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89389
很多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都着重讲述了那个时代的残忍和暴力，描写了那些“坏人”是如何折磨 “好人”和无辜的人们。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终于有一本书，不再集中注意力于那个时代的恐怖，而是给一个古老的故事以崭新的面貌。
——美国《华尔街日报书评》
我热爱这本书，情不自禁地讨论它，但却不得不承认，书中讲述的故事扭曲残忍。故事虽是虚构，但却植根于历史事实，基于作者王刚的人生经历……他选择聚焦于“温存和宽恕的时刻”。王刚从文革狂潮中幸存了下来，并完成了这本卓越的著作，再一次向世人印证了人性的坚韧。
——美国《华盛顿邮报》
我很少在读了一位未谋面的作家的书后，产生去认识其人的冲动。一次是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另一次是看了王刚的《月亮背面》。
——作家 刘心武
《英格力士》充满了温馨和悲悯，是对他自己的超越，也是对同类题材小说的突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
王刚如一个死里逃生、伤痕累累的水手，这个人惊魂甫定，有时亢奋过度，有时极其沮丧，海妖的歌声还在他的梦中回响，但，上帝作证，那声音*初是多么正当而美妙。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敬泽
王刚的小说具有奇观性。……既有针贬现实的历史正义诉求，又有对人性透彻的反思；既有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的审视；又有文化上的价值追问；既有大众文学的趣味想象，又有先锋前卫文学的语言质地……
——北京大学教授 陈晓明
他见证资本的成长的同时看到了这成长的活力和凶悍，他迷恋人生的世俗的同时又感到困扰和迷惑。这些都让王刚的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这是作家王刚的散文随笔次结集出版。内容主要是他作为父亲给远在美国读书、后来做了律师的儿子写的信，信的内容多是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亲情、对音乐、对文学的独到看法，也有对自我的剖析和批判，表达了父亲对儿子深厚的情感和关爱。另有一些文章是他的有关文学、艺术的随笔，对文化人物的印象和怀念。
序：你给儿子写信了吗
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写信了，有时候觉得父亲给儿子写信是一件挺不要脸的事情。儿子，可是，这几年爸爸却给你写了许多封信，有的你可能读了，有许多你没有读。爸爸知道你对这些信没有太大兴趣，总体是懒得读。懒得读，就自己写，自己看，但是，这就更不要脸了，对方都不太看，你给他写什么信？
爸爸那年5月在旧金山红木海岸，午睡蒙眬中突然决定要到明尼阿波利斯看看（咱们家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午睡蒙眬里决定的），因为你8月份就要到明大法学院读书了。其实，本来是希望你去纽约的，非常希望你去福特汉姆法学院，旁边就是林肯中心、朱莉亚音乐学院，你可以到林肯中心听音乐会听歌剧，去朱莉亚音乐学院找找女孩儿，爸爸都为你想好了。你自己却选择了明尼阿波利斯，说他们给你奖学金，说法学院给奖学金很难，说明大偏僻正好读书。所有这话都像是一个老年人说的。
其实，你已经决定去明大法学院了，爸爸在你入学之前先去那儿看看究竟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用，你自己什么都决定了，我不过是好奇而已。
那天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旁等公共汽车，小风像小刀一样割在脸上，明媚的阳光像美国政府，看上去美丽，却内心感觉冰凉，已经5月了还这么冷，身边一对华人老夫妇说这已经是温暖的春天了。美国的公共汽车来得好慢呀，突然很想念你，想到你要独自来美国了，爸爸像所有那些渐渐衰老的父亲一样，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就是在那个公共汽车站，在公共汽车似乎永远等不来的时候，决定要给你写信，你从小到大听爸爸的废话够多了，可是像爸爸这样的人却仍然感到没有表达够，刚才说了——千言万语。
