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8757736
◆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面面观
◆剖析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事与外交
◆揭示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全过程
本书以近代军国主义日本作为研究对象，以发动侵华战争的1937年作为其剖析点切入，并以全新视角和分析，观察1937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为读者还原一个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历史绘卷。
全书的*部分，从昭和初年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入手，为读者完整还原一个时代的日本国民风貌；第二部分系统剖析了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与外交决策；第三部分通过阐述军国体制为何能全面侵蚀日本政体，并*终驾驭着其陆军、海军盲目“暴走”的内部原因，揭示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全过程。
1937年的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潘越 001
1937年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尹胜蓝齐重岩 119
1937年的日本陆军与海军/尹胜蓝齐重岩 229
1937年7月7日清晨，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迄今已过去了80个年头。在这段足以令出生婴儿成长为耄耋老叟的时间里，那场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命运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战争，始终为国人所铭记。
过去我们常说的“八年抗战”，如今已修正为“十四年抗战”，是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强占中国东北并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由此激起中日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只是暂时未导致全面战争的状态而已。而纵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局势，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法西斯势力在欧亚大陆迅速崛起，中国军民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与西班牙内战、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入侵等遥相呼应，这正是正义力量在当时世界上所发出的强音之一。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虽然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淞沪战场接连失利，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折磨，但是中国打破了日军高层“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将日本拖入其不愿意看到的长期消耗战中，为这个邪恶帝国走向灭亡打开了扇门。
关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国内外各种历史著作如汗牛充栋，不仅专业研究者的挖掘越来越深入，非专业的研究者也多有建树。但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中、日两国的学者大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并且局限于一些孤立的历史事件。而英、美等西方史学家与东方文化存在着先天的隔阂，不免有诸多误读。鉴于此，本书尝试另辟蹊径，以更宏观的视角，观察1937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终为读者还原一个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历史绘卷。
