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9021
人性·性格·道德
001-025
人生·幸福·痛苦
026-066
自己·他人
067-088
人的心理
089-108
爱情·婚姻
109-128
阅读·学习
129-150
科学·哲学
151-164
艺术·美学
165-178
宗教·信仰
179-195
其他
196-204
教育家叔本华（代序）
人类看上去就像是工厂的批量作品一样，无足轻重，不值得与之接触和交往。每个不屑于从属芸芸众生的人，都需要听从自己良心的呼喊：做回你自己吧！所有这一切，你现在所做的、所欲望的、所认为的——这些都不是你！
我们这奇妙的、恰恰就在现时此刻的存在，会强有力地鼓动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和法则而生活，因为我们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我们恰好就生活在今天，但却经过了无穷无尽的时间以后才得以诞生，我们也就只拥有这弹指一挥的今天，并且就要在这时间里说明，我们是什么原因和为了什么目的恰好在今天得以存在。
但我们如何重新找回自身呢？人如何才能认识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就我们的本质作证：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目光和我们的握手，我们所记得的和我们所忘掉的，我们的书籍和我们留下的笔迹。
年轻人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回望生活吧：你到现在为止真心爱过什么？是什么提升了你的灵魂？是什么征服了你的灵魂，而同时又让其感
001
受到了幸福？你就把这些你所敬重的东西一一排列在你的面前，那或许它们就会以其本质和次序，向你给出某一法则，某一有关你的真正自我的根本法则。把这些东西比较一番，你就会看出这些东西是如何互相补足、扩展、超越、美化，它们又是如何形成了一条阶梯——沿着这一阶梯，你就一直攀升到了现在的你。因为你的真正本质并不是隐藏在你的内在深处，而是高高在你之上，或者起码在你习惯认为的你之上。
你的真正的教育者和塑造者，会让你知晓你本性里面原初的和根本的素材构成——这些东西是根本无法教会也无法练成的，总是难以捉摸、受到束缚和扭曲。你的教育者，除了能够成为你的解放者以外，别无其他。这就是一切教育的秘密：教育并不就是要借给你一个蜡做的假鼻，或者某一义肢，或者一副提高视力的眼镜一类。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是貌似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就是解放，就是清理掉所有的杂草、垃圾，还有那些啃吃、伤害植物幼苗的蛇虫鼠蚁；教育，就是施予光线和温暖，就是夜雨的润物细无声，是模仿、敬畏和顺应大自然——在其充满母性和怜爱的时候；教育就是对大自然的补足，因为教育避免了大自然所给予的残忍和毫无怜悯之心的打击，从而把坏事变成好事。
当然，也有其他的途径找到自我，走出那人们游荡其中、犹如乌云般的浑浑噩噩，回到自我；但除了回想起自己的教育者和塑造者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途径。
我想或许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把我从这些时代的不足中提升起来，并教导我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生活中，都能做到简朴和诚实，亦即不与时同。
在这样的困顿和渴望的状态下，我知道了叔本华。
我属于叔本华的这样的读者：在读完他的页以后，就很清楚地知道将要阅读完他写过的每一页，将要倾听他说过的每一个字。我对他的信任是即时和马上的，并且现在也一如九年前的样子。我明白他，就像他是写给我看的一样——虽然这样说并不谦虚，也有点愚蠢。因此，我在他的著作中从来不曾见过哪怕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虽然这里或那里会偶有一小小的错处。这是因为似是而非的论断，难道不就是一些无法让人信服、无法让人放心的言论，因为写出这些似是而非言论的人，对这些言论他本人都没有信心？他们故作惊人之语，只是想要炫人眼目，想要诱骗和做样子而已。
叔本华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做样子，因为他是为自己而写，没有人会喜欢受欺骗，而一个把“不要欺骗任何人，更加不要欺骗你自己！” 作为自己的律令的哲学家，就更加不会这样做了。就算是那些听起来让人舒服的、几乎每次谈话都自然产生的、写作者们几乎是无意识模仿而来的欺骗，叔本华也是没有的；那些演讲台上的有意识的欺骗，还有玩弄修辞手段的就更不用说了。相反，叔本华是与自己说话；或者如果真要想象其听众的话，那我们就想象儿子在聆听他的父亲的教诲好了。
那是诚实、好意、心平气和说出的话，倾听者则满怀爱意。这样的写作者，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从他发话的那一刻起，说话者那强有力的良好感觉，就马上包围了我们，情形就犹如抵达了一处森林高地：我们深深地呼吸着，重又感觉到了活力。在此，我们感觉呼吸到某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空气；在此，有着某种无法模仿的不带成见和自然而然。
相比之下，其他的作者，当他们偶尔说出了一句半句妙语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通常都会吃惊；这些人的话语表达因此带有某种的不安和有违自然。叔本华说起话来，同样不会让我们想到那些学究——那些学究
天生就是四肢僵硬、欠缺灵活，胸部狭窄，走起来动作笨拙和夸张。相形之下，叔本华那粗犷和有点虎背熊腰般的灵魂，教会了我们与其说是惦念那些良好法语作家所特有的柔和、婉转和宫廷式的优雅文体，还不如说是不屑于和羞愧于这样的文体。在叔本华的文字里，也没有人能够发现那种德国作者所沉迷的、刻意模仿过来的、镶了银子般的伪法式文体。
这是因为叔本华懂得如何以朴素表达深刻，以不带花哨的语言传达震撼人心的东西，讲述严格科学的事情而不会学究气。叔本华又能从哪位德国作者学到这些？叔本华也没有莱辛的那些过分微妙、过分灵活和——允许我直说——很不德国式的文体。
要马上就叔本华的表达风格说出我能说出的赞语，那我就要引用他的一个句子：“一个哲学家不需借助诗情和漂亮言辞，那他肯定就是非常诚实的。”原来诚实还算是一些东西，甚至还是一种美德！因此，在我再说一遍“叔本华甚至作为作家也是诚实的”时候，我并不是赞扬叔本华，而只是描述了他的特性。诚实的作家是那样的少之又少，我们对所有那些写作的人，简直就是不信任。像叔本华这样的人写下了东西，那的确就给在这世上的生存增添了乐趣。自从认识了这一自由和有力的灵魂以后，我起码必须说出叔本华曾就普鲁塔克所说过的话：“我眼睛一投向他的书，我就长出了双腿或翅膀。”如果我可以做出安排，以在这地球上为家，那我会选择与他在一起。
叔本华与蒙田，除了诚实以外，还共有另一特点：一种真正让人喜悦的能力。“喜悦别人，智慧自己。”也就是说，喜悦有着相当不同的两种。真正的思想家永远给人以振奋和喜悦，不管他是严肃的还是幽默的，不管他是表达了他那人的洞见，还是神一样的宽容；真正的思想家不会做出阴郁易怒的表情，不会双手颤抖、眼睛潮湿模糊，而是自信和朴素，勇气和力量兼备，或许还有些骑士和严肃尖刻的气质，但却总是作为胜利者——而这正是从深处、内在能够振奋和喜悦我们的东西，亦即看着那终取得了胜利的神祇，旁边躺着的是他与之激战过的所有巨怪。相比之下，人们在那些平庸作家和思维局促的思想者那里有时候碰到的喜悦，却让我们这样的人在阅读这些的时候感觉痛苦。有着这样兴高采烈的同时代人，我们会的确感觉到羞耻，因为这些人会把这一时代以及这一时代我们的人，无所遁形地展览给后世。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根本看不到苦难和巨怪，但他们作为思想者却假装看到了它们，并已经战胜了它们。所以，这些人的兴高采烈让我们厌恶，因为这些人在欺骗我们，因为他们想引诱我们相信：他们经过激战以后，已经赢得了胜利。
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只有取得了胜利，才能带给人们喜悦，这无论是对于真正思想家的著作，还是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样的道理。就算作品的内容很可怕很严肃，就像存在问题一样，那也只有当那些半吊子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散发出能力欠缺的气味时，这些作品才会让读者感受到压抑和折磨。而对于人们，没有什么比接近那些胜利者更能体会到高兴、美好的心情；那些胜利者因为思考了深刻的东西，所以肯定是热爱那鲜活的东西，而作为智者，到后是与美殊途同归。这些人是在真正地说话，而不是结结巴巴、欲言又止，也不是拾人唾余；他们是真正地生活和活动，而不是像常人那样阴森可怕，戴着一副假面具似的，就像常人所热衷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些胜利者的周围，我们马上就像歌德那样喊出：“一个鲜活的生命，那是多么奇妙和珍贵的东西！与其处境多么的契合和协调，多么的真实，多么的有存在感！”
