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89483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教授1941～2000年发表的论文。袁方先生师从老一代社会学家陈达先生，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改革开放后，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对我国社会学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袁方先生留下的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论述对理解我国劳动社会学、人口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重建有重要价值。本文集丰富了我国社会学史和社会学家史。
目 录
部分 1941～1949年／1
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3
论社会流动与理想社会／8
士的社会阶梯／17
民治与社会选择／30
论手艺人改行／39
评潘光旦的《自由之路》／62
有警察的社会／64
城乡关系：敌乎？友乎？／69
皇权下的商贾／75
论天高皇帝远／84
论人力的生产制度／90
四十年代云南社会学的发展／97
第二部分 1949～1957年／101
清华、联大社会系史／103
我国劳动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121
开展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136
五十年代我国社会学和人口研究的回顾／143
第三部分 1979～1992年（时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149
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是搞资产阶级社会学
——有关五七年在党领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情况／151
1982年北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开学迎新会上的讲话／158
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及其方法／161
现代中国人口学的拓荒者——忆陈达先生／169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一九八一年工作小结和一九八二年工作安排的初步设想／175
大力开展城市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181
新生的社会学系在茁壮成长／185
谈谈我国的人口问题／188
北京市人口发展的控制问题／198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在庆雷洁琼教授执教五十五周年大会讲话／210
民政工作与社会学／213
社会学与小城镇研究——《小城镇大问题》一书读后感／223
社会学和城市社会问题／231
北京劳动力人口行业职业分布状况的初步研究／247
中国老年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261
美国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273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293
中国农村非农部门的就业和问题／306
社会工作教育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19
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331
论人口老化的对策／344
1990年在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上的讲话／351
1990年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闭幕词／353
发展中的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回顾与展望／355
1991年庆祝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成立十周年／363
中国就业问题和劳动制度改革／368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十年》序
——继承北京大学优良的社会学传统／375
第四部分 1993～2000年／379
在纪念陈达教授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381
1993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开幕词
——《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致辞／387
1994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开幕词／390
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重点／393
加速发展中国人类学／397
团结起来，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学事业／405
学习《江村经济》的一些体会／407
在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上的讲话／415
在97年社会学年会上的讲话／417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其面临的转变／420
传统与重建426
在中国社会学会1998年年会上讲话／432
我的老师：著名社会学家陈达／434
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439
附 录／445
附录一 袁方教授的社会工作教育思想与学科建设实践／447
附录二 承前启后——袁方先生劳动社会学思想／458
附录三 出版说明／475
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3
论社会流动与理想社会／8
士的社会阶梯／17
民治与社会选择／30
论手艺人改行／39
评潘光旦的《自由之路》／62
有警察的社会／64
城乡关系：敌乎？友乎？／69
皇权下的商贾／75
论天高皇帝远／84
论人力的生产制度／90
四十年代云南社会学的发展／97
第二部分 1949～1957年／101
清华、联大社会系史／103
我国劳动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121
开展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研究／136
五十年代我国社会学和人口研究的回顾／143
第三部分 1979～1992年（时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149
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是搞资产阶级社会学
——有关五七年在党领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情况／151
1982年北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开学迎新会上的讲话／158
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及其方法／161
现代中国人口学的拓荒者——忆陈达先生／169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一九八一年工作小结和一九八二年工作安排的初步设想／175
大力开展城市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181
新生的社会学系在茁壮成长／185
谈谈我国的人口问题／188
北京市人口发展的控制问题／198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在庆雷洁琼教授执教五十五周年大会讲话／210
民政工作与社会学／213
社会学与小城镇研究——《小城镇大问题》一书读后感／223
社会学和城市社会问题／231
北京劳动力人口行业职业分布状况的初步研究／247
中国老年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261
美国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273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293
中国农村非农部门的就业和问题／306
社会工作教育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19
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331
论人口老化的对策／344
1990年在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上的讲话／351
1990年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闭幕词／353
发展中的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回顾与展望／355
1991年庆祝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成立十周年／363
中国就业问题和劳动制度改革／368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十年》序
——继承北京大学优良的社会学传统／375
