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3450861
编辑推荐
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文汇报》《大公报》《观察》。大变局中的心灵史，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著名教授丁淦林，童兵，力荐。
内容简介
民营报刊的消失和民间报人的转变，是至今令人感慨不已的事情。本书选取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这三位民间报人，及其所主持的《文汇报》、《夫公报》、《观察》周刊，铺排史实，索隐钩沉，感受他们在1945－1957年这一历史大变局中的憧憬与彷徨，欣喜与迷惘，奋发与无奈，坚持与哀愁。几许中国新闻历程的碎片，三个民间报人的艰难抉择，一段大变局中的自由心灵史。
目 录
前言
已将书剑许明时——徐铸成与《文汇报》
“《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香港《文汇报》“色彩不宜太红”
“独立”何以“左传”
欢乐中的迷惘
从《文汇报》到《教师报》
《文汇报》“失而复得”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两姑之间难为妇——王芸生与《大公报》
《大公报》社论作者是“法西斯的有力帮凶”
“王芸生君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胡政之“国门边上”的努力
“我到解放区，我投降来的”
上海《大公报》宣布“新生”
躬逢开国大典，庆幸此生不虚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自由主义者的悲歌——储安平与《观察》
“《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动荡时局中的那颗平静之心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欲采蘋花不自由
此《观察》非彼《观察》
自由主义的回光返照
后记
已将书剑许明时——徐铸成与《文汇报》
“《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香港《文汇报》“色彩不宜太红”
“独立”何以“左传”
欢乐中的迷惘
从《文汇报》到《教师报》
《文汇报》“失而复得”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两姑之间难为妇——王芸生与《大公报》
《大公报》社论作者是“法西斯的有力帮凶”
“王芸生君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胡政之“国门边上”的努力
“我到解放区，我投降来的”
上海《大公报》宣布“新生”
躬逢开国大典，庆幸此生不虚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自由主义者的悲歌——储安平与《观察》
“《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动荡时局中的那颗平静之心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欲采蘋花不自由
此《观察》非彼《观察》
自由主义的回光返照
后记
媒体评论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评述了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三位报人的事迹，特别是写了许多故事和细节，对历史事实作了认真的核对和考证。既是信史，又有可读性，在中国新闻史论著中也是一种创新。 丁淦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 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三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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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徐铸成不是《文汇报》的创始人，但《文汇报》能够成为旧中国广有影响的报纸，与徐氏的一支如椽之笔分不开。报因人名，人以报传，徐铸成光大了《文汇报》，《文汇报》也成就了徐铸成。徐氏曾自豪地说，《文汇报》是用自己的墨汁“喂大”的。考察《文汇报》的发展历程，这话的确不是妄言。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于日寇之手，不过上海各报在成为“孤岛”的租界仍可以照常出版，大体上还能保持原有的爱国立场。一个月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报纸，自12月15日起必须接受新闻检查。租界当局无奈，只好向日方屈服。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除《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立报》义不受辱，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出版。