其实年轻时的爸爸没有想过要孩子，更没有想到会与你有那么多话说。电影里那些父亲听说有了孩子就高兴得蹦跳起来，爸爸不是这样，有了你之后，内心特别沉重，觉得自己还没有玩够呢，就要当爹了，很可怕。所以看着那些跳起来的男人们，不知是真是假。对你有了感觉，有了感情，甚至充满深情（这话有些不要脸）都是以后的事情。看着你一点点地长大，爸爸也长大了。那时北漂的爸爸每次回到乌鲁木齐都会带着你，你从来不愿意管我叫爸爸，我也无所谓。反正当时天天带着你玩真的比跟别人玩要舒服愉快，叫什么就更不重要，爸爸是一个务实的人。别人的爸爸都总是很忙，你爹却一辈子晃晃悠悠，一点儿也不忙。别人的爸爸计划性特强，你爸爸喜欢瞎逛，别人的爸爸都有单位有公司，爸爸没有单位，即使在公司时也是若即若离像是一个局外人，今天在音响店，明天在旧货市场，后天在商场西装店、南门新华书店，大后天又独自坐在公园的湖水边发呆。有了你就更喜欢逛了，只是天天带着你一起逛，以后你大了不愿意跟我逛了，我就又独自逛……几十年就这样逛过来了。
父母生养孩子是为了什么？过去一直同意那种说法，孩子是那对为父为母的男女寻欢作乐的产品。养孩子是什么行为？动物本能，某一类动物本能，某一种动物本能——他们说人性。
所以，你有时对爸爸说话厉害，爸爸从不顶嘴，内心不高兴也不想吵架。可是，儿子，爸爸在外边几乎没有朋友，因为爸爸是一个不容易吃亏的男人。
你小时候家里吵架，爸爸经常诉说委屈，多么不容易云云，近出去逛得少了，却喜欢天天看《动物世界》，才发现许多动物都完全不是爸爸这样的，才发现动物里当爸爸的角色本该为自己的家庭和后代把食物找回来。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动物们没有为此委屈含冤的，只有人类当爸爸的才喜欢经常诉说委屈，这又是挺不要脸的。
对了，今天在信里问你，当时不去纽约非要去明大法学院，是心疼家里的钱吗？我渴望答案，《动物世界》却没有说，我没有从那些小动物身上看到他们是不是心疼家里的食物，我只是发现你小时候竟然是一个节约的孩子。前几天，你为爸爸过生日，从美国带回来一瓶很好的起泡酒，是法国香槟产区的，你记得爸爸当时对你说什么吗？当时感觉那酒真的很好，喝着心里很舒服放松，于是又悲伤起来，说：还没玩儿够呢，就老了，而且又老了一岁。
JUDE
HEY JUDE
儿子，当年那个留着长头发，在乌鲁木齐的漫天大雪中还穿着一件日本旧西装的青年就是我，你的父亲。天气那么冷，却因为爱美仍然不愿意穿棉服。身上日本的旧西装很多人都说可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也许上边还沾有艾滋病毒，二十四岁的父亲却因为深深地恋着它的版型连冬天都穿着它。艰难地行走在没膝的雪中，看着雪花在灯光下像洪水一样地朝我奔涌。深夜行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是因为内心里有着烈火一样的感动：孟非从阿联酋回来，他带回了一盘磁带。是披头士唱的歌，里边有约翰·列侬。
时光已经很久远了，当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二十多年摇摇滚滚，流走的时间把我从青春的垃圾堆扔到现在的垃圾堆里。约翰·列侬却从来没有从我的内心退却，《LET IT BE》《YESTERDAY》《HEY JUDE》如今你也非常熟悉。只是它们让我想起的是所有那些当年在乌鲁木齐的女孩儿，她们为我擦汗并和我一起葬送青春，而你，你的女孩儿在哪里？在北京？在英国？你其实喜欢的还是《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我想抓住你的手还是我想握着你的手？我怎么对你说那个晚上在乌鲁木齐漫天大雪中的列侬呢？在孟非家一遍遍地听，拿出自己珍藏的TDK磁带让他为我转录，我边听边为自己不满足的生活流泪。当我再次回到了白色的黑夜中时，醉酒的我凄凉地哭泣着，一遍遍地唱着那首刚学会的《嘿，JUDE》，雪是那么温暖，灯光如同阳光，乌鲁木齐的夜空光辉灿烂，照耀着我的前方，我就像是一个得了青光眼的病人那样，再努力也睁不开眼，故乡的大雪让我胆大妄为，猖狂无比。黎明时分回到了家，如同将熄的炭火，更像是垂死的牲畜，瘫倒在小屋的地上，在深沉的睡梦中把雪野、乌鲁木齐、约翰·列侬永远地搅拌在了一起，以至于在自己的一生中，只要是看到了雪，就想到了乌鲁木齐，就看到了那个反叛者和他的音乐以及我的反叛和我的音乐。
儿子，你是反叛的吗？似乎没有，你以后告诉我，你经常放学后不回家，在外面闲逛，或者在网吧里。可是，粗心而且自私的父亲却完全不知道。爸爸的自私和粗心救了你，让你没有受到那些可怕的关注以及鼓励。记得你去美国之前，我对你说：别人问我，你是如何教育孩子的？我回答没有教育。人生挺失败的爸爸只是喜欢喝一点酒后，在家里骂权力，骂教育，骂文化，骂污染，骂疾病，骂衰老。你当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你说：那总比骂我好！
在车里，我们经常一起听约翰·列侬，就好像他是我们共同的熟人，以后你自己去买了约翰·列侬的CD，你也会把他的歌声用MP3装起来，放在家里新买的车上，在一起去大海的时候反复听。你可能也会把约翰·列侬介绍给你的那些女孩儿。因为这些，爸爸总是以为约翰·列侬永远年轻。有的人不一样，他们不会老。
可是，无意中又看了大野洋子的视频，她在表演。她是死了多年的列侬的夫人。她唱着当年那些摇滚的歌，使她看上去更加衰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又唱又跳，显出残酷滑稽，让人心酸心疼。