我描绘的，只是叔本华著作在我这儿产生的初始的、就好像是生理上的印象，那是在首次和至为轻微的接触以后，一个自然生物的内在力量魔幻般地涌流到另一自然生物的身上。经过事后对那初始的印象的分析，我发现这印象是由三种成分混合而成：叔本华的诚实、他的喜悦和振奋人心，还有就是他的坚韧不拔。叔本华是诚实的，因为他只是对自己和为自己而说话、而写；叔本华是喜悦的，因为他通过思想而征服了困难的事情；叔本华是坚韧不拔的，因为他必然就是这样的。他的力量就像在无风状态下的火焰：笔直向高向上，不受扰乱，没有晃动和不安。他每次都找对了自己的路子，而在此之前，我们甚至还不曾留意他是否曾经为此摸索过。叔本华更像是受着重力法则的牵引而前行，并因此是迈着那样坚定、敏捷和不可避免的步子。谁要是身处我们今天的带角薮羚羊一样的人群当中，一旦发现了某一完整的、协调的、以自己的翅膀滑翔和飞行、无所拘束、无所挂碍的自然生物并因此有所感觉，那他就会明白我在发现叔本华以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幸运和惊叹，因为我已料到：叔本华就是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教育家和哲学家。虽然叔本华只是在书本呈现，而这是一大欠缺。我也就更加努力通过他的书在脑海中重现和一睹这一充满活力的人。这人所留下的伟大遗言是我必须阅读的，他也允诺把遗产留给那些不只是成为他的读者，而且还要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学生的人。
我从一个哲学家那里所能获得的，视乎这一哲学家是否有能力给出一个榜样。一个哲学家通过以身作则能够引领举国民众，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印度的历史几乎就是印度哲学的历史——这就是证明。但做出这一榜样，必须是经由这一哲学家的可见生活，而不只是经由其著作。这也就是像希腊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更多的是经由脸部的表情、身体举止动作、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以及礼仪道德而做出榜样，不仅是通过言传，或甚至仅仅通过写作。哲学家的这种有勇气的可见生活，在德国是多么的缺乏！
叔本华对学者阶层并不客气，并与之划清界线，争取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左右——这就是叔本华所树立的榜样，是他提供的典范，亦即就从外在的开始做起。一个天才，应该不要害怕与现成的规范和秩序相抵触——如果他要把活在其心中的那更高一级的秩序和真理呈现出来的话。
叔本华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的榜样，却不啻是一个奇迹，因为他承受了内外夹击的种种巨大危险。面对这些巨大的危险和压迫，个性稍弱的人已经被压垮或者被粉碎了。
也只有像贝多芬、歌德、叔本华，还有就是瓦格纳那样的钢铁汉子，才可以硬撑着站着。但尽管如此，这些铁汉脸上的特征和皱纹里，仍然显示出那些累人的搏斗所留下的痕迹；他们喘着粗气，声音一下子就会变得高亢。
但可怜的叔本华却心怀内疚，因为他珍视自己的哲学更甚于自己的同时代人；此外，他是那样的不快乐，因为他通过歌德了解到：为了挽救其著作，不让其湮没，他必须不惜代价以抗拒他同时代人的无视。叔本华所面临的威胁和危险，亦即纯粹只是通过人们的无视，叔本华的伟大事业就可以被消解，让叔本华处于可怕和难以压制的焦灼不安中。
叔本华连一个稍微重要的追随者都没有。看到叔本华到处寻找自己的著作终于为人所知的蛛丝马迹，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凉；而他的著作在终于有人真正阅读的时候，叔本华所发出的高声、太过高声的欢呼里面，却有着某种苦痛、揪心的东西。叔本华所有的那些无法让人看到一个有尊严的哲学家的表现，恰恰就表现出了叔本华作为一个受苦的人的一面：他时时因担心失去自己那点小财富而备受折磨，因为他担心或许因此而无法保持对哲学那纯粹的和真正古典的态度；他对那完全信任和同情之人的寻求，经常是以失败告终，而他也就总是一而再地带着伤感的眼神回到自己忠实的爱犬身边。
叔本华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隐居者。他没有哪怕是一个真正同声同气的人给他以安慰——在一个人和无人之间，就好比在我与虚空之间一样，是绵绵的无限。凡是有过真正朋友的人，都不会知道那种真正的孤独到底是什么——哪怕整个世界自此以后都以他为敌。
这些孤独者和精神的自由人，不管身在何处，看上去就总是显得与他们自己所想的不一样。他们只愿意诚实、真实（真理），但围绕着他们的却是由误解编织而成的大网。他们的热切渴望也无法阻止自己的行为蒙上一团由别人的错误看法和理解、由似乎和大概、由别人的某种承认和出于容忍的沉默所组成的乌烟瘴气。在他们的额头上笼罩着忧郁的乌云，因为这些人对一定要做足表面功夫恨之入骨，更甚于死亡。由此而来的这种持续的怨愤，让他们变得咄咄逼人，就像火山一样不时爆发。他们不时地为自己那强制性的自我掩饰、为那迫不得已的克制和保留而寻求报复。他们从那洞穴里走出来的时候，脸上是一副吓人的表情，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是爆炸性的，他们也很有可能亲手让自己毁灭。叔本华就生活在这样的危险之中。
而对那些非同一般的人可怕的杀手锏，就是迫使这些人深藏于自身，以致他们重又从自身出来的时候，那每一次都是火山爆发。不过，仍然总有一些半神一样的人物，能够承受得住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并且是胜利地生存。如果想要听听这些人孤独的歌唱，那就听听贝多芬的音乐吧！
叔本华就是一位引领者：他引领我们走出那闷闷不乐的怀疑主义，走出批判性的死心断念，一路向上直达那悲剧中静观默想的高地：在我们的头顶，是那无限的星空；而叔本华本人，则是个走出了这一条路子。这就是叔本华的伟大之处，那就是：把生活的图卷整体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目的就是对这一整体的图卷予以说明、解释。
只有那些密切注视着生活和存在的普遍图画的人，才可以应用各个科学分支而无害，因为缺少了这样一幅协调、统一的整体图画的话，那各个科学分支就只能是一团乱麻——这些东西是不会终引致某一结果的，而只会把我们那本身就是迷宫一样的人生弄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在此，就像我已说过的，正是叔本华的伟大之处：他追随着那生活的总体图画，就像哈姆雷特紧随着那鬼魂一样，不会心有旁骛，就像那些学者们所做的那样；或者在经院哲学的牛角尖概念中打滚，就像那些疯狂的辩论术士那样。
叔本华哲学应该首先作这样的解读：作为个人，就从自身出发，唯独为了自己，目的就是要对自己的痛苦和欲求、对自身的局限性能够得到一个深切的洞察；目的就是要对症下药，以获得对此的安慰，那就是要牺牲那个“我”，臣服和服务于贵的目标，而首要的就是公正和慈悲。叔本华教导我们要分清何者真正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何者却只是表面上如此：不管怎么致富、获取荣誉和成为博学，也不会让人们摆脱那对其生存的无价值感及由此产生的深深的懊恼，而争取得到上述好处（财富、荣誉、知识），也只有通过更高的、具有神圣色彩的总目标，才会获得意义，亦即获得力量，通过此力量助身体进化一臂之力，尽量一点点地纠正其愚蠢和笨拙。首先虽然只是为了自己，但通过自己终却是为了人人。当然，这种争取会既深且真地引向死心断念、无欲无求。因为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普遍的群体，又能有哪些和何种程度的改良呢！
甚少思想家能够以叔本华那同样的程度，以他那无比的自信感受到自己身上涌动着的天才。叔本华的天才给了叔本华这样至高的许诺：叔本华的犁头在现代人的土地上挖掘以后，就再没有其他更深的犁沟了。叔本华以其伟大和尊严，胜利地完成其使命。
叔本华是如此硬朗地战胜了这些危险，保护了自己；从战场上下来的时候，叔本华仍然能够腰杆挺直、精神矍铄。虽然身上还有着不少疤痕和裂开的伤口，情绪也似乎显得过于苦涩，不时也太过好斗，但至为伟大的人，也无法达到自己所升起的理想。叔本华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尽管叔本华有着这样那样的疤痕和瑕疵。的确，我们可以说，叔本华身上的那些不够完美之处和太过人性的东西，把我们拉近到了他的周围，因为我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受苦的人，是我们的一个难友，而不只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天才。
叔本华从年轻时开始，就与他那虚假、虚荣、配不上他的“母亲”作斗争，亦即与他那个时代作斗争。他就类似于驱逐了这位“母亲”， 然后他就得以纯净和治愈自己的本质，重新处身于与他相适应的健康和纯粹。因此，叔本华的文字可被视为其时代的镜子。如果在这面镜子里，所有紧贴时代的东西，都显现为一丑陋的病态：瘦弱、苍白，眼眶深陷、空洞，面容疲倦，为人继子的那些可被认出的痛苦——这当然不是镜子的错。对更强本性的渴望，对更健康和更朴素人性的渴望，在他而言，就是对他自身的渴望；只要他战胜了他身上的那个时代，那他就必然以惊奇的眼睛看到了他身上的天才。
那哲学家又是怎样看我们这时代的文化呢？当哲学家想到生活中那普遍的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想到人们不再静观也不再朴素，他几乎看到了文化遭受灭绝和根除的症状。
我们是头顶冬天，住在高山之上，既危险又窘迫。每一个快乐都是短暂的，每一道阳光都是苍白的：它只是蹑手蹑脚地轻撒在白雪山上的我们。音乐声响了，一个老头摇起那手动风琴，跳舞者转了起来。目睹这一切的流浪者被触动了：举目尽是那样的荒凉，那样的封闭，那样的缺少色彩，那样的毫无希望，而现在在这里面竟响起了欢乐之声，那没有头脑的、喧闹刺耳的欢乐！但傍晚的雾色渐浓，那喧闹声音逐渐减弱了，流浪者的脚步嚓嚓作响，极目所见，除了大自然的荒凉和残酷面貌以外，别无其他。
叔本华式的人物就能够给予我们勇气。叔本华式的人物把保持诚实的痛苦，自愿地背负起来，而这些痛苦帮助他抑制自我的意欲，并为自己的脱胎换骨做准备——而生活的真正意义，正是要把我们引向这一方向。