第四部分 1993～2000年／379
在纪念陈达教授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381
1993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开幕词
——《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致辞／387
1994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开幕词／390
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重点／393
加速发展中国人类学／397
团结起来，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学事业／405
学习《江村经济》的一些体会／407
在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上的讲话／415
在97年社会学年会上的讲话／417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其面临的转变／420
传统与重建426
在中国社会学会1998年年会上讲话／432
我的老师：著名社会学家陈达／434
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439
附 录／445
附录一 袁方教授的社会工作教育思想与学科建设实践／447
附录二 承前启后——袁方先生劳动社会学思想／458
附录三 出版说明／475
前 言
序言：阅读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学术实践
王思斌
袁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系主任，曾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我国社会学学科、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力出版《袁方文集》，主编佟新教授与出版社商议要在前面写点什么，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对于出版袁方教授的文集，我十分赞同，因为袁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流行，把他的著述集结起来，有利于学术界了解他，并从中获得启迪。面对袁先生的著述，让我说点什么，我却有些为难。原因是作为他的学生和曾经的下属，我从内心来说对他只有感恩，当然对他的学术实践也十分佩服。现在面对《袁方文集》，我不能只归于情感，而是要回归学术，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为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袁方教授。然而笔力不健，我怕难以实现初衷。以下，我将从本文集出发，并结合我所了解的袁先生的学术活动，从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贡献三个方面谈一谈读这本书的感受，以使大家可以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学术实践。
一 学术精神
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1998年）的时候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精神的魅力》，这是由北京大学的一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实践撰写的文集，其中收录了袁方教授的《传统与重建》。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空洞的鼓噪性文字，而是清楚地历数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传统，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为国家、为学术。文如其人，这篇由大量有历史背景的学术事实连缀起来的、朴实无华的文章就像袁方先生的学术品格一样。
袁方先生早年就学于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教授，并受惠于费孝通教授等名家，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学训练。他从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学术文章，他的文章大抵有两个特点：一是面对国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关于点，作为社会学者的袁先生没有运用宏大叙事去论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是见微知著，从社会底层看待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除理论分析外，他选择的基本方向是劳工问题和社会流动，不论是《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还是《论手艺人改行》，都是从基层劳动者职业变动的角度反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论手艺人改行》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翔实资料，说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为什么要改行和往哪里改行，回答是因为社会环境所迫而改行，多数人因为邻居、朋友的支持而选择新业（这是今天说的“社会资本”）。再看《士的社会阶梯》，多么系统的梳理，多么丰富的资料，袁先生还自谦是“非常粗略的”考察。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袁先生对“士的社会阶梯”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意义进行了分析归纳，是很精辟的。可以说，这是历史社会学著述的一个优秀范例。
在以后的著述中，袁方先生一直秉持严格的实证精神，几乎所有文章都是用资料说话，用尽可能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说话，而少有空论。“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袁方教授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了一个学人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他经常向学生讲述他的老师——陈达教授的学术箴言：“有十分资料，只能说九分话。”谨慎的实证精神是对做学问、对科学的敬畏，在这方面袁先生堪称楷模。
二 学术观点
袁方教授所关注的学术领域集中于劳动问题，这是一个宏观上可通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微观上可入平民生活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的领域。他亲笔起草的“劳动问题”大纲从劳动理论到劳动实践，从劳动力资源到工资问题，从劳动争议到社会保障和劳动法，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劳动社会学思想。从其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出发，我认为袁先生的如下学术观点颇具价值。
其一，工业化是劳动问题、职业流动的宏观制度原因。袁先生在《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中指出，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它给予社会的影响，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该文在后的总结中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其间所引起的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本是一件冗长的不易迅速结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说到了根本上。一个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工业化对社会就业、职业流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不管是袁先生所描述的20世纪40年代的“手艺人改行”，还是80年代他所讨论的劳动就业问题，都贯穿了工业化对劳动就业有深刻影响的观点。在改革以后发表的论文中，袁先生强调了开放劳动力市场的观点，并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强调其意义。在袁先生那里，劳动就业是制度性问题，是国家发展问题。
其二，劳动问题的根本是民生问题。在职业流动研究中，袁先生把视角投向普通的基层劳动者，手艺人改行、农民进城务工是底层劳动人民谋生方式的写照。他在《论手艺人改行》一文中写道：“改行换业”成为昆明市的手艺人为流行的口头禅。如今他们有的业是换了，行是改了，可是他们的“改”与“换”，实在不过仍旧在原来的社会背景里，做感伤的旅行。袁先生在劳动问题中注重劳动工资、生活费问题。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就业发展的关系，兼顾就业的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在这里，劳动不只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且是劳动者生活本身。袁先生对民生的关心也表现于工作之中。每当问及我们几位留校教师的生活时，他总是感慨。谁说他常常请学生吃饭不是这种心绪的自然流露呢?
