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1882
介绍了“一带一路”为大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重点讨论在全球投资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国与大国合作的新发展。
本书以美国、澳大利亚、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主要大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认识和实践层面的反应为线索，全面剖析了各主要大国不同反应的成因及其对我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思路。在撰写过程中，本书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书中相关内容进行研讨。
总序001
引论001
章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004
节 美国各界的认知004
一、 美国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005
二、 美国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前景的认知006
第二节 美国的政策回应013
一、 为“一带一路”建设设置障碍014
二、 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竞争016
三、 在大中亚地区事务上拉中国合作018
四、 适度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019
第三节 中国关注的重点021
一、 梳理观念市场引导美方树立“共同事业”意识022
二、 打造吸引美国合作的示范工程023
三、 争取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023
四、 妥善处理好周边海洋争端024
五、 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地位025
六、 注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合作025
第四节 特朗普新政与“一带一路”倡议026
一、 5500亿美元基建计划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027
二、 或将利好“一带一路”倡议027
第二章 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029
节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大国关系029
第二节 澳大利亚政商两界的认知031
一、 政界031
二、 商界034
第三节 澳大利亚公众的理解037
一、 主流媒体的评价037
二、 普通公众的理解038
第四节 澳大利亚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039
第五节 中国关注的重点041
第三章 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044
节 欧盟各界的认知044
一、 批评方：扩大影响力并分裂欧洲045
二、 支持方：符合各方利益，强调互补合作046
三、 欧盟主要成员国持积极响应态度048
第二节 欧盟的政策回应051
一、 欧洲投资计划（即“容克投资计划”）051
二、 “泛欧交通运输网”(TENT)建设规划055
三、 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058
四、 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061
五、 英国的“北部振兴计划”063
六、 法国“十年工业振兴计划”064
七、 德国相关政策和规划066
第三节 中国关注的重点069
一、 对欧盟政策的评价069
二、 中国关注的重点071
第四章 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073
节 俄罗斯的认知073
一、 初期的疑虑甚至反对：西进？073
二、 克里米亚事件后的转折：东望078
三、 经济陷入衰退后的积极响应：创造性融入082
第二节 俄罗斯的政策回应083
一、 欧亚经济联盟与欧亚经济一体化084
二、 设立超前发展区扩大对外开放087
三、 设立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090
四、 创设东方经济论坛093
第三节 中国关注的重点095
一、 对俄罗斯政策的评价095
二、 中国关注的重点098
第五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101
节 印度各界的认知与反应102
一、 印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102
二、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105
三、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107
四、 印度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111
第二节 印度未积极响应的原因分析113
一、 印度不甘为“响应角色”，追求战略自主114
二、 经济安全担忧导致“战略犹豫”114
三、 地缘政治的担忧115
四、 对印度洋安全的担忧116
第三节 中印合作的机遇与挑战117
一、 中印合作面临的有利因素117
二、 中印合作面临的挑战120
第四节 中国关注的重点123
一、 实现“一带一路”与印度发展计划的对接124
二、 与印度建立多边主义的非正式磋商机制125
三、 强化“一带一路”经济内涵125
四、 重视中印合作中的安全因素127
五、 继续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127
六、 力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务实发展128
七、 积极推行公共外交，发挥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129
第六章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131
节 日本各界的认知与反应132
一、 日本的解读132
二、 正面的理解134
三、 日本的担忧135
第二节 日本反应的原因探究137
一、 中国和日本相对实力的变化137
二、 地区外大国的影响140
三、 中国和日本在基础设施市场的竞争140
第三节 日本的政策回应144
一、 加大对外援助以弱化中国的影响力145
二、 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经贸规则的谈判147
三、 对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消极应对149
四、 推动“丝绸之路外交”，遏制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152
五、 搅局海洋争端，牵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154
第四节 中国关注的重点155
一、 善意表达合作态度155
二、 加强在基础设施出口领域的合作156
三、 推动金融合作158
四、 扩大能源合作空间158
五、 加强经贸合作159
六、 强化海洋危机管控160
后记162
总 序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报告还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一重大判断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态度和信息，也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加快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促进世界经济理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启发。
“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全球化发展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缓慢，全球结构性困境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大国经济贸易政策调整，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再次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到近两年来出现的反对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其背后折射出的图景则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资本转移等带来空心化、实体经济衰退、虚拟经济过热，进而引发发达国家内部出现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同样也是内部出现结构性失衡，且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全球化利益分配在一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均出现失衡。诸多失衡，本身表明以市场化机制推动的全球化的增长逻辑，虽然带来了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的确产生了很多弊端。客观来说，这种失衡及其再平衡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问题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这种失衡和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危机从外部冲击视角，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和失衡，也使人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反思全球化本身。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从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产业分工体系逐渐转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产品内分工发展以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垂直化国际分工体系的位置、角色在本质上取决于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非必然由传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决定。经济全球化内在机制发生的这种变化，既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也造成全球化发展进一步失衡。面对全球化发展失衡，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公共产品、发展动力、治理手段、治理规则。
