心的赞许。只是和大多数哲学前辈一样，他未把自己的潜能全部付诸实践，不知是由于行动空间被思辨挤占得所剩无几，还是已经不觉得行动有何种乐趣，总之，他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纯粹的”哲学家的生活。
他是朋友中少见的极有才情的人，不仅有才、有情，而且具有哲学家本来就该有的、极高的幽默禀赋。与他交往不多、相知不深的人，仅从他的日常生活和专业学术工作中，恐怕不太容易发觉这一点。
这种才情和禀赋似乎都凝聚在偶尔发到几位知友邮箱的那些非主流不正统的“应式”随笔之中了。我觉得，对应奇的了解和理解，放大了一点说，对某类知识人的心灵和存在状态的了解和理解，若不看这些文章，是不可能做到的。
应奇的文章，好比陈年已久的加饭，有初喝者未必适应的口感，更有其未必品得出的滋味。
他的随笔，无论品书论人，皆情至意达。字里行间，玄机密布，仰观俯察，乾坤隐约。乍看行文繁复，其实意蕴精到，叙事自创一体，意趣自备一格。这样的文字，若无哲学的心、文学的眼、史学的识，以及“八卦”的意，是断难写出的。读书不多、观察不细、反思不深的人自然也难识其中的奥妙。至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读书人的狷介、自足和期许，也许，更只有少数志趣暗合的同道，才能意会得到。
这样的文字若只是在小圈子里消遣，实在可惜，幸有启真馆结集刊布，广为分享，得免遗珠之憾，实在令人欣慰。
夜沉更深，日尘涤净，品读这样文字，会心一笑，掩卷三思，亦人生快事耳。
罗卫东
2016年12月12日
作为随笔之汇，此集杂而不繁，散而凝思，庄谐并呈，言中寓意，不失为别具兴味之作。
——杨国荣（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夜沉更深，日尘涤净，读这样文字，会心一笑，掩卷三思，亦人生快事耳。
——罗卫东（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教授）
学界奇人，文字奇观。应奇的这些文字透露给我们：理性并不枯燥——如果有感性的润泽。
——何怀宏（伦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上下古今，遨游八级，都是书中楼阁，纸上春秋，字里玄黄。在本性和雅兴之外，中年情怀之余，应奇尚有李凭中国弹箜篌的浪漫。
——韩水法（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太老师者，老师之老师是也。除了“无师自通”者，不管当事人是否真“通”，就都有老师，而只要自己的老师不属“无师自通”者，那么就一定有太老师可以“追溯”。老话有所谓学无常师，师出多门，转益多师，都是说一个人往往不止一位老师，甚至从来师从的方式也不止一种，例如有正式开门授徒的，有私淑教外别传的，于是太老师也就常常不止一位了。但不管怎样，当我说今年94高龄的汪子嵩先生乃是我的“太老师”，这应当不算是一种“高攀”——因为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是汪先生的学生，而我是范先生的学生，师生关系与朋友关系不同，具有“可传递性”，于是我就又“多”了一位太老师！
老师永远是老师，太老师更永远是太老师，虽然我完全可以而且事实上是在认识老师之前就“认识”太老师的。80年代中期，在我本科阶段的西哲史课堂上，高文新教授为我们讲授希腊哲学，除了叶秀山先生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记得高老师也曾经提到“太老师”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这当然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两部书可算是那个年代尚不多见的严肃的希腊哲学研究著作。不过在我脑海中，后一部著作却并没有前一部著作给我印象来得深刻。一个原因大概在于我对于希腊哲学的理解其实一直停留在高老师为我讲授的前苏格拉底阶段，而没有“进阶”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不用说晚期希腊阶段了：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的哲学“启蒙”读物、列宁的《哲学笔记》其时正在吉大哲学系“如火如荼”，革命导师那句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搞过来搞过去就是搞不清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大意如此)无疑为我阅读“太老师”的著作浇了一盆冷水，更何况太老师自己在书中就反复引用导师的那句名言——于是年少无知的我心中就禁不住想：这么“搞不清楚”的亚叔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搞清楚”呢？！