其三，把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研究劳动和社会问题。城乡关系是工业化、社会流动研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袁先生在《城乡关系：敌乎？友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描述城乡关系的概念：无机的循环。他描述道：“乡土也得跟着商品的市侩气转入贸易市场上成为赚钱赢利的一环。乡里人需要看城里人的脸色，似乎喜怒哀乐也要跟着喜怒哀乐，乡里人在生产的领域中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土地上的五谷，不再是丰衣足食的靠山；而是城市工厂的原料。原料通过机器加工，回到娘家，带回的礼物是：土棉布变成洋布，糙米变成机器白米了。”他认为这种无机循环是城乡关系的脱节，要打破城乡的对立，抹平城乡之间对立的鸿沟，就要实行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使城乡关系不仅是利益结合，还是一个共同不可分割的整体，互助共存。面对袁方先生70年前的见解和今天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某些现实，是不是启发依旧呢？袁方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十分关注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他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劳动就业问题的范围扩大到农村，城乡应统筹兼顾，要有计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就业。这可以说是其长期思考的结果。
其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保障人民生活。劳动就业的根本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在劳动机会和劳动能力丧失后，就会产生保障问题。根据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状况，袁先生提出将“就业保障”转化为“失业保障”的主张，后来他又研究社会保障、养老保障问题，这是一脉相承的。在《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一文中，他认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突出的老年赡养问题，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途径，同时要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并使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这是必然趋势。他从养老事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待养老模式的选择，表现了社会学家对人的关怀。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后，袁先生又将自己的学术关怀往外扩展了一步，民生与他的学术活动联系得更加紧密。
袁方教授在其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还有许多深邃的学术思考，如他的《论天高皇帝远》《有警察的社会》，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留给读者们去体味。
三 学科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下面我们从袁方先生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来看他的“立功”。
20世纪50年代，为了恢复社会学、人口学研究，袁方教授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从另一个方面记录了他的学科建设功绩。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袁先生授命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来他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北京大学和全国社会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一位年逾六旬的学者，从头建立一个学系，谈何容易。袁方教授牺牲了自己的论文写作与休息时间，调人员、建课程、招学生、备资料，全身心投入学科和学系建设。程师母说袁先生“有国无家”，我们可以说袁先生“为系忘家”“为学舍己”，这是一种高尚的学科情怀。实际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设的意义不只在于北京大学本身，后来许多社会学系的建设参考了北京大学的经验，许多社会学人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修。所以，袁方教授是在为全国做事。
在具体的学科建设中，袁方教授全面推动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社会学的发展，其中用力的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这既基于他多年学科建设之经验，也是建设现代社会学系之要求，还与学生就业有关。他认为，掌握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社会学系毕业生就有了饭碗。为此，他以自己的学术威望和学缘关系，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名家来校讲学，与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相互支持关系，促进了社会学学科建设。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学科建设实践值多少学术论文和专著教材？在这里，他把自己呕心沥血努力的效果记在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账上。这是他的人格、学格，也是在本文集的文章中可能看不见的。袁先生善于团结学界同人一起工作，促进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我相信，北京大学、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将为其记功。
今天，我国的社会学在袁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奠定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快速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也给社会学人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我相信，在解决新的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进程中，袁方教授的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情怀依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袁方自叙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我于1918年2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安乐乡。我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工作。那时，我在湖南长沙读高中（先在明德中校，后在岳云中校）。为了抗日，我参加了湖南省政府主办的高中学生的军训半年；然后又去农村组织农民进行训练，也近半年。正是在这种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潮中，我产生了要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和富强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我想弄清楚：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沦落到生存陷于危难的地步？能否以及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摆脱生存的危机？可以说，我对社会研究的兴趣和志向，正是由于当时民族救亡的需要而形成的。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兴趣和志向，1938年我考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方搬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它集中了全国许多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学术和科学研究的气氛非常浓厚。而社会学系则拥有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李树青、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这为我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我十分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仍坚持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来拯救民族、报效祖国。