为什么日本国内那些热衷于在东京咖啡店里与女招待调情的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买辆福特小轿车的文化精英，会在中国的领土上端着刺刀烧杀抢掠、恶贯满盈，成为恶兽一般的“日本鬼子”？
为什么世界外交舞台上曾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以诸多军事援助的纳粹德国、曾热衷于采用绥靖政策而姑息日本做大的英国、新崛起的美国以及始终冷眼旁观事态发展的苏联，都会在1937年不约而同地调整了外交策略？
正是为了给上述问题以全新视角的分析和解答，本书从昭和初年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入手，在全书的部分首先为读者完整还原了日本国民风貌；随后在第二部分系统剖析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外交策略；第三部分阐述军国体制为何能全面侵蚀日本政体，并终驾驭着日本陆军、海军盲目“暴走”、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全过程。
1937年的日本沉浸于明治时代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次世界大战对德作战的辉煌胜利之中，同时又饱受着大正年间各种政治风波、经济下滑的煎熬。把持政坛的元老宿将日益衰老，终日考虑着如何才能免于被激进分子“天诛”；军队中的少壮派则凭着低微的军衔，对着世界地图推演着如何建功立业；不断从政府那里领取各种补贴的企业主不得不计算着在中国设厂可以增加多少个纱锭，以便应对美国日益提升的关税；而普通的民众虽然挣扎于温饱线上，却憧憬着存在政府宣传之中的“满洲乐土”。
由于时间线的拉长和视野的放大，本书许多细枝末节的处理，可能存在着疏漏和偏颇，对此本书的创作团队并不讳言。只要读者能够在阅读本书之余，可以静下心来以史为鉴、思考未来，或许我们便已心满意足了吧！
潘越
1937年的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
作者：潘越
一、日本社会面面观
金鯱失窃案
公元1937 年（昭和十二年），元旦刚刚过去数日，日本就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盗窃案——1月6日，名古屋城建筑局的技师发现这座古城堡屋檐上的金鯱鳞片被盗了！数量多达58枚！价值高达80万日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案件发生的实际时间是在1月4日。爱知县刑事课迅速展开调查，并向全国发出通缉令，于同月27日在大阪一家贵金属店的赃物转卖现场将嫌疑人逮捕，据说嫌疑人为40岁的佐佐木贤一。但是爱知县刑事课在捉到疑犯前全面禁止媒体报道这起案件。为何如此紧张？让笔者从头说起。
日本战国时代，在今日名古屋城附近有一座小城堡（理解为一个山寨也可以），是为尾张国织田家所拥有的那古野城（发音与今日名古屋一致：NAGOYA），据说织田信长就出生于这座小城中。织田信长经过奋斗转去岐阜城、安土城发展，于统一日本前却突然被叛变的明智光秀杀死，其继承人丰臣秀吉的天下也被德川家康夺取。之后，德川家康的九男义直来到织田信长的老根据地上另筑新城，这就是名古屋城。德川义直成为“德川御三家”之一的尾张德川家鼻祖，江户时代传十七代，名古屋可谓天下一座雄城。
名古屋城大天守直屋檐顶上两端装饰有金鯱，这成为其知名标志。因此名古屋城除了可简称为“名城”以外，也可称“金鯱城”，并进而可简称“金城”。“鯱”，日文发音“しゃちほこ”（shachihoko），江户时代所著充满各种奇怪事物的《和汉三彩图会》中将其称为“鱼虎”，这种空想的生物具有老虎的头和鱼身、鱼尾，被当作保佑平安的神兽，据说在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会喷水灭火。建筑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建筑的“正脊鸱吻”是其源头所在。所谓龙生九子，鸱吻是其中之一。这种装饰至今在中国各地古式民居上仍然是非常常见的。有学者认为此物在日本建筑装饰中普及之开始，乃织田信长在琵琶湖畔修筑的安土城天守阁。不过讽刺的是，安土城在织田信长死后毁于火灾。