时光到了90年代初，我开始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跟随我的太老师的学生也就是我自己的老师范明生先生学习，犹记得在一次课上，范师忽然撇开他自己的讲稿(其实就是他那部《晚期希腊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书稿)，利索地从他叠放得很齐整的提包里取出一部手稿小心地让我们欣赏，正当我们为那忘记是16开还是8开稿子上的清健而又雅秀的行楷而啧啧称奇时，范师以一种交织着佩服和自豪的神情和口吻告诉我们，那就是传说中的太老师汪子嵩先生的手泽和墨宝！
忘记是哪一年了，但肯定也是在90年代了，我在那时还十分红火的《读书》上念到太老师的一篇怀旧文字，其中谈到太老师自己的老师金岳霖先生晚年经常感叹自己培养了三个落伍于时代的学生：沈有鼎、王浩和殷福生(海光)。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但因为我其时前后碰触《沈有鼎文集》中所附与王浩的通信、王浩撰康宏逵翻译的那部《哥德尔》以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三书所引起的感发，“痛定思痛”的太老师演说的“旧事”从此就给我留下了磨灭不去的印象，我甚至以为那很可能是太老师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字了。
也是在我回到太老师的故乡，在杭州大学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时，我读到了太老师的学生、但也可以说是学生的学生余纪元教授那篇有名的《亚里士多德论ON》，这毫无疑问是中文世界研究亚叔的一篇标志性文字。记得我在论文中援引了纪元教授对于ON的界定和梳理，而此后我也曾有好几次在杭州见到纪元教授并一同聊天。2008年春夏之交，我一人从普林斯顿出发，从纽约坐火车旅行到布法罗，说好到火车站来接我的纪元教授却并没有准时出现。正当我形只影单地在如同大沙漠中的一座小房子的布法罗火车站踯躅徘徊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传出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声，原来是余夫人，她亲切地告诉我，当晚余教授系里的同人为他荣升正教授举行酒会，因此他们伉俪要迟一刻钟才到火车站，让我少安毋躁。一会儿，纪元教授的车子到了，车行片刻我就感叹这著名的水牛城怎么看上去黑灯瞎火的，远不如祖国大地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嘛，余教授幽默而认真地说，他在这个北国寒地确实是既羡慕又自豪于祖国建设的成就！
忘记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纪元教授驾车带我去尼亚加拉观瀑，他一边开车，一边玩笑自己这里就是中国哲学家协会北美分会布法罗接待站，这是由于凡是中国哲学界学者到访美利坚，就几乎没有不到水牛城的；而到了水牛城，就几乎没有不去看瀑布的；而去看瀑布，就几乎没有他不接待陪同的。当然纪元教授这样讲时，我是并丝毫没有“心理压力”的，因为我和他另有两层“特殊关系”：一是我们乃是诸暨老乡，虽然一次他有些黯然地告诉我，每次回乡，都并不想多住一晚，都是急急地离去，在我听上去有点儿像鲁迅先生笔下那种“逃也似地离开故乡”的心境和况味；二是我的老师明生先生非常欣赏纪元教授，当年纪元教授刚出道时也曾到范老师府上拜访，他对范师颇为尊重，而范师谈到他也是一口一个小余。在这样的“氛围”中，当我从大瀑布上下来时，我们又自然地谈到了我的“太老师”汪子嵩先生对他的“器重”和“栽培”，他动情地回忆道，当年那篇《亚里士多德论ON》并非他自己投给杂志社，而是汪先生从“小余”和他的学术通讯中整理连缀而成并交给《哲学研究》发表的。当然纪元教授也谈到了自己的老师苗力田教授对他的期望，当年他从加拿大拿到博士学位后，苗先生希望他能够回国工作，正当一切手续就要落定时，他得到了布宁所在的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的一个无法拒绝的项目OFFER，于是就只好对不起苗公了：“一个做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哪里都可以不去，但就是不能不去牛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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