社会学确实为我打开了学理论，又重视社会调查的视野，把社会调查作为沟通理论与实际、深入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当时该系开设了几门社会调查方法课，如“社会研究法”、“社会机关参观”、“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等。这些课程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许多认识社会的科学手段。我曾经运用所学的这些方法，对昆明市镇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研究，写出论文。1942年，我撰写了题为《昆明市的都市化》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同时又写了《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一文，在《当代评论》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些论文都是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而形成的。
自那时起，我就一直重视并力行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时至今日，我仍强调要把“社会研究方法与调查”作为社会学系的基础课程来建设，把掌握社会研究与调查方法作为社会学系学生的基本素养之一。
1942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担任“社会机关参观”等课的教学工作。这门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接触实际，初步了解社会各种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写出参观报告。除教学工作外，我继续调查昆明市传统行业的变迁和社会流动，并参与清华大学在昆明和呈贡县建立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有关人口和劳动的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发表了《论人浮于事》、《论兼业》、《昆明社会解组》、《传统行业及其问题》等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我还与费孝通教授等合著《人性与机器》一书，于194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在联大学习与工作期间，我还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许多进步社会活动。在学习期，1939年我先后参加了校内地下党领导的“民先”、“群社”、“社研”等革命组织的活动。1943年上半年，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成立了自由论坛社，先后出版《自由论坛》月刊和周刊。闻一多、潘光旦、王赣愚、吴晗、费孝通等知名教授都是该社成员。我也参加了该社，曾担任该社出版月刊和周刊的编辑，为当时的民主运动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大结束。我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继续在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除了讲授“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等课程外，还把陈达教授主持的关于上海工厂的调查、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进行的关于手工业的调查等资料整理成《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成都手工业》、《北京地毯业》等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此外，我还协助吴景超教授负责在天津《益世报》主编的《社会研究》副刊，每周出刊一次。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与研究，发表了《论手艺人改行》、《皇权下的商贾》、《论天高皇帝远》、《论新兴职业》、《论人力的生产制度》、《论人心浮动》、《论社会崩溃》等论文。
1948年11月，清华大学解放。为了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和系里的老师都感到需要重新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以此为指导，来调整办学方向、课程设置以及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教学、研究活动。我开设了一些新课程如“阶级论”、“社会保险”等，还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各项社会工作。我担任了清华“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副主席、工会副主席、职工业余学校校长、《人民清华》编辑等职，积极为建设人民清华服务。1950年春我参加京郊丰台区土改；1951年又参加北京市高校土改工作团，赴广西土改一年，并荣获甲等功一次。
1952年在高教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消，这主要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苏联社会学曾被取消，据说是因为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历史唯物论可以取代社会学，还因为社会学研究问题，而社会主义又还没有社会问题，无需社会学。社会学被取消后，许多原来从事社会学的教师转到相近的学科领域去工作。我也离开了清华，先后到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劳动干部学校、中央劳动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校，从事劳动法、农业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劳动经济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历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1955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社会学被取消，所有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都深感惋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著名的老社会学家都为试图恢复社会学做出过努力。1956年，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初，在一次国务会上又接受了邵力子、马寅初、陶孟和等人的建议，做出决定，建立由各部委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研究人口问题和推行节育的人口政策。这些都使我们原来从事社会学的人深受鼓舞，也使我们感到有责任提出重新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1月，陈达在北京政协会议以及后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提案。同年吴景超教授在《新建设》第1期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费孝通教授在《新观察》发表了《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呼吁恢复社会学。这些建议和文章引起了中宣部和科学院的重视。1957年1月，中宣部理论处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林耀华、袁方等人座谈有关社会学的问题。会后我向该处汇报了陈达先生的人口问题研究状况，要求给予支持，受到该处重视。同年3月，中国科学院哲学部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费孝通、胡庆钧、全慰天、袁方等人座谈，研究建立社会学机构问题，并决定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筹备组，推选陈达为主任，我为秘书。这个筹备组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研究方案及研究机构并决定首先把人口学研究恢复起来。当时陈达和我都在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工作，陈任副校长。学校为他成立了人口研究室，我参与该室的研究工作，协助陈达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在国内杂志和世界人口学年会上发表，受到社会的好评和国际的重视。此外，费孝通、吴景超、孙本文等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人口问题一时成了国内报纸杂志讨论的热门课题。社会学的其他研究也似乎恢复在即。然而此时正处于反右斗争的前夕。