接受日方新闻检查的《新闻报》、《时报》被人唾弃，新出版的《新申报》等汉奸报纸更为人所不齿，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战新闻和战局形势——旧中国新闻业为发达的城市一度出现了“新闻真空”。《文汇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文汇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而是由几个并无资财的人，偶然凑合起来的，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例。在发起创办《文汇报》诸人中，出力巨者首推产宝礼。严曾任沪宁、沪杭两路路局会计处稽核，办过广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广告，在新闻界颇有朋友。1937年初，两路局部分中层职员成立“新新俱乐部”，在南京路一家旅馆长期包房，作为工余娱乐消遣之用。严宝礼是俱乐部中为活跃的人物。抗战爆发后两路局遣散大部分职员，这些俱乐部成员拿到了不菲的遣散费。此时上海不少报纸停办，一批失业的报界人士，如《新闻报》的严独鹤和徐耻痕、《申报》的金华亭、《社会日报》创办人胡雄飞、《生活晚报》社长吴农花等，也常来俱乐部聚谈散心。闲谈中，胡雄飞向严宝礼等提议，用俱乐部成员手中的两路局遣散款办一张新报纸，这样大家有事可做，也不至于坐吃山空。胡的提议得到了以严宝礼为首的多数人的赞同，大家认为当时在上海办报，销路不愁，再说办报本轻利重，而且名利双收。当然，通过办报宣传爱国抗日，获得国人好评，也是这些人的共同愿望。
为避开日方新闻检查，这帮人决定借鉴上海《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的做法，挂洋商牌子，聘请英国人克明（H.M．Cumine）任发行人和董事长。经过短期筹备，《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创刊，克明任发行人兼总主笔，严宝礼任经理，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胡惠生任总辑。在创刊号上，以“本报发行人兼总主笔”克明的名义发表了《为本报创刊告读者》：
余前办英文文汇晚报时，即抱中英合作之宗旨，今发行华文文汇报．当亦本此宗旨，盖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之历史，为东亚文化之策源地；而且地大物博，实蕴藏无限之宝藏，其前途之远大，更非他国所能企及。英国乃一民主国家，对于他国均抱善意合作扶助其成长曲态度。英国人民对于中国尤有好感，不但爱好其文化，抑且深信中国’的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必有待与英国的合作。所以本报刊行的宗旨自在鼓吹中英合作，此其一。
依余所信，中国未来的政治，必渐趋于民主化的一途，惟民主国家的培养与形成，必待报纸的启迪民智，养成民主政治的氛围；而报纸如何始能完成其任务，尤必赖言论的自由。英国之所以成为民主国家者，实由其国内言论自由，不受丝毫的统制。是以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负责设法消除之。此其二。
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其所负的使命，一则为灌输现代知识，另则为报道消息，是以报纸的生命．在其独立的报格，不偏不倚，消息力求其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打破有闻必录之传统观念。所以本报同人必遵行此记者纪律，始终不渝，以建树本报高尚之报格。此其三。
后，有不得不郑重声明者，即本报刊行，绝非为投机取利，而实为应环境需要而产生，故必竭本报同人之力，为社会服务，凡若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业，无不欲先后兴办，以谋大众之幸福，而副读者之期望也！