对别人来说，叔本华的那种直言真实，看上去似乎是心肠歹毒所致，因为人们把遮掩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以及为其开脱的借口视为人性的责任；而破坏了其幼稚把戏的人，则肯定是恶毒之人。对于现代的那些弱视眼睛而言，任何的否定话语永远都会被视为恶毒的标志。
但有一种否定和破坏，其实正是强烈渴望神圣和解救的结果，而作为这方面的哲学导师，叔本华就出现在我们这亵渎神圣和真正世俗化的人群中。所有的存在，如果能够被否定的话，那也就值得被否定了。保持诚实，就是相信某种存在是无法被否定的，这存在本身是真实的，没有谎言的。所以，诚实的人感觉自己的活动，具有某一形而上的意义，那是要用某一别样的、更高一级的生命（生活）法则才可以解释的意义，在深的意义上是肯定性的——尽管他所做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完全就是破坏和打碎目前这一生活的法则。
虽然他的所作所为必然引致持续不断的痛苦，但是，他知道埃克特大师所知道的这一点：“能够快把你带至完美境界的坐骑，就是痛苦。”每个人，我认为，只要思想灵魂里有这样的生活方向，那他的心就必然扩大，就会产生出炽热的愿望，要成为这样叔本华式的人，亦即对于自身和自身的福祉，有着某种奇特的泰然自若；其认知，则是一团强烈的、吞噬的火焰，与那些所谓科学人的冰冷和可鄙的中性格格不入；那远远超越了只是怏怏不乐、阴郁发脾气的观察和思考；把自己永远作为份祭品献给所认识到的真理，并且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诚实所必然带来的痛苦。
确实，由于他的勇敢无畏，他葬送了他自己的尘世幸福；他必然地成为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敌人，成为了他所成长其中的机构、制度的对头；他不可以宽容和体谅人或事——尽管对其受伤，他也心怀恻隐；他将受到误解，并长期被视为他所憎恶的力量的同盟；他争取正义的所有努力，以常人认识的眼光来看，必然是有失公正的。但是，他应该以他的伟大老师叔本华说过的话，劝告和安慰自己：“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所能达到的，顶多就是英雄般的一生。”这样的一生也就属于这些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为了所有人的好处而与超强的困难搏斗；到后，是取得胜利了，但却只得到一点点甚至是完全没有得到回报。在这结局时刻，他就像戈齐剧中的王子：他已经石化了，但仍旧以高贵的姿势和神情站着。关于他的记忆会保留下来，人们会怀念他这个英雄；在其整个一生中他的意志（意欲）饱受挫折和屈辱，而终在涅槃中熄灭，因为他的不懈努力和勤勉，所换来的是甚微的成效和世人的毫不领情、毫无感恩。这样的英雄般的一生，连带其承受的屈辱，却与大众心目中可怜的想当然很不吻合——这些大众却对他的一生议论多，也举行庆典缅怀伟大的人物。
（节选自《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德］尼采著，韦启昌翻译）
一个人的自身比起这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所给予别人的表象都更能带给他幸福——这一点我们已经大致上认识到了。一个人本身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身所具备的东西才是关键的，因为一个人的自身个性永远伴随着他，他所体验的一切都沾上他的个性色彩。无论他经历何种事情，他首要感受到的是他自己。这一点适用于人们从物质事物中获取的乐趣，而享受精神上的乐趣则更是如此。因此，英语的短语to enjoy ones self（使自己享受）是一个相当生动的表述。例如，人们说:“He enjoys himself in Paris”（他在巴黎享受自己），而不是说“他享受巴黎”。如果一个人的自身个性相当低劣，那么所有的乐趣都会变味，就像把价值不菲的美酒倒进被胆汁弄得苦涩难受的嘴里一样。因此，除了严重灾祸以外，人们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其重要性远远不及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感受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对事情的感受能力的本质特性和强弱程度才更为重要。一个人的自身是什么，他的自身拥有到底为何，简而言之，他的个性及其价值才直接与他的幸福有关。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只是间接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因此是可以消除的。但个性发挥的作用却永远无法消除。因此，针对他人自身优点而产生的嫉妒是难消除的；所以这种嫉妒会被很小心、谨慎地掩藏起来。进一步而言，只有感觉意识的构成才是恒久保持的，人的个性每时每刻都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相比较而言，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永远只是暂时地、偶尔地产生作用，并且它们都受制于不断发生的各种变化。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是我们的本性，而不是金钱。”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咬紧牙关承受纯粹从外而至的灾祸，但由我们的自身所招致的不幸却更难忍受；因为运气会有变好的时候，但我们的自身构成却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对于人的幸福起着首要关键作用的，是属于人的主体的美好素质，这些包括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愉快的性情和健康良好的体魄——一句话，“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康的心灵”（尤维纳利斯语）。所以我们应该多加注意保持和改善这一类的好处，而不是一门心思只想着占有那些身外的财产、荣誉。
在上述这些主体的美好素质当中，直接带给我们幸福的莫过于轻松、愉快的感官。因为这一美好的素质所带来的好处是即时呈现的，一个愉快的人总有他高兴愉快的原因，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愉快的人。一个人的这种愉快气质能够取代一切别的内在素质，但任何其他好处都不可以替代它。一个人或许年轻、英俊、富有和备受人们的尊重，但如果要判断这个人是否幸福，那我们就必须问一问自己：这个人是否轻松愉快？如果他心情愉快，那么，他是年轻抑或年老，腰板挺直抑或腰弯背驼，家财万贯抑或一贫如洗——这些对他而言，都是无关重要的：反正他就是幸福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翻开了一本旧书，赫然入目的是这样一句话：“谁经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经常哭，谁就是痛苦不幸的。”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了，但我却一直无法把它忘记，因为这句话包含着朴素的真理，虽然这老生常谈说得夸张了点。因此，当愉快心情到来之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它的到来，因为它的到来永远不会不合时宜。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做：我们经常会犹豫不决地接受愉快的心情——我们想先弄清楚我们的高兴和满足是否确有根据。又或者，我们担心在严肃地盘算和认真地操劳之际，高兴的心情会打扰了我们。其实，这种做法是否真有好处仍是一个未知数。相比之下，高兴的心情直接就使我们获益。它才是幸福的现金，而其他别的都只是兑现幸福的支票。高兴的心情在人们感受高兴的此时此刻就直接给人以愉快。所以，对于我们的生存，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恩物，因为我们生存的真实性就体现在此时此刻——它无法割裂地连接无尽的过去和将来。由此可见，我们应把获得和促进愉快的心情放在各种追求的首位。确实，能够增进愉快心情的莫过于健康；但对于愉快心情贡献小的则是充裕盈余的金钱财富。那些低下的劳作阶层，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常常露出高兴和满足的表情，而富贵人家却通常感到烦恼。因此，我们应该着重获得和保持身体健康——愉快的心情就是从健康的身体里长出的花朵。众所周知，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无非就是避免一切纵欲放荡的行为、令人不快和剧烈的情绪动荡，以及长时间紧张的精神劳累；每天至少在户外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浴，饮食有节。如果一个人每天不进行一定的身体活动，那他就无法保持健康。一切生命活动程序如果要保持运作正常的话，那么，生命活动程序所在的整体也好，作为这一整体里面的一部分也好，都需要得到运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身体组织的内部在永不停歇地快速运动；心脏在复杂的双重收缩和舒张的过程中，强劲地、不知疲倦地跳动；心脏每跳动28次，就把身体的全部血液沿着身体的大、小血脉传送一遍，肺部一刻不停地抽气，就像一台蒸汽机；大肠则像虫子一样地蠕动不已；体腺始终在吸收和排泄；伴随着一次脉搏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大脑本身就完成了一次双重运动。