正因为心酸心疼，所以今天特别想对你说说我们的约翰·列侬。
儿子，那个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并渴望拿到纽约律师资格的人就是你，每天要被迫读六十页法律书，还要去健身房运动。你买了很好的西装和皮鞋然后照镜子，看自己像不像是一个美国的律师，你的目的性似乎比父亲强得多，你在与父亲讨论时已经比过去更沉默了，因为你已经更加不适应一个父亲的夸张。你走在纽约，还有明尼阿波利斯的大雪中，会想起爸爸的约翰·列侬吗？披头士里那些比你已经更娃娃的脸还能让你感动兴奋吗？
爸爸这批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那些准则的操守上都有很多问题，但是爸爸喜欢约翰·列侬是真的。儿子，向你保证：
《HEY JUDE》。
爸爸的包袱
奶奶渴望去海南看蓝色的天空和海洋，可是，面对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你敢带她去吗？奶奶有很多病，概括起来是心血管病、焦虑症病。新疆乌鲁木齐的医生问奶奶，你有的时候想自杀吗？奶奶总是说想呀，但是，我想到两个儿子，我不能自杀让两个儿子背黑锅。不敢对奶奶说要带她来海南，怕后说话不算话，让奶奶失望，加重她的焦虑绝望。终于对她说了，奶奶兴奋、紧张。爸爸知道，八十二岁的老人兴奋和紧张都会打垮她，不能让她白白承受。儿子，你很难想象带着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旅行是多么麻烦，先是心理上，爸爸是一个自私的人，关于爸爸的自私，自我中心，狠“独”的人品……太多的人也包括你——都有过深刻的教训。奶奶不愿意让爸爸背黑锅，却让爸爸背个大包袱。想到种种麻烦，爸爸已经感觉自己有焦虑症了。
周六去宣武医院为奶奶开药（上路前要为奶奶准备很多药）时，爸爸是三点四十分到的，医院已经不挂号了，他们三点半停止挂号了。感觉到绝望，爸爸愤怒了，先是夸张地乞求他们开恩，接着开始用手拍打他们的柜台、窗口，头脑更加恍惚时就破口大骂，医药垄断操他妈的公立医院云云，现在想起来脸红，羞愧，当时不说出脏字就不能忍受好像要死了。终于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走出来，我说我仅仅是开些药，别的地方没有，只能在这儿，我手里有你们医院专家的处方。他说你上三楼看看还有没有医生。我忙乱地冲向电梯，人真多呀，电梯真慢呀，我开始走楼梯朝着三楼跑。到了三楼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我盯着一个医生，在她稍稍有空的时候，请求她多加一个号。她目光呆滞地看看我，神情一样有些恍惚，说：加呗，既然你话都说成这样了。爸爸又连忙朝一楼跑，电梯的人仍然太多，电梯仍然太慢了。跑到了一楼挂号窗口，女孩子朝爸爸伸手要东西，爸爸说医生说可以。她说，你得要个她的条子，有她的公章才行。爸爸额头上的汗水已经进了眼睛，不得不闭着眼睛说，医生没有说呀，她说可以挂号。女孩儿说你必须拿来她的纸条。爸爸再次朝三楼冲刺。跑到三楼时，那个女医生说噢，然后，真的给了爸爸一张白色的纸条，爸爸拿上就跑，害怕挂号的女孩子已经离开了。刚到了门口，医生喊爸爸回来，然后，她拿出了自己的公章，盖在了白条子的上边。爸爸再次往一楼冲刺，到了挂号窗口时，女孩子还在，她接过了纸条，递给了爸爸一张号。要命的号呀，爸爸又怕医生走了，再次朝着三楼奔跑，没有看到电梯了，目光中也没有任何人了，只有医院过道楼梯间灰色的乌云，像是北京苍茫天空下的雾霾。爸爸抱着治疗奶奶焦虑症的药瘫倒在出租车里时，想到美国人和德国人的遇事的平静，那么后悔自己骂人，反省自己文化上、性格上、心理上的问题。
第二天开车堵了近两个小时去了朝阳医院，要为奶奶上路前开心血管方面的药。九点钟你们不会下班吧，决不再吵架骂人，不再证明自己文化低劣，不再动怒损害自己的身体。排到窗口说没有号了，我对女孩子说，我仅仅是开药，有你们医院专家的处方。她说那也没有号了。爸爸的脑袋duang的再次蒙了，隐约听到女孩子说可以挂下午的，得救了，挂下午的吧。下午再来一趟吧，办完事情五点钟或者五点半再来吧。于是回头又去问女孩子，你们下午几点下班，她说四点半。愤怒再次duang，duang，duang地冲击心脏了，医药垄断操他妈的公立医院云云，公立医院的没有人性的畜生……肮脏的语言被有病的人群淹没了。走在北京的大风里，看到“两会”的蓝天，感觉到自己又伤身体了，爸爸痛恨自己的素质和品德。
海南香水湾的大海边，奶奶和爸爸此时刚舒口气正看天空，儿子，连奶奶都发现了，海南的天空一点儿也不蓝，发布的指数是三十多点，可是，天空总是有灰白的雾，没有五六年前的湛蓝了，那成块成团的云朵呀，在蓝蓝的天空里游动。海浪朝着我们喧哗着，海水是淡绿色的，不像美国和墨西哥的海，蓝得让你又焦虑又心脏疼痛。
窗帘上的米罗
