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

靳凤林，1963年生于河北新乐，清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央党校哲学部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全国党校系统首届党性教育精品课获得者。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政治伦理、生死伦理和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1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的研究工作，出版《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死，而后生》《领导干部伦理课十三讲》等专著、教材16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180余篇，2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权威刊物转载。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10余项教学科研奖励。

引言中国道路：优势、问题与走向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活力所在。各种较为成熟的社会道路或发展模式皆是世界各国立足自身国情，并结合其历史传统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或模式包括：自由市场型的美国道路、协调市场型的欧洲道路和政府导向型的日本道路，还有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印度模式、非洲模式等，各种道路或模式皆有其利弊得失。在今天人类各种类型的社会发展道路或模式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特别是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APEC会议基础上，还先后科学应对了1998年和2008年两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从而彰显出蓬勃活力，这就使得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关注与争论愈演愈烈。尤其是中国崛起背后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行进速度与西方主流政治观点大相径庭，同时也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预料，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出现误读、疑虑、猜忌。其间，捧杀与棒杀者皆有之，中国扩张论、中国崩溃论、霸权道路论、不负责任论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究竟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是与非？无疑关乎中华民族能否真正树立起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实问题。基于此种考量，笔者在本书中试图从政治伦理学的视角，就中国道路的后发优势、根本问题、解决办法、前景展望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道德检审，从而有效揭示中国未来发展的逻辑大势，其基本结论如下：（1）中国道路的后发优势在于：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制度，也不同于凯恩斯之后西方的政府干预型市场经济制度，而是一种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将政府主导作用同市场主体作用有效结合起来，将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有机统一起来，本着循序渐进的增量改革之路，通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快速增长。（2）中国道路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其中，权力与资本、权力与劳动、资本与劳动三大阶层之间的深刻性伦理冲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矛盾。特别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由良性互动走向赢者通吃，对劳动阶层的利益构成深度侵蚀，从而引发了权力腐败蔓延、资本逻辑盛行、贫富差距拉大、干群关系紧张、劳资冲突升级等突出社会问题。（3）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在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基础上，以系统复杂性思维方法为指导，深度改革和调整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的利益格局，通过建构民主政治制度伦理有效制衡公共权力，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合理规范资本运营，通过强化公民社团制度伦理充分保障劳动权益。（4）中国道路的终极伦理指向在于：以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为指针，真正实现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之间的权责一致和公平流动，使国家、市场、社会进入一个动态平衡的良性运行状态。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好横亘在中国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要真正实现上述目标，就要求中华民族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在主体的道德文化世界，还应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在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过程中，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时，必须担当起引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光荣使命。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中国道路不仅关乎中国命运，也关乎世界命运。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其任何改变都会在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对近三四百年来独霸天下的西方话语体系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对现行国际秩序和人类已有的文明范式发生罕见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内源性和原创性的新型坐标体系和里程碑式标志物，并重新赋予人类现代化道路以超越西方的崭新意义。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对世界各国理念、制度、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人类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世界精神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文化就是世界精神不断取得自由的过程，世界精神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它主要通过各国历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来表现自己。如果一个民族只是留给后代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没有在他们身上培养出一种主动成为世界历史运动主体的崇高精神追求，没有培养出有抱负、有理想、有作为、有道德担当和行动勇气的伟大人格，那么，这个民族就不会按照自己的道德意志和价值追求，去为人类多元异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更不会遥契天命（世界精神）进而去完成伟大、神圣而光荣的创造世界历史的使命。而世界精神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只要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就需要更加丰富的政治伦理来引导和处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中，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精神，应该为丰富和发展这种世界精神作出自己卓越而伟大的贡献。章社会分层理论与当代中国的三大阶层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在政治生活领域，伴随废除干部终身制、公务员法颁布、基层民主自治、强化依法治国等政治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正在不断推向深入；在文化生活领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在变得日益丰富多彩，各类文化产业也处在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另一方面，在取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同时，因行业收入差距、阶层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大规模的、急剧的、多重的社会转型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积月累。