这样，如果人不进行外在的运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都是静止缺少运动的——那他们身体外表的静止就会与内在进行着的运动形成惊人的、有害的不协调。身体内部不停的运动需要得到某种外在运动的配合与支持。上述身体内外之间的不协调就类似于：某种情绪使我们的内在沸腾激动起来，但却不得不竭力压制这种情绪从我们外表流露出来。甚至树木的生长茂盛也必须借助风的吹动。“每一运动的速度越快，那这一运动就越成其为运动”——这一句话以简洁的拉丁文表示，就是“Omnis motus guo celerior, eo magis motus”——这一规则可以适用在这里。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愉快情绪，而愉快情绪又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关于这点，只要互相对照一下我们在健康、强壮的日子里和当疾病降临、我们被弄得苦恼焦虑的时候，外在境况和事件所留给我们的不同的感觉印象，一切就都清楚了。使我们快乐或者忧伤的事物，不是那些客观、真实的事物，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爱比克泰德［1］所说的“扰乱人们的不是客观事情，而是人们对客观事情的见解”。我们的幸福十占其九依赖于我们的健康。只要我们保持健康，一切也就成了快乐的源泉；但缺少了健康，一切外在的好处——无论这些好处是什么——都不再具有意义，甚至那些属于人的主体的好处，诸如精神思想、情绪、气质方面的优点等，仍会由于疾病的缘故而大打折扣。由此看来，人们在彼此相见时首要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并祝愿对方身体健康的做法也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因为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的确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愚蠢也就是为了诸如金钱、晋职、学问、声名，甚至为了肉欲和其他片刻的欢娱而献出自己的健康。我们更应该把健康放在位。
虽然健康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愉快心情——这种愉快心情对于我们的幸福头等重要——但愉快的心情却不完全依赖于健康；因为即使是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生成忧郁的气质和沮丧的心情。在这里，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人原初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机体组织的构成；也就是说，大致上在于一个人的感觉能力与肌肉活动、兴奋能力及机体新陈代谢能力之间构成的正常程度不一的比例。超常的感觉能力会引致情绪失衡、周期性的超乎寻常的愉快或者挥之不去的忧郁。天才的条件就是具备超越常人的神经力量——亦即超常的感觉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相当正确地认为：所有杰出、优越的人都是忧郁的：“所有那些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诗歌或其他艺术方面表现出色的人，看上去都是忧郁的”。西塞罗在讲述下面这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时，他所指的肯定也是上述那段话：“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天才人物都是忧郁的。”我在这里对人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它因人而异——所作的考察，莎士比亚曾经异常优美地加以描述：
大自然造就了奇特的人，
一些人总是眯缝着眼睛，大声笑着，
就像看见苏格兰风笛手的鹦鹉；
也有一些人阴沉着面孔，笑不露齿，
虽然奈斯特发誓那笑话的确值得一笑。
——《威尼斯商人》
柏拉图用了“郁闷”和“愉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两种不同情绪，出现这些不同情绪是因为不同的人有着极为不同的感受愉快和不愉快印象的能力。因此，一件使一个人近乎绝望的事情，会让另一个人高兴发笑。一般而言，一个人接受愉快印象的能力越弱，那他接受不愉快印象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同一件事情有出现好或不好两种结果的可能。“郁闷”型的人会因为“不好”的结果而感到悲哀和烦躁，对好的结果也提不起高兴劲儿。“愉快”型的人却不会为不幸的结果悲哀和烦恼，但对事物的好结果却会深感高兴。对“郁闷”型的人来说，尽管他们实现了十个目标中的九个，他们仍然不会为已实现了的目标高兴，而仅仅因为一个目标的落空而烦恼、生气。愉快型的人则相反，他们会从成功实现了的目标那里取得安慰和愉快。不过，正如没有一丁点好处的十足坏事并不容易找到，同样，“郁闷”型的人，亦即阴沉和神经兮兮的人，虽然总的来说比无忧无虑、快乐的人承受更多只是想象出来的不幸和苦难，但却因此而遭遇更少真实的不幸和苦难，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看成漆黑一团，总是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并因此准备着防范措施。这样，与那些总是赋予事情以愉快色彩和大好前景的人相比，他们更少失算与栽跟斗。但如果一个天生具有不满、易怒心态的人，再加上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官疾病的折磨，情况终可以发展成由于持续的不幸而对生活感到厌烦，并由此萌生了自杀的倾向。由于这个原因，微不足道的不便和烦恼都会引致自杀的结果。的确，当情况变得糟糕的时候，甚至连这点不便和烦恼也不需要了，一个人会纯粹由于持续闷闷不乐的心情而决定自杀。这种人会以冷静的思考和铁定的决心实施自杀行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一个病人尽管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仍会随时留意着利用每个不被监视的机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和自然不过的解脱痛苦的手段——整个过程没有犹豫、退缩和内心斗争。关于自杀方面的详尽论述，可阅读埃斯基罗尔［2］的《精神疾病》一书。但除此之外，在某种情况下，就算是健康的和或许是愉快的人，也会想到过自杀。那就是当痛苦非常巨大，或者步步逼近的不幸实在不可避免，这一巨大的痛苦或不幸已经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之处只在于自杀所必需的诱因的大小，这一诱因和人的不满情绪成反比例。不满情绪越厉害，那自杀所需的诱因就越小，到后，诱因可以减至为零。相比之下，愉快情绪越强烈，维持这一情绪的健康状况越良好，自杀的诱因就必须越大。因此，导致自杀的原因大小不一，但构成两个的就是：与生俱来的忧郁不满的心理得到了病态的加剧；天性是健康、愉快的，只是客观的原因所致。
健康与美貌有着部分的关联，虽然美貌这一属于主体的好处并不会直接带给我们幸福——它只是间接通过留给别人印象的方式做到这点——但美貌仍然是至为重要的，甚至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良好的长相是一纸摊开的推荐书，它从一开始就为我们赢得了他人的心。因此，荷马这些诗句尤其适用于我在这里所说的话：
神祇的神圣馈赠不容遭到蔑视，
这些馈赠只能经由神祇的赐予。
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获取它们。
——《伊利亚特》