紧随而来的反右斗争，使面临恢复的社会学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上述为恢复社会学而进行的各种活动被当作从人口问题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罪证”。陈达、费孝通、吴景超和我都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社会学成为“禁区”，无人再敢问津了。从1952年至1979年，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前后中断二十七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也为恢复社会学创造了前提条件。1979年3月1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宣布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费孝通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1981年8月，北京市社会学会成立，雷洁琼教授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建社会学专业，我参与了筹建工作。1981年北大政治学系设立社会学专业，成立社会学组，开始招收研究生。接着1982年北大成立社会学系，我担任系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自从北大社会学专业和系建立以来，我先后开设了“人口问题”、“劳动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学方法论”等课程，担任博士生导师，主编出版了《社会学与人口问题》、《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学百科辞典》等著作，并承担和主持了“六五”、“七五”时期社会学国家重点课程，如“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的研究，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和采纳，还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还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从1979年至今，先后担任了国务院社会科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主席，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务，此外，还经常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1984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我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五十多年，在重新回到社会学领域之际，我仍然坚持以往的学术主张，即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功，是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从了解国情，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入手。我曾把这种看法贯穿于北大社会学系的教学实践，要求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而且要深入实地，用科学调查方法，认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来认识社会、研究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这已成为北大社会学系的一种学风。常听人说，北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上都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对此，我深感欣慰。
回顾五十多年来我的生命历程是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道路紧密相联的。但我仍为自己选择了社会学这条道路而感到幸运，犹幸在古稀之年，仍有机会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但我更寄希望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社会学工作者，并衷心祝愿他们（她们）能比老一辈干得更多、更好，赶超世界水平，把中国的社会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王思斌
袁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系主任，曾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我国社会学学科、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力出版《袁方文集》，主编佟新教授与出版社商议要在前面写点什么，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对于出版袁方教授的文集，我十分赞同，因为袁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流行，把他的著述集结起来，有利于学术界了解他，并从中获得启迪。面对袁先生的著述，让我说点什么，我却有些为难。原因是作为他的学生和曾经的下属，我从内心来说对他只有感恩，当然对他的学术实践也十分佩服。现在面对《袁方文集》，我不能只归于情感，而是要回归学术，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为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袁方教授。然而笔力不健，我怕难以实现初衷。以下，我将从本文集出发，并结合我所了解的袁先生的学术活动，从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贡献三个方面谈一谈读这本书的感受，以使大家可以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学术实践。
一 学术精神
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1998年）的时候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精神的魅力》，这是由北京大学的一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实践撰写的文集，其中收录了袁方教授的《传统与重建》。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空洞的鼓噪性文字，而是清楚地历数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传统，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为国家、为学术。文如其人，这篇由大量有历史背景的学术事实连缀起来的、朴实无华的文章就像袁方先生的学术品格一样。
袁方先生早年就学于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教授，并受惠于费孝通教授等名家，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学训练。他从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学术文章，他的文章大抵有两个特点：一是面对国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关于点，作为社会学者的袁先生没有运用宏大叙事去论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是见微知著，从社会底层看待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除理论分析外，他选择的基本方向是劳工问题和社会流动，不论是《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还是《论手艺人改行》，都是从基层劳动者职业变动的角度反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论手艺人改行》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翔实资料，说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为什么要改行和往哪里改行，回答是因为社会环境所迫而改行，多数人因为邻居、朋友的支持而选择新业（这是今天说的“社会资本”）。再看《士的社会阶梯》，多么系统的梳理，多么丰富的资料，袁先生还自谦是“非常粗略的”考察。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袁先生对“士的社会阶梯”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意义进行了分析归纳，是很精辟的。可以说，这是历史社会学著述的一个优秀范例。