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大规模群众性上访事件、群体性政治事件、群团性舆论事件层出不穷，乃至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定时间段、一些事件中面临着巨大考验，在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中，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正在与日俱增。这表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趋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集中化正在成为当前社会的新常态。面对当代中国光华耀眼的巨大成就与灼人耳目的社会问题齐飞共舞的复杂现状，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在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中，制约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应当通过哪些重点领域的正义制度建设及时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梦想成真而不致中途夭折。正是基于一位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道德情怀和殚精竭虑科学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担当意识，本书试图站在政治伦理学的视角，以当代中国三大层面的根本转型为切入点，通过深入辨析当前学术界的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理论，提出了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理论，并对这一理论主张从多维视角予以仔细检审，从而为随后各章深入细致的阶层利益冲突和正义制度建设研究奠定扎实的理论根基。节深刻体认当代中国思想范式的根本转向如果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其为广泛、为深刻、为重大的社会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到建设新中国，从长期秉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中心。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根本转型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扎实的历史根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做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的改革。”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显性转变是以中华民族隐性的思想范式的根本转变为前提条件的。正如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强调思想范式转变之于科学革命的价值与意义一样，对中华民族在实现由阶级斗争向发展经济这一深刻转型中，其背后所蕴藏的哲学思维模式、社会分析方法、国家建设思路的根本转变进行系统剖析很有必要。一、由对立斗争型思维向系统复杂型思维的转变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大门，但许多人在评价这场讨论的价值与意义时，主要着眼于这场讨论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它的影响远不止此，还需要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模式继承与创新的视角予以深入挖掘。就这场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而言，它彻底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革”之前的本来面目。我们知道，从中共创立伊始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译介和宣传，透过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哲学批注集》可以看出，延安时期，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哲学著作已广泛流传，并成为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思想来源。而本人强烈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使其对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深恶痛绝，故创立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哲学；生活在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阶级斗争空前尖锐、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展开残酷斗争背景下的，同列宁和斯大林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理论情有独钟，并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他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仅如此，在很多时候由于其对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斗争性的高度赞扬，使其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理论，即使建国之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讲话和文章仍然深受对立统一思想的深刻影响，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更是把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杨献珍等人强调矛盾统一性的“合二而一”理论予以彻底批判。的这种哲学偏好深深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目，并强调科学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同时，大力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先后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网络社会、赛博空间中的复杂性理论引入现代哲学之中，经过不断地改造、消化、吸收，使之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的重要内容。以系统哲学为例，它强调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由各种要素和层级构成，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等特征。它要求人们在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时，必须立足系统整体、优化系统结构、注重系统外部影响。而复杂性哲学则强调，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个领域，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人简化的事物。因为宇宙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事物都是由多主体构成的，主体之间通过彼此聚集和相互作用而生成具有高度协调性和适应性的有机整体，整体的演进具有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特征，它要求人们必须从多层级、多主体、多进程的多重“变奏”中理解事物的复杂构成和演进脉络，有效避免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简单化、两极型、直线性思维模式。上述哲学思想虽然与唯物辩证法所讲的事物运动过程中的联系性与发展性、对立统一规律中的主次矛盾等内容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如系统要素之间不是均衡地在发挥作用，而是存在着主次差别。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系统哲学和复杂性哲学是对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哲学反映，是一种实质性的思想飞跃和哲学创新，其所蕴含的系统复杂性思维模式正在改塑着人们传统的对立统一型思维模式，正是这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着强大的现代性思想支撑。正如维特根斯坦论及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时指出的那样：“洞见和透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现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二、由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向阶层分析方法的转变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创立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具体化为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学界通常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支点概括如下：（1）以经济学的深刻分析为着眼点。