对生活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一个补充：每当我们感到快活，在我们远离上述的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接近了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所以说，我们的生活确实就是在这两者当中或强或弱地摇摆。这是因为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对立关系。一重是外在的，属于客体；另一重则是内在的，属于主体。外在的一重对立关系其实也就是生活的艰辛和匮乏产生出了痛苦，而丰裕和安定就产生无聊。因此，我们看见低下的劳动阶层与匮乏——亦即痛苦——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而有钱的上流社会却旷日持久地与无聊进行一场堪称绝望的搏斗。而内在的或者说属于主体的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对立关系则基于以下这一事实：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和对无聊的感受能力成反比，这是由一个人的精神能力的大小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精神的迟钝一般是与感觉的迟钝和缺乏兴奋密切相关的，因此原因，精神迟钝的人也就较少感受到各种强度不一的痛苦和要求。但是，精神迟钝的后果就是内在的空虚。这种空虚烙在了无数人的脸上。并且，人们对于外在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所表现出的一刻不停的、强烈的关注，也暴露出他们的这种内在空虚。人的内在空虚就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内心空虚之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外在刺激，试图借助某事某物使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活动起来。他们做出的选择真可谓饥不择食，要找到这方面的证明，只须看一看，这些人所沉迷的消遣是多么的贫乏和单调，还有同一样性质的社交谈话，以及许许多多靠门站着的和从窗口往外张望的人。正是由于内在的空虚，他们才追求五花八门的社交、娱乐和奢侈；而这些东西把许多人引入穷奢极欲，然后以痛苦告终。能够让我们免于这种痛苦的手段，莫过于拥有丰富的内在——即丰富的精神思想。因为人的精神思想财富越优越和显著，那么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这些人头脑里面的思想活泼，奔涌不息，不断更新；它们玩味和摸索着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多种现象；还有把这些思想进行各种组合的冲动和能力——所有这些，除了精神松弛下来的个别时候，都使卓越的头脑免受无聊的袭击。但是，突出的智力是以敏锐的感觉为直接前提，以强烈的意欲，亦即强烈的冲动和激情为根基。这些素质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情感的强烈程度，造成了对精神，甚至肉体痛苦的极度敏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情，甚至细微的骚扰，都会感觉极度不耐烦。所有这些素质大大加强了头脑里面事物的各种表象，包括拂逆人意的东西。这些表象由于头脑强有力的想象力的作用而变得生动活泼。我这里所说的比较适用于各种精神思想能力参差不一的人，从呆笨的头脑一直到伟大的思想天才。由此可知，无论从客体抑或从主体上说，如果一个人距离人生痛苦的其中一端越近，那他距离痛苦的另一端也就越远。据此，每个人的天性都会指导自己尽可能地调节客体以适应主体，因而更充足地做好准备以避免自己更加敏感的痛苦一端。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首先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追求宁静和闲暇，亦即争取过上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因此，一旦对所谓的人有所了解，他就会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如果他具备深邃、远大的思想，他甚至会选择独处。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所以，一个人具备了卓越的精神思想就会造成他不喜与人交往。的确，如果社会交往的数量能够代替质量，那么，就算生活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都是值得的。但遗憾的是，一百个傻瓜聚在一起，也仍然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的人。相比之下，处于痛苦的另一的人，一旦匮乏和需求对他的控制稍微放松，给他以喘息的机会，他就拼命寻找消遣和人群，轻易地将就一切麻烦。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逃避他自己。因为在独处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返求于自身，这个人的自身拥有就会暴露无遗。因此，一个愚人背负着自己可怜的自身——这一无法摆脱的负担——而叹息呻吟。而有着优越精神思想禀赋的人却以其思想使所处的死气沉沉的环境变得活泼和富有生气。因此，塞尼加［3］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愚蠢的人饱受无聊之苦”。同样，耶稣说：“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大致而言，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热衷程度，与他的智力的平庸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除此以外，再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
人的大脑意识是人的身体的寄生物，它寓寄在人的身体之中，而人们辛苦挣来的闲暇，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自由地享受意识和个性所带来的乐趣。所以，闲暇是人生的精华，除此之外，人的整个一生就只是辛苦和劳作而已。但闲暇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不是声色享受和胡闹，就是无聊和浑噩。人们消磨闲暇的方式就显示出闲暇对于他们是何等的没有价值。他们的闲暇也就是阿里奥斯托［4］所说的“一无所知者的无聊”。凡夫俗子只关心如何去打发时间，而略具才华的人却考虑如何利用时间。头脑思想狭隘的人容易受到无聊的侵袭，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智力纯粹服务于他们的意欲，是意欲的工具。如果诱发意欲的动因暂时没有出现，那么，意欲就休息了，智力也就放假了，因为这些人的智力和意欲差不多，都不会自动活动起来。这样，人身上的所有力量可怕地迂滞静止，这也就是无聊。为了应付无聊，人们就为意欲找出一些琐碎、微小、随意和暂时的动因，以图刺激意欲，并以此激活智力——因为智力的任务本来就是理解、把握动因。但这类动因较之于那些真正的、自然的动因，就犹如纸币比之于银元，因为前者的价值是带有随意性的；诸如游戏、玩纸牌等就属于前一类的动因。这些游戏的发明也就是为了上述目的。如果没有了这些游戏，缺乏思想的人就会敲击随便一件手头上的物品来帮助自己打发时间。对这种人而言，雪茄同样是一件受欢迎的代替思考的物品。因此，在各国，打牌成了社交、聚会的主要娱乐。它反映了这种社交聚会的价值，也宣告了思想的破产。因为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可以交换的思想，所以，他们就交换纸牌，并试图赢取对方的金钱。可怜的人啊！但我不想有欠公正地压制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可以为玩纸牌游戏作这样的辩护：玩纸牌不失为一种应付以后的世俗生活的演习——只要我们通过玩牌能学习到如何巧妙地运用那听任偶然的、不可更改的既定形势（牌局），使我们尽量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东西；为此目的，人们必须养成习惯保持沉着，即使牌势恶劣的时候，仍能装出一副高兴的外表。不过，正因为这样，玩牌也就会伤风败俗。这种游戏的特质就在于人们动用一切诡计和技巧，不择手段地去赢取他人的财物。这种在游戏里面体验和获得的习惯，会在人的实际生活里生根、蔓延。这样，人们逐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务中，也同样依照这种习惯行事，认为只要法律允许，就可以利用掌握在手的每一个优势。这方面的例证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闲暇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是果实。也只有闲暇使人得以把握、支配自身，而那些自身具备某些价值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闲暇只会造就一个无用的家伙，无所事事，无聊烦闷，他的自身变成了他的包袱。因此，我们应该庆幸：“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干粗活女工的孩子，我们是自由的人。”［5］
进一步而言，正如一个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进口物品的国家才是幸运的国家。同样，如果一个人内在充足、丰富，不需要从自身之外寻求娱乐，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进口物品使国家花费不菲，仰仗他人，同时又带来危险、制造麻烦。到头来，这些物品只能是我们本土产品的糟糕的代替品，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从他人那里，或者从自身之外期望太多。他人对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极为有限。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孑然独立，关键的就是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歌德的评论（《诗与真》）适用于这里：无论经历任何事情，每个人终都得返求于己。或者，就像奥立弗·高尔斯密［6］的诗句说的：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只能在我们自身寻找或者获得幸福。