一开始“鯱”还只是黏土材料制作，外表没有什么处理。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后，凡事喜欢炫耀夸张，金鯱就出现了，广岛城、冈山城、松本城天守阁上据说都出现了金鯱。德川家康所造初代江户城天守被认为是早在木质鯱上贴金箔片，此后德川义直在名古屋城天守上放置金鯱的做法一样，可以说就是抄袭他老爹的江户城。史籍记载1612年名古屋城天守竣工时，一对高2.74米的金鯱共耗费庆长大判金1940枚，折算成纯金达215.3公斤！初代江户城又被火灾烧光了，“金鯱城”却幸存至德川幕府倒台。后一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幕府末期很有名的“高须四兄弟”中的长兄）归顺明治新政府，于1870年提出拆除名古屋城，并将天守上金鯱身上的金子熔化，换成钱来支付武士的安置费用——这些幕府末期的大名也实在是穷得走投无路了。
但是维新干将、“国军之父”山县有朋站出来，驳回了这一提议，由新政府出资将名古屋城及金鯱都保存了下来。1888年日本陆军改为师团制（便是由山县有朋主持），驻扎名古屋的第三师团便将师团大本营设置于名古屋城本丸。1891年发生浓尾大地震，名古屋城本丸一部分建筑倒塌，本丸御殿也遭到很大破坏。陆军省于是将这座古代城堡移交给宫内省，成为日本皇室的一座离宫。1930年，名古屋离宫又被宫内省下赐给名古屋市，开始向市民开放参观。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警察为何对发生金鯱鳞片被盗案如此紧张了，不仅仅因其价值巨大，更因其在数年之前还是皇室财产啊！这座名古屋城，此时还被叫作“恩赐元离宫”啊！
整整80年之后，当我们回望令东亚大地陷入一片血雨腥风的公元1937年，被盗的金鯱恰好成为走到这一年的“大日本帝国”之完美隐喻。在屋檐上放置“神兽”是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建筑习惯，正如漫长历史长河中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无数其他知识一样。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看上去光辉灿烂的只是日本，而中国却变得积贫积弱、黯淡无光。人们已经忘却，这条漂亮的、高高在上的虎鱼，原有功能只是灭火祈福，现在却无时无刻都炫耀着满身金光。不法之徒正在窥伺。自明治维新以来顺风顺水、每次进行战争都获得胜利的日本，1931年通过“九一八事变”将中国东北一口吞下，日本控制的土地一举扩张许多倍。日本军部强硬派正在策划更多“事变”，金灿灿的鳞片正在不断脱落，直到后露出腐烂的木头。
1937年日本军部发动的侵华战争，至1941年导致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1945年5月14日，美军轰炸机群投下的燃烧弹将名古屋城全部化成白地，金鯱也被烧得只剩下一点儿金渣滓，好不容易从废墟中扒拉出来。今日的名古屋城完全是重建的，金鯱也是重新制作的（这一次用去黄金88公斤）。让我们回到1937年，看一看昭和日本身上的金鳞片是如何开始脱落的？
阿部定情杀事件
1937年初的名古屋城金鯱被盗案，放在今天也是一等大案，在街头巷尾将被议论许久。然而当时的日本民众，在获知案件情况之后只关注了不长时间，便去回味1936年发生的事情了——头等大事当然是石破天惊的“二二六事件”，但人们对此事又颇有些讳莫如深。人人都放在嘴边不停反复咀嚼的是另一起惊天大案——阿部定情杀事件，发生在“二二六事件”之后仅仅三个月的1936年5月18日，当时东京还处于肃杀的戒严状态下。阿部定事件猛然间打开了所有人紧闭的喉舌，谈论这件事占去了日本人几乎所有的空暇时间。这股热潮被无数的猎奇小说、影视作品渲染，说其影响持续至今，亦不为过。
阿部定出生于1905年5月28日，在东京都神田区新银町（今千代田区神田多町）一家榻榻米店铺“相模屋”中出生，父亲阿部重吉是这家店的老板。刚出生的阿部定处于假死状态，好不容易活了过来，直到4岁都不会说话，成人后也有癫痫症状，这一点后来在受审时经过再确认。阿部定的前面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她是末女，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开始学习三味线弹奏等传统技艺，“相模屋的阿定”成为住所附近挺有名的美少女。生活在一个具有“下町”风情的地方，阿部定后来自供说：“10岁的时候就看过春宫画，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父母认为这个末女只要三味线弹得好，以后嫁得出去就行了。但阿部定15岁时，不幸被其兄长的某大学朋友强奸，于是她高小便退学了——这个时代的日本女性遇到这种事，基本都是“家丑不可外扬”，躲回家里去了事。