《文汇报》创刊时，徐铸成已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遣散，闲居上海。徐铸成1927年冬在北师大读书时，就进入胡政之开办的国闻通讯社，两年后调到天津任《大公报》编辑，颇受总编辑张季鸾赏识，不时外派采访重要政治新闻。1932年至1935年，他被外派到汉口，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又被调到上海任要闻编辑。《大公报》的人事安排一向由胡政之负责，徐铸成进入《大公报》后受到不断提拔，可见胡对他是器重有加的。胡政之不止一次勉励徐铸成要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徐也一直把《大公报》视为自己的“家”，勤奋工作，以报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不料日寇侵华，“深怀文章报国之志”的上海《大公报》人誓不投降，拒绝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宣布自动停刊。报纸停刊次日，胡政之即宣布除留下副经理李子宽等少数人负责善后外，其他员工一律就地遣散，各谋生路。徐铸成亦在遣散之列，他次尝到了失业的痛苦，六口之家的生计顿时失去着落。徐铸成失业后，幸有原来的同事、正在重庆担任《国民公报》总编辑的杜协民，约请他担任该报驻沪记者，月薪四十元，聊以缓解燃眉之急。虽然他后来再次被胡政之邀入《大公报》，但对老板一脚把自己从《大公报》这个“家”中踢出的铁面寡情，始终不能释然于怀。
《文汇报》创刊在即，可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社论写手。严宝礼得知徐铸成的境况后，就派储玉坤约请徐铸成为《文汇报》撰写社论。储玉坤是徐铸成的宜兴同乡，刚从接受日方检查的《新闻报》愤而辞职，应聘《文汇报》任国际版编辑。严宝礼开出的条件为：徐每天为《文汇报》写一篇社论，每篇四元计酬，待营业发展后升为十元（暂以四折计薪）；言论没有限制，题目和内容，一切由徐决定，报馆保证不加删改。优渥的稿酬对徐铸成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不过更吸引他的是自己可以放言高论，一天一篇社论等于是包办了《文汇报》的言论，这对一个报人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铸成当即应承下来，并找来同被胡政之遣散的杨历樵，分担国际问题的社论写作。
70年后的今天，我们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一张张发黄的《文汇报》，仍能感受到徐铸成当年奋笔疾书时的慷慨激昂，被他那支千钧之笔流淌出的文字所震撼。徐铸成所写的、也是《文汇报》发表的篇社论是《淞沪之役六周纪念》：“吾人认为中国民族前途之光明，于一二八之役已吐露其曙光矣。今中国军民如能本一二八之役的精神，坚持到底，后胜利自可从万分艰苦中获得。”他告诫上海市民“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四周的巨浪，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天空的铁鸟，随时会震伤你们的心弦；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处的地位；为了你们自己，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堕；为了你们的子孙，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对上海工商界等几个想投敌的“软骨头”，他又撰写了《告若干上海人》社论，严正警告这些人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去当小丑”，“你们要继续循着正路向前走，切勿恋着昙花～现的幻境，被漫天的风沙，葬送了自己！”
《告若干上海人》发表后翌日，报馆接到恐吓信，说《文汇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若不改弦更张，再有反日情绪，将有杀身之祸。第二天，报馆即受到暴徒炸弹袭击，造成职员死伤。徐铸成闻讯后既愤慨又不安，打电话问储玉坤社论要不要继续写，如果改变态度，宁愿搁笔。储玉坤请示严宝礼，严斩钉截铁地回答：照样写下去12月12日，《文汇报》发表《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社论，指出炸弹的光顾、黑暗势力的进攻，正足以证明同人的苦斗已获得相当成效，发誓“愿为维护言论自由奋斗到底”。
《文汇报》开办费仅有七千元，根本买不起印报机。严宝礼向留守上海《大公报》的李子宽求助。李子宽请示胡政之后，同意以优惠价格承印《文汇报》，卷筒白报纸也由《大公报》垫用，费用日后结算，同时把《大公报》设在福州路的营业部租借给《文汇报》作馆址。可以说，《文汇报》是“借鸡生蛋”，在《大公报》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问世。胡政之如此慷慨地帮助《文汇报》，除了《大公报》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看重《文汇报》的爱国立场。