——《旅行者》
因此，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所能，努力做到好。一个人越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在自己的身上就越能够找到乐趣的源泉，那他也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无比正确地说过：幸福属于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这是因为幸福和快乐的外在源泉，就其本质而言，都极其不确定，并且为时短暂和受制于偶然。因此，甚至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这些外在源泉，仍然会轻易终结。的确，只要这些外在源泉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那这种情形就是不可避免的。人到老年，几乎所有这些外在源泉都必然地干枯了，因为谈情说爱、戏谑玩笑、对旅行的兴趣、对马匹的喜好，以及应付社交的精力都舍我们而去了；甚至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也被死亡从我们的身边一一带走。此时此刻，一个人的自身拥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自身拥有能够保持得至为长久。不过，无论在任何年龄阶段，一个人的自身拥有都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幸福源泉。我们这个世界乏善可陈，到处充斥着匮乏和痛苦，对于那些侥幸逃过匮乏和痛苦的人们来说，无聊却正在每个角落等待着他们。此外，在这个世界上，卑劣和恶毒普遍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愚蠢的嗓门叫喊得至为响亮，他们的话语也更有分量。命运是残酷的，人类又是可怜可叹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个拥有丰富内在的人，就像在冬月的晚上，在漫天冰雪当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愉快的圣诞小屋。因此，能够拥有了优越、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深邃的精神思想，无疑就是在这地球上得到的幸运，尽管命运的发展结果不一定至为辉煌灿烂。因此，年仅19岁的瑞典克里斯汀女王在评论笛卡儿［7］时——她只是通过笛卡儿的一篇论文以及一些口头资料了解到这位已经在荷兰孤独生活了20年的人——说了一句充满睿智的话：笛卡儿先生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幸福的一个；在我看来，他的生活令人羡慕（《笛卡儿的一生》，巴叶著）。当然，就像笛卡儿的情形那样，外部环境必须允许我们支配自身，并从中汲取快乐。所以圣经《传道书》已经说过：“智慧再加上一笔遗产就美好了，智慧帮助一个人享受阳光。”谁要是通过大自然和命运的恩赐，交上好运得到内在的财富，那他就要小心谨慎地确保自己幸福的内在源泉畅通无阻。但要达到这一目的，条件就是拥有独立和闲暇。因此，这种人会乐意以俭朴和节制换取上述二者。如果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必须依赖快乐的外在源泉，他们就更应该这样做。因此，对职位、金钱、世人的赞许和垂青等诸如此类的指望终究不会把这种人诱入歧途，牺牲自己以迎合人们卑微的目的或者低下的趣味。有机会的话，他就会像贺拉斯在写给默斯那斯的信中所建议的那样做。为了外在的荣耀、地位、头衔和名声而部分或全部地奉献出自己的内在安宁、闲暇和独立——这是极度的愚蠢行为。歌德就是这样做了。但我的守护神却明确地指引我走向与此相反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真理，即幸福源自人的内在，为亚里士多德的真知灼见所引证（《伦理学》）。他说：每一快乐都是以人从事某种活动，或者以应用人的某种能力为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快乐也就无从谈起，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即人的幸福全在于无拘束地施展人的突出才能——与斯托拜阿斯对逍遥派伦理学的描述如出一辙。斯托拜阿斯说：“幸福就是发挥、应用我们的技巧，并取得期待的结果。”他特别说明，他所用的古希腊字词指的是每一种需要运用技巧和造诣的活动。大自然赋予人们以力量和能力，其原始目的就是使人能够与包围着人们的匮乏作斗争。一旦这场斗争停止了，那再也派不上用场的力量就会成为人的负担。因此，人们必须消遣这些力量和能力，亦即不带任何目的地运用这些力量和能力。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人就会马上陷入人生的另一个痛苦——无聊——之中。因此，王公、巨富尤其受到无聊的折磨。关于他们的痛苦，卢克莱修［8］留给我们这样一段描写。当今我们在每个大城市，每天都有机会见到类似的例子：
他经常离开偌大的宫殿，匆匆走向室外露天——因为在屋子里他感到厌烦——直到他突然返回为止，因为他感觉出门并没有好得了多少。又或者，他策马驰往乡村庄园，就好像他的庄园失火，他必须匆忙赶去扑救一样。但刚跨进乡村庄园的门槛，他就无聊地呵欠连连，或者干脆倒头大睡。他要尽力去忘记自己，直到他想返回城市为止。
这些先生们在年轻的时候，肌肉力量和生殖能力都旺盛十足。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只有思想能力才可以继续保持。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力本身就有所欠缺，或者，我们的思想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又或者，我们欠缺能让思想能力有所发挥的机会，那我们将遭遇到的悲惨情形就着实令人同情。意欲是无法枯竭的力量，它受到激情的刺激就会抬头。例如，意欲可以通过一掷千金的豪赌——这一真正低级趣味的罪恶——而被鼓动起来。一般来说，每个无事可做的人都会挑选一种能够运用自己的特长的消遣，比如下棋、玩牌、狩猎、绘画、赛马、玩九柱戏；或者研究文章、音乐、诗歌、哲学。我们可以探索人的能力的所有外在表现的根源，亦即深入到人的三种生理基本能力，从而对这个课题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我们也就需要考察这三种能力那些不带目的的发挥和活动——它们的发挥和活动构成了人的三类快乐的源泉。每个人都会有适合自己的一类快乐，这由他身上所突出具备的是哪一种能力而定。类是为机体新陈代谢能力所带来的乐趣：这包括吃喝、消化、休息和睡觉。在一些国家，这类快乐获得首肯，这类活动甚至成为全民性的娱乐。第二类是发挥肌肉力量所带来的乐趣：这些包括步行、跳跃、击剑、骑马、舞蹈、狩猎和各种各样的体育游戏；甚至打斗和战争也包括在内。第三类为施展感觉能力方面的乐趣：这些包括观察、思考、感觉、阅读、默想、写作、学习、发明、演奏音乐和思考哲学等。关于这各种各样的乐趣的等级、价值，以及维持的时间，会有诸多说法，读者们也尽可以作出补充。但我们应该清楚：我们感受的乐趣（这以运用、发挥我们的能力为前提）和幸福（这由乐趣的不断重复所构成）越大，那作为前提的能力和力量也就越高级。并且，没有人会否认，在这一方面，感觉能力比人的另外两种基本生理力量更为优越——人较之于动物在感觉方面的明显优势就是人优胜于动物之处，而人的另外两种基本生理能力在动物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远胜于人类。感觉能力隶属于人的认知能力；因此，卓越的感觉力使我们有能力享受到属于认知的，亦即所谓精神思想上的乐趣。感觉能力越卓越和明显，那么，我们所享受到这方面的乐趣就越大。［9］要使一个凡夫俗子对某事物产生热切的关注，的办法就是刺激他的意欲，并以此提起他对这事物的切身兴趣。但是意欲持久的兴奋，却不是单一纯净、不含杂质的，而是与痛苦紧密相联。在上流社会流行的纸牌游戏就是这样一种旨在刺激意欲的手段。的确，它能激发起人们肤浅的兴趣，但它带给人们的也只是暂时的、轻微的、而不是永久和严重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把纸牌游戏视为对意欲的搔痒式的挑逗。［10］相比之下，具有优越精神能力的人却能够热切地全情投入到认知活动中去，这里面不夹杂任何意欲的成分。事实上，他们这样热切投入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在他们全情投入其中的领域里，痛苦是陌生的。我们可以说，他们置身于神灵轻松自在地生活的地方。所以，大众的生活把大众引向浑噩、呆滞，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欲望全都是指向维护他们的个人安逸的那些渺小事务，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生活也就迈向了形形色色的苦难。所以，一旦他们停止为这些目标操劳，并且不得不返回依赖他们的自身内在时，无法忍受的无聊就向他们袭来。这时候，只有情欲的疯狂火焰，才可以活动一下那呆滞和死气沉沉的众生生活。但精神禀赋卓越的人却过着思想丰富、生气勃勃和意味深长的生活；有价值和有兴趣的事物吸引着他们的兴趣，并占据着他们的头脑。这样，贵的快乐的源泉就存在于他们的自身。能够刺激他们的外在事物是大自然的杰作和他们所观察的人类事务，还有那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天才人物所创造的为数众多、千姿百态的杰作。