阿部定觉得不可能嫁个好人家，人生也就完了，悲愤之心进而演化为自暴自弃。因为哥哥和姐姐闹起了家产继承纠纷，她便借机从家里拿钱出去玩，在浅草一带混成了典型的不良少女（战前的浅草是东京繁华处），父亲屡屡斥责也没有用。后父亲在盛怒之下将阿部定软禁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而家中长男也从家里拿了大笔钱后人间蒸发，家店关门。阿部定之后生活状态更加不堪，父亲只得放弃希望，又提出一个奇妙的理论，说“这孩子大概在性方面是有病的，恐怕会被坏人给卖了，那不如先去当艺伎吧”。阿部定从此沦落风尘，从艺伎堕落成为真正的妓女，挥霍无度，并留下大笔欠债，大阪、名古屋、神户都有她的足迹，据她自己说是“从那些事中获得快感，一个人睡就很寂寞”。1934年正月，正在东京某商人家中做小妾的阿部定接到父亲病重通知，赶回家里照顾了10天直至其去世。她父亲的临终对其说的话是：“没想到后是受你的照顾。”
不过已经将近31岁年纪的阿部定不改劣迹，继续不断地更换情人，甚至还有被情人起诉骗婚然后出逃的情况。1935年4月，阿部定在名古屋遇到过去曾有过交往的一名市议员大宫五郎，希望大宫会纳她做小妾。但是大宫加以拒绝，严正教育阿部定说无论娼妇还是小妾都非人间正道，劝她找个正经行当重新做人，然后找关系将阿部定介绍到位于东京中野的鳗鱼料理店“吉田屋”中去做女招待，店主名叫石田吉藏。阿部定来到吉田屋是1936年2月1日，并且用了个假名：田中加代。可见她当时境遇已经到了非得躲避熟人不可的地步了。然而大宫这一番苦心的回报却是残酷的。
几乎是闪电般的速度，阿部定立刻与鳗鱼店主人石田好上了，可是石田原本是有老婆的。4月23日两人私奔，先是到涩谷，5月11日来到位于尾九地区的一座旅馆“满佐喜”。两人在这个小旅馆里度过了一段“爱欲生活”——要么在床上，要么就是在喝酒。然而阿部定已经看出石田并不像她一样是个可以随时抛弃一切的人。店中的服务员看到这对男女，男方似乎50岁出头（实际42岁），一张长脸，好玩之人的相貌；女方30岁出头，颇有风情女子的姿色。18日早上，这个过去一周从不早起的女人却很早起床了，来到前台说：“稍微出去一下，老公在还在睡觉不要叫醒他，我很快回来。”然后她急急忙忙出门去了，再也没回来。数小时后服务员进入房间一看，男人仰面躺在被窝中，已经死了。当然这还只是简单的杀人案，但猎奇的部分在这里：地板上一大摊血，男人的性器被切掉了，其左腕用刀刻了一个字“定”，另外还用血在其大腿写了“定、吉二人同在”。
警方接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很快判明死者身份与同住女子身份，立刻行动搜查，在东京市内搜索重大嫌犯阿部定，搜索范围扩大至其曾经居住过的各个城市，包括热海、名古屋、大阪等地，散发配有照片的通缉令超过两万张，使得这一案件迅速成为超热社会新闻，时称“阿部定狂热”。凡是长着一张瓜子脸、身材姣好等特点的女性在街上走，就有很大的概率被人举报：“街上看见了阿部定！”于是搞得东京、大阪的繁华街道上一片混乱。全国百姓一上街就睁着一对血眼，面面相觑地寻找阿部定。
阿部定本人呢？18日早上她（杀完人）从旅馆出来相当优哉游哉地坐出租车来到东京上野，在和服店中买了新和服，做了头发，然后在神田向大宫五郎打了电话，约定见面。在“绿屋旅馆”见面之后，阿部定不断向大宫说对不起，当然大宫并不知道定杀了人，还以为不过是因同情人私奔一事而道歉，随后与阿部定发生了关系。天还未晚，阿部定便又离开了，在芝新桥的和服店买完衣服后出现在滨町公园。她买了一份晚报，报纸上还没有此次事件的报道，她放心了些，当晚在浅草一个名为上州屋的旅馆住宿。浑然不知的大宫回到中京商业学校（他是校长）召开校长会议，此时警方已经知晓阿部定曾经写信给大宫，于是在晚间马上赶到学校将大宫作为证人带去警局。到此时才知真相的大宫立即辞去了校长职务，后来他在法庭上讲述了与阿部定的关系，并深觉无面目见人，此后半生都在隐居状态下度过，连过去的学生也一概不见。
19日早上，各大晨报头版头条铺天盖地开始报道杀人事件，阿部定在住宿房间内也看到了报纸。当日下雨，阿部定在浅草打发了几个小时后，下午两点买了去大阪的火车票。在等火车开之前的两小时，她走入一个名为品川馆的旅馆，用假名登记，一边喝啤酒一边思考人生，预感自己肯定会被绞死，于是给大宫五郎、石田的妻子及一个朋友写下遗书。下午5时左右，高轮警署的安藤刑事部长走入品川馆进行调查盘问。他翻开登记簿，看到“大阪市南区南园町209，无业，大和田直，37岁”的记录，马上感觉可疑，便来到其房间。刚一看到陌生人，阿部定立刻招认：“你在找阿部定吧？我就是阿部定。”安藤对其淡然的态度很吃惊。
作为早赶往现场去见证者之一，当时《每日新闻》的社会部记者若梅信次这样描述道：
她后所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吉藏的内衣、衬衫，还带着血。行凶所用的凶器，长五寸的切肉厨刀，在枕头下的床单下找到了。但是，重要的“局部”没有出现。被安藤刑事逮捕后，她小心翼翼地把放在腰带里、用纸（后来得知那是杂志封面纸）包起来的东西给他稍微看了下，便又收了起来……从高轮署用警车送出的时候，定被周围群众的呼喊声所包围。在搜查本部的尾久署门前，汹涌的人潮把电车线路都阻断了。新闻电影摄像人员和拍照的记者黑压压一大堆。穿着黑地娟单衣的定以女优一般从容的态度站在镜头前。好像充满幸福感似的，她微醉的脸上持续绽放出笑容。