有了这层关系，胡政之当然会关注《文汇报》的情况。就在报馆挨炸的那天下午，胡政之约见了徐铸成。落座后胡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含笑问徐：“《文汇报》的社论，很像是我们自己人写的。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徐立即回答：“是我学写的，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肤浅、幼稚吧。”胡连忙说：“不，不，写得很有文采，构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问题。”当徐铸成把报馆已经挨炸、严宝礼坚持报纸态度不变的情况告诉胡政之后，胡终于说出了自己约见徐的用意：《大公报》投资一万元与《文汇报》合作，条件是徐铸成进《文汇报》负责编辑部，抓言论方针。
徐铸成同意进入《文汇报》，胡政之即派李子宽与严宝礼商谈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文汇报》原始资金升值为两万元，《大公报》投资一万元（分月在排印费和填付白报纸项下扣除），双方所占股份为二比一。
1938年2月下旬，徐铸成走马上任，以主笔名义主持《文汇报》编辑部，从此和这份报纸结下了二十年“牢不可破”的关系。
严宝礼对徐铸成的赏识之深、任事之专，在中国新闻史上堪称佳话。当他和李子宽谈判《文汇报》与《大公报》合作时，《文汇报》的一些董事，对于《大公报》方提出要徐铸成主持《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件，颇有异议。严宝礼力排众议，坚决认为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新闻人才，一口应承。徐铸成人《文汇报》后，严宝礼委以他“主笔”职务，并授予处理编辑部大权，使他的权力凌驾于总编辑之上，这种人事安排在当时的报馆中是独一无二的。为了使徐铸成把《文汇报》当作自己的事业，严宝礼除了为徐制订高额薪酬，还特意把《文汇报》“发起股”一千元让给徐，使他成为报纸的股东之一。
严宝礼如此器重徐铸成，当然有功利的一面，就是仰仗徐氏的一枝健笔使《文汇报》赢得读者，扩大发行，招徕广告，从而获得经济收益。不过，也不能否认两人在办报思想上有契合之处。实事求是地讲，严宝礼在策划创办《文汇报》时，办报思想还是模糊的，只有一个笼统概念，仅仅认识到报纸对于社会的功效不可估量。但是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他的办报思想逐渐清晰。据储玉坤回忆，在《文汇报》出版之前，严宝礼曾让他写一篇“发刊辞”，向读者宣布《文汇报》的办报方针，表明报纸的态度和立场。严提出四条意见作为“发刊辞”框架：（一）主持公正言论；（二）树立高尚报格；（三）有独特之消息；（四）无外来之阻挠。《文汇报》创刊当天发表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虽由克明署名，实际上是由储玉坤遵照严宝礼的意见执笔撰写的，后征得其同意定稿，可以视为严宝礼的办报思想。对于一个从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人来说，严宝礼能够提出以上四点意见作为《文汇报》的办报方针，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出手不凡和立意宏远。徐铸成为《文汇报》“学写”的《上海并非孤岛》、《告若干上海人》等社论，才气横溢，文笔犀利，真知灼见，深入浅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使严宝礼确信这样的人与文，正是《文汇报》所需要的，与自己为报纸定下的“主持公正言论”、“树立高尚报格”等方针不谋而合。因此，即使报馆因徐的激烈之文而受到暴徒炸弹袭击，即使其他同事反对，严宝礼依然支持徐放言高论，并把他延揽人报馆主持编辑部。可以说，没有严宝礼，《文汇报》不可能呱呱降生；没有徐铸成，《文汇报》也不可能异军突起，光焰万丈。后来《文汇报》停刊，徐铸成重入《大公报》，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留在上海的家人一直由严宝礼照料，柴米无缺，安度过了漫漫长夜。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毅然离开《大公报》，再次与严宝礼携手，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因素。严宝礼与徐铸成的关系，颇有些“管鲍遗风”。
徐铸成没有辜负严宝礼的厚望，他主持《文汇报》编辑部一个月后，报纸销数即直线上升，突破一万大关，广告亦剧增，甚至经常出现广告客户排队、争取早日刊出的盛况。当《文汇报》“一鸣惊人”的时候，上海某小报登出一条“花边新闻”，挖苦徐“像彗星一样”，一夜之间成了新闻界的名人，言外之意，声光虽大，转瞬就要熄灭的。但是，徐铸成带着一帮被称作“乌合之众”的年轻人，硬是在上海滩创造了辉煌。四个月后，《文汇报》发行量激增到近六万份，超过老牌报纸《新闻报》，一举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的日报，报纸也由原来的对开一张半扩充到四大张。