只有这种人才可以真正完全地享受到这些杰作，因为只有他们才充分理解和感受到它们。因此，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才算是真正为他们活着，前者其实在向这些人求助了。而其他的人则只是偶然的看客，他们只是部分地明白个中的东鳞西爪。当然，具有天赋的人比常人多一样的需求，那就是学习、观察、研究、默想和实践的需求。因此，这也就是对闲暇的需求。但是，正如伏尔泰所正确无误地说过的：“只要有真正的需求，才会有真正的快乐。”所以，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这些人能够得到别人所没有的快乐的条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尽管他们的周围存在各种各样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以及思想方面的杰作，但是这些东西从根本上对于他们就像艳妓之于年老体衰的人。因此，一个具有思想天赋的人在过着个人生活之外，还过着另一种思想上的生活，后者逐渐成为了他的目标，而前者只是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只有浅薄、空虚和充满烦恼的生存才会被视为生活的目标。精神卓越的人首要关注的是精神上的生活。随着他们对事物的洞察和认识持续地加深和增长，他们的生活获得了一种整体的统一；精神生活的境界稳步提升而变得完整、美满，就像一件逐步变得完美的艺术品。与这种精神生活相比，那种纯粹以追求个人自身安逸为目标的实际生活则显得可悲——这种生活增加的只是长度而不是深度。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现实生活对于大众就是目的，但对于精神卓越者而言，那只是手段而已。
我们的现实生活在没有受到情欲的驱动时会变得无聊和乏味；一旦受到情欲的驱动，很快就会变得痛苦不堪。因此，只有那些思想禀赋超常的人才是幸运的，他们的智力超出了意欲所需要的程度。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在过着实际生活的同时，还享有一种不带痛苦的精神生活。他们全副身心地沉浸在这种精神生活当中，乐此不疲。仅仅拥有闲暇，即智力不需要为意欲服务，并不足以使人们享有精神生活。为能享有精神生活，人们必须具备某种真正充裕有余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充裕有余的能力，才能有资格从事并不服务于意欲的纯粹精神上的活动。相比之下，“没有精神思想消遣的闲暇就是死亡，它就像要把人活生生地埋葬”（塞尼加语）。根据各人不同程度的精神思想能力，而相应在现实生活的同时，有着无数等级的思想生活：从仅仅只是收集和描绘昆虫、鸟类、矿物、钱币之类，一直到创作出杰出的文学和哲学作品。类似的精神生活使我们得以避免低劣的社交，以及许许多多的危险、不幸、损失和纵欲——如果人们完全是在现实生活里追求幸福，这些就是很难避免的。所以，例如，虽然我的哲学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惠，但它却使我避免了许多的损失。
但是，常人却寄希望于身外之物，寄望于从财产、地位、妻子、儿女、朋友、社会人群那里获取生活快乐；他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在这些上面。因此，一旦他失去了这些东西，或者对这些东西的幻想破灭，那他的幸福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为把这种情形表达清楚，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人的重心在他的自身之外。正因为这样，常人的愿望和念头总是不停地转换。如果能力允许他这样做，他就会变换着花样，购买乡村别墅或者良种马匹；一会儿举行晚会，一会儿又出外旅游。总之，他要极尽奢华的享受，这是因为他只能从外在出发寻找得到满足，这就像重病人一样，冀望通过汤水和药物重获身体的健康和力量。其实，一个人自身的生命力才是身体力量和健康的源泉。我们并不马上讨论处于对应的另一的人，我们首先看看那些精神思想力量并不那么显著突出、却又超越了泛泛之辈的人吧。我们可以看到：当缺少外在的快乐源泉，又或者，当那些外在的快乐渠道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时候，这一类人就会学习和练*一门优美的艺术，或者进行其他的自然科学的学习。例如，研究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等等，并从中得到消遣和乐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才可以说，他们的重心是部分地存在于自身。但是，这些人对艺术的业余爱好，与那种自发的艺术创造力之间，仍然存在一段相当的距离；又因为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只停留在事物表面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这些人无法全副身心投入其中，被它们所完全占据，并因此整个的生命存在与这些东西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对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只有那些具有等的精神禀赋、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一类人才会进入这样的状态，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会把存在和事物的本质，完全而又地纳入他们的课题。在这以后，他们就尽力把自己的深刻见解，以适合自己个性的方式，或通过艺术，或通过哲学表达出来。因此，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不受外界的打扰，以便忙于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实在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孤身独处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闲暇则是至高无上的赐予。其他别的一切好处都是多余的——如果真有其他别的好处的话，那通常只会变成某种负担。只有这种人我们才可以说：他们的重心就在他们的自身当中。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清楚为何这类极其稀罕的人物，就算他们有着良好的性格脾性，也不会对朋友、家庭和集体表现出其他人都会有的那种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兴趣。他们拥有自身内在，那么，尽管失去了其他的一切也能得到安慰。因此，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孤独的特质；尤其在别人从来没有真正完全地满足过他们的时候，这种特质就更加明显。他们因而无法视别人为自己的同类。的确，当彼此的差异无处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就慢慢地习惯了作为另类的人生活在人群当中。在称呼人群时，他们脑子里想到的是第三人称的“他们”，而不是人称的“我们”。
由此看来，那些在精神思想方面得到大自然异常慷慨馈赠的人，也就是幸运的人了。确实，属于主体的东西比起属于客体的东西距离我们更近；如果客观事物真要发挥出什么作用的话，无论其作用为何，那永远都是首先通过主体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客观事物只是第二性的。以下这些优美的诗句可以作证：
真正的财富只能是灵魂的内在财富；
其他别的东西带来烦恼多于好处。
——卢奇安［11］语
一个内在丰富的人对于外在世界确实别无他求，除了这一否定特性的礼物——闲暇。他需要闲暇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的内在财富。他的要求只是在自己的一生中，每天每时都可以成为自己。当一个人注定要把自己的精神印记留给整个人类，那么，对这个人就只有一种幸福或者一种不幸可言——那就是，能够完美发掘、修养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得以完成自己的杰作。否则，如果受到阻挠而不能这样做，那就是他的不幸了。除此之外的其他别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都是无关重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人物都把闲暇视为可宝贵的东西；因为闲暇之于每个人的价值是和这个人自身的价值对等的。“幸福好像就等同于闲暇”，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狄奥根尼斯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珍视闲暇甚于一切”。与这些说法不谋而合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探究哲学的生活称为幸福的生活。他在《政治学》里所说的话也与我们的讨论相关；他说：“能够不受阻碍地培养、发挥一个人的突出才能，不管这种才能是什么，是为真正的幸福。”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的说法也与此相同：“谁要是生来就具备、生来就注定要发挥某种才能，那他就会在发挥这种才能中找到美好的人生。”