初到纽约时，完全想不起来像CHINA TWON这样的鬼地方。住在曼哈顿，现在回忆一下，应该是第55街。走出酒店大门，朝左边，就是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朱丽亚音乐学院、福特汉姆法学院，朝右边，就是第五大道、中央公园、大都会博物馆。美国的城市道路分为街与大道。感觉上街总是横着走，大道竖着走，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在纽约它们谁是东西向，谁是南北向。
很多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也许都跟我一样，首先就是在头脑里为自己画定了规则与方向，那就是尽量少跟中国人来往。既然去了美国，就要了解人家那儿的文化。同时，为了语言练习，主动创造一个好的英语环境，也要少说中国话。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宗旨在纽约过日子。
先是在百老汇看音乐剧《歌剧院幽灵》，记得那天晚上还在倒时差，所以很困，总是睡着，又被音乐吵醒，因为在家里看过这部电影，所以总觉得百老汇的舞台上灯光昏暗，而且那些演员唱的也有些业余，观众也很业余。只是唱幽灵的那个男的太好了，声音浑厚，音域宽广，乐感也好，后不再睡着了，就是为了听他。在林肯中心听的歌剧是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德诺夫》，那天我受到了震撼，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演得好。他们演得太好了，舞台华丽，乐队透明，每个人都唱得非常好。可是，这并没有足以震撼我，让我无比吃惊的是那些铺天盖地的纽约人。林肯中心的歌剧院很大，有四五层，里边坐着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衣着体面，春风一片。就是这些人震撼了我：他们对这部歌剧真是太熟悉了！不要以为我现在只是说了一句普通的、没用的话，其实这句话是我想概括他们纽约人的核心：他们对歌剧太熟悉了。熟悉歌剧，不太容易，不但要真心热爱音乐，以及歌剧，还需要多年积累。不是一般青年男女白领可以达到的，那些读了几天书，就宣布自己热爱艺术、并懂得艺术的人，每当走到歌剧面前，就会显示出他们既不热爱艺术，也不懂艺术了。我常对朋友们说，我们肯定有病，要不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声音：就是那些唱歌剧女高音的声音。
坐在身边的那些纽约人，他们真的热爱歌剧、熟悉歌剧，他们在跟我一样享受，他们的眼神、表情，以及肢体的自然状态，都让我能感觉到，并从心底生出对他们的敬意。中场休息时，男男女女的，老老少少的都会去排着队，花十美元要一杯白葡萄酒喝。这时，你要仔细看看那些穿裙子的女人，会发现她们很美丽，即使那个身边的老太太也许已经八十岁了。一般说来，美国人不太讲究穿着，不过听歌剧时除外。仔细想想，为什么觉得她们美丽，其实，不仅仅是她们衣着光鲜，还是因为她们对于歌剧的熟悉。其实，人们为什么要熟悉歌剧呢？这样要求我们人类是有毛病的。可是，我就不幸成为了有这种毛病的人。而且，还据此把人分成了两种人：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的人。不熟悉古典音乐的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熟悉古典音乐的人，就是有文化的人。知道这样很没有道理，知道这是偏见，可是完全没有办法。中国绝大部分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可惜他们没有文化。
在大都会博物馆感觉到很累，太大了。美国人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东西？创造的？买来的？还是抢来的？走在这所巨大的博物馆里，脑子就不停地想着这些与文艺无关的东西。公平？哪儿有公平？美国真的公平吗？如果美国有公平，那这公平是怎样造成的？直到走进了梵高的油画里，才把这些烦乱的思绪赶走。
这么多画果然都是梵高的原作吗？我又一次感觉吃惊，并且突然心酸起来。站在梵高面前，回忆回忆回忆。应该是十七八岁时吧？在遥远的新疆沙漠里，我去搜集民歌，为了今后能成为一个作曲家。那时，我背诵过柴可夫斯基的一句话：一个人只要记住了一百首民歌，他就能成为一个作曲家。我当时以为柴可夫斯基说的都是真的呢，我也就是在那儿看到了一些青年画家，他们跟我一样留着长发，然后，他们让我看到了梵高。在绘画上，我是一个迟钝的人，不过青春记忆却是与泪水相连。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梵高的这些画，我总是想哭。那么冲动，渴望，烈火燃烧一样的十七八岁真的永远都没有了吗？那些大沙漠、塔里木河， 还有梵高，他们果真走远了就不再回来了吗？我终于忍住了，没有让梵高看到我的眼泪，可是，当走到了米罗的画布上时，眼泪竟然再也存不住，它们顺着我的脸就往下流，那些属于米罗的，让我内心无比疼痛的线条呀——