即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其中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产品为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如恩格斯所言：“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还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列宁则认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以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以及由此造就的长期性历史发展规律为主要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在阶级社会当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正是由于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导致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历史形态。“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3）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张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是：“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巧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阶级斗争理论，结合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实际，全面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状况后，提出了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团结民族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这一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建国之后，特别是1956年之后，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1966年以后，更是将阶级分析的作用及适用范围极度夸大，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的发生，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灾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数代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打上了刻骨铭心的“阶级烙印”和“阶级情结”。改革开放后，我国理论界基于对国内外社会发展实际的判断，在充分肯定阶级分析方法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合理性与重要性的同时，开始逐步强调阶层分析方法的重要价值，并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阶级分析方法相比，阶层分析方法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阶层分析方法的基本切入点不同于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以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现实地位为基本依据，而阶层分析方法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角度和切入点，而是根据研究需要采用多个角度和多个切入点研究社会的主体结构，从而描述出不同类型的社会阶层，如根据职业特征可将社会划分为工人、农民、军人、教师、管理人员等阶层；根据收入水平可将社会划分为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等；根据受教育程度可将社会划分为高学历者、中等学历者、低等学历者、文盲等。（2）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阶层分析方法的根本目的则是实现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工合作。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十分残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要解放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压抑的现代生产力，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一个必要的社会前提。近代中国则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成为等人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地强调阶级斗争的巨大作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迁，如股份制的大规模发展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趋于分散化；合作制企业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趋于多样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于市场的干预使得市场经济原本的无序状态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增大了社会总财富，为社会进行大面积的调剂提供了可能性。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高度重视社会政策问题的制定和实施，如为缓解社会矛盾，这些国家制定了工会法、就业法、社会救济法、失业保险法、种族平等法、小时工资和工时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公共卫生保护法、食品券福利保障法等。这些社会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逐步缩小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有效缓解了严重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大力开展阶层合作已逐步为西方社会广泛认同。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相应地，在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如何减少社会冲突，如何限度地减小不必要的社会代价，如何限度地增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便成为社会分层研究为重要的目的。（3）阶层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可以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应当承认，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在宏观解释力和思想深刻程度方面同阶级分析相比稍逊一筹，但是它具体化和多元化的研究角度，使其不仅注意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而且注意职业状况、个人或群体的影响力状况以及教育程度状况等多元因素对社会分层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这就使人们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整个社会结构的综合布局，可以使人们对于个体及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能有一定的解释力，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4）在许多场所可以将“阶级”和“阶层”概念交替使用。中文里的“阶级”一词对应的英文为class，阶层对应为stratum；而英文中的class一词既指阶级，也有阶层的含义，stratum则专指阶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用法来看，他们通常把阶级当作大于阶层的“基本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把阶层当作小于并“附属于”阶级的社会利益群体来看待，但有时则将阶级和阶层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就中国理论界的具体情况而言，在许多场合将阶级和阶层交替使用，既有助于推动国内社会分层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有助于同国际学术界接轨，从而有效消除人们的阶级斗争情结，使人们更加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三、由阶级统治型国家向管理服务型国家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的哲学思维模式和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为指导，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有关国家性质、职能、作用的国家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身分裂为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为了镇压和剥削另一个阶级而采取的政治压迫手段，它由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以及掌握征税权和各种社会管理权的国家机器构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的消失，国家终会逐步消亡。列宁则在《国家与革命》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怎样打碎和用何种手段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还特别阐述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及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等问题。