经过调查取证，阿部定以知无不言的态度将整件事讲述清楚。她与石田吉藏在旅馆中度过一个星期的糜烂生活，而且在两人上床的时候，还玩“窒息”的游戏，定曾经连续两个晚上用布条绞住石田的脖子，据说石田因此感觉快感无比。5月16日晚，石田因玩得太过火出现面部肌肉痉挛和瘀血，阿部定曾经到银座的资生堂药局去询问什么药能治，回答是不经过一段时间治不好，于是买了镇静剂药回来，给石田吃了足有30片。石田要睡过去的时候，用诡异的温柔语调对阿部定说：“我要是睡了，你会杀了我吧。”待石田熟睡之后，阿部定将腰带在其脖子绕了两圈，然后坐在其胸前，将他勒死。阿部定直言不讳地对警察说：“简直就像重负从我肩上移走一般，杀死石田之后我感觉非常轻松。”
然后在昏暗的房间里，阿部定拿厨刀割下死者的性器官，用杂志的封面纸包好随身携带。阿部定在到被逮捕为止的近三天时间里，去过许多地方，身上都带着受害者的性器官……杀人的理由是她非常爱对方，因此想要独占对方的一切。既然不可能成为正式夫妻，为了使石田不能再碰其他女人，便想要动手。后来又想干脆杀了他，就永远不能再碰其他女人了。对于死者来说挺倒霉的是，从阿部定身边拿走的性器官被送到东京医科大学的病理学博物馆保存，二次大战后属于公众可参观区域。
安藤刑事回忆道：“阿部定虽然口头反复表示‘感到非常对不起’，然而感觉其内心有一种将所爱的男人之物完全独占于掌中的满足感。她有一种无论是艺伎还是料理屋的服务员都不会有的、不可思议的气质。印象特别深的是，当问起‘为什么要把那个给切下来’的时候，她的情绪突然亢奋，眼中放射出异常的光芒。”就这样，阿部定站到了东京地方法院的审判席上，身后是挤满人的旁听席。1936年12月21日，室外飘起了那个冬季的场雪，细谷启次郎裁判长宣判，因事件起因是“痴情”，判阿部定服刑6年。其判决书算得上是一篇宣判明文，节选如下：
（被告）不断渔猎异性，行为淫乱放纵……其父如果知道花柳界之内幕真相，应该会有所清醒，认识到让女儿作为艺伎住到那种地方去，反而助长其淫乱放纵之性格……经过与好色多情之吉藏私通，长时间浸染于爱欲生活，终日连夜无尽于痴情爱欲之极，偶然于5月16日夜半，为追求与吉藏痴情之刺激，将他的……遂以为无法独占吉藏而起意将之杀害……
“太过色情！”这是记者们读到这篇判决书的感觉，于是没有任何报纸将之登载出来。其实从一开始，从石田身上切下来的“东西”，怎样在新闻报道上表现出来已经让大家够烦恼的了，后大多数报纸都写“下腹部”。日本第69届特别议会正在推进审理“二二六事件”和审议《总动员秘密保护法案》，议会上下颇有些在军部压力下愁云惨淡的模样，阿部定事件顿时将这里的紧张感一下全吹跑了。
阿部定被关入女囚监狱服刑至1941年5月17日，当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经陷入泥潭，日本军部正策划对英美开战。当年是所谓天皇纪元2600周年，全国恩准大赦，阿部定因此出狱。她改名为吉川昌子，开始比较老实地生活，在工作的料理店中认识了一位工薪阶层男性并一起在公寓中生活。1945年因东京遭轰炸而前往茨城县结城郡的乡下，做一些农活。战后到埼玉县川口市居住。1947年发现市场上开始陆续出版一些有关她事迹的色情出版物，社会上称“阿定本”。随即于9月向法院起诉出版方损害自己和石田的名誉，数周后出版物被禁止发行，但因此导致丈夫得知其真实身份后失踪。
于是阿部定恢复本名继续生活，并与一些战后流行的所谓“无赖派”作家有过谈话。1949年，以其事件为原型的话剧《昭和一代女》搬上舞台，在各地进行了半年左右的巡演。这股热潮过去之后，阿部定在多家旅馆中作为用人工作，其薪水是很高的，别的用人只能3000日元月薪，她能拿到15000日元。当然，雇用定的旅馆会拿她作为噱头打广告，例如豪华料理店“星菊水”让定在宴会终结的时候登场为客人倒酒。她的服务态度是很认真的，1958年还得过料理界的优秀从业员奖。1967年，阿部定得到某老板投资，开了一家名为若竹的寿司店，但客人不是为了买寿司而来的，而是冲着边饮酒边欣赏她弹奏三味线而来的。
阿部定终究不会以安稳老死的方式从人们眼前消失。1971年定再度进入名为胜山的旅馆中工作，6月的一天她留下一张写着“要去治病，到7月会回来”的便条，她只带走一件和服便失踪了。后有人看到疑似阿部定的人出现在浅草的某旅馆中，随即完全不知所踪。之后有进入养老院、在京都的尼姑庵中去世、琵琶湖边老死等种种说法，但都无法予以证明。20世纪90年代，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出版了名作《失乐园》，描绘了一段出轨恋情以及主人公“在至高的爱的瞬间死去”的死亡方式，被认为深受阿部定事件的影响——由此改编的电影《失乐园》于1997年公映，其热度仅次于当年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电影《幽灵公主》。