但拥有闲暇不仅对于人们的惯常命运是陌生的、稀有的，对于人们的惯常天性而言也是如此，因为人的天然命运就是他必须花费时间去获得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人是匮乏的儿子，他并不是可以自由发挥智力的人。因此，闲暇很快就成了普通大众的包袱。的确，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各种幻想的、虚假的目标，以各式游戏消遣和爱好来填塞时间，到后，闲暇就会变成了痛苦。基于同样的原因，闲暇还会给人们带来危险，因为“当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时候难以保持安静”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拥有超出常规配备的智力却也是反常的，亦即违反自然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禀赋超常的人，那么，闲暇对于这一个人的幸福就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闲暇对于他人来说只是一种负担和麻烦。因为缺少了闲暇，这种人就犹如被套上木轭子的柏加索斯［12］那样闷闷不乐。但如果上述的两种特殊反常的情形碰巧结合在一起——拥有闲暇属于外在的特殊情形，而具有超常禀赋则是内在的反常情形——那就是一个人的一大幸运。因为这样的话，那个得天独厚的人现在就可以过上一种更加高级的生活，也就是说，这样的生活免除了人生两个对立的痛苦根源：匮乏和无聊。换句话说，他再不用为生存而忧心忡忡地奔忙，也不会无力忍受闲暇（闲暇也就是自由的生存）。人生这两种痛苦，匮乏和无聊，也只有通过其彼此抵消和中和，才使常人得以逃脱它们的困扰。
虽然如此，我们却要考虑到：一个具有优异禀赋的人由于头脑超常的神经活动，对形形色色的痛苦的感受力被大大加强了。另外，他那激烈的气质——这是他拥有这些禀赋的前提条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事物和形象的更加鲜明、完整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使被刺激起来的情绪更加强烈。一般而言，这些感觉情绪总是给这种人带来痛苦多于愉快。后一点就是巨大的精神思想禀赋使拥有这些禀赋的人疏远了他人及其追求。因为自身的拥有越丰富，他在别人身上所能发现得到的就越少。大众引以为乐的、花样繁多的事情，在他眼里既乏味又浅薄。那无处不在的事物均衡互补法则或许在这里也发挥着作用。确实，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并且似乎不无道理的说法就是：头脑至为狭窄、局促的人根本上就是幸福的，虽然并没有人会羡慕他们的这一好运。我不想让读者先入为主，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是索福克勒斯［13］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就表达过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见：
头脑聪明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是主要的。
又要过轻松愉快的生活莫过于头脑简单。
在圣经《旧约》里，贤哲们的说法同样令人莫衷一是：
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
越有智慧，就越烦恼。
在这里，我得提及这样的一类人：他们由于仅仅具备了那常规的、有限的智力配给，所以，他们并没有精神思想上的要求，他们也就是德语里的Philister——“菲利斯特人”。这名称源自德国的大学生词汇。后来，这一名称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虽然它和原来的意思依然相似；“菲利斯特人”指的是和“缪斯的孩子”恰恰相反的意思，那就是“被文艺女神抛弃的人”。确实，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我应该把菲利斯特人的定义确定为所有那些总是严肃古板地关注着那并非现实之现实的人。不过，这样一个超验的定义却跟大众的视角不相吻合——而我在这本书里所采用的就是大众的视角——所以，这样的定义或者不会被每一个读者所透彻理解。相比之下，这名称的个定义更加容易解释清楚，它也详细表现了菲利斯特人的特质及其根源。因此，菲利斯特人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根据我提及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就可以推断：首先，在他们的自身方面，菲利斯特人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乐趣。他的存在并没有受到任何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探索这一强烈欲望的驱动，也没有要享受真正的美的热切愿望——美的享受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密切相关。但如果时尚或者权威把这一类快乐强加给他们，那他们就会像应付强制性苦役般地尽快把它们打发了事。对这种人来说，真正的快乐只能是感官上的快乐。牡蛎和香槟就是他们生存的境界。他们生活的目的也就是为自己获得所有能为他们带来身体上安逸和舒适的东西。如果这些事情把他们忙得晕头转向，那他们就的确快乐了！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好东西大量提供给他们，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聊之中，而为了对抗无聊，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舞会、社交、看戏、玩牌、赌博、饮酒、旅行、马匹、女人，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赶走无聊，因为缺少了精神的需求，精神的快乐也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菲利斯特人都有一个奇异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副呆滞、干巴巴的类似于动物的一本正经和严肃表情。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们愉快、激动，能提起他们的兴趣。感官的乐趣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由同样的菲利斯特人所组成的社交聚会，很快就变得乏味无聊，纸牌游戏到后也变得令人厌倦。不管怎样，这种人终还剩下虚荣心。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享受虚荣心所带给他们的乐趣，那就是：他们尽力在财富或者社会地位，或者权力和影响力方面胜人一筹，并藉此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崇。又或者，他们至少可以追随那些拥有上述本事的人，以沐浴在这些人身上折射出来的余辉之中。从我们提到的这些菲利斯特人的本质，可以引出第二点：对于他人，由于菲利斯特人没有精神上的需求，而只有身体上的需要，所以，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会寻求那些能够满足自己身体上的需要，而不是精神上的需求的人。因此，在他们对别人的诸多要求当中，不重要的就是别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头脑思想。当他看见别人具有突出的头脑思想时，那反而只会引起菲利斯特人的反感，甚至憎恨。因为他们有着一股可憎的自卑感，以及呆笨的、不为人知的嫉妒心——他们小心翼翼地试图把它们掩饰起来，甚至对自己也是这样。但这样一来，这种嫉妒有时候就会变成某种私下里的苦涩和愤怒。因此，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要对卓越的精神思想给予恰如其分的尊崇和敬意；他们一心一意地把尊崇和敬意留给拥有地位、财富、权力、影响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眼中才是真正优越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出风头也就成了他们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这一事实：他们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
菲利斯特人的巨大痛苦就在于任何理念性的东西都无法带给他们愉快。他们为了逃避无聊，不断需要现实性的事物。但由于现实性的东西很快就会被穷尽，一旦这样，它们就不但不再提供快乐，反而会使人厌烦；并且，这些东西还会带来各种祸殃。相比较而言，理念性的东西却是不可穷尽的；它们本身既无邪也无害。
在关于何种个人素质、禀赋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所有这些讨论中，我关注的主要是人的体质和智力上的素质，至于人的道德素质以何种方式直接地给人以幸福——这问题我在我的关于道德的基础的获奖论文［14］里面已经谈论过了。因此，我推荐读者阅读那篇论文。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