《文汇报》获得巨大成功，使年仅三十一岁的主笔徐铸成激动不已，信心倍增：“有一天黎明，我工毕回家，到霞飞路、吕班路口时，就下车让汽车回去，到当时的‘法国花园’去了一圈。看到树荫下、水池边靠椅上坐着的人，不少埋着头在看报，我走近一看，十之八九都是《文汇报》。我抹着感激的热泪，暗暗自己发誓：尽管我十分幼稚，我一定尽力办好这张报纸，尽力跟周围的恶势力斗争，决不辜负读者的鼓励和期望。”’
《文汇报》获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创刊适当其时。当时孤岛民众抗战热情高涨，平时看惯的大报大部分停刊，继续出版的《新闻报》只能刊登经日方检查过的新闻，《时报》每每为日伪张目；几张所谓的洋商报如《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或言论吞吞吐吐，或态度暖昧；进步的《译报》只译载外文报刊内容，《导报》还没有创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汇报》应运而生，等于是填补了“新闻真空”。其次，《文汇报》编辑部虽然多为年轻人，没有什么办报经验，但是大家团结一心，初生牛犊不怕虎，敢说敢写，敢闯敢拼。“主要的，是虽然挂着洋商招牌，却敢于闯出洋商报的禁区，说出爱国的中国人要说的话，报导他们要知道的消息。我在未参加前写的社论，就一直以中国人的人称说话。主持编辑部的天，我就‘自说自话’地决定了编辑方针，是‘挂洋招牌，办中国报’。””徐铸成认为，《文汇报》虽然挂着洋商招牌，编报者却是爱国的中国人。因此，报纸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卖国投降，不论在社论、新闻标题和新闻写作方面，还是在副刊编辑等方面，都堂堂正正、毫不隐讳地表达这个立场。
……
徐铸成不是《文汇报》的创始人，但《文汇报》能够成为旧中国广有影响的报纸，与徐氏的一支如椽之笔分不开。报因人名，人以报传，徐铸成光大了《文汇报》，《文汇报》也成就了徐铸成。徐氏曾自豪地说，《文汇报》是用自己的墨汁“喂大”的。考察《文汇报》的发展历程，这话的确不是妄言。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于日寇之手，不过上海各报在成为“孤岛”的租界仍可以照常出版，大体上还能保持原有的爱国立场。一个月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报纸，自12月15日起必须接受新闻检查。租界当局无奈，只好向日方屈服。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除《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立报》义不受辱，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出版。
接受日方新闻检查的《新闻报》、《时报》被人唾弃，新出版的《新申报》等汉奸报纸更为人所不齿，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战新闻和战局形势——旧中国新闻业为发达的城市一度出现了“新闻真空”。《文汇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文汇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而是由几个并无资财的人，偶然凑合起来的，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例。在发起创办《文汇报》诸人中，出力巨者首推产宝礼。严曾任沪宁、沪杭两路路局会计处稽核，办过广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广告，在新闻界颇有朋友。1937年初，两路局部分中层职员成立“新新俱乐部”，在南京路一家旅馆长期包房，作为工余娱乐消遣之用。严宝礼是俱乐部中为活跃的人物。抗战爆发后两路局遣散大部分职员，这些俱乐部成员拿到了不菲的遣散费。此时上海不少报纸停办，一批失业的报界人士，如《新闻报》的严独鹤和徐耻痕、《申报》的金华亭、《社会日报》创办人胡雄飞、《生活晚报》社长吴农花等，也常来俱乐部聚谈散心。闲谈中，胡雄飞向严宝礼等提议，用俱乐部成员手中的两路局遣散款办一张新报纸，这样大家有事可做，也不至于坐吃山空。胡的提议得到了以严宝礼为首的多数人的赞同，大家认为当时在上海办报，销路不愁，再说办报本轻利重，而且名利双收。当然，通过办报宣传爱国抗日，获得国人好评，也是这些人的共同愿望。
