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7704959
章 中国迈向高收入： 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化转型 29一、中国能否迈向高收入国家是当前研究的 热点和焦点 32二、“发展方式转变”与“迈向高收入” 34三、“现代性”的视角 37四、“现代化转型”与“中国迈向高收入” 39
第二章 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 55一、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和演变 58二、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解释： 从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 64三、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变迁 70四、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 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 75五、社会分工和结构演变的视角： 斯密—涂尔干典范 79
第三章 现代社会分工和多元化社会的产生： 一个分析框架 85一、现代社会演进的两个层面： 分化与重整 88二、“分支式分化”、“层级式分化” 和“功能式分化” 91三、一个基于社会分工视角的 社会变迁分析框架 99四、用系统演化方法分析 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生 107
第四章 传统社会的形成、结构及分工 117一、原始部落社会的演进： 基因的力量 121二、人类文明的超越突破： 终极价值观念的出现 129三、传统社会的形成和层级式分化的产生 148
第五章 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后来者 153一、西方传统社会：观念、制度与分工 158二、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 173三、西方现代社会的调整 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 183四、后来者：成功的少数 和不成功的大多数 189
第六章 中国社会的演变—— 从金字塔型社会到网络型社会 197一、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制度和分工 200二、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演变 213三、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220四、迈向高收入国家： 从金字塔社会向网络型社会的转变 226
参考文献 241后 记 249
2010年笔者参加了一项关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该项研究是由中央领导交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开展研究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行标准的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中国是否也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它们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报告认为，一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发展机制与实现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进入高收入所需要的制度、战略和政策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因此，虽然不少国家能够打破初的贫困陷阱、实现起飞并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地区的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日、韩等国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 。报告还根据德、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当然，任何研究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德、韩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尽管如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日、韩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10），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应需要得到更深入的探究。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台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仍然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因此，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带着“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笔者开始对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进行一些涉猎。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就这样，笔者开始逐渐注意到分工理论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12～17）。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孙广振，2015）。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 。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自从科斯（1937）引入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概念以来，新制度主义学派逐渐兴起（威廉姆森，2003；弗鲁博顿等，2006），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利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分工问题。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 。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 ，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继续要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Arrow，1969），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North，1990），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那些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二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笔者越来越意识到，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卢曼的分化理论 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 。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它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的是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因此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并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藩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如果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 。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不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现代的经济增长。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因此，回到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
五、未尽的讨论
以上就是笔者在2013年完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时的大致想法和结论，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完成课题报告以后，笔者继续着对相关问题的思考。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其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 。就像费孝通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密不可分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成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式分化”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在2020年、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需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然而笔者却没有这样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正如书中所言，“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金耀基语），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中西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 ，真正解决“孔子 马克思” 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后，笔者要感谢对形成这本小书有帮助的诸位同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中等收入陷阱”课题的刘世锦研究员和参与课题的各位同事，指导招标课题“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的张军扩研究员、侯永志研究员和高世楫研究员，以及参与课题的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柯荣住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何宇鹏研究员和王列军副研究员，尤其是中国发展出版社的美意和编辑宋东坡先生一直以来的包容和督促，才使得笔者有机会不揣浅陋将这本小书献于读者。现在来看三年前的文字，相比于想要论述的宏大内容，书中的概念、分析框架、论证和结论都不免显得粗疏。而且笔者自己的观点在这三年思考中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之所以把这些远非成熟的当初想法付之成书，是自认为书中所论述的从“分工和分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迈向高收入和现代化转型”，还有一点创新之处和可取之意，希望能有益于读者，并对相关的讨论提供自己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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