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按照相同主题不同观点、不同主题相互激荡的对话原则，精心挑选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老、中、青三代马克思哲学研究专家、团队的代表性作品，不仅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中国纪念，而且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同时是学术梳理、理论创新、科学实践的重要参考。

本书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马克思思想和文本解读研究3篇20章，结合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研究成果，对构建中国马克思学提出了自己建立在十数年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创新性构想。全书体系科学，结构严谨，语言缜密，是一部精品力作。

鲁克俭，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出版专著《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译著《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

代序：以方法论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

篇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

章 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

第二章 国外马克思学译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深化

第三章 从马克思研究到马克思学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

第五章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

第六章 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

第二篇 马克思文献学研究

第七章 新出版的MEGA2/Ⅳ/5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第八章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

第九章 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

第三篇 马克思思想和文本解读研究

第十章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第十一章 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第十二章 唯物史观“历史性”观念的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新解

第十三章 基于MEGA2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研究:一个路线图

第十四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历史目的论

第十五章 超越传统主客二分——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一种解读

第十六章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之差异

第十七章 《大纲》与《序言》在唯物史观方面有矛盾吗?

第十八章 再论马克思《序言》中的溯因解释

第十九章 “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

第二十章 重新审视“发展命题”

后记

第三章 从马克思研究到马克思学 
不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或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 ，都经历了从笼统的马克思研究到作为学科的马克思学的演变，而历史已经表明，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学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研究的发展。马克思研究是在马克思生前即已存在的学术现象。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就写了多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和书评，如恩格斯1859年8月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分册〉》书评，1877年6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传记等。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又为马克思著作写了大量的再版序言或导言，力图使读者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可以说，恩格斯是个马克思研究者和当时权威的马克思文本解读者。恩格斯还将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的编辑任务交给考茨基，并亲自教考茨基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恩格斯的这种努力影响到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梅林致力于写作《马克思传》，他从准备到写作整整用了30年，去世后才正式出版。有一个历史细节很值得注意。在梅林写作过程中，考茨基妄图独揽整理、研究、校印马克思遗著的大权，唆使他的同伙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对梅林进行攻击诬陷，说梅林“反马克思主义”等等。这就说明，研究和整理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意义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已经非常明显，乃至成为利益争夺的目标。普列汉诺夫1896年用德文出版《唯物主义史论丛》，专门探讨马克思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其中谈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学理色彩。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说法，无疑是受了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思路的启发。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更是非常重视马克思研究。比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勒与希法亭就于1904年一起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的《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马克思研究》从1904至1923年出了5卷共6册：第1卷（1904年)发表了希法亭的《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卡尔?伦纳的《法律制度的社会功能》和阿德勒的《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第2卷（1907年）发表了奥托·鲍威尔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第3卷（1910年）发表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塔蒂亚娜·格里戈罗维奇的《马克思与拉萨尔的价值学说》；第4卷第I册（1918年）发表了阿德勒的《卡尔·马克思关于解放的社会主义观》、古斯达夫·埃克施坦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考茨基的《战争马克思主义》；第4卷第II册（1922年）发表了阿德勒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论社会学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区别》；第5卷第I册（1923年）发表了奥托·赖契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核算》。列宁广泛搜集并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全部已出版的著作，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恩格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奠定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的基本解读框架。此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支持梁赞诺夫筹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支持梁赞诺夫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启动MEGA1编辑工作。梁赞诺夫使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使之成为包括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等诸方面的全面而系统的学术研究，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研究在苏联的发展，使马克思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的重心从德国社会民主党转移到年轻的苏联，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研究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学术声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俄文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词于20年代初得以创制。但是，随着梁赞诺夫1931年遭到清洗，苏联马克思学也陷入低谷。