我结婚那年，在乌鲁木齐的冬天里，因为贫穷，买不起窗帘，就去买了大量的维吾尔人用来包麻袋的土粗布，然后叫画家孙广新为我画窗帘。我们从米罗的画中挑选了线条和图案。我的窗帘占有了整整一面墙，那上边全是米罗的线条。
透过泪水，我发现我家里的米罗线条与大都会博物馆里的完全一样。
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画布呢
1
在喀什噶尔旁有个疏勒县，十七岁的孙广新那天在一个小房间里把他刚画完的画摆在地上让我看。他基本上是一个羞怯的人，那时女孩儿们都喜欢他，说实在的，他长得有些像年轻的普希金。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知道普希金是谁或者长的什么样，那时却有一本像古董一样的《普希金诗集》，人人都在看或者背诵，里边就有普希金的照片。孙广新就像那个照片里的人，年轻、腼腆，有几分愁绪，也有几分快乐。从画面上散发出强烈的油彩味，如同婴儿在床上刚撒了尿，留下痕迹，传播着的气体显得意味深长。
画面上都是些房子，是喀什那儿古老的房子。反正是一个土字。现在不能说土了，现在应该说是朴素、朴实。那都是维吾尔人住的房子，可能有几百年了，可能有几千年了，可能有几万年了。尽管我反复读过新疆简史的喀什部分，可是我永远记不住那些时间和年月。有时是一个破落的木门，就像是破落地主的皮肤，有时是一棵歪歪扭扭的树，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时是一个屋前的馕坑，画得跟河马的脸面一样。有时是一个涝坝上的月亮，很像是塞提尼莎的眼睛。塞提尼莎是我和孙广新都认识的女孩儿，当然是维吾尔族，她的歌声很粗野，她的头发很漫长，仿佛是从乌鲁木齐通往疏勒和莎车的路，你几乎无法走完。
十七岁的王刚怎样才能评价十七岁的孙广新的画呢？王刚熟悉喀什噶尔的那些房子、破门、树和涝坝，热爱音乐的王刚以为自己肯定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为了听从柴可夫斯基的劝导记住一百首民歌，他每天都像拾荒者和朝圣的人一样，走在喀什的大街小巷。柴可夫斯基说过，一个人只要是记住了一百首民歌，他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我当时以为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孙广新当时有几分焦虑，他在等待着我的评价，他真的很在乎我的说法吗？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懂画，可是每天背诵着民歌和斯波索宾和声学法则的我就真的懂音乐吗？我长久地看着那些孙广新画的房子和树，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尽管我不像画家本人那样是个羞怯的人，但是那天我却无法滔滔不绝，十七岁的我还没有无耻到能像一个中年人那样的没话找很多话。后，我只好说：
感觉不错。
那是1977年，王刚为了音乐，孙广新为了画画，我们分别从乌鲁木齐来到了喀什噶尔，我们成了可以聊天的人，我们以挑剔的目光在人群里搜寻，企图发现那些可以聊天的人。那是人生中一桩很重要的事情。重要到了跟理想一样的重要。
很久没有回到那个叫作喀什噶尔的地方了。你在地图上查查，尽可能地往西，往沙漠，往那些在你的想象中没有人烟的地方。然后，有一个词汇能从你的想象中出现，塔里木。我们当时就是在塔里木，在沙漠的边缘的塔里木。
2
每年冰消雪化之时，新疆乌鲁木齐就会有一批画画的，他们带上简单的行装，到那些内地人几乎无法到达的地方去写生。孙广新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不是代表人物。其他人也没有把他当作代表人物。也许代表人物应当是严立，他是此文中的另一个画画的，我将在后面用他本人的语言来强化本文的质感。孙广新和严立总是一起出去，他们二十多年坚持去写生，他们曾经目的明确，可是现在他们没有目的。当孙广新和严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走到了自己那片画布上时，阳光耀眼，面对沙漠春暖花开。
一晃就二十多年，不知道还有多少激情，不知道还有多少快乐。孙广新和严立一次次地走出去，去写生，去那些影物之中，不断地重复着自己，不断地涂抹着新的画布，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在坚持吗？还是仅仅出于惯性？