为避开日方新闻检查，这帮人决定借鉴上海《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的做法，挂洋商牌子，聘请英国人克明（H.M．Cumine）任发行人和董事长。经过短期筹备，《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创刊，克明任发行人兼总主笔，严宝礼任经理，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胡惠生任总辑。在创刊号上，以“本报发行人兼总主笔”克明的名义发表了《为本报创刊告读者》：
余前办英文文汇晚报时，即抱中英合作之宗旨，今发行华文文汇报．当亦本此宗旨，盖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之历史，为东亚文化之策源地；而且地大物博，实蕴藏无限之宝藏，其前途之远大，更非他国所能企及。英国乃一民主国家，对于他国均抱善意合作扶助其成长曲态度。英国人民对于中国尤有好感，不但爱好其文化，抑且深信中国’的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必有待与英国的合作。所以本报刊行的宗旨自在鼓吹中英合作，此其一。
依余所信，中国未来的政治，必渐趋于民主化的一途，惟民主国家的培养与形成，必待报纸的启迪民智，养成民主政治的氛围；而报纸如何始能完成其任务，尤必赖言论的自由。英国之所以成为民主国家者，实由其国内言论自由，不受丝毫的统制。是以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负责设法消除之。此其二。
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其所负的使命，一则为灌输现代知识，另则为报道消息，是以报纸的生命．在其独立的报格，不偏不倚，消息力求其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打破有闻必录之传统观念。所以本报同人必遵行此记者纪律，始终不渝，以建树本报高尚之报格。此其三。
后，有不得不郑重声明者，即本报刊行，绝非为投机取利，而实为应环境需要而产生，故必竭本报同人之力，为社会服务，凡若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业，无不欲先后兴办，以谋大众之幸福，而副读者之期望也！
《文汇报》创刊时，徐铸成已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遣散，闲居上海。徐铸成1927年冬在北师大读书时，就进入胡政之开办的国闻通讯社，两年后调到天津任《大公报》编辑，颇受总编辑张季鸾赏识，不时外派采访重要政治新闻。1932年至1935年，他被外派到汉口，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又被调到上海任要闻编辑。《大公报》的人事安排一向由胡政之负责，徐铸成进入《大公报》后受到不断提拔，可见胡对他是器重有加的。胡政之不止一次勉励徐铸成要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徐也一直把《大公报》视为自己的“家”，勤奋工作，以报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不料日寇侵华，“深怀文章报国之志”的上海《大公报》人誓不投降，拒绝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宣布自动停刊。报纸停刊次日，胡政之即宣布除留下副经理李子宽等少数人负责善后外，其他员工一律就地遣散，各谋生路。徐铸成亦在遣散之列，他次尝到了失业的痛苦，六口之家的生计顿时失去着落。徐铸成失业后，幸有原来的同事、正在重庆担任《国民公报》总编辑的杜协民，约请他担任该报驻沪记者，月薪四十元，聊以缓解燃眉之急。虽然他后来再次被胡政之邀入《大公报》，但对老板一脚把自己从《大公报》这个“家”中踢出的铁面寡情，始终不能释然于怀。
《文汇报》创刊在即，可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社论写手。严宝礼得知徐铸成的境况后，就派储玉坤约请徐铸成为《文汇报》撰写社论。储玉坤是徐铸成的宜兴同乡，刚从接受日方检查的《新闻报》愤而辞职，应聘《文汇报》任国际版编辑。严宝礼开出的条件为：徐每天为《文汇报》写一篇社论，每篇四元计酬，待营业发展后升为十元（暂以四折计薪）；言论没有限制，题目和内容，一切由徐决定，报馆保证不加删改。优渥的稿酬对徐铸成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不过更吸引他的是自己可以放言高论，一天一篇社论等于是包办了《文汇报》的言论，这对一个报人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铸成当即应承下来，并找来同被胡政之遣散的杨历樵，分担国际问题的社论写作。
