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团匪” : 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

1853年2月，因太平军攻陷武昌而大受震动的清廷连续颁发三道上谕，号召各省绅民仿照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迅速举办团练，以期再现当年“白莲教匪”一度蔓延数载、一经举办团练即“旋就荡平”的明效。这一动员令的发出使得此前仅在广西、湖南、湖北实行的“普行团练”被推广至全国。其后十余年间，各地广泛兴起的、多由乡绅领导的团练成为地方社会一支引人瞩目的新兴力量。当清廷动员各省绅民举办团练时，给团练赋予的使命是“保卫乡闾”，“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明确表达了希望团练协助官府维护地方秩序的期望。不过，随着各省团练的兴起，其在地方社会扮演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固然有协助官府积极抵御叛乱的一面，亦有时常与官府发生激烈冲突、以致“靖乱适所以致乱”的一面。其中，山东团练的表现可谓一例突出的样本。自1853年初办团以来，山东团练逐渐显示出脱离官府控制的倾向，其动辄聚众抗粮的行为给官府田赋征收造成严重的影响。1860年清廷出台“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后，由于“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杜？的袒护，山东团练不但抗粮抗官已成风潮，还往往私设公堂、生杀自专，一些实力强大的团练则意欲实现对城乡的控制。到1862年时，已有官员将团练视作为害山东的祸首，威胁已在捻军之上。直至地方平静后，团练的危害仍令山东官员心有余悸。成书于1874年的《山东军兴纪略》记述了咸同年间活跃于山东的“捻匪”、“幅匪”等十类“匪患”，末卷则“以‘团匪’名篇”，旨在表达“团练良法流而为匪”的警世之意。总之，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并非学界所认为的只是团练行为的次要方面、并不足以对中央政府造成严重威胁，团练与官府之间的对抗也不仅仅是官绅之间利益冲突的后果。本书即以山东“团匪”为中心，对咸同时期团练之乱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其间官员与清廷的认知与整治做一系统的论述，借以说明团练之乱对地方官员的征税、司法、治安等“正式权力”以及对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激烈对抗走势的影响，由此揭示团练之乱的实质——19世纪中期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