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126489
本书通过对20世纪前半世纪在北*交民巷使馆区居住和工作过的外国人的描述，从一个特殊人群的视角记录下中国近现代史波澜壮阔的一角。为重现历史原貌，作者引用了包括文件、书信、著作与私人日记在内的大量一手资料。这些鲜活的富于个人色彩的记录，给希望了解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故事细节。
这是片方圆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区域，离紫禁城不远，紧挨着北京内城的东南角。从1900年一直到1949年，它曾是外墙高筑、戒备森严的外交飞地，坐落着使馆、兵营、教堂、银行、邮局、医院，居住着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国人。
在这些外国人中，大部分是外交人员，也有传教士、记者、医生、教师、艺术家和流亡者。他们延续着自己一贯的生活方式，自视高人一等，经常对墙外的中国评头论足。而在北京不断上演的近现代史大戏中，他们也成为亲历者与观察者。
为了回溯20世纪前50年的时光，本书作者在讲述故事时引用了大量资料，包括文件、书信、著作与私人日记。记录者中不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外交家蓝浦生、法国作家圣琼·佩斯、美国将军史迪威这样的名人。
本书为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以及中国本身绘制了一幅幅令人炫目的肖像画，宛如从来无人讲述过的一个情感交织又扑朔迷离的故事。
东交民巷历史简介：
今日东交民巷昔日称江米巷，*早是位于元大都南城外的一条东西向街巷，明代被圈入城内。明代在中轴线上建有棋盘街(位于正阳门内)，江米巷被截为东、西两段。东段称东江米巷，西段称西江米巷。东江米巷因位于皇城东南，临近明、清两代六部衙署，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礼部” 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节进京朝见皇帝的“会同馆”在这条街西边，因此，在这条街上经常可以见到外国使节。因“江米” 与“交民” 谐音，“交民” 更
突出了这条街的特色，“东江米巷”名称逐渐被“东交民巷”名称所代替。
1860年英法联军侵犯北京，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依照“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条款，英国率先在东交民巷梁公府基址上建立了*个公使馆。然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也先后建立了使馆。
1900年发生庚子事变，后依照《辛丑条约》的规定，使馆区内禁止中国人居住，而由各国自行管理并防守。东交民巷终于变成了“国中之国”。
经历过“一战”的胜利、民国的建立、民国迁都南京和日本的占领，直至新中国成立，政府才*终收回了整个东交民巷的管理权。
东交民巷历史文化保护区经规划复建后，目前已成为北京市*的一片近代历史文化保护区。
目录
章 拳民与“蛮夷”
第二章 拨云见日
第三章 回首往昔
第四章 紫禁城的落日
第五章 改变中国
第六章 共和之梦
第七章 “一战”
第八章 中国参战
第九章 教授和预言家
第十章 野餐和赛马
第十一章 红白苏俄
第十二章 南京插曲
第十三章 龙骨搜寻者
第十四章 乌云压城
第十五章 天堂中后的日子
第十六章 曲终人散
游戏结束
片段一：（张勋复辟）
1917年7月1日是个星期天，中国宣布参加一战的6个星期以前，北京发生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大事。英国代办艾斯敦立刻向伦敦拍电：“今天凌晨2点，张勋把年幼的满清皇帝重新扶上了皇位。”几个小时后，传教士医生玛格丽特·菲利普斯在去往教堂的路上，非常惊讶地发现所有店铺前都招展着皇旗（黄底黑龙）。美国公使那天起晚了，被他贴身仆人兴奋的大喊大叫吵醒：“皇上回来了。”被搞得措手不及的外交官并不止芮恩施和艾斯敦两个。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流产后，北京城里鲜有人料到还有谁会去扶正那个旧皇帝。
这次突然袭击背后的策划人是张勋，一个效忠满清的文盲军阀。为了向皇上表明心迹，他和他的五千名士兵（驻扎在天坛）依然留着辫子，所以得了个“辫子军”的绰号。根据海关秘书长包罗的描述，他们随身带着扇子和雨伞，外套上绘着老虎，一脸凶相地朝敌人发出恐吓的吼声。7月1日早晨，张勋认为重请11岁皇帝溥仪即位的时辰已到。将军和他的手下们在驾着汽车前往紫禁城之前换上了朝服，但到了紫禁城，他们的出现令太监们大为恐慌。张好不容易说服同样给吓得不轻的瑾妃和御林军把皇帝给带来了，然后立即把那个男孩摁上了宝座。