70年后的今天，我们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一张张发黄的《文汇报》，仍能感受到徐铸成当年奋笔疾书时的慷慨激昂，被他那支千钧之笔流淌出的文字所震撼。徐铸成所写的、也是《文汇报》发表的篇社论是《淞沪之役六周纪念》：“吾人认为中国民族前途之光明，于一二八之役已吐露其曙光矣。今中国军民如能本一二八之役的精神，坚持到底，后胜利自可从万分艰苦中获得。”他告诫上海市民“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四周的巨浪，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天空的铁鸟，随时会震伤你们的心弦；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处的地位；为了你们自己，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堕；为了你们的子孙，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对上海工商界等几个想投敌的“软骨头”，他又撰写了《告若干上海人》社论，严正警告这些人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去当小丑”，“你们要继续循着正路向前走，切勿恋着昙花～现的幻境，被漫天的风沙，葬送了自己！”
《告若干上海人》发表后翌日，报馆接到恐吓信，说《文汇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若不改弦更张，再有反日情绪，将有杀身之祸。第二天，报馆即受到暴徒炸弹袭击，造成职员死伤。徐铸成闻讯后既愤慨又不安，打电话问储玉坤社论要不要继续写，如果改变态度，宁愿搁笔。储玉坤请示严宝礼，严斩钉截铁地回答：照样写下去12月12日，《文汇报》发表《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社论，指出炸弹的光顾、黑暗势力的进攻，正足以证明同人的苦斗已获得相当成效，发誓“愿为维护言论自由奋斗到底”。
《文汇报》开办费仅有七千元，根本买不起印报机。严宝礼向留守上海《大公报》的李子宽求助。李子宽请示胡政之后，同意以优惠价格承印《文汇报》，卷筒白报纸也由《大公报》垫用，费用日后结算，同时把《大公报》设在福州路的营业部租借给《文汇报》作馆址。可以说，《文汇报》是“借鸡生蛋”，在《大公报》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问世。胡政之如此慷慨地帮助《文汇报》，除了《大公报》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看重《文汇报》的爱国立场。
有了这层关系，胡政之当然会关注《文汇报》的情况。就在报馆挨炸的那天下午，胡政之约见了徐铸成。落座后胡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含笑问徐：“《文汇报》的社论，很像是我们自己人写的。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徐立即回答：“是我学写的，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肤浅、幼稚吧。”胡连忙说：“不，不，写得很有文采，构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问题。”当徐铸成把报馆已经挨炸、严宝礼坚持报纸态度不变的情况告诉胡政之后，胡终于说出了自己约见徐的用意：《大公报》投资一万元与《文汇报》合作，条件是徐铸成进《文汇报》负责编辑部，抓言论方针。
徐铸成同意进入《文汇报》，胡政之即派李子宽与严宝礼商谈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文汇报》原始资金升值为两万元，《大公报》投资一万元（分月在排印费和填付白报纸项下扣除），双方所占股份为二比一。
1938年2月下旬，徐铸成走马上任，以主笔名义主持《文汇报》编辑部，从此和这份报纸结下了二十年“牢不可破”的关系。
严宝礼对徐铸成的赏识之深、任事之专，在中国新闻史上堪称佳话。当他和李子宽谈判《文汇报》与《大公报》合作时，《文汇报》的一些董事，对于《大公报》方提出要徐铸成主持《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件，颇有异议。严宝礼力排众议，坚决认为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新闻人才，一口应承。徐铸成人《文汇报》后，严宝礼委以他“主笔”职务，并授予处理编辑部大权，使他的权力凌驾于总编辑之上，这种人事安排在当时的报馆中是独一无二的。为了使徐铸成把《文汇报》当作自己的事业，严宝礼除了为徐制订高额薪酬，还特意把《文汇报》“发起股”一千元让给徐，使他成为报纸的股东之一。
