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色中国历代法书名碑原版放大折页:袁安袁敞碑

本系列丛书精选历代常用碑帖范字加以放大，并配以折页的形式，有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书法类图书，是本社黑白版《中国历代法书名碑原版放大折页》（常销，畅销）的彩色升级版。既可用于学校、书法培训中心，也可为书法爱好者自学使用。

主编古铁，原名胡紫桂，系中国书协第四届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

      中国的文字在秦汉时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对汉代的篆书产生了深远影响。隶书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促使篆书从战国晚期开始逐步向简便易写的隶书过渡。到汉代时，隶书成为正式的通行文字，成熟时期隶书的典型特征在帛书中已基本成形，而篆书只是在一些庄重或者需要加以装饰美化的场合之中使用，此时篆书从实用性的一线向艺术性的一线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袁安碑》与《袁敞碑》呈现出汉篆的独特风貌和艺术价值。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立。篆书，十行，今为每行十五字，共计一百三十九字。碑高一百五十三厘米，宽约七十四厘米。出土年代不详，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题记。后来被人移置到河南偃师县（今为偃师市）西南三十里辛家村牛王庙做了摆放供品的供案。1928 年初，牛王庙改作辛村小学，供案在原地放置未动。来年的夏天，一名儿童在石案边玩耍，发现石上刻有文字，随即告诉了村民，村民任继斌遂以拓本流传于世。1938 年，当地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将此碑收存，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碑主袁安是东汉名臣，他少承家学，举孝廉，任阴平长、任城令，驭属下极严，吏人畏而爱之。东汉末年大名鼎鼎的大将军袁绍就是其后人。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为人庄重威严，见敬于州里。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为政严明，断狱公平。然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於圣世，尹所不忍为也。』闻之者皆感激自励。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

        《袁敞碑》全称《汉司徒袁敞碑》。东汉元初四年（117）立。篆书，十行，上下断缺，每行五至九字不等。残石高77.5 厘米，宽72 厘米。1923 年春出土于河南偃师。1925 年后属我国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有，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袁敞是袁安之子，此碑字迹与《袁安碑》似出于一人之手。

       《袁安碑》与《袁敞碑》继承了秦皇刻石温婉圆转的风尚，但笔画活泼，锋芒微露，横线略作上弧，笔画使转衔接间方中带圆，圆中带方，较秦皇刻石更显得有姿态。字体结构宽博舒展，是汉代篆书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同时期出现的《祀三公山碑》也是以篆书入石，但多数以方折的隶书结构作篆，而字形重心每每下移，不同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规范装饰化类型的篆书重心偏上，却更显古拙。它们在构形上与小篆基本相同，在文字学的范畴中尚属小篆系统。但由于篆书在汉代已逐渐退出社会通行文字的领域而以隶书代之，所以纵观《袁安碑》与《袁敞碑》其在体态和笔势上带有隶书的笔意，用笔和结构不像秦篆那样严谨和匀齐。《袁安碑》有些笔画的写法已经打破了小篆的常规写法，应由一笔完成的笔画，这里明确使用了分笔来书写完成，这是受到隶书的影响所致。另外，如『二』、『三』、『五』等字后一笔横画收笔向下书写一段，在秦篆中也是不曾见的。

       《袁安碑》还有一处不曾见的就是其碑穿。碑穿是汉碑的典型特征之一，《袁安碑》碑穿居中，为汉碑中所罕见。碑穿的位置一般在碑首与碑身相交的中间，起到分界的作用。而《袁安碑》无碑首，整体为长方形。碑穿穿在了正中心，与出土的大多数汉碑碑穿的位置截然不同。

      《袁安碑》《袁敞碑》的书法从体势、精熟程度上看，都可谓是汉篆的典型。汉代主流书体是隶书，然而篆书仍然在一定的领域内流传，篆书的演绎变化不但没有停止，相反，比起秦篆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自秦以来，以李斯小篆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汉代彻底被打破。篆书由于应用对象、用途、地域等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体系及相对应的面貌。其次，在汉代隶书发展过程中，隶书对篆书的技法和审美产生了影响，使汉篆增加了隶书的笔意，显得更加飘逸灵动，更在汉篆中增加了弧线形的使用比例。后，汉印的蓬勃发展为两碑书体提供了养分，两碑书体本与汉印文字气息相通，我们在两碑中亦可领悟到汉印文字的平方正直，简约质朴表象中隐含方圆相济、曲尽其妙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