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18599丛书名: 六点评论
编辑推荐
1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梳理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的白话文运动中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争论；
2文白之争绝非单纯的语言战争，而是承载着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的现代性战役，论争背后隐含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话语权力的痕迹。
2文白之争绝非单纯的语言战争，而是承载着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的现代性战役，论争背后隐含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话语权力的痕迹。
内容简介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界的纠结》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喝彩，也遭遇不同学派的挑战。*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进行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他们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实则隐藏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从语言到话语，从话语到思想，逐层深入，挖掘文言白话论争背后隐含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话语权力的痕迹，这会让我们触摸到文言白话的变革所承载的现代中国历史上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从语言到话语，从话语到思想，逐层深入，挖掘文言白话论争背后隐含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话语权力的痕迹，这会让我们触摸到文言白话的变革所承载的现代中国历史上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
目 录
引言：语言变革的戈尔迪乌姆之结
Introduction: The Gordian Knot of Languge Reform
Introduction: The Gordian Knot of Languge Reform
一、文字与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语文”情结
Part 1 Characters and Literature: Language Complex Which is Impossible to be Delineated and Clear Cut
二、话语与权力：启蒙家与学问家的文化博弈
Part 2 Discourse and Power: The Cultural Game Between Those Enlightened and Scholars
三、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上）
Part 3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Ⅰ)
四、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中）
Part 4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Ⅱ)
五、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下）
Part 5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Ⅲ)
结语没有胜负的语言战争
Conclusion: A Language War without Outcome
在线试读
一、文字与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语文”情结
新文化运动伊始，作为新文学倡导者中坚的胡适“暴得大名”。当《新青年》几将阻挡白话文的障碍廓清之时，胡适也因为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并肩作战而成为反对派的靶心。1922年，《新青年》功成名就、白话文如日中天。是时，创刊于南京的《学衡》杂志便开始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发难。胡先骕的《评〈尝试集〉》指名道姓。为此，敏感的胡适在日记中不无矜持地写道：“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在梳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他顺势回应梅光迪长篇累牍的热评时更加自信地写道：“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胡适对白话文学果实的严防死守并不难理解：白话文的纯粹性、科学性、逻辑性与生俱来，它不但具有语言（文字）的清晰性，还兼具或说捎带了（语言）文学的自我化、个性化创作原则，具有启蒙的多功能特征。这正是新青年派引以为荣的理由，也是以此推动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的强大引擎。但是，学衡派可不这么看：文言文是中国文化元典中简约、凝重、精雅的语文，作为母语它已成为不可割舍的思维工具，其表达能力具有不可覆盖的原初意义。于是，以“文学”观念为由头的文白之争旷日持久地展开。
胡适以“历史的文学观念”为杀手锏直奔主题：“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以历史时段不同而不同，即“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新青年派在胡适的倡导下引吭高歌，为“死了二千年”的“古文”发了“讣告”。文学的进化是直线的进化，没有螺旋式的曲线，有的只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正是这股勇往直前的开创决心，使得白话文势如破竹、新文学高歌猛进。相形之下，《学衡》的出场则带有“螳臂挡车”的意味。要知道那是在白话文大获全胜且进驻小学课本之际。学衡派打出文学观念的底牌是：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源自其内在规律。它既不同于生物进化原理，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规律也不相合。偶然性、曲折性、回旋性时有发生，后来者不一定居上，后起者也不一定秀拔。这是由人文学科自身的内在规定所致。