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初，冬寒料峭之中，全日本不论哪个阶层的人们，仍然在无穷无尽地讨论刚宣判不久的阿部定事件。这股热度一直保持到卢沟桥边响起枪炮声，才算是渐趋减弱了。当时的日本人醉心于这一事件的猎奇性，感叹阿部定孩提时遭遇的不公，嬉笑石田吉藏被切除的“下腹部”，但很少关注这一事件的本质——一个活人被残忍杀害了，而杀人凶手关不了几年就会被释放。正如当时的人们并不明了那些街上军靴咔咔作响的行军队伍，将会给整个东亚和日本带来怎样的恶果。
都市街头的“夜之蝶”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与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底层民众陷入生存危机。当时的日本政局动荡，军部抬头乃至于终于1937年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同时这个时代也是色情爆发的时代，人们容易误会战前日本女性似乎都是温婉、害羞的大和抚子（传统日本女性的代称），可谓大错特错。这是色情、异常、混乱席卷日本的时代，阿部定的出现便有其社会土壤。
抛开那些猎奇情节不谈，笔者认为阿部定事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大宫五郎是阿部定曾经的交往对象，这个男人算是在政界和教育界都有一定地位的社会精英，并且以很正直的态度向定指明人生在世要走正道，不光动嘴还帮助她去找一份正经工作。不过大宫对于与阿部定发生关系这件事，却是一点儿抵触也没有。还有一点是，阿部定在杀死石田之前随便就买到了镇静剂药，这种药带有毒品成分，到20世纪60年代退出市场。这些正反映当时日本社会渐渐腐烂发臭的阴暗面：随着经济低迷和政局动荡，性与毒品开始在社会上泛滥，无数的人在寻求快感中麻醉自己。当时有一个知名的代表人物，便是《人间失格》的作者太宰治。
太宰治的人生很大部分是在酒精、麻药（吗啡）和女人的包围中度过的，而且一生自杀达5次之多（只有后一次成功）——日本自古将男女因恋情而相伴自杀称为“心中”。太宰的个“心中”对象姓田部（某画家的情人），其工作则是咖啡店做女招待（日文称“女给”）。这起“心中”事件发生在1930年，两人在镰仓相伴投海自杀，田部溺海而死，太宰治却活了下来。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人而言已然臭名昭著，这也被原原本本地写入其作品《人间失格》。昭和时代的小说家们几乎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让咖啡店女招待以性感的姿态登场过，如永井荷风的《梅雨之后》、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女招待在战前是很有特色的“性感人群”，她们一般穿着一条白色蓬松的围裙，裙条犹如蝴蝶翅膀一般系在后腰上，于是她们便拥有了一个雅名——“夜之蝶”。日本是个自古以来娼妓色情业就很发达的国度，娼妓和小妾遍地都不足为奇，而本书旨在介绍富有日本昭和时代特色、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后的社会现状，因此先从新出现的“夜之蝶”说起。
咖啡当然和其他许多西洋事物一样，是明治维新之后才进入日本的，不过咖啡在市面上向广大民众销售，是明治末年的事了——据认为是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东京银座开设日本家咖啡馆CaféPrintemps（法语，意为咖啡春天），创办者是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松山省三和其朋友平冈权八郎。咖啡店附近就是银座新桥的花街柳巷，除了咖啡、洋酒还有烤香肠等西洋料理，后来以烤三明治为特色。很快一大批文人雅士成为这家咖啡店的常客——包括黑田清辉、和田英作、冈田三郎助等画家，森欧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正冈芸阳、押川春浪等作家，以及红的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等等。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造成的大火将这座早的咖啡馆烧毁，但类似的咖啡馆已经在日本遍地开花。
咖啡馆红火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有多爱喝这种完全不属于日本原味的咖啡（众所周知日本人极度嗜好甜味），而是咖啡“女给”大量入店后带来的色情服务。虽然早是用法语命名咖啡店，也就是说各方面都是在模仿风雅的巴黎，然而在法国及整个欧美，女招待都不是咖啡店的主力，这其实是繁重的体力工作，而西方女性在吃苦耐劳方面显然比日本女性差很远。但是日本咖啡馆中出现女招待之后，很快就开始变了味——咖啡和色情开始融合了，这当然是西方国家不会发生的事。1924年，重建中的银座开设名为CoffeeLion（雄狮咖啡）的咖啡店，其女招待以华丽的化妆打扮吸引顾客，并且通过搔首弄姿来博得人气。