以上述理论为指导，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应当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和选举政府，建立以共产党为主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实质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它与历史上一切只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国家存在本质区别，人民在这样的国家里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影响，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应当说，马克思、列宁、等人，在血与火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异常剧烈的时代，高度重视国家的阶级压迫性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伴随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和世界经济的迅速繁荣，一方面人类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文明的时代，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冲突又导致世界各国时刻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何看待当今国家的性质、职能和作用，遂成为国内外政治学理论探讨的一个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型国家学说。如张康之将国家划分为统治型、管理型、服务型三大种类，认为从人类社会的早期直到资本主义前期，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等级秩序和进行阶级压迫，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关，但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极对立，使整个社会获得秩序与和谐而走向文明发展的健康道路，国家职能开始从以政治统治为主导向以社会管理为主导转换，特别是不断强大的工业资本在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将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功利与公正、人权与主权辩证统一的现代政治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国，要求国家的职能从权力的集中代表者转变为社会管理的执行者，从维护阶级统治的以自我为中心向履行社会管理的以社会为中心转移。到了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伴随公民社团的蓬勃兴起和日益壮大，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诉求不断加强，国家的职能开始再一次发生重大置换，即由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国家本位主义逐步让位于社会本位主义。也有学者如王绍光等人，借鉴西方政治学的观点，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专断性权力（阶级统治职能）和基础性权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前者涉及的是国家性质，后者涉及的是国家能力，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应当是国家专断性权力被不断削弱和基础性权力被日渐强化的历史。透过上述学者对国家性质与职能的各种界说，不难看出，在当代中国人民对国家性质与职能的认识正在逐步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向着更高更新的境界迈进。诸如：更加强调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基本职能应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努力改善民生、保障公共安全等；更加主张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各种变革；更加强调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互利合作；更加淡化国家的阶级统治作用而凸现其社会服务职能；不再主张通过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来管理国家，而是强调通过完备的法治手段来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即使对国家的专政对象也不能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是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和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伴随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正在缓慢消解传统的受害民族意识，并逐步放弃二战之后形成的根据意识形态划分国际阵线的冷战思维模式，更加重视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不断往来，特别是通过亲、诚、惠、容的外交政策，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第二节　目前中国学术界阶级阶层划分理论辨析在中国业已完成的由对立统一型思维模式向系统复杂型思维模式转变、由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向阶层分析方法转变、由阶级统治型国家向管理服务型国家转变的三大根本性转型过程中，由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向阶层分析方法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意义和实践关怀价值。由之，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就成为研究中国所有其他重大问题的关键与核心所在。在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当前中国学术界有关国内外社会阶级阶层理论的研究现状予以认真辨析。一、对西方发达国家阶层划分理论的译介欧美学术界对社会阶级阶层理论的研究可谓流派众多、歧见杂陈，其中被公认为影响深远和作用巨大，且被中国理论界译介较多的思想流派主要有以下三大种类：一是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以及建基其上的各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前已备述，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直接源自于他的历史唯物论。他认为：阶级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其中一个阶级占有了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产品，由于各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不同，其阶级地位、阶级利益、阶级意识就会存在巨大差别，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变革的主要动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达致顶点，终无产阶级会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使阶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家现象逐步消亡，终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到了20世纪之后，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多样化，资本主义的阶级系统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陷入困境，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分层主张，其代表人物有达伦多夫、沃勒斯坦、马尔库塞、普兰查斯、赖特等人。达伦多夫通过对权力和权威的辨析，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与服从的对抗性团体，但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调节机制，可以将团体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控制在适度范围，从而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沃勒斯坦则认为，发端于16世纪的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将全世界区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每个国家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都无法逃脱其所在位置，或者剥削他人或者被他人剥削，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状况就必须将这个国家置于世界体系之中。赖特则根据美国的社会现实，从马克思的一元性阶级划分标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转向三元性划分标准（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和技能资产），提出了基于资本控制、组织控制和技能控制的三种剥削方式，特别是对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科层制中的经理阶层和专业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一阶级的不断壮大，弥合了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鸿沟，构成了社会稳定的调节器，避免了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发生。