由是，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虽在时间上有些错位，但在文学、文化和思想上几乎形成了水火之势。究其根本，主要还在于其“文字”与“文学”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并由此形成的对于“文学”的不同诠释上。现代的“文学”观念并非一个原始概念，而是“五四”时期创制出的，在两派论争中，对于“文学”的阐释可谓见仁见智：一个是“文字”、“文学”兼收并蓄的“杂文学”观，一个是“文字”、“文学”单门独户的“纯文学”观。
对于胡适的文学革命理念，梅光迪早在留美时就有过批评，他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对此，胡适不以为然，他说：“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言下之意，那所谓的“‘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诗之文字”还是“文之文字”，都是语言文字即“语文”而已，而“仔细分析起来”，“语文”无非就是要有“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新文化者坚信：“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必然”之口气的强硬给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否则白话文的实行和新文学的演进不可能那般突飞猛进。
正是新青年派的豪情与自信惹恼了学衡派。1922年出版的《学衡》锁定了这位白话文运动的主角。胡先骕对文学革命中文学与文字（语言）的混淆作出了“昧于此理”的批评：“言文合一，谬说也。欧美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他举示莎士比亚、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作品中“口语”和“典雅”之字词互动关系，来证明“白话全代文言”看法之不通。关于“文字”与“文学”的问题，胡先骕有“自成一家”的分析：“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词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这些以学问家自居的东南大学教授多是从“文学”本体贴船下篙，与发动舆论、传播思想的北大教授分庭抗礼。
于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然遭到了“纯文学”论者的进一步批评。尽管胡适在否定“纯”、“杂”文学区分的同时，还有对“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认同；但胡先骕对白话肩负的双重功能还是颇有微辞。其实，这里既有启蒙与审美两种现代性的纠结，又有语言与文学两种现代性的缠绕。自胡适“骈文律诗……不讲文法，是谓‘不通’”的大言一出，关于古典文学“通”与“不通”的讨论可谓不绝于耳。陈独秀、钱玄同参与的公开之鸿书往来，在对“义旗”上那“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深表“佩服”之时，更发出振聋发聩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声。难怪学衡派温文尔雅的表面背后时不时爆发燥热的火气！回味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面对的毕竟是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尘垢、超稳定结构下的思维沉渣。他们冒充外行地故作疯语实乃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宏韬大略。
审视两派关于“文字”与“文学”的论争，新青年派之侧重语言的逻辑表达与学衡派之偏爱文学的审美表现如同两股冷热不同的空气，一旦相遇便会引发惊雷阵阵。1920年，胡适以乐观的心态作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断言：“现在反对白话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只好承认白话的用处，于是分出‘应用文’与‘美文’两种，以为‘应用文’可用白话，但是‘美文’还应该用文言。这种区别含有两层意义。，他承认白话的应用能力，但不承认白话可以作‘美文’。白话不能作‘美文’，是我们不能承认的。但是这个问题和本文无关，姑且不谈。第二，他承认文言没有应用的能力，只可以拿来做无用的‘美文’，即此一端，便是文言报丧的讣闻，便是文言死刑判决书的主文！”在不愿“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的“两项”区别所隐含的文学审美背后，一个基本的文学意念支撑着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对垒：“达意表情”、“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都是为追求语言表达的清晰化、理性化、科学化而设计的。而在学衡派那里，“美文”与文言密不可分，白话文所谓的一体两翼之“美文”只是纸上谈兵，不但永远无法与文言比肩，而且将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而消失殆尽。吴宓就曾以行家里手的姿态启发对方：“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自汉唐迄今，文字之体制不变，而各朝各大家之诗文，其格调各不同。Pope、Byron、Tennyson同用一种英文，而其诗乃大别异。故不变文字之体制，而文章之格调，本可自由变化，操纵如意，自出心裁，此在作者之自为之耳。今欲得新格调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也。”所谓“文章之格调”，无非就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字；所谓“文字之体制”也就是“应用之文”或说“文字”本身。在学衡派看来，“新派之陷溺”的根源乃是由于对方不识文学真面：“盖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之道理也。夫文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美，过与不及，皆无当也。此其中道，名曰文心。”这里所说的“艺术之道理”即是“文章之体制”的稳定性；“有一定之美”则道出了文章的文学性；所说“文心”则肯定了文章的立意。因此，“欲定作品之生灭，惟在文心之得丧，不得以时代论也”。言下之意，文学作品的优劣与死活，不在于“文章之体制”，而在于它有无高格之立意。对于新派“欲以文学之力挽救流俗而不暇计及得失实用”的做法，吴芳吉引用孟子的话给予了“暴其气”、“易其志”、“以滥就滥”的回击。胡先骕在评论《尝试集》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要回归文学本体之意。他比较了中外古典诗和白话诗的关系后说：“且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这个“自身之价值”乃是文章的立意和“格调”，“所用之文字”无白话和文言之优劣、死活的分野。