在以后的著述中，袁方先生一直秉持严格的实证精神，几乎所有文章都是用资料说话，用尽可能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说话，而少有空论。“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袁方教授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了一个学人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他经常向学生讲述他的老师——陈达教授的学术箴言：“有十分资料，只能说九分话。”谨慎的实证精神是对做学问、对科学的敬畏，在这方面袁先生堪称楷模。
二 学术观点
袁方教授所关注的学术领域集中于劳动问题，这是一个宏观上可通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微观上可入平民生活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的领域。他亲笔起草的“劳动问题”大纲从劳动理论到劳动实践，从劳动力资源到工资问题，从劳动争议到社会保障和劳动法，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劳动社会学思想。从其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出发，我认为袁先生的如下学术观点颇具价值。
其一，工业化是劳动问题、职业流动的宏观制度原因。袁先生在《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中指出，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它给予社会的影响，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该文在后的总结中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其间所引起的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本是一件冗长的不易迅速结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说到了根本上。一个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工业化对社会就业、职业流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不管是袁先生所描述的20世纪40年代的“手艺人改行”，还是80年代他所讨论的劳动就业问题，都贯穿了工业化对劳动就业有深刻影响的观点。在改革以后发表的论文中，袁先生强调了开放劳动力市场的观点，并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强调其意义。在袁先生那里，劳动就业是制度性问题，是国家发展问题。
其二，劳动问题的根本是民生问题。在职业流动研究中，袁先生把视角投向普通的基层劳动者，手艺人改行、农民进城务工是底层劳动人民谋生方式的写照。他在《论手艺人改行》一文中写道：“改行换业”成为昆明市的手艺人为流行的口头禅。如今他们有的业是换了，行是改了，可是他们的“改”与“换”，实在不过仍旧在原来的社会背景里，做感伤的旅行。袁先生在劳动问题中注重劳动工资、生活费问题。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就业发展的关系，兼顾就业的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在这里，劳动不只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且是劳动者生活本身。袁先生对民生的关心也表现于工作之中。每当问及我们几位留校教师的生活时，他总是感慨。谁说他常常请学生吃饭不是这种心绪的自然流露呢?
其三，把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研究劳动和社会问题。城乡关系是工业化、社会流动研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袁先生在《城乡关系：敌乎？友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描述城乡关系的概念：无机的循环。他描述道：“乡土也得跟着商品的市侩气转入贸易市场上成为赚钱赢利的一环。乡里人需要看城里人的脸色，似乎喜怒哀乐也要跟着喜怒哀乐，乡里人在生产的领域中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土地上的五谷，不再是丰衣足食的靠山；而是城市工厂的原料。原料通过机器加工，回到娘家，带回的礼物是：土棉布变成洋布，糙米变成机器白米了。”他认为这种无机循环是城乡关系的脱节，要打破城乡的对立，抹平城乡之间对立的鸿沟，就要实行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使城乡关系不仅是利益结合，还是一个共同不可分割的整体，互助共存。面对袁方先生70年前的见解和今天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某些现实，是不是启发依旧呢？袁方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十分关注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他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劳动就业问题的范围扩大到农村，城乡应统筹兼顾，要有计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就业。这可以说是其长期思考的结果。
其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保障人民生活。劳动就业的根本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在劳动机会和劳动能力丧失后，就会产生保障问题。根据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状况，袁先生提出将“就业保障”转化为“失业保障”的主张，后来他又研究社会保障、养老保障问题，这是一脉相承的。在《家庭养老与社会保障》一文中，他认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突出的老年赡养问题，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途径，同时要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并使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这是必然趋势。他从养老事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待养老模式的选择，表现了社会学家对人的关怀。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后，袁先生又将自己的学术关怀往外扩展了一步，民生与他的学术活动联系得更加紧密。
袁方教授在其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还有许多深邃的学术思考，如他的《论天高皇帝远》《有警察的社会》，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留给读者们去体味。
三 学科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下面我们从袁方先生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来看他的“立功”。
20世纪50年代，为了恢复社会学、人口学研究，袁方教授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从另一个方面记录了他的学科建设功绩。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袁先生授命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后来他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为北京大学和全国社会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一位年逾六旬的学者，从头建立一个学系，谈何容易。袁方教授牺牲了自己的论文写作与休息时间，调人员、建课程、招学生、备资料，全身心投入学科和学系建设。程师母说袁先生“有国无家”，我们可以说袁先生“为系忘家”“为学舍己”，这是一种高尚的学科情怀。实际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设的意义不只在于北京大学本身，后来许多社会学系的建设参考了北京大学的经验，许多社会学人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修。所以，袁方教授是在为全国做事。