严宝礼如此器重徐铸成，当然有功利的一面，就是仰仗徐氏的一枝健笔使《文汇报》赢得读者，扩大发行，招徕广告，从而获得经济收益。不过，也不能否认两人在办报思想上有契合之处。实事求是地讲，严宝礼在策划创办《文汇报》时，办报思想还是模糊的，只有一个笼统概念，仅仅认识到报纸对于社会的功效不可估量。但是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他的办报思想逐渐清晰。据储玉坤回忆，在《文汇报》出版之前，严宝礼曾让他写一篇“发刊辞”，向读者宣布《文汇报》的办报方针，表明报纸的态度和立场。严提出四条意见作为“发刊辞”框架：（一）主持公正言论；（二）树立高尚报格；（三）有独特之消息；（四）无外来之阻挠。《文汇报》创刊当天发表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虽由克明署名，实际上是由储玉坤遵照严宝礼的意见执笔撰写的，后征得其同意定稿，可以视为严宝礼的办报思想。对于一个从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人来说，严宝礼能够提出以上四点意见作为《文汇报》的办报方针，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出手不凡和立意宏远。徐铸成为《文汇报》“学写”的《上海并非孤岛》、《告若干上海人》等社论，才气横溢，文笔犀利，真知灼见，深入浅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使严宝礼确信这样的人与文，正是《文汇报》所需要的，与自己为报纸定下的“主持公正言论”、“树立高尚报格”等方针不谋而合。因此，即使报馆因徐的激烈之文而受到暴徒炸弹袭击，即使其他同事反对，严宝礼依然支持徐放言高论，并把他延揽人报馆主持编辑部。可以说，没有严宝礼，《文汇报》不可能呱呱降生；没有徐铸成，《文汇报》也不可能异军突起，光焰万丈。后来《文汇报》停刊，徐铸成重入《大公报》，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留在上海的家人一直由严宝礼照料，柴米无缺，安度过了漫漫长夜。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毅然离开《大公报》，再次与严宝礼携手，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因素。严宝礼与徐铸成的关系，颇有些“管鲍遗风”。
徐铸成没有辜负严宝礼的厚望，他主持《文汇报》编辑部一个月后，报纸销数即直线上升，突破一万大关，广告亦剧增，甚至经常出现广告客户排队、争取早日刊出的盛况。当《文汇报》“一鸣惊人”的时候，上海某小报登出一条“花边新闻”，挖苦徐“像彗星一样”，一夜之间成了新闻界的名人，言外之意，声光虽大，转瞬就要熄灭的。但是，徐铸成带着一帮被称作“乌合之众”的年轻人，硬是在上海滩创造了辉煌。四个月后，《文汇报》发行量激增到近六万份，超过老牌报纸《新闻报》，一举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的日报，报纸也由原来的对开一张半扩充到四大张。
《文汇报》获得巨大成功，使年仅三十一岁的主笔徐铸成激动不已，信心倍增：“有一天黎明，我工毕回家，到霞飞路、吕班路口时，就下车让汽车回去，到当时的‘法国花园’去了一圈。看到树荫下、水池边靠椅上坐着的人，不少埋着头在看报，我走近一看，十之八九都是《文汇报》。我抹着感激的热泪，暗暗自己发誓：尽管我十分幼稚，我一定尽力办好这张报纸，尽力跟周围的恶势力斗争，决不辜负读者的鼓励和期望。”’
《文汇报》获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创刊适当其时。当时孤岛民众抗战热情高涨，平时看惯的大报大部分停刊，继续出版的《新闻报》只能刊登经日方检查过的新闻，《时报》每每为日伪张目；几张所谓的洋商报如《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或言论吞吞吐吐，或态度暖昧；进步的《译报》只译载外文报刊内容，《导报》还没有创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汇报》应运而生，等于是填补了“新闻真空”。其次，《文汇报》编辑部虽然多为年轻人，没有什么办报经验，但是大家团结一心，初生牛犊不怕虎，敢说敢写，敢闯敢拼。“主要的，是虽然挂着洋商招牌，却敢于闯出洋商报的禁区，说出爱国的中国人要说的话，报导他们要知道的消息。我在未参加前写的社论，就一直以中国人的人称说话。主持编辑部的天，我就‘自说自话’地决定了编辑方针，是‘挂洋招牌，办中国报’。””徐铸成认为，《文汇报》虽然挂着洋商招牌，编报者却是爱国的中国人。因此，报纸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卖国投降，不论在社论、新闻标题和新闻写作方面，还是在副刊编辑等方面，都堂堂正正、毫不隐讳地表达这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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