只听扑通一声，张勋跪倒在地叩头，后面的随从也纷纷学样，只不过有些人显得疏于练习。随后是全体山呼“吾皇万岁！”但小皇帝回以沉默。接着，张勋向御前呈上了复辟王朝的批诏书。
但事实上，溥仪的统治没能持续一万年，总共也就十天多一点点。莫理循在复辟后给自己年轻的妻子写信时，保持了一贯的乐天态度：“这里眼下静悄悄的……我觉得这个王朝战战兢兢，一个礼拜内大概就要摇摇欲坠，两个星期内就该玩完了。”他的看法完全正确。7月12日，这场复辟就收场了，不过在此之前，辫子军和北洋政府军队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因为使馆区恰好在他们的交火线上，艾斯敦后来向伦敦报告，子弹和弹壳都飞进了使馆的围墙，但万幸馆内无人员伤亡。后来一架飞机把三颗炸弹丢进了紫禁城——这是在中国发生的起空袭——这才分出了胜负。虽然只有一枚炸弹爆炸，造成的损失也很小，但在亨利·麦克利维的《鞑靼之梦》一书中，“瑾妃和她的仆从们简直给吓昏了，她们钻到了桌子底下，一边大嚷着快把窗口的竹帘子放下。”
要记述整个时间的滑稽场面，没有人比得上年轻的法国外交官雷希爱，也就是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圣琼•佩斯。当时他奉命护送黎元洪总统的家眷到比较安全的使馆区（总统自己已经逃进日本领事馆了），在大厅等待时，看见屋子里挂了一张比真人还要大的总统画像。忽然，画像一转，露出后面一个庭院，总统全家已经在那里集合完毕：黎夫人、几位千金小姐、穿着紫色绸衫的姬妾们、车夫、老妈子、丫鬟、管家、厨子、点心师傅、郎中、护院和杂役们。醒目的是一个戴着米色圆顶礼帽的大个子，怀抱总统的幺儿——那小娃娃光着屁股，戴着银项圈银镯子。雷希爱说那个混乱的场面真像“蟋蟀、寒鸦、珍珠鸡和喜鹊的大合唱，再加上乌鸦的呱呱声，纯种狗的汪汪声，邻居们爬在树上偷看时的窃窃私语声,以及好多人的啜泣声……” “一窝子的人”扒在为黎夫人和孩子们准备的汽车上，他好不容易把这些人给轰走了，不知又从哪儿冒出来两辆紫色的汽车，莺莺燕燕们一拥而上，一溜烟地朝英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逃去。
片段二：（挖掘“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前奏）
1927年4月25日，即张作霖对俄使馆进行搜捕后过了三个星期，一伙儿共十一个人聚在北方旅馆吃了晚餐。即使以见惯了北京的花花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菜单也太不寻常了，因为每道菜都是以一种生物的学名来命名的，比如安氏大唇犀(一种犀牛)、已经灭绝数千年的巨型鸵鸟等。这种玩笑般的命名方式很对当晚就餐者的胃口，因为他们都是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或人类学家。尽管十一个人中包含了六种不同的国籍，他们仍然是一个紧密结合的集体，其中为著名的两位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耶稣会牧师德日进——后者因为试图将上帝与进化论学说融合而被罗马教廷驱逐，之后来到了中国。当晚所有出席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出类拔萃的成就，且都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进行探索。他们涉足的区域大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依然不为人知，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对这些外国专家来说，现在是在中国进行探险的黄金时期。他们从考察点带回北京的各种化石不仅刷新了中国地质学和进化史的记录，也刷新了整个亚洲的记录。
从19世纪晚期开始，欧洲的收藏家就知道在北京的药材商店里能买到三趾马和剑齿虎一类的动物化石，即“龙骨”。中国人认为这些骨头有治病奇效，要价比较高，所以从采石场或矿山上挖骨头去卖的农民能因此获得不菲的收入。农民们对化石真正的价值没有概念，他们经常把骨头磨成粉，或者把动物头骨上的牙齿拔了单独出售，又能赚一笔钱。直到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那次晚宴就是为他举办的）受聘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这种破坏性的陋习才开始有所改善。安特生热衷于化石收集，由于1903年在北京一个药材店发现了两枚史前人类牙齿，促使他展开了对“龙骨”出处的研究。在华中地区的传教士的帮助下，他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地点，并逐步组织起系统化的挖掘活动，从而次打开了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藏宝洞。
