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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8109183
导言
章 英国殖民时期
美国学院的创立和早期资助
总结与回顾
第二章 美国革命之后到南北战争
美国历时长的筹款运动
女子教育——一项新的社会试验
校友会和教育学会
课程和其他变革
本时期的总结
第三章 从《莫里尔土地赠予法》到20世纪
康奈尔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芝加哥大学
其他著名捐赠
慈善基金会
本时期概述
第四章 专业筹款运动的兴盛衰落
专业筹款运动的成熟
美国大学公共关系协会
两位先驱，一个行业
约翰·霍普金斯筹款运动
筹款活动的艰难时期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代
公司慈善的成熟
咨询公司
布雷克里和琼斯进军加拿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筹款运动
信息时代与专业协会
基金会中心
教育资助委员会
全国筹款执行官协会
本时期小结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
延缓支付捐赠（或）有计划的财产（遗产）捐赠
纷争内乱时期
全面筹款运动
1925年匹兹堡大学的筹款运动
第六章 历史经验，研究过程，总结与结论
历史经验
研究过程，后续研究和研究者的思考
总结与结论
作者后记
参考文献
附录1受访者名单
附录2专业术语中英文对照
附录3机构名称中英文对照
附录4人名地名中英文对照
美国学院的创立和早期资助
美国高等教育的筹款历史要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的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及其之前的英格兰。1641年，马萨诸塞湾区殖民地派了三个神职人员返回英国，他们的使命是为哈佛学院筹募资金。威廉·西本斯牧师(Reverend William Hibbens)在一年内带回500英镑给哈佛学院，后来又获得更多经费。(Morison，1968)托马斯·韦尔德(Thomas Weld)和休·彼得(Hugh Peter)在英国停留时间长一些，他们写信给在美的殖民地当局，要求获得积极介绍哈佛学院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小册子。这样，美国份关于筹款的市场推广材料——《新英格兰的初步果实》(“New Englands
First Fruits”）就诞生了。这本26页的小册子阐述了建立美国所学院的目的和清教徒对教育的重视:
在主把我们安全地带到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造了房子，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必需品，高筑便于使用的礼拜场所，成立了公民政府(the Civil Government)。我们渴望做并努力寻求的目标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永远福及子孙后代。我们担心现在的牧师都入土为安之后，留在教堂里的是文盲的牧师。当我们在思考和商量如何进行这一伟大工程的时候，上帝高兴地激发哈佛先生(一位生活在我们当中的虔诚绅士和酷爱教育者)的爱心。他捐出自己一半房产(价值1700英镑)和他的所有藏书来建立一所学院，另一个人跟随其后捐出300英镑，更多的捐款随之而来，其余部分则由州里拨出公款补足。大家同意将学院设在剑桥(一个环境优美、舒适的地方)，并(根据个创始人的名字)定名为哈佛学院。(Hofstader & Smith，1961)
除了资助学院的建设，韦尔德和彼得还为穷人和印第安人传道士争取获得赠款。后，他们两人为运送穷孩子到美国殖民地过新生活的计划而引起了纠纷。“这是个值得进行的计划，但处理得很糟糕，韦尔德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两个人答应把这些穷孩子用船运到新大陆，可是到了后一刻却食言。他们筹得的款项被送回美国殖民区，用来修建一栋楼。到1645年，他们不得不向被惹怒的英国捐助者解释善款的去向，州法院(the General
Court)投票命令他们立即返回。莫里森(Morison，1968)写道:“他们拒绝这样做。休·彼得继续他的动荡生涯，后上了断头台;托马斯·韦尔德则得到英国达勒姆郡的一个神父职位，在布道与争论中度过余生。”
哈佛学院的筹款者为殖民时期的高等教育筹款提供了一个相当典型的策略性做法。学院经常雇佣代表，有时是大学校长，他肩负的使命是为该教育机构乞捐。由于美国新移民地区还不够富有，所以英格兰常常被视作慈善资源的来源地。西尔斯写道:“……殖民地的学院在祖国有很多朋友。”(Sears，1990)
筹款是新大陆移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募款者的人格魅力。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是殖民时期一个典型的筹款者，也是效果为显著的筹款者之一。他是个英国传教士，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宗教大复苏时期(Great Awakening)到美洲殖民地旅行。他为穷困的负债人、教堂和早期的学院四处化缘。殖民地时代由于资金匮乏，怀特菲尔德和其他代表筹集到的资金少得可怜，人们往往捐出书籍，有时还有食物。(Rudolph，1990)