关于文学死活与文字死活的非对应关系问题，新青年派并没有过多纠缠。因为启蒙先驱在“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路径选择背后，已经预设了“借文学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文学”的内在理路。语言、文学、思想之间的互动改造真切体现了新青年派掀起文学革命深层的启蒙复调心态。因此文学的改良与革命自始就是在白话、白话文、白话文学等概念不加梳理的状态下言说着那可塑性极强的话语。胡适将晚清与“五四”的区别钦定为“有意的主张白话”和“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两个阶段，这为我们理解新文化派的主张提供了路径导航。新青年派认为文言归于“发丧”的原因，是它“不能行远，不能普及”，包括晚清以来稍有改进的“白话”也是半推半就。为此，“我们”要用鲜活的白话取代“他们”那死去的文言，实现白话愈行愈远的传播计划。白话文倡导者就是要通过白话文的平面化、普及化实现这一启蒙设计。于是，他们沿着线性、直径、归纳的逻辑得出了简明、通俗、化约的“文学”论。简约而不简单，在这个“我们认定”的简明、纯化、线性的“清白”、“明白”之必然规律背后却有着十分繁杂的复合型功能。这是为了传播思想、启蒙大众的需要，也是助推文化、催生文学的手段。也许只有“新陈代谢”的进化诠释，才能促进新旧交替格局的到来。陈独秀的“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揭示了新青年派的思维逻辑，而周作人“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以赶超“现代世界的思潮”的表述，无疑为新文学之多重负荷做了旁白。恰恰在此，学衡派更多地看到了对方的笼统、粗疏与急就。他们以纯粹、单一、本体原则为文学立论，用梁实秋的话说即是：“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坚守，也是为文白分裂唱出的一曲挽歌。
……
新文化运动伊始，作为新文学倡导者中坚的胡适“暴得大名”。当《新青年》几将阻挡白话文的障碍廓清之时，胡适也因为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并肩作战而成为反对派的靶心。1922年，《新青年》功成名就、白话文如日中天。是时，创刊于南京的《学衡》杂志便开始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发难。胡先骕的《评〈尝试集〉》指名道姓。为此，敏感的胡适在日记中不无矜持地写道：“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在梳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他顺势回应梅光迪长篇累牍的热评时更加自信地写道：“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胡适对白话文学果实的严防死守并不难理解：白话文的纯粹性、科学性、逻辑性与生俱来，它不但具有语言（文字）的清晰性，还兼具或说捎带了（语言）文学的自我化、个性化创作原则，具有启蒙的多功能特征。这正是新青年派引以为荣的理由，也是以此推动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的强大引擎。但是，学衡派可不这么看：文言文是中国文化元典中简约、凝重、精雅的语文，作为母语它已成为不可割舍的思维工具，其表达能力具有不可覆盖的原初意义。于是，以“文学”观念为由头的文白之争旷日持久地展开。
胡适以“历史的文学观念”为杀手锏直奔主题：“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以历史时段不同而不同，即“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新青年派在胡适的倡导下引吭高歌，为“死了二千年”的“古文”发了“讣告”。文学的进化是直线的进化，没有螺旋式的曲线，有的只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正是这股勇往直前的开创决心，使得白话文势如破竹、新文学高歌猛进。相形之下，《学衡》的出场则带有“螳臂挡车”的意味。要知道那是在白话文大获全胜且进驻小学课本之际。学衡派打出文学观念的底牌是：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源自其内在规律。它既不同于生物进化原理，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规律也不相合。偶然性、曲折性、回旋性时有发生，后来者不一定居上，后起者也不一定秀拔。这是由人文学科自身的内在规定所致。
由是，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虽在时间上有些错位，但在文学、文化和思想上几乎形成了水火之势。究其根本，主要还在于其“文字”与“文学”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并由此形成的对于“文学”的不同诠释上。现代的“文学”观念并非一个原始概念，而是“五四”时期创制出的，在两派论争中，对于“文学”的阐释可谓见仁见智：一个是“文字”、“文学”兼收并蓄的“杂文学”观，一个是“文字”、“文学”单门独户的“纯文学”观。
对于胡适的文学革命理念，梅光迪早在留美时就有过批评，他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对此，胡适不以为然，他说：“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言下之意，那所谓的“‘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诗之文字”还是“文之文字”，都是语言文字即“语文”而已，而“仔细分析起来”，“语文”无非就是要有“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新文化者坚信：“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必然”之口气的强硬给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否则白话文的实行和新文学的演进不可能那般突飞猛进。
正是新青年派的豪情与自信惹恼了学衡派。1922年出版的《学衡》锁定了这位白话文运动的主角。胡先骕对文学革命中文学与文字（语言）的混淆作出了“昧于此理”的批评：“言文合一，谬说也。欧美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他举示莎士比亚、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作品中“口语”和“典雅”之字词互动关系，来证明“白话全代文言”看法之不通。关于“文字”与“文学”的问题，胡先骕有“自成一家”的分析：“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词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这些以学问家自居的东南大学教授多是从“文学”本体贴船下篙，与发动舆论、传播思想的北大教授分庭抗礼。