在具体的学科建设中，袁方教授全面推动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社会学的发展，其中用力的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这既基于他多年学科建设之经验，也是建设现代社会学系之要求，还与学生就业有关。他认为，掌握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社会学系毕业生就有了饭碗。为此，他以自己的学术威望和学缘关系，邀请了一大批国内外名家来校讲学，与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相互支持关系，促进了社会学学科建设。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学科建设实践值多少学术论文和专著教材？在这里，他把自己呕心沥血努力的效果记在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账上。这是他的人格、学格，也是在本文集的文章中可能看不见的。袁先生善于团结学界同人一起工作，促进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我相信，北京大学、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将为其记功。
今天，我国的社会学在袁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奠定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快速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也给社会学人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我相信，在解决新的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进程中，袁方教授的学术精神、学术观点、学科情怀依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袁方自叙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我于1918年2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安乐乡。我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工作。那时，我在湖南长沙读高中（先在明德中校，后在岳云中校）。为了抗日，我参加了湖南省政府主办的高中学生的军训半年；然后又去农村组织农民进行训练，也近半年。正是在这种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潮中，我产生了要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和富强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我想弄清楚：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沦落到生存陷于危难的地步？能否以及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摆脱生存的危机？可以说，我对社会研究的兴趣和志向，正是由于当时民族救亡的需要而形成的。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兴趣和志向，1938年我考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方搬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它集中了全国许多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学术和科学研究的气氛非常浓厚。而社会学系则拥有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李树青、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这为我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我十分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仍坚持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来拯救民族、报效祖国。
社会学确实为我打开了学理论，又重视社会调查的视野，把社会调查作为沟通理论与实际、深入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当时该系开设了几门社会调查方法课，如“社会研究法”、“社会机关参观”、“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等。这些课程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许多认识社会的科学手段。我曾经运用所学的这些方法，对昆明市镇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研究，写出论文。1942年，我撰写了题为《昆明市的都市化》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同时又写了《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一文，在《当代评论》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些论文都是通过科学的社会调查而形成的。
自那时起，我就一直重视并力行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来研究社会。时至今日，我仍强调要把“社会研究方法与调查”作为社会学系的基础课程来建设，把掌握社会研究与调查方法作为社会学系学生的基本素养之一。
1942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担任“社会机关参观”等课的教学工作。这门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接触实际，初步了解社会各种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写出参观报告。除教学工作外，我继续调查昆明市传统行业的变迁和社会流动，并参与清华大学在昆明和呈贡县建立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有关人口和劳动的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发表了《论人浮于事》、《论兼业》、《昆明社会解组》、《传统行业及其问题》等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我还与费孝通教授等合著《人性与机器》一书，于194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在联大学习与工作期间，我还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许多进步社会活动。在学习期，1939年我先后参加了校内地下党领导的“民先”、“群社”、“社研”等革命组织的活动。1943年上半年，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成立了自由论坛社，先后出版《自由论坛》月刊和周刊。闻一多、潘光旦、王赣愚、吴晗、费孝通等知名教授都是该社成员。我也参加了该社，曾担任该社出版月刊和周刊的编辑，为当时的民主运动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大结束。我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继续在社会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除了讲授“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等课程外，还把陈达教授主持的关于上海工厂的调查、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进行的关于手工业的调查等资料整理成《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成都手工业》、《北京地毯业》等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此外，我还协助吴景超教授负责在天津《益世报》主编的《社会研究》副刊，每周出刊一次。与此同时，我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与研究，发表了《论手艺人改行》、《皇权下的商贾》、《论天高皇帝远》、《论新兴职业》、《论人力的生产制度》、《论人心浮动》、《论社会崩溃》等论文。