在这种现实的困惑和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和新的全球化发展机制，对于推动全球化再平衡、修复失衡以及促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平衡、普惠和开放的方向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包容性发展新理念，强调推动全球化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推动一个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化新时代。无疑，“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使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长加快，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的目标发展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地区相互开放发展，融开放于创新发展之中，实现开放与创新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为加快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开放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权衡：《“一带一路”开辟全球化新纪元》，《经济日报》，2017年5月13日，第8版。在笔者看来，与以往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化治理机制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坚持合作共赢，只有合作共赢方可扭转传统全球化的利益失衡，也只有合作共赢，方可体现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规律和趋势；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共商共建中的开放与平等的合作方式，因此克服了传统治理机制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真正体现了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新趋势和新特征。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阻，面对全球化发展再平衡和全球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和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开放、普惠和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全面开放发展
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路径，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对外开放再出发的必然选择。过去40年的发展，开放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十分深刻和重大的影响。从四个特区试验到沿海沿边开放发展，再到保税区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开放经济已经走过了40年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中国开放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经济自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逐渐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通行规则对接，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在中国改革创新发展40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趋势，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和新要求，中国开放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一是中国要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主动提出新议题、新方案，反映发展中国家新诉求，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推动企业从低成本制造向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转变，特别是随着劳动力资源供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传统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亟待向依靠创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发展和转型；三是要从以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全方位参与价值链合作转变，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变化、水平型分工向垂直型分工转变、比较优势向创新竞争优势转变等新趋势，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创新，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营销”“中国质量”“中国品牌”的转型；四是要从东部沿海引领开放向沿海、内陆、延边协同开放转变，推动构建陆海联动开放、东西互济发展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从中国开放性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新问题出发，引领中国开放经济升级转型、推动中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抉择。“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经济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要素双向流动与开发战略升级转型；有利于推动对外投资发展，提高中国国际投资影响力，实现投资强国战略，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有利于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竞争力，实现贸易强国战略；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和影响力；也有利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开放联动，推动不同地区市场开放、规则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发展有效衔接，相互开放，有利于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速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通”，将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效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营商环境，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加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将引领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更加公平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将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相比较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而言，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而且，现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准备还不足以支撑和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和许多学科都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的思维，从经济学、国际投资、贸易、金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许多学科和领域出发，深入系统地研究“一带一路”的理论体系问题。这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理论依据、国际关系等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另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等各方面可能带来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是“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研究方面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至少要回答以下若干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分工理论体系拓展及全球价值链理论问题；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金融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创新发展问题；
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关系问题；
九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十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理论问题；
十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援助实践和理论问题；
十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及其理论问题；
十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政府和市场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
十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等等。
以上只是初步考虑的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体系问题。应该说，随着实践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还会有更多值得从理论上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些理论问题不会是某一个单一学科或者理论，例如仅仅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进行简单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系统工程，必然需要从多个学科甚至交叉学科和理论出发，需要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这个过程，既是深入思考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深入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和实践发展为丰富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重大学科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和重大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个贡献和智慧，也必然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对人类文明思想及其创新发展提供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充满信心。