这一风气很快传染到素有日本色情都市之称的大阪。1929年，村岛归之在其《咖啡店》一文中对当时咖啡店女招待的模样进行了写实描写：“东京的女招待，至今还将围裙扎得高高的，一副凛然之姿，好像等着客人离去。而在大阪，客人还没做出指示，女招待就脱了围裙换上锦纱盛装，毫不犹豫地发痴撒娇，吹起香风，凑在客人身边摇动身姿。所以东京的女招待被人批判难以接近也是因为这个，相比而言大阪的女招待容易亲近人，容易让客人欢笑畅谈。大阪的女招待与其说像艺伎，不如说像媒婆。”1930年在大阪的北新地，一家名为贝尼亚的咖啡店开始提供一项奇怪的服务——点咖啡就可以和女招待亲嘴！这家咖啡店猛然间红火起来，带动一大批同类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如Union、赤玉、日轮、高桥食堂等。
咖啡店门外开始装饰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招揽顾客，店内一般还有爵士乐队演奏，比较大的店面干脆设置舞池。女招待穿着与咖啡同色的黑洋装，配白色围裙，甚至有十五六岁的少女从事这一行。客人来到这里与其说是要安安静静地喝咖啡，不如说是喝酒、跳舞，然后趁醉拉着女招待上下其手。谷崎润一郎小说《痴人之爱》中的角色直美，年仅15岁、在浅草的咖啡馆中当“女给”，顺便出卖色相。1930至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大部分咖啡女招待连基本工资都没有，也就是说只能依靠客人给小费赚取收入，这当然更加促成了咖啡店的色情化。在日本开始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卢沟桥事变）之前，色情咖啡业已经发展到非常庞大的规模。在大阪，咖啡店数量达到3000家以上，从业“女给”超过12000人。东京则更是惊人，仅仅根据1932年的调查数字，咖啡店数量竟达到惊人的8000家，从业“女给”至少有18000人。
另一方面，喫茶店从咖啡店中分化出来，成为公司职员的休息场所，以及用来接待宾客、洽谈事务，1935年仅在东京一地其数量就有15000家。色情咖啡店的营业时间越来越深夜化，甚至有些咖啡店在晚上10点才开门，至早晨关门。女招待在店内提供的色情服务长期化之后，与熟客开始发展成长期的钱色交易关系，频繁在店外约会——这便是现代日本社会“援助交际”的起源。1933年，警方也不得不承认咖啡店女招待已经成为色情行业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于是将咖啡店以“特殊喫茶”的名义纳入风俗营业范围进行管理（正经的喫茶店被划为“纯喫茶”，即不提供色情服务）。其后数年间，几乎所有日本都市繁华街夜晚都被光怪陆离的咖啡店霓虹灯给装扮起来了，成为那个时代日本妖艳风情的标志。
提供色情服务就是为了招揽生意，而一个大都会中挤入成千乃至于上万的咖啡馆，要从经济萧条下越来越干瘪的顾客钱包里面挤出钱来，那就只能找其他的出路。有的咖啡馆开始提供名为“地下铁”的色情服务，即在女招待裙子的侧面开一个洞，客人付小费的时候可以伸手到洞里面揩油。涩谷的有些咖啡馆专门找些胸大的女招待，点一杯0.15日元的咖啡便可抚摸胸部，甚至在围裙胸前开洞，实施窥探。类似如此怪招迭出的咖啡店实在太多了，因此纠纷时有发生——上下其手之后，到后付小费不爽快的客人也常有。有些咖啡店便另辟蹊径，引入了票券制，只要事先购买一定数额的票券，然后入店交给女招待，即可享受某种程度的服务，服务完毕女招待即离开，也就不会再有纠纷。
当然了，有小气的也有大方的。据说菊池宽在咖啡店里喝一杯咖啡，就放下10日元的小费，而当时一般人只放1日元，女招待一个月的收入也就30至60日元。如此大方的菊池宽（据说纪录一晚便在咖啡店消费50日元）当然也就成为咖啡店中极受欢迎的顾客了。还有著名政治家三木武吉（战后与鸠山一郎结成“保守合同”，号称“政界大狸猫”）在这个时期也是很有名的新宿咖啡馆壕客，他干脆一入店就把自己的钱包扔给相好的女招待，后随便她拿多少！
女招待的高收入引起警方的注意。新闻界从东京警方得到一批暗中调查的数字，表明各个警署管辖范围内女招待月收入小费的值：爱宕署318日元，象泻署214日元，锦町署194日元，筑地署192日元，西神田署168日元，上野署157日元……去咖啡店大手大脚消费的达官显贵越来越多，至于人们在咖啡馆中看到“某老侯爵的相好名叫阿鹤，二十一二岁年纪……”便不得不为尊者讳了。
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猛然膨胀的咖啡店女招待群体分走了原本属于艺伎群体的大量收入，也难怪艺伎群体怨声载道，甚至在大阪曾经发生两个群体间的冲突事件。有趣的是，当大阪府知事、警察部长提出要禁止咖啡店贩卖烈酒、限制营业时间时，属于左翼的日本大众党却提出反对，称“咖啡女给是劳动者的子女……这个（管制）建议，是对无产阶级子女生活的威胁”，还以颇为讽刺的口吻提出：“先禁止参加宴会的议员身边出现任何艺伎，行不行啊？”