1948年11月，清华大学解放。为了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和系里的老师都感到需要重新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以此为指导，来调整办学方向、课程设置以及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教学、研究活动。我开设了一些新课程如“阶级论”、“社会保险”等，还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各项社会工作。我担任了清华“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副主席、工会副主席、职工业余学校校长、《人民清华》编辑等职，积极为建设人民清华服务。1950年春我参加京郊丰台区土改；1951年又参加北京市高校土改工作团，赴广西土改一年，并荣获甲等功一次。
1952年在高教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消，这主要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苏联社会学曾被取消，据说是因为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历史唯物论可以取代社会学，还因为社会学研究问题，而社会主义又还没有社会问题，无需社会学。社会学被取消后，许多原来从事社会学的教师转到相近的学科领域去工作。我也离开了清华，先后到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劳动干部学校、中央劳动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校，从事劳动法、农业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劳动经济等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历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职。1955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社会学被取消，所有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都深感惋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著名的老社会学家都为试图恢复社会学做出过努力。1956年，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初，在一次国务会上又接受了邵力子、马寅初、陶孟和等人的建议，做出决定，建立由各部委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研究人口问题和推行节育的人口政策。这些都使我们原来从事社会学的人深受鼓舞，也使我们感到有责任提出重新恢复社会学的建议。1957年1月，陈达在北京政协会议以及后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提案。同年吴景超教授在《新建设》第1期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费孝通教授在《新观察》发表了《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呼吁恢复社会学。这些建议和文章引起了中宣部和科学院的重视。1957年1月，中宣部理论处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林耀华、袁方等人座谈有关社会学的问题。会后我向该处汇报了陈达先生的人口问题研究状况，要求给予支持，受到该处重视。同年3月，中国科学院哲学部邀请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费孝通、胡庆钧、全慰天、袁方等人座谈，研究建立社会学机构问题，并决定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筹备组，推选陈达为主任，我为秘书。这个筹备组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研究方案及研究机构并决定首先把人口学研究恢复起来。当时陈达和我都在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工作，陈任副校长。学校为他成立了人口研究室，我参与该室的研究工作，协助陈达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在国内杂志和世界人口学年会上发表，受到社会的好评和国际的重视。此外，费孝通、吴景超、孙本文等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人口问题一时成了国内报纸杂志讨论的热门课题。社会学的其他研究也似乎恢复在即。然而此时正处于反右斗争的前夕。
紧随而来的反右斗争，使面临恢复的社会学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上述为恢复社会学而进行的各种活动被当作从人口问题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罪证”。陈达、费孝通、吴景超和我都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社会学成为“禁区”，无人再敢问津了。从1952年至1979年，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前后中断二十七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也为恢复社会学创造了前提条件。1979年3月1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宣布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费孝通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1981年8月，北京市社会学会成立，雷洁琼教授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建社会学专业，我参与了筹建工作。1981年北大政治学系设立社会学专业，成立社会学组，开始招收研究生。接着1982年北大成立社会学系，我担任系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自从北大社会学专业和系建立以来，我先后开设了“人口问题”、“劳动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学方法论”等课程，担任博士生导师，主编出版了《社会学与人口问题》、《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学百科辞典》等著作，并承担和主持了“六五”、“七五”时期社会学国家重点课程，如“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北京市人口和城市发展”的研究，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和采纳，还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还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从1979年至今，先后担任了国务院社会科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主席，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等职务，此外，还经常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1984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我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五十多年，在重新回到社会学领域之际，我仍然坚持以往的学术主张，即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基本功，是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从了解国情，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入手。我曾把这种看法贯穿于北大社会学系的教学实践，要求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而且要深入实地，用科学调查方法，认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来认识社会、研究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这已成为北大社会学系的一种学风。常听人说，北大社会学系的毕业生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上都有较扎实的基本功。对此，我深感欣慰。
回顾五十多年来我的生命历程是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道路紧密相联的。但我仍为自己选择了社会学这条道路而感到幸运，犹幸在古稀之年，仍有机会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但我更寄希望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社会学工作者，并衷心祝愿他们（她们）能比老一辈干得更多、更好，赶超世界水平，把中国的社会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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