于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然遭到了“纯文学”论者的进一步批评。尽管胡适在否定“纯”、“杂”文学区分的同时，还有对“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认同；但胡先骕对白话肩负的双重功能还是颇有微辞。其实，这里既有启蒙与审美两种现代性的纠结，又有语言与文学两种现代性的缠绕。自胡适“骈文律诗……不讲文法，是谓‘不通’”的大言一出，关于古典文学“通”与“不通”的讨论可谓不绝于耳。陈独秀、钱玄同参与的公开之鸿书往来，在对“义旗”上那“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深表“佩服”之时，更发出振聋发聩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声。难怪学衡派温文尔雅的表面背后时不时爆发燥热的火气！回味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面对的毕竟是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尘垢、超稳定结构下的思维沉渣。他们冒充外行地故作疯语实乃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宏韬大略。
审视两派关于“文字”与“文学”的论争，新青年派之侧重语言的逻辑表达与学衡派之偏爱文学的审美表现如同两股冷热不同的空气，一旦相遇便会引发惊雷阵阵。1920年，胡适以乐观的心态作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断言：“现在反对白话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只好承认白话的用处，于是分出‘应用文’与‘美文’两种，以为‘应用文’可用白话，但是‘美文’还应该用文言。这种区别含有两层意义。，他承认白话的应用能力，但不承认白话可以作‘美文’。白话不能作‘美文’，是我们不能承认的。但是这个问题和本文无关，姑且不谈。第二，他承认文言没有应用的能力，只可以拿来做无用的‘美文’，即此一端，便是文言报丧的讣闻，便是文言死刑判决书的主文！”在不愿“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的“两项”区别所隐含的文学审美背后，一个基本的文学意念支撑着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对垒：“达意表情”、“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都是为追求语言表达的清晰化、理性化、科学化而设计的。而在学衡派那里，“美文”与文言密不可分，白话文所谓的一体两翼之“美文”只是纸上谈兵，不但永远无法与文言比肩，而且将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而消失殆尽。吴宓就曾以行家里手的姿态启发对方：“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自汉唐迄今，文字之体制不变，而各朝各大家之诗文，其格调各不同。Pope、Byron、Tennyson同用一种英文，而其诗乃大别异。故不变文字之体制，而文章之格调，本可自由变化，操纵如意，自出心裁，此在作者之自为之耳。今欲得新格调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也。”所谓“文章之格调”，无非就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字；所谓“文字之体制”也就是“应用之文”或说“文字”本身。在学衡派看来，“新派之陷溺”的根源乃是由于对方不识文学真面：“盖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之道理也。夫文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美，过与不及，皆无当也。此其中道，名曰文心。”这里所说的“艺术之道理”即是“文章之体制”的稳定性；“有一定之美”则道出了文章的文学性；所说“文心”则肯定了文章的立意。因此，“欲定作品之生灭，惟在文心之得丧，不得以时代论也”。言下之意，文学作品的优劣与死活，不在于“文章之体制”，而在于它有无高格之立意。对于新派“欲以文学之力挽救流俗而不暇计及得失实用”的做法，吴芳吉引用孟子的话给予了“暴其气”、“易其志”、“以滥就滥”的回击。胡先骕在评论《尝试集》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要回归文学本体之意。他比较了中外古典诗和白话诗的关系后说：“且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这个“自身之价值”乃是文章的立意和“格调”，“所用之文字”无白话和文言之优劣、死活的分野。
关于文学死活与文字死活的非对应关系问题，新青年派并没有过多纠缠。因为启蒙先驱在“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路径选择背后，已经预设了“借文学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文学”的内在理路。语言、文学、思想之间的互动改造真切体现了新青年派掀起文学革命深层的启蒙复调心态。因此文学的改良与革命自始就是在白话、白话文、白话文学等概念不加梳理的状态下言说着那可塑性极强的话语。胡适将晚清与“五四”的区别钦定为“有意的主张白话”和“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两个阶段，这为我们理解新文化派的主张提供了路径导航。新青年派认为文言归于“发丧”的原因，是它“不能行远，不能普及”，包括晚清以来稍有改进的“白话”也是半推半就。为此，“我们”要用鲜活的白话取代“他们”那死去的文言，实现白话愈行愈远的传播计划。白话文倡导者就是要通过白话文的平面化、普及化实现这一启蒙设计。于是，他们沿着线性、直径、归纳的逻辑得出了简明、通俗、化约的“文学”论。简约而不简单，在这个“我们认定”的简明、纯化、线性的“清白”、“明白”之必然规律背后却有着十分繁杂的复合型功能。这是为了传播思想、启蒙大众的需要，也是助推文化、催生文学的手段。也许只有“新陈代谢”的进化诠释，才能促进新旧交替格局的到来。陈独秀的“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揭示了新青年派的思维逻辑，而周作人“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以赶超“现代世界的思潮”的表述，无疑为新文学之多重负荷做了旁白。恰恰在此，学衡派更多地看到了对方的笼统、粗疏与急就。他们以纯粹、单一、本体原则为文学立论，用梁实秋的话说即是：“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坚守，也是为文白分裂唱出的一曲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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