在这场咖啡店女招待和艺伎的“战争”中，作家永井荷风表面上是站在艺伎一方，他在日记中写道：“咖啡店里的女招待与艺伎相比的话，艺伎实在是非常有心的。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从事一样的‘泥水’行业，两者的区别就如同雄壮的力士和歌舞伎演员一样大。”永井感叹近流行的女招待不像过去的艺伎那样富有人情味，但永井对于咖啡店的兴趣可不一般。据说永井至少从1926年开始便不断出入银座的咖啡馆，特别是CoffeeTiger（老虎咖啡），那一年他已年近半百（47岁）。其父亲久一郎生前曾任日本邮船上海支店长，家中富裕，使其花天酒地。1931年永井发表代表作《梅雨之后》，标志其文学创作进入新境界。书中女主人公君江是一个女招待，年少时便离家出走成为私娼，男主人公清冈则是个小说家，沉迷于艺伎屋和咖啡馆中玩乐，其结发妻鹤子考虑要和他离婚。故事以女招待君江为中心展开，她从私娼时代起便与好色老人松崎有关系，与清冈发展情人关系的同时，还与朋友京子的前夫上床。总之，十足紊乱的生活状态描写，令读者们趋之若鹜，一举成为畅销书。
咖啡店色情业成为爆发性话题，是因为直接在街道上卖淫的“streetgirl”（街头女郎）群体与其关联，造成社会冲击。这些私娼女郎一开始多在横滨等外国人居多的地方出没，不但站在街头，也出没于各咖啡馆中揽客。她们还发明出一种揽客方法：乘入，她们会将已经载有客人的出租车拦下来，强行坐进去向客人推销自己。在1930年《读卖新闻》的某一期晚报上刊载文章，便描述当时出现“尖端女性的新职业”，即“乘入”女郎已经发展到与出租车司机合作的地步。当时的出租车除了司机，一般来讲副座上还有一名助手，但有些出租车副座上坐的就是“streetgirl”。出租车经过人行道，她们便将头伸出车窗与看中的男性交谈，随即让其上车，一切谈妥之后便消失于街巷之中。
随后比“streetgirl”服务更加快捷的女郎，即“KissGirl”（接吻女郎）也出现了。据《读卖新闻》调查，“KissGirl”贡献一次热吻只需要0.5日元，自备口腔消毒水，在横滨公园中大量出现。很快供这些“streetgirl”“KissGirl”进行“深入”营业的场所也应运而生，即所谓“带入旅馆”，在郊区这种旅馆大量涌现。1934年以后，“一日元旅馆”“工口钱汤”等专为女郎服务提供便利的场所纷纷涌现。以至于到70年代时发行的《筑地警察署史》谈起东京火热的色情交易情况，不无讽刺地写道：“现在这些情况与战前30年代初相比，根本不值得吃惊……”昭和年间日本社会上皮肉生意的形式之新颖，与战后相比可谓不遑多让了。当时有些人认为还存在“stickgirl”，她们只是在路边和看上去比较有钱的男人搭话，然后挽住男人的臂膀在街上散步、喝茶、陪聊天，按小时收取排遣寂寞的费用。但严谨的研究者认为“stickgirl”终还是会与男人前往见不得人的地方，所以仍然是“streetgirl”。
总之，咖啡馆“女给”在这个战前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记。小说家、翻译家广津和郎也是CoffeeLion（雄狮咖啡）的常客，与号称该店“看板娘”的女招待松泽交往甚密，他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女给》，可谓是对日本咖啡馆全盛时代细致、全面的描写。女主角小夜子出身北海道，因意外怀孕不得不离家到东京打拼，甚至做过小偷，终来到银座咖啡馆做女招待。她在咖啡馆中认识的熟客有大手大脚的诗人吉水和会社职员相良，特别是后者用情颇深，闹出自杀未遂事件。另一名女招待君代被一名大学橄榄球选手挂川强行结成男女关系，但意外怀孕之后被侮辱“女给怀上谁的孩子都不奇怪”，随即便被抛弃；而这个挂川却安然无恙，继续祸害女性。
广津的小说充分表明其对于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他于1936年发表《关于散文精神》的演讲，主张对于黑暗的社会状况不回避、反而加以深刻揭露才是散文精神。顺便提一句，战后的1949年发生日本国有铁道东北本线火车出轨的“松川事件”，警方认为是劳动者组织的人为破坏，大举抓人，广津积极为被告辩护，终使得事件被告于1963年全员得到无罪判决。
对华侵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物资短缺，社会上非生活必需的服务业慢慢萧条下来，咖啡店也不例外，各大城市的豪华街道在美军的猛烈空袭下化为乌有。战后，原来的娼妓行业以咖啡店的名义继续营业，这样就迫使原先的咖啡店改称为酒吧、俱乐部等。这些“风俗店”继续作为日本色情行业中的一个庞大组成部分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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