也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再加上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专门组织各研究室组建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对于重大专题进行集体攻关研究，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优良传统。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决定把2018年集体攻关的主题锁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将整套丛书定名为“‘一带一路’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发挥各研究室专长，分别从金融、贸易、投资、全球治理、大国合作等八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阐述，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自由贸易区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方向》《“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突破》《“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国合作新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经贸新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合作新机制》几部专著。
现在将上述专著呈现给各位读者。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体系研究做出当代学者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权衡
2018年5月4日于中央党校掠燕湖
章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
节 美国各界的认知
除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行多角度揣测之外，美国各界还围绕该倡议对美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美国部分观察家和媒体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将会对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产生潜在冲击，美国需要密切关注这一倡议的实施进程，并积极应对。与此同时，也有美国分析人士“一分为二”地指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优势，也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差别巨大，一些国家政局复杂而多变，再加上某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印度、俄罗斯等关键大国的战略顾忌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
1. 影响认知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学者就对该倡议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多维度解读，其中不乏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Scot Kennedy)和戴维·A.帕克（David A.Parker)在访谈中就指出，抛开动机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彰显了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政府对之进行海外部署的目的。若执行得当，它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增长、发展与一体化。此外，若该项倡议能带来更为持续与包容性的增长，还将有利于强化区域内的政治体制，继而减少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和机会。然而，在美国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将中国视为防范和围堵的对象这一大背景下，上述中肯的评价也就显得十分稀缺。相较而言，美国国内更多地以竞争性思维来审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普遍认为该计划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挑战也多于机遇。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的区域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在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图在亚洲取得对美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它将会挑战美国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科萨(Ralph Cossa)和执行主任布拉德·格洛瑟曼(Brad Glosserman)曾联合撰文指出，“一带一路”或将改变亚太及欧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和权力架构。在新一轮权力竞争中，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处于劣势地位。因为中国在该地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经济举措，并且有实际投入，而美国只能扮演防守的角色，例如让其盟友和伙伴国远离亚投行。同时，作为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习近平正带领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而美国看起来还在挣扎着维护自身霸权。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也认为，长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帮助中国将美国挤出亚洲，同时使盟友逐渐疏远美国。“假如中国想要在欧亚地区创建一个平行体系，并让其他国家相信该体系比美国的更强，那么中国就必须兑现其(经济)承诺。一旦这些国家上钩了，中国就可以从它们那里要求更多，包括要求它们限制或者拒绝美国进入其海港。”特别是在中亚地区，中国领导人正在利用俄罗斯相对衰落、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机，通过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来扩大本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就表示：“中国正在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习近平在中亚地区发现了充满贸易与经济机会的窗口，而美国迄今却不加利用。”还有学者声称，长期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于限制中亚五国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依赖，现在看来更应该担忧中国与中亚日渐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使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相形见绌。早在2011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就提出了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后期推进力度并不大，该计划中的两大核心项目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和CASA1000输变电项目（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进展亦十分缓慢。与之相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实施，其自然而然地引起了美方的关注和类比。例如，《华盛顿邮报》2013年10月的一篇报道就声称，中国正在利用本国的两条丝绸之路还击华盛顿。中国领导人借助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和古老探险家的浪漫故事，来推广其新版本的丝绸之路倡议，目的是将中国与西方连接起来并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一条在海上，另一条在陆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得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黯然失色，两个计划相比——一个已经将巨额资金摆在台面上，另一个却迟迟难以面世——足以凸显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正在向美国发起挑战。
此外，从官方层面上来看，虽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米莉·霍恩(Emily Horne)极力淡化中美“丝绸之路”计划的竞争性色彩，表示中国的倡议“反映了我们对于‘新丝绸之路’的想法，美国的战略为该地区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合作也是受欢迎的”，“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对当今世界上经济为分散的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考虑到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纵向”或曰“南向”计划，意在将中亚国家“引向”南方，背离俄罗斯或中国，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横向”战略，首先是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并由此贯通中国西向之路，二者虽有交叉点，但在战略方向上却背道而驰。因此，中美两国的“丝绸之路”规划在事实上具有明显的竞争性。目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景呈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趋向加深，认为中国通过拓展贸易、修建油气管线等方式不断深入欧亚大陆，紧密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联系，但是“扩展的范围还远远不够”，中国力量还将继续在陆上向西延伸，在海上加速扩展，追求陆权和海权的齐头并进及再平衡。