孙广新昨天晚上跟我通电话时说，我现在画画越来越慢，越来越难了。其实，每到春天就出去画画，去南疆，去阿勒泰，去吐峪沟，去且末的人很多。他们在那儿画风情，而我不是。我和他们的差别就在这里。他们是在画那片土地，他们画他们的思想，画着地域特点，他们画新疆。我觉得我不是画风情，我只是在看着那些草、土、山，还有天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画得太不顺了。自己感到自己画不好。总是今天刚画了，明天又刮掉重画。我对自己不满意，有的时候，十多天才带回来一张小画。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我就是要那种关系，那种不同东西之间的关系。我没有跟你们讲故事，也没有跟你们谈宗教，没有跟你们说历史。现在许多人跟文学较劲，跟电影较劲，跟电视镜头较劲，那不叫画画。我只是对画布本身上的东西感兴趣。
他是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列宾和苏里柯夫的人。他对于俄罗斯土地上的那些纤夫和有着沉重思想的画面天生抱着不信任。当罗中立的《父亲》开始引起轰动的时候，他指着杂志上的那个耳朵上有铅笔的老人，说太恶心了。这不是绘画，这是讲故事，是文学。而且，就文学来说，这也不是好文学。这也不是一个好故事。
失败和成熟的孙广新。
3
严立朝我走来的时候还留着大胡子，他的胡子就跟孙广新那时留着的头发一样长。由于那些胡子，所以我永远看不清青春时严立的脸。年轻的严立为我所在的《绿洲》杂志画插图，我已经忘了他当时的风格和感觉。我真正开始认识严立，是因为他是孙广新的朋友：
“你让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画布呢？写生所遇到的，尽是一些开心事，活生生的事物随时向你涌过来，把你给弄激动了。多积攒一些，回去用它帮助你消化那些诸如前卫呀、观念呀、后现代呀一类的‘坚硬食物’。当然，激动还比较简单，琢磨琢磨，随手就扔。”
这是严立的表达，他显然不像孙广新般悲观和复杂，他坚定地走在写生的路上，并坚定地画着画。听孙广新说他们经常会一起去打网球，是乌鲁木齐那种只花八元钱就能打一天的土场子，他们会带上干粮、水和自己的球拍，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
4
乌鲁木齐有个公园，我住在北京时在自己的梦里无数次地描述过这个当年纪晓岚曾住过的地方。当然是二十多年前，当然是二十多岁，每当傍晚我跟孙广新就会坐在那儿的一张椅子上，一人手里拿着一瓶亚洲牌汽水，是当年那种三毛钱一瓶的，然后我们开始长久地谈论艺术。塞尚、高更、梵高、马蒂斯、雷诺阿、夏加尔……都是那个时候孙广新让我知道的。对了就是这个夏加尔，以后在北京的美术馆开过他的画展。孙广新们都从新疆跑到北京，每天待在美术馆，夏加尔就真的那么好吗？孙广新为夏加尔激动时，别人觉得他有些可笑。因为，那时夏加尔已经不太时髦了。孙广新就那样像是坚守阵地一样地坚守在美术馆里，为了自己从新疆跑到北京昂贵的路费，当然也为了他理解的夏加尔丰富的内心世界。直到画展后的那个下午，大厅里只剩下孙广新和另外几个新疆来的人了，结果是他们被无情地轰了出去。
亚洲牌汽水喝完了，公园很安静，我们当时愤世嫉俗，充满着破坏并放一把火的渴望，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杀人放火的激情就是摇滚精神。我们只是想杀人放火。然而，艺术让我们内心软弱，青春让我们充满悲愤，我们的破坏动静就是摔碎了那个瓶子，然后，压抑而委屈地回家。
5
其实，我在音乐上的彻底失败早就发生了，根本不用等到三十岁或者四十岁。那时当然不愿意承认，那时还以为自己有翻身的机会。我曾经那么敏感，我的耳朵曾经那么好，我的手指曾经那么快，我在用长笛吹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野蜂飞舞》时，曾经那么快速。我在喀什噶尔背诵了民歌，我在柯孜勒苏的山里曾经那么惆怅而富于理想，是音乐理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的理想……
理想的破灭是无情的，当你也跟我一样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
那是一个冬天，其实细心的人会发现，北京的冬天总是跟乌鲁木齐的冬天一样寒冷。我是在那样的冬天头一次走进音乐学院的，我是在一个微微开启小缝的窗户里听见那样的琴声的。是巴赫、亨德尔，还是斯卡拉蒂？我想不起来了。我被那种琴声吸引，爬上了一楼的窗户，琴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灯光很暗，可是里边拉琴的女孩儿就像星星一样耀眼，她在拉琴，旁边一个男老师在为她用钢琴伴奏：那就是北京提琴的声音吗？那就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吗？那就是巴赫或者斯卡拉蒂的味道吗？我扒在窗户上，长久地听着，她的琴声让我心酸无比，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她那样轻松、自由，没有毛病。房间里很暖和，因为她们穿着毛衣。