二是建立在韦伯社会分层理论基础上的各种新韦伯主义。韦伯与马克思的重要区别在于，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而韦伯仅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不仅关注社会怎么样，更重视社会应该怎么样。因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带有强烈的激进性和严厉的批判性特点。与之相反，韦伯只研究社会是怎么样的，强调用价值中立的方法去思考各种问题。反映在社会分层研究上，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1）多元分层论。韦伯在其重要论文《阶级、身份、政党》的开头就区分了三种分层秩序，即以权力分层为核心的法律秩序；以经济分层为中心的阶级秩序；以声望和身份分层为中心的社会秩序。韦伯认为，单凭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做法过于简单化，必须用多个层次和多元标准划分阶级阶层。（2）身份群体论。韦伯特别重视身份群体概念，即由那些分享着共同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而且具有类似声望地位的人组成的群体。这一群体可能因种族、宗教、语言等原因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和疆界区分，身份群体与阶级之间存在着冲突、共存和重叠三种情况。在社会稳定时，阶级结构有利于身份秩序的巩固；在社会变迁时，阶级结构的变化会促成身份秩序的重构。（3）社会封闭论。社会封闭是一个社会群体为自身利益化而采取的一种行动方式，他们通过语言、种族、性别、宗教等各种方式或标志使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正是这种排他性的联合行动使一小部分圈内人士享有了多的特权和机会。当他们发展为带有理性规则的联合体时，就会将其影响扩展到政治领域，并建立起正式的法律秩序，形成合法的特权群体。（4）科层体系论。资本主义的一些利益集团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不断扩展，通过建立现代科层制度来有效保护其权威。韦伯将合法性权威分成卡里斯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而现代社会固定化、法制化、专业化的科层制度在政府、政党、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广泛使用，充分保证了某些利益集团合法性权威的长期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帕金、吉登斯、洛克伍德、戈德索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在系统研读韦伯著作的基础上发展了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被称之为新韦伯主义。其中，帕金发展了韦伯的社会封闭理论。他认为，社会封闭主要通过“排他”和“内固”两种方式促成特定社会结构的生成。帕金特别分析了处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缓冲带”上的社会阶层，如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个“低层白领职业阶层”，他们的上升流动弱化了无产阶级的“内固”程度，避免了两大阶级分割体系的对抗和崩溃。吉登斯则在韦伯阶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阶级结构化理论”。他认为，阶级是根据市场能力来划分的，市场能力包括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教育和技能资格状况、体力劳动能力三方面的内容，具有上述不同市场能力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时就意味着阶级的生成。此外，阶级的生成还需要“中介结构化”和“临近结构化”两种因素发挥作用。前者涉及代内和代际之间的流动状况和封闭程度，后者涉及劳动分工、管理分工、由消费方式形成的社区居住和聚集状况，在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各国不同的阶级状况。戈德索普则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再结合市场状态把各类职业合并成七大阶级：阶级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高层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大企业的经理和企业主；第二阶级包括较低层的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小公司的经理；第三阶级包括在行政和商业机构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销售人员；第四阶级包括小企业主、手工艺人员、农场主、小股东；第五阶级主要是低级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的监管人员；第六阶级主要是技术型的体力工人；第七阶级是各行各业的体力劳动工人、农民。以上述阶级划分为基础，戈德索普重点研究了各个阶级之间的流动情况。他的结论是发生在中间阶级（第二、三、四、五阶级）的上升和下降流动多，而上层和下层的流动则较少，从长时段看，经过一系列流动后，很多人又回到了他们家庭出身的阶级地位上去。戈德索普的上述理论被众多国家所采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三是建立在涂尔干社会有机体理论基础上的各种功能主义理论。涂尔干对社会问题的观察视角与马克思和韦伯有很大不同。他看到的不是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差别和利益冲突，而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有效整合。涂尔干在其《社会劳动分工论》中把社会看作一个生物有机体，社会各行各业和各个系统就是这个有机体的各个器官和部分，可将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家庭出身背景导致的外在先赋性不平等；二是由于个人智商和才能获致的内在不平等。外在不平等威胁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秩序，必须逐步消除，而内在不平等则为现代社会所必需，它要求把有才能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社会分工较少，个人意愿从属于所在群体的利益，社会通过集体规则和各种规定实现机械性团结，而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了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个人主义开始盛行，要把因人性自私导致的社会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必须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职业组织的就业指导，把发达的社会规范、价值系统和合作性法律体系内化到个体的内心世界，才能终实现社会由机械性团结向有机性团结的转变。到了20世纪50年代，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被美国的帕森斯以及他的两个学生戴维斯、摩尔发扬光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帕森斯认为任何社会要延续下去，必须由四个功能系统构成：环境适应（adap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目标实现（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潜模式维持（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简称AGIL系统。如经济系统是为了从环境中汲取资源以生产必需品，国家组织是为社会成员制定目标和方向，法律和宗教组织是通过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来整合社会，家庭和学校是通过训练个人的社会化使社会得以延续。每个人的声望等级取决于该社会成员依照共同的价值取向对其所在组织的地位的评价，能遵从和体现这些价值的人通常能够在该社会获得较高的声望地位和收入财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帕森斯的两个学生戴维斯和摩尔以及之后的众多社会学者，通过系统性的、实证性的、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开展了职业声望研究、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测量、地位获得过程研究等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除了对上述影响巨大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外，还对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分层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对帕累托、米歇尔斯等人的社会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研究以及各种女性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综合马克思和韦伯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他将社会资源区分为不同类型的资本，诸如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他重点研究了文化资本问题，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继承下来的语言的和文化的能力，包括精美的语言表述、优雅的行为举止、适度的礼仪方式、高雅的文化品位等内容。