后，“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众所周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角色，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政治和安全领域，还体现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建立和运作。不过，随着全球化时代地区国家的多元化崛起、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美国霸权的式微，世界不断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的供给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为代表的新兴机构的创建可谓是顺势而为。它们既是对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有力支撑，也是对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益补充，更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现实体现。
然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上述由中国发起的经济金融机构的成长和运行，势必会对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例如，亚投行就被一些人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直接挑战。在其筹建之初，美国就曾游说并施压其全球盟友，要求它们慎重加入。即便是在美国盟友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以及美国国内也出现了支持加入亚投行的声音后，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也只是做出了希望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现存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合作的表态。美国的担忧在于：其一，亚投行的治理标准是否能够满足借贷所需的社会和环保标准要求。其二，该机构中的多数投票权流向中国，使其拥有的发言权/否决权，这意味着美国将居于边缘化地位。其三，新机构或将贷款给那些从其他多边机构无法融资的项目，继而导致后者的借贷约束性条件失去效力。其四，中国利用亚投行作为提升自身领导地位和实现战略利益的工具，继而影响到美国及其盟友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一国将金融资本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无一不是如此。“正如当年进入美洲市场曾经是美国外交的关键要件一样，中国也正在利用其金融和贸易‘肌肉’来赢得更多的朋友和影响力。”因而，美国的各种担忧可谓是多余的，并且“忘却”了世界金融和政治的互动规律。
2. 前景评估
在美方看来，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规划振奋人心，中国政府也为此采取了切实的行动，但是该战略能否顺利推进，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在“一带”建设上，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将构成威胁沿线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中国能否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将影响“一带”建设的前景。在“一路”建设上，中国固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影响力增强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但是其在南海等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也会加剧东南亚国家的不安。综合而言，美国各界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将主要面临如下五个障碍。
，投资与回报隐藏着潜在风险。“一带一路”规划涉及国家众多，资金巨大，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形色色的执行风险问题。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雅各布·斯托克斯(Jacob Stokes)就认为，“一带一路”计划表面上看起来高歌猛进，但是其在前进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诸多绊脚石。例如，该计划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努力虽然受到了普遍欢迎，但是宽松的借贷标准或将破坏计划的进展。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使用资金来开展不合理且缺乏可行性的项目而导致还贷困难，那么中国的投资将蒙受损失。同时，如果项目在环保或人权领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丑闻，也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一贯良好亲切的形象。肯尼迪和帕克也分析指出，中国过去在基建投资方面遭遇的困难表明，许多拟建项目终可能会以一系列“劳民伤财”而告终。考虑到中国建筑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不良记录(包括对当地工人的不友好)，这些企业对外活动的扩张增加了破坏性的政治压力的风险，可能有损中国形象或引发东道国动荡，尤其是当“一带一路”无法为当地经济带来持久利益时。此外，当借款者无法还贷、企业无法收回投资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额外压力也将会陡增，从而无法缓解其经济衰退趋势。
第二，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对中国的基建资金充满期待，但是也不乏个别国家囿于现实的利益纠纷和战略考量而对该计划充满不安和猜忌。特别是在近年中国对外政策趋于所谓“强势”、在边海领土争端上的立场愈加“自信”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引发了不小的地缘政治恐惧。在美国观察家眼里，“一带一路”倡议很容易让一些周边国家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担心当代丝绸之路是中国恢复古代“天下”观念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甚至妄加臆断，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实质上是同美国瓜分太平洋水域，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则在于将东盟海洋空间划归到自己的太平洋水域势力范围。尽管中国坚持海上丝绸之路只是一个经济倡议，并且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利益，但是相关海上邻国并不完全相信中国的好意。因为在精心设计的外交辞令背后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大面积的海上领土争端。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小国在前者的“威势”面前必然会寻求美国的支持。除非中国能妥善解决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海上争端，否则东南亚国家很可能会成为中国通向印度、非洲和欧洲的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三，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在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美国学界均不同程度地提及了宗教分子和恐怖主义问题。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涉及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一些国家甚至存在政局不稳的内患，这些都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现实挑战。例如，在中东地区，近期也门局势的激变和恐怖主义的兴起，表明中东乱局仍在恶化中，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的布局充满了变数。在中亚地区，随着美国及北约撤离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继而威胁到“一带”沿线的稳定。在南亚地区，“一带”的西端是海上连接能源运输通道的瓜达尔港和陆上连接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两者均位于恐怖势力、势力和分裂势力集中的巴基斯坦境内，如何确保相关港口和道路不受上述“三股恶势力”的干扰，成为摆在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对于上述挑战，《外交政策》杂志资深记者基思·约翰逊(Keith Johnson)则表达得更为直接。在他看来，如果无法有效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稳定性，那么中国所寄希望于其能源来源多元化的新丝绸之路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场“白日梦”。
第四，地区关键大国的掣肘。在美国分析家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俄罗斯和印度等关键大国的传统地缘范畴，因而必然会引起对方的警惕和防范。就俄罗斯而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弗吉尼亚·马兰泰德(Virginia Marantidou)等人认为，中俄表面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能源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两国的战略关系也处于历好的时期，然而双方实际上互信并不足，可谓“同床异梦”。俄罗斯对于中国通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介入其传统后院中亚地区而感到“担忧”，中俄在中亚的战略竞争将不可避免。同时，中国试图通过上海合作组织(SCO)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也遭到俄罗斯的“冷眼相对”，因为后者反对该地区任何不以自身为主导的多边框架。雅各布·斯托克斯和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等人也指出，印度方面同样对中方的“地区雄心”持保留意见，因为来自中国的计划可能会影响其“东进”和“连接中亚”的政策。并且，印度对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特别警惕，新德里一直将斯里兰卡视为其后院的一部分。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上的扩张——特别是可以用于中国海军作战的港口，也会增加印度的不安和疑虑。总之，美国在阿富汗的作用降低导致其在中亚的戏份减弱，而中国对于欧亚地区、印度洋和中东地区事务的介入将考验其平衡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即与邻国及全球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而非对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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