外边无比寒冷，我那时走在北京街头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我少有一个星期没有洗澡了，那琴声让我在寒风中冒汗，我闻到了自己充满青春激动的肮脏气息，小女孩儿真的让我意识到我从十一岁直到二十岁的长笛生涯都在改毛病，我的毛病是那么多，每一个老师见到我的天，上课的时候，都会让我改毛病。那个小女孩儿让我知道了我与我长笛的声音从来没有通过，“通”是一个那么准确的词汇，可是我却从来没有通过。她是“通”的，而我只能在寒风中永恒的伤心。软弱而亢奋的我瞬间就知道了：西洋的、古典的，巴赫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长笛的、钢琴的，气息的、口型的，渐强的、渐弱的，斯波索宾的、柴可夫斯基的……所有的音乐幻觉只能离我越来越远，尽管你浑身充满力气，可是你用力的任何方式，任何支点都是错误的。琴声停了，弹琴的教师也在说她，看起来她也有毛病，老师让她重复练习。可是，她哪里有毛病呀？她的琴声让我像醉酒的新疆人那样哭泣不止。人生中有的打击是用拳头，他让你从此倒下去，倒下去你还想爬起来。可是，她对我的打击仅仅是用笑容，我在那个夜晚，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寒流中被打倒后，甚至于都没有一点点挣扎，二十岁的我心里清楚，对于音乐而言，我已经太老了，我只能倒下去，躺在地上，仰望星光，承受一个叫作王刚的音乐家的无法翻身的失败。
6
失败的气息从80年代飘扬到90年代。
严立经常是独自一人待在吐峪沟，有时的对话发生在他跟孙广新或者某个维吾尔老汉之间，有时他会自言自语：
“我与村庄之间隔着一片墓地，四下里空无一人，散发着某种虚幻的寂静。奇怪的是，每次接近墓地，脑子里总要蹦出‘灵魂’这个字眼，像一缕青烟，把自己弄得虚飘飘的，恍惚能看到在我之前，人们从不同的岁月向这里走过来，长眠于地下——没有谁能回避这终的归宿。村庄和墓地挨得这么近，我们将于何时到达？
“把画箱打开再合上动作重复了四五十次，写生的季节眼看就到头了。每次外出画画都要把弹药备足，如画布、颜料、松节油什么的，每到一地，四处走走，选个角度，找个阴凉地儿把画箱支稳当了，踏踏实实地坐定，挤颜料、起稿……再现一棵树，冬天画树杆还能对付，夏天叶子出齐了，那真让人痛苦。”
7
那两个留着长头发，在乌鲁木齐的漫天大雪中还穿着日本旧西装的青年果真是离三十岁不远的王刚和孙广新吗？1988年的冬天那么寒冷，却因为爱美仍然不愿意穿棉服。我们艰难地行走在没膝的雪中，看着雪花在灯光下像洪水一样地朝我们奔涌，我们深夜行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是因为内心里有着烈火一样的感动：照相的孟非从阿联酋回来，他告诉孙广新说他带回了一盘磁带。是披头士唱的歌，里边有约翰·列侬。
孙广新突然让我意识到时光已经很久远了，当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二十多年摇摇滚滚，流走的时间把我们从青春的垃圾堆扔到现在的垃圾堆里。约翰·列侬却从来没有从我们的内心退却，他用自己的诗句和音乐一次次地像那个晚上的雪花一样压迫着我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LET IT BE》有人翻译成去他妈的，《YESTERDAY》根本不用翻译，《HEY JUDE》让我们想起了所有那些当年的乌鲁木齐的女孩儿，她们为我擦汗并和我一起葬送青春，她们都可以叫朱迪，朱迪就是朱迪。我不想对你们形容列侬的嗓音，我不想描述列侬的歌声，因为我还没有那么老，以至于堕落到用自己的语言去形容音乐或者歌声。但是，让我怎么说那个晚上在乌鲁木齐漫天大雪中的列侬呢？我们在孟非家一遍遍地听，并拿出自己珍藏的TDK磁带让他为我们转录，我们边听边为自己不满足的生活流泪，当我和孙广新再次回到了白色的黑夜中时，醉酒的我们凄凉地哭泣着。
雪是那么温暖，灯光如同阳光，乌鲁木齐的夜空光辉灿烂，照耀着前方，就像是得了青光眼的病人那样，再努力也睁不开眼，大雪让我们胆大妄为。我们渴望整晚都不要回家，让我们发着高烧，踩着塞利纳一样的步伐在茫茫黑夜漫游。以后，孙广新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他已经结婚，他为什么要那么早就结婚？他真的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只能躺在沙发上，就那样地哭到天明。黎明时分我回到了家，如同将熄的炭火，更像是垂死的牲畜，瘫倒在小屋的地上，在深沉的睡梦中把雪野、乌鲁木齐，约翰·列侬、孙广新的婚姻和我未来的家庭还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永远地搅拌在了一起，以至于在自己的一生中，只要是看到了雪，就想到了乌鲁木齐，就看到了那个反叛者和他的音乐，以及孙广新那时画的静物，还有他画布上永远也亮不起来的色彩和他灰色的脸。你不想结婚，为什么要结婚呢？你不想要孩子，为什么又有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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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立把大胡子剃掉的时候，就是孙广新和我把长头发变短的时光，那时孙广新和我都已经不再为自己已经超过了三十岁而感到可耻，周游全世界并到巴黎去写生的梦想早就成了乌鲁木齐河的水源，它变脏了，干枯了，没有了。只是严立在写生之余，在某个夏天的晚上，在他内心渴望诉说的时候，他又会在吐鲁番或者某个角落里把几句话留在纸上：