他在其著名的《区隔》一书中，通过对生活方式、消费偏好、休闲娱乐、人格评价等因素的综合考察，提出了一整套可操作性的文化资本测量指标体系。之前人们在研究社会阶级阶层理论时，总是把文化现象看成次要的、从属于经济生产和政治权力的附着物，而布迪厄通过赋予文化资本以重要地位，将其整合到社会结构的理解中去，使其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热点之一。二、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多元透视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权力、资本、劳动等各种要素纷纷参与到社会利益分配中来，使得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改革开放前以政治分层为中心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理论被彻底颠覆，人们开始以经济地位、政治影响、社会声望等多种因素为标准来划分阶级阶层，从而形成了学术界各种各样的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理论，影响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阶级理论研究为主导的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理论。在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结构状况的分析，特别是其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强调已经无法适应今天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状况，也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不相适应，必须充分吸纳和借鉴当代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研究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现状。另一类则认为，许多人机械照搬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复杂性阶级阶层状况，其研究成果只是把握了中国社会的表层状况，无法从深层次上解释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把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视作核心概念，充分吸收当代西方的阶级阶层理论研究成果，创制出中国特色的阶级阶层划分理论。问题是，时至今日，人们只是强调马克思阶级理论与西方阶层理论的兼容并蓄，但尚未出现真正令学界信服的相关研究成果。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提出的十大阶层理论。他所带领的团队依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三大标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仔细研究该理论，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新韦伯主义学者戈德索普阶级阶层分类方法的影响，后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市场状态把各类职业合并成七大阶级。当然，陆学艺在自己的阶层分类中比较看重组织资源的重要性，因此他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视作阶层。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人们采取哪一种资源作为首要标准来划分阶级阶层，往往与其理论研究目的密切相关。此外，陆学艺在其之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系列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从原先的金字塔形结构逐渐向橄榄形结构转变的理论。三是由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理论。他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形的一横，而丁字形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形群体，该直柱形群体是由一系列的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他认为，由于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底层巨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因而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而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比金字塔形结构更加严峻，这种倒丁字形结构主要是由我国的城乡二元分离制度造成的，改造这种社会结构的难度十分巨大。其中，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各界都想推进中产和中间部分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迄今为止，这个阶层比例很小，算来算去大概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12%，而占88%的就业者都不是中产阶级，终改变这种社会结构尚需几代人的努力。此外，李强还与沈原、孙立平合作提出了“四大利益集团”理论，该理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四个利益集团。四是学界众多学者正在反复讨论的“阶层固化”理论。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其资源占有、起点条件、机会际遇各异，而市场机制在决定利益分配时并不考虑上述差异，甚至会通过强化差异来获得效率。加之，因改革滞后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行业垄断、分配格局不合理、权力腐败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愈发艰难，各类权力世袭现象愈演愈烈，阶层边界壁垒不断堆高，跨阶层流动逐步滞缓，富贵绵延和贫困世袭同时并存，特别是网络和媒体对社会上“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现象高度关注，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矛盾冲突增多，社会戾气上扬，致使阶层固化和阶层撕裂现象成为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之一。除此之外，朱光磊还提出了基本阶层、新兴阶层、复兴阶层、交叉阶层四阶层理论；孙立平提出了“社会断裂”理论，即由于我国社会迅速发生的大规模、多重性社会转型，致使社会出现了结构性断裂，诸如城乡结构断裂、生产与消费断裂、文化传承断裂等等。当然，由于研究目的、学术兴趣、知识结构、理论架构各不相同，还有诸多学者提出了各色各样的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理论，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三、中国学术界社会分层研究的未来走向统观中国学术界对外国阶级阶层理论的译介和对国内阶级阶层现状的研究，现阶段的阶级阶层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亟待拓展的创新领域包括：（1）单一学科研究色彩浓厚，尚需提高理论整合程度。由于中国现阶段的学科分工所致，目前绝大多数有关阶级阶层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中国社会学界。他们所做的众多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极其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尚处于“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阶段。实际上，社会阶级阶层理论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性问题密不可分。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只有深入到更广泛的学科领域，通过跨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才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而有效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孔之见，从更为全面、更加深入的视角把握阶级阶层变迁的本质规律，为各学科内部相关问题的理论创新奠定扎实的学术根基。（2）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欠缺，应强化古今中外比较研究。中国学界提出的“十大阶层论”“倒丁字形结构论”“阶层固化论”“社会断裂论”等，无疑是建立在学者们长期的实证经验研究和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基础之上，但他们在得出上述结论时，其基本参照物是什么？如果仅是聚焦当下社会现实状况的研究，没有经过历史大纵深和国际宽视域的比较研究过程，那么，其研究结论中存在偏颇和偏激之处将在所难免。因此，这就意味着要全面透视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决不能就事论事。一方面，要从历史大纵深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现阶段的阶级阶层状况与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类似性阶级阶层状况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厘清其来龙去脉，找出其共同性本质特征，从而更加客观地把握其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还要进行国际宽视域的横向比较研究，将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美、俄、英、法、德、日等大国在同一历史时期的阶级阶层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准确定位和考量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主要动因和未来走向。