在1636年建立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之后，直到1745年，在新殖民地区又成功地建立了两所学院——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威廉和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以及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耶鲁学院(Yale College)。这三间早期学院的资助和年度补助由英国国王或学院所在州政府提供。但是，这种资助少得可怜。因此，早期的学府常年缺乏资金。它们之所以得以幸存，主要仰仗那些有能力也有兴趣给学院小额捐赠的、受过教育的市民的广泛支持。(Sears，1990)这些财政资助来自于大西洋两岸，有些是小额的现金捐赠，偶尔有遗产捐赠，有时还有人捐来可以兑换成现金的书籍和物资。麦克阿涅尔(McAnear，1952)指出:“不过，由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心变得日益广泛和深切，促使了美洲和英伦三岛数以万计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捐赠现金，集腋成裘，聚集成相当可观的一笔数目，从而挽救了这些学校。”
然而，这种慷慨的举动不是自发的。向私人募款是有系统、有组织的，通常由与学院有直接联系的人发起。在美国，殖民时期的筹款可以是高尚文雅的活动。对于富人，是采取公开登记的办法，逐个实行认捐;对于低收入的阶层，则是通过发行彩票的方式获得资金，所产生的收益归学校所有。发行彩票的做法在经济大萧条的1764至1768年间终止。这种做法对于学院和买彩票的人一样都是一种赌博，因为需要大部分的彩票售出，才能获得成功。到1768年，州政府开始认为抽奖买彩票是不道德的，于是这种做法就静悄悄地销声匿迹了。(McAnear，1952)
在英格兰，筹款是高度程式化的。首先，学院的代理人要得到教区的批准，批准的文件是众人皆知的以简短而著称的摘要(brief)，其中必须阐明筹款任务。批准文件由教会主管机构发出。接着，要举行布道，宣传募款的目的。后，任务执行者将这份任务文件的副本送给教会看管人(churchwardens)，再由他们去挨家挨户拜访教会成员。这些教会看管人再将筹募到的资金以及捐赠者名单带回来，交给学院的代理人。1763年的一个礼拜天，伦敦就有13个讲道坛(pulpits)在为纽约和费城的学院传播着筹款信息。(McAnear，1952)
1716年，学院官员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对以利亚·耶鲁(Elihu Yale)施加影响，动员他资助在康涅狄格州建立一所新学院。耶鲁先生是一位在波士顿出生的英国人，当时他正住在伦敦。他为新学院捐出了各种各样的纺织品。马瑟是哈佛大学院士，他对正统清教徒传统在他的母校日益衰退，以及哈佛对宗教宽容的新精神变得不满。(Rudolph，1990)库尔提和纳什(Curti
& Nash，1965)指出，马瑟对跳过了他任命哈佛的校长可能也很不高兴。耶鲁先生捐赠的纺织品只卖了550英镑的区区小数，这个“好”价钱就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公平地说，耶鲁先生的兴趣和资助来自英国支持教育的传统，也来自学院代理人的诚恳筹募，而他本人从未到过这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府。(Sears，1990)
从1746年到美国革命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即独立战争)期间，另外6所学院在美国殖民地建立了，它们是：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一所在康涅狄格州设立的学院)、罗德岛学院(Rhode Island College，即现在的布朗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即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即现在的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学院(New Jersey College，即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费城学院(Philadelphia College，即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Tewksbury，1972)每一间新学院的创办和发展都需要资金，而英格兰则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慈善捐赠的传统，能够资助刚刚起步的这些教育机构。筹捐活动中，威廉和玛丽学院派遣了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牧师作为筹款代表，新泽西学院委派了吉尔伯特·田纳特(Gilbert