“吃住自然在我们的农民朋友提甫先生家，吃他打制的干馕，油灯下，听他用维吾尔语朗诵带着田园芳香的淳朴诗歌。他家的院墙不几天就挂满了油画。傍晚提甫先生扛着坎土曼归来，会用眼睛盯着看，画上若出现他熟悉的景物，马上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语称赞道：‘这个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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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广新有了孩子，他是我们这群人中，个有孩子的人。他女儿出生的当天晚上，我们在寒冷的乌鲁木齐街边上吃饭，我们甚至开了一瓶红色的葡萄酒，当正要说点什么时，突然，身边开始打架。乌鲁木齐人开始用砖头和大石块互相砸着，现在想想场面恐怖。可是，我们当时只是冷静地看着他们打，只记得孙广新说：一定要离开这儿，不为自己，也为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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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严立从吐鲁番吐峪沟艾丁湖火焰山达坂城写生回来后写道：
“古老的吐峪沟终于开发了旅游项目。我们成了被驱逐的人，随着游客的逐渐增多，人们突然意识到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切，竟然蕴含着无法估量的经济价值。我们身在峡谷的交会处，用远眺的方式观察祖先的遗迹和曾经再熟悉不过的、画了二十多年的村落。没等画箱打开，早已有景区管理人员驱车赶到，措词相当强硬，声言此地已归其所有，‘想画可以，每人先交五十元，不交钱走人……’
“画画的确是一个苦差事，画着苦，想着更苦。正所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块土地的意义是你内心世界的意义吗？”
四十多岁的孙广新终也没有离开乌鲁木齐，他的女儿在乌鲁木齐长大。他还是每年都在新疆写生，画那些不是风景的山，不属于新疆的树，跟故事和戏剧以及风情都毫无关系的花和草原。他仍然强调，不是风景，而是关系。
四十多岁的王刚成了一个标准的音乐爱好者。他总是在星期六独自坐在北京音乐厅二楼或者三楼的侧座，他在听古典音乐时还是会悄悄哭泣，只是在他的内心中对于失败这样宏大的问题已经非常麻木。衰老都那么快地来到了，失败算什么？
2006年元月我回到乌鲁木齐，我跟严立和孙广新一起喝酒。喝多了，先是喝新疆伊犁的酒，然后就喝二锅头。二锅头是孙广新买的，他在新疆爱喝这酒。这是他对北京的怀旧，他曾经两次考过了中央美院的专业课，终因没有文化而不被录取。他十七岁时就独自闯到北京去见了当时的陈丹青，并看了陈丹青的画，也让陈丹青看了自己的画。他渴望在北京买房子，并能有人来看他的画。他曾经和我一起骑车走在北京的胡同里，内心充满对北京的幻想。如今北京离他越来越远，更不要说巴黎。他只能继续在新疆画画。那天画家孙广新在喝完又一杯二锅头之后，想起了他刚去世的母亲，他像所有那些儿子一样地说了母亲的细节，然后伏在桌子上流泪。严立因为我真心地喜欢他的画而感动，他抱着我哭泣，并反复说：我做得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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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鲁木齐，透过窗口能够看见纷纭的雪花像是北京的灯光一样，孙广新在他的小屋里让我看了他新近的画，那是些静物，还有房子，色彩更加暗淡，屋内很灰。我根本没有想去做评价。面对那么贫穷的人你很难想起艺术。老孙广新也没有等待老王刚去评价。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羞怯的人，只是女孩儿们已经不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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