（3）既要科学理性地提出问题，更要准确指明求解之道。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任何理论研究过程中，科学理性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目前有关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状况的不少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充满了理论创新意义，但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为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供理论指南，否则就会陷入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和好看不好吃的空幻境地。伴随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冲破各种利益樊篱和敢啃硬骨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急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如何激发学界足够的理论创新勇气，使其以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研究为基础，通过科学严谨的理论论证，勾勒出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和维护制度正义的路线图，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社会管理改革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顶层设计方案，无疑是当代学术研究应予担当的重大社会责任。第三节　权力、资本、劳动三大阶层理论的提出前已备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目标不同，其生活水平、生存方式、思想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中国社会已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就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重新认识中国社会阶层的变更状况。然而，正如李培林指出的那样：“根据不同的分层目的，可以有不同的分层标准。”“每种划分方法的后面，实际上都有一整套的理论。”“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物，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活体，它处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依据政治影响、经济地位、文化水平、社会声望等综合因素，可将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权力阶层、资本阶层、劳动阶层三大利益团体。一、当代中国权力阶层的主要特征在对权力阶层的基本特征展开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权力以及权力阶层的概念予以科学界定。“权力”一词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中历来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将权力视为遍及一切事物的一种准形而上学的宇宙力。福柯在对收容所、监狱、医院等机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将权力归结为“在非平等的、活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从无数点行使的东西”。马克斯·韦伯对权力的各种形态进行了研究，将权力界定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不难看出，形形色色的理论对权力的解释都离不开强制力、作用、结果等要素。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看，所谓权力就是权力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社会力量，依其性质可将权力划分为强制性权力、操纵性权力、功利性权力、人格性权力等各种类型。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政策法规的执行、国家机器的运转都离不开掌握权力的人，这些人在社会分层中被称为权力阶层，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僚队伍。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发展，无论在任何类型的政治制度内，在所有承担着复杂和大规模行政职能的组织内（政党、政府、工会等），由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组成的文官（公务员）队伍，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官僚制度，都已占据了现代社会管理的主导地位。阿尔蒙德认为，在所有国家中，由于职业公务人员的人数和任职时间都大大超过了经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他们和行政官员一起，既垄断了设计实际政策所需的技术专长，也垄断了有关现行政策缺点的大部分情报，因而他们获得了拟定决策议事日程的主要影响力，这就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官僚化的社会体系。如果说，前述内容是对权力及权力阶层的一般分析，那么中国的权力阶层则具有自己突出的个性特征，尤其是经过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修炼，中国社会形成了完备而成熟的权力本位的文化体系。权力本位亦即官本位，它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作为参照系，用以度量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的社会地位及其身份价值，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官吏与一般平民具有明显地位差异的独特社会个性。加之，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染，中国社会还形成了“以吏为师”的文化传统——一种理论拥有的真理性成分的大小，取决于创造者官阶地位的高低，士农工商阶层无法与作为社会中心的官员阶层相抗衡。由于官僚体系成为全社会的中心，它吸引着社会上各类精英人才争相涌入。只要拥有了官位，各种功名利禄都将应声而至。与这种官本位社会相伴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是，到了历朝历代的中期，行政机构开始职能重叠，行政环节日趋复杂化，官职冗滥，工作效率日益低下，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对普通民众的压榨和剥削更加严苛，国家机器加速腐化，终导致一代王朝的衰亡。这种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官本位传统，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冲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讲，当代中国国家机器的运转轨迹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官本位的根本性影响。杨继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测算，中国党政机关人数从1966—1979年增长46.4%，1979—1989年增长86.1%，1989—2000年增长95.3%，到2005年止，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约7000万，平均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伴随权力阶层人数的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权力阶层的基本工资、办公用房、车辆费用、会议开支等随着国家管理规模的扩大也在节节攀升。周天勇则认为，支配权力阶层行为的真正动机并不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而是自身利益的化，包括：谋求稳定工作和工资保障的就业利益、用以审批许可执法的权力利益、下级组织和个人侍奉的进贡利益、部门权力不断膨胀带来的规模利益等。所有这些利益使权力阶层尽可能多地享受和消费人民提供的各种资源，诸如：舒适的办公、愉快的出行、公务旅游观光、豪华奢侈的培训、气派可口的招待餐等。面对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期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已进行了八次行政体制改革，其间，权力阶层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的划分，随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设定的经济、政治发展目标而不断调整，但基本上是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中运行。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数额的剧增，政府调控资源能力的大大增强，权力阶层的吸引力又在不断增强。公务员成为大学毕业生热门的选择之一，近年来每年都有一百万以上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报考国家各级公务员岗位，甚至出现了上千人竞争同一个岗位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