安特生的地质学家朋友（也是那次晚宴的参与者）葛利普于1920年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比安特生晚几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任职时由于同情战后的德国人而被校方解雇，但到了北京以后，他欣慰地发现这里不仅有求知欲旺盛的学生簇拥着他，他还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新出土、有研究价值的化石。他在北京待得心满意足，以至于当纽约方面允许他返校时，他却选择了留在北京科学界的中心地位，直到1946逝世。初到北京时，他就马上给一所美国大学写了封信，描述了当地一次典型的化石挖掘经历：
现场工作非常顺利。我们在开平盆地9天的挖掘成果是40箱化石，可想而知这里的资源有多丰富……但是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很难……没有准确的地图，到达挖掘点要花费很长时间旅途劳顿——许多地方道路崎岖，只能骑骡子，或者根本无路可走有时只能坐当地的船绕路走……然后我们的队伍要找地方借宿，但苦力我们就管不了了……有时我们住在寺庙里，住进去之前要先把里面的麻风病人和乞丐赶出去。我们雇了40个苦力进行挖掘、碎石、包装（在我们的指导下）和搬运的工作，我们那40箱化石就是由这些苦力从总部搬到火车站；距离或许有半英里，都是些大箱子。到了火车站就好办了——但前提是我们得亲自看牢那些箱子。去北京只要花一天的时间，这40个箱子算作我们的行李，除了小费之外没多出过一个铜板。
注：当日共进晚餐的有：斯文·赫定、安特生、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灝、金叔初、谷兰阶、葛利普、德日进、乔治·巴伯、步达生。
片段三：“太平洋战争爆发”
今天早上只有一条通告。其他新闻都不予播报。日本空军袭击珍珠港，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三国已进入战争状态，一方是日本，另外一方是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
尽管战争的爆发早在人们预料之中，但是当留在北平的外国人在1941年12月8日早上通过无线电得知这个消息时，仍然吃了一惊。不过同盟军倒是松了一口气。美国人终参战的事实给了欧洲人和中国人崭新的希望。不过，如果美英在短期内不能取得胜利，眼前的一切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叫霍普·丹比的英国人写道：“我就像是一个被吊在半空中的提线木偶。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我看不到事实，未来则是一片空白。”
日本人没花多少时间就占领了使馆区。军队在破晓前进入使馆区，封锁了所有进出口，让那些从北京饭店参加完狂欢舞会回来的人只能在外面的雪地里游荡。日本人在鞑靼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瞄准美国海军护卫队的140名士兵；当年他们和美国同志一起顽强地抵抗拳民进攻时，机枪也是架在同样的位置上。虽然日本人允许威廉姆·哈斯特上校到中午再作终决定，但他除了投降外别无选择。其他的外国机构，包括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都很快被占领。为了找到北京人化石，日本人把协和医学院翻了个遍，甚至审问了所有的职员，但后还是一无所获。学院里一位瑞士的寄生虫学教授贺普利被任命为名誉领事，并负责管理英美事务——这是一份光荣的职位。日本军官整天都在外国人的家中清查财产，并发出警告，如果任何人被发现收听BBC或者私藏武器，等待他们的将是严重的惩罚。每一个外国人都被迫进行登记，之后每人发一张身份卡和对应的臂章——绿色代表朋友，白色代表中间派，红色代表敌人。日本将法国视为同盟，因此法国人可以像平时一样生活。德日进以此为耻，并写信回法国说：“我们在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前并不觉得有多自豪。”与此同时，所有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俄国人、加拿大人、希腊人以及印度人的一举一动都遭到了严密的监视（不过日本人对要求看牙医的人特别关照，都放行了），他们的银行账户遭到冻结，商铺被迫关闭，资产也都被没收了。在敌国人民的眼里，世界忽然换了副面孔，变得异常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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