梁赞诺夫的命运及苏联马克思学的遭遇主要源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梁赞诺夫在遭到清洗前，就有人指责他热衷于马克思研究的学术化，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具体来说就是指责梁赞诺夫重视作为学术版的MEGA1的编辑工作，而忽视或延误作为宣传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的编辑工作。此外，梁赞诺夫还被指责没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梁赞诺夫遭到清洗后，他的许多参加MEGA1编辑工作的同事也遭到清洗。此后，“马克思学”尽管在苏联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让位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雏形的3 0年代初由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就产生于30年代苏联政治斗争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之下。在西方世界，马克思学研究应该说先是从德国开始的，因为当时马克思的著作大多数首先在德国以德文发表。初主流的德国学者对马克思的著作（包括《资本论》第1卷）采取沉默的态度。但马克思去世以后，随着欧洲（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马克思主义被普遍接受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德国学者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德国马克思研究逐渐影响到其他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世界（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就不断有马克思研究的著作出现。早在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就说：“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他列举了威?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书目》（开列了300本书）、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等，供读者参阅。列宁还提到了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上文我们提到的《马克思研究》第1卷（1904年)发表的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就是针对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而写的，可以说是捍卫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马克思研究与批判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马克思研究的正面交锋，时年27岁的希法亭也因此而一举成名。在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格律恩贝尔格（Karl Grünberg）192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的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格律恩贝尔格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所长，他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年）发表了大量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后以《格律恩贝尔格文库》而闻名。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早就发表在《格律恩贝尔格文库》（1923），卢卡奇也在上面发表文章。格律恩贝尔格是梁赞诺夫的老师和亲密朋友。1924年苏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达成协议，在出版MEGA方面进行合作，《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也就成为MEGA1的配套研究刊物。20世纪上半期，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研究以高度关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而闻名。《1844年手稿》初发表于MEGA/Ⅰ/3（1932年），此时苏联马克思学研究已进入低谷，因而《1844年手稿》的发表在苏联并没有引起重视，反倒是在西方世界产生重大反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洛姆都曾投入《1844年手稿》研究，如马尔库塞著有《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弗洛姆著有《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都是以人本主义来解读《1844年手稿》。美国马克思学家胡克甚至把《1844年手稿》的发表看作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但是，这种对《1844年手稿》所做的“六经注我”式的过度解读研究并不能持久，它终会让位于更严肃的学术研究。吕贝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世纪50年代末创制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并主编刊物《马克思学研究》（1959-1994年）。吕贝尔自称继承了格律恩贝尔格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传统，注重考据和思想研究相结合。实际上，马克思学概念的提出以及《马克思学研究》的出版确实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世界的马克思研究，吕贝尔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不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或是与之抗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为人所诟病，于是“回到马克思”就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趋势。历经时代风雨，马克思愈显其伟大思想家的本色，因此“马克思学”正如“康德学”那样，已成为国际学术研究中恒久的课题。目前中国的马克思研究也正经历着从宽泛的马克思研究到马克思学的转变。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是与李大钊的努力分不开的。1919年，李大钊不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还办了“马克思研究号”，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1919年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1920年，李大钊又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后，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渐成气候，如个《共产党宣言》完整的中文版本于1920年出版，1929年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出中文版，1926-1932年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传》出版（李季著《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三卷本，上海神州国光社）。新中国建立特别是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1956—1985年）陆续出版，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也逐步开展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毋庸讳言，由于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关系过于密切，中国的马克思研究无论在考据性研究或是在文本解读研究方面，都没有产生真正值得国人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自豪的成果，在这方面中国甚至落后于同为亚洲国家的邻国日本。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中国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色彩过浓而学术性不足有关。进入21世纪，“回到马克思”开始在中国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产生共鸣，其标志就是马克思文本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树发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 于2006年前后不约而同地提出建立中国科学的“马克思学”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激励下，2007年初，在黄楠森等众多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了18届，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而《国外马克思学译丛》 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 的出版，更是为促进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资料。为了促进中国马克思学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应该将“马克思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具体来说，可以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一二级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来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其中应特别加强马克思文献学、国外马克思学等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从而为中国未来马克思研究走向世界培养和储备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