Tennent)和萨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费城学院委派了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国王学院委派了詹姆斯·杰伊(James Jay)前往英国。女王学院是荷兰经过改革的教派的教育机构，所以委派使者前往荷兰。(Curti & Nash，1965)
埃里泽尔·韦洛克(Eleazer Wheelock)大概是殖民地时期有创新精神的筹款者。麦克阿涅尔(McAnear，1952)指出，韦洛克在殖民地美国筹款几乎没有成功过，因而不得不指望英国的支持，在“所有学院的院长当中，只有达特茅斯学院的院长埃里泽尔·韦洛克没能引起人们对登记承诺捐赠产生兴趣;只有两个美国人向达特茅斯学院捐了款……”韦洛克委派一位名叫萨姆森·奥科姆(Samson
Occom)的莫黑根部落(Mohagen)印第安人到英国筹款。奥科姆是康涅狄格州黎巴嫩市摩尔思慈善学校(Moors
Charity School of Lebanon)的毕业生。他与学院筹款代理人纳坦尼尔·惠泽克(Nathaniel Whitaker)于1766年一起前往英国，引起了轰动。一位能说会道的印第安美国人向英国贵族游说筹款，这就是在殖民地美国教育成功的明证。韦洛克带着这个“乞讨”所得(明确规定其中12万英镑是用来教育印第安人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的)，在附近的新汉普郡州(New Hampshire)建立了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韦洛克成为这所主要招收白人子弟的新学院的首任院长。(Curti & Nash，1965)
今天，达特茅斯学院宣称自己是坚决致力于美国土著研究的机构，尽管它过去并不总是这样。据达特茅斯学院美国土著项目主任迈克尔·汉尼雅克(Michael Hanitchak)介绍，在该学院成立之后的头200年里，招收了极少量的土著印第安人，其中仅有12人毕业。1969年达特茅斯庆祝建校200周年之际，学院时任院长约翰·克米尼(John G.Kemeny)重新做出学院为美国土著人提供高等教育的承诺。自1969年以来，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土著学生逾400人。(M.Hanitchak，personal
communication，March，1999)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建立学院毫无疑问受到狭隘的宗教信仰的驱使，詹克斯和里斯曼(Jencks
& Riesman，1968)指出，美国是一块充满了亚文化(subcultures)和特殊利益的土地。殖民时期所建的学院和在美国革命与南北战争之间建立的学院，是作为宗教分离主义的堡垒，而不是社会融合的场所建立起来的。然而，每一个早期的学院为了纯粹经济的原因，都被迫抛弃其分离主义，终接纳其他教派的学生。
除了宗教取向原因之外，1745年之后学院开始扩张，这反映了那个时期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是作为一个非教会大学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不同教派之间的学校。(Jencks
& Riesman，1968)
新英格兰人口的增长也开始影响到大学。很多农民的儿子面临着黯淡的前景，在家庭的农场里，常常没有足够让儿子们赖以为生的耕地。面对这种现实，年轻人在做选择时受到局限，要么是往西搬到纽约州或者宾夕法尼亚州，要么就是为新英格兰的其他人打工，要么就是去上大学。很典型的情况是，这些男孩很穷，如果他们选择离开农场，去剑桥或者纽黑文(New Haven)上大学，从经济上来说是不可行的。
由于新英格兰的人口在增加，受教育的需求也在扩大，教会主动出来填补这种需求。在殖民后期，哈佛和耶鲁没有增加总招生人数。相反，成立了新的地区性小型学院，为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汉诺威(Hanover)等地的农民孩子提供教育机会。美国革命之后，为穷孩子办的学院在美国诸如威廉斯敦(Williamstown)、米德尔伯里(Middlebury)、艾姆赫斯特(Amherst)等山村，以及城镇里建立起来。美国的穷孩子将学校视为一个走向富足、繁荣生活的踏板。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和公民向西部迁移，大学毕业生有大量的就业机会。由当时的大学教育出来的牧师，还兼任公众服务官员。律师和医生是那些会翻译拉丁文的牧师，因为没有为他们提供训练的法学院和医学院。对于那些选择商业、贸易作为职业的人来说，大学学位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有助于同欧洲人做生意。詹克斯和里斯曼(Jencks & Riesman，1968)指出，在本·弗兰克林(Ben Franklin)实用精神的指导下，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765年设立了一个医学专业，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在1767年紧跟其后，也建立了医学院。
弗兰克林的医学专业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将新科学精神和苏格兰常识的理念应用到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尝试。弗兰克林在医学上的兴趣在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他是美国建立所医院的主要推动者，是运动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倡导者，是变焦眼镜和柔软弹性导管的发明者。弗兰克林博士不是一个医生，但他在牛津大学和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大学荣获博士学位。事实上，他对那个时代的医学实践抱有健康的怀疑态度，曾经指出乔治·华盛顿不是死在与英军战斗的战场上，而是死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Block，1975)
1759年，弗兰克林在苏格兰游历了三个月，这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与儿子威廉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宾夕法尼亚纪事报》(“The Pennsylvania Gazette”）寻找新的印刷活字。弗兰克林“在爱丁堡内科医师学院的院长亚历山大·迪克爵士(Sir Alexander Dirk)家住了一阵”(Clark，1983)，还在访问期间见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克拉克(Clark，1983)指出:“据弗兰克林后来的描述，在苏格兰的这几个星期，是他人生快乐的时光之一。”
来到殖民地学院的新生家里都很穷，因此学院需要制定新的时间表，以便使他们能够有时间回家干农活。无论学生的资源多少，也无论拓展学院的动机如何，在美利坚殖民地建立的学院(直至19世纪的前半叶)创造了一种“产品”——教育的供应，但没有足够的“需求”——交得起学费的学生。由于有这么多所学院，它们不得不为争取生源激烈竞争，而学费往往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基本经济条件的不平衡，造成了这些殖民地学校的财政困境。(Rudolph，1977)
麦克阿涅尔(McAnear，1952)指出，殖民时期的官员们面对的问题是找到钱使他们的大学正常运转。学生交纳的费用仅够支付学校支出的一部分，到了18世纪70年代，所有的殖民时期学院都以赤字运作，的例外是国王学院，这是因为该学院忠诚于英国君主，得到了君主可观的财政资助。殖民时期地方政府的资助和自筹资金使得早期的学院得以运行，而非限定用途的捐赠则弥补了学费收入和学院支出之间的财政差额。
从美国早的筹款历史来看，捐赠者在如何使用他们的捐赠上规定了保障措施(限制)。首先，有限定用途的捐赠不多，影响也不是太大。(Curti & Nash，1965)在殖民时期的美利坚，学院只有一个目的，即作为从事教学的机构。学院培养牧师，让他们学习《圣经》所传输的真理。因此，限定用途的捐赠(restricted gift)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思想和条件。典型的做法是，限定用途的捐赠是用来“建大楼，盖图书馆，资助虔诚的贫穷学生”(Sears，1990)。殖民时期的慈善事业是与学院的宗旨相一致的，捐赠者没有试图引导学院向新的或者有争议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历史的发展后期，限定用途的捐赠开始带领高等教育进入新的知识领域——科学院、天文观测、医院和植物园。(Sears，1990)
其他著名的首创都来自于殖民时期的筹募资金努力。英国的默尔森夫人Lady Ann
Radcliffe Mowlson，英国伦敦市长汤姆斯·默尔森(Thomas Mowlson)的遗孀，哈佛的Radcliffe学院以她的名字命名。于1643年在哈佛设立了个奖学金(scholarship)，英国的托马斯·霍利斯(Thomas Hollis)于1721年为哈佛提供了个(神学)教授职位。这些都是英国传统上在高等教育的慈善资金用途。早期美国绝大多数用来设立奖学金的留本捐赠基金都来自于英国。(Allmendinger，1975)
美国的学院在管理基金方面跟随了他们的英国先贤。英国的学院基本上把留本捐赠基金投资在土地上，殖民时期的学院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不幸的是，在殖民时期的美利坚，土地没有像英国的土地那样值钱。其结果是，租出去的土地价格也不高，而且学院常常难以收回租金。奖学基金投资回报少得可怜，对捐赠者没有吸引力，所以这种方法在18世纪中期就销声匿迹了。奥尔门丁格(Allmendinger，1975)指出:
美国革命之后，这些早期的奖学金几乎荡然无存。19世纪早期学院开始出版小册子(其部分目的是为了向穷人介绍经济资助)只引述了少数几个旧的基金。哈佛和耶鲁的奖学金在1750年之后多半没有得到补充，既没有得到更多额外的捐赠，也没有投资的收益。
为大楼、书籍和聘请教职捐赠的资金在继续流入，但是却没有为学生捐赠的奖学金。美国的学院不得不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使这样的留本捐赠基金重获慈善家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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