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1900
读懂中国改革系列，由党政机关推荐全国机关干部阅读，该系列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下一个30年，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突破口在哪里？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精英学者集体建言：
改革蓝图已经绘就，*关键的问题凸显——
如何突破利益藩篱对改革的拘绊？如何让改革举措落地？如何推进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30多年前，经济特区、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市场经济……中国找到改革突破口，经济从此一路昂扬。历经30年，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面对改革关键与核心的问题，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精英学者集体建言——如何突破利益藩篱对改革的拘绊？如何让改革举措从空中落到实处？如何有效反腐？如何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个人的机会又在哪里？
从国企改革到反腐斗争，从改革的突破口到具体的落实方式，从土地的城镇“神化”到人的城镇化，改革在哪个领域，以何种方式，能够取得何等意义上的突破和推进，各路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直指改革本质，就大家*关心的户籍改革、金融改革、投资趋势和机会等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和指点，对未来改革道路进行分析和设计。
唯有读懂中国改革，才能更好地把脉时局、改变命运。
代 序 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 / 吴敬琏·V
章 中国改革的方向
改革不能回避的7个问题 / 吴敬琏·3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 / 周其仁·10
不改革仍然是中国的风险 / 郑永年·32
思想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 / 高尚全·37
第二章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深化经济改革，坚持市场出清原则 / 夏斌·47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 管清友·53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 / 韦森·66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 陈道富·70
中国经济六大趋势及其投资机会 / 李稻葵·78
第三章 政府不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推动
市场效率的道德基础 / 厉以宁·87
政府不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推动 / 姚洋·93
交给市场的事政府就不要多管 / 成思危·97
市场、政府与法治 / 张维迎·105
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不能忽略纠错机制 / 张军·112
第四章 在市场的平台上推进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关系 / 厉以宁·127
国资改革路线图 / 陈清泰·130
没有市场平台，国企改革是改不出来的 / 周其仁·141
国企民营化过程是民权自由化过程 / 张文魁·148
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斗争严重 / 张维迎·155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与城镇化
城镇化战略应当明晰的12个问题 / 夏斌·163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 吴敬琏·173
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 / 华生·182
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 许小年·196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出路 / 刘守英·204
第六章 资本市场是改革突破口
资本市场是改革突破口 / 周其仁·221
金融改革是结构转型的重要核心 / 黄益平·225
金融改革发展中的套利 / 何佳·234
中国金融的深度变革与互联网金融 / 吴晓求·241
第七章 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反腐治本之策 / 吴敬琏、马国川·263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 郑永年·277
中国需明确目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 / 刘胜军·284
修正权力异化的制度性改革 / 竹立家·288
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 郑永年·294
第八章 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撬动新一轮改革的历史进程 / 孙立平·303
国家释放社会是社会善治的前提 / 任剑涛·320
第二次改革与公共治理变革 / 汪玉凯·330
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风险 / 竹立家·345
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 郑永年·357
法制改革的逻辑 / 季卫东·370
代 序
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
吴敬琏
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未来10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犹疑。
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差距的主要表现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列宁语，中文译为“命脉”）。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另外，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设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干预。
在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即使认为改革的终目标应是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承认，在竞争性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经济的职能。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
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合意的做法是更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强得多。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过渡性经济体制，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好的时代，又是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这种过渡性体制建立后，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
1990年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使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被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了。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样，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各级党政机关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既然改革的焦点在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由于这一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大的阻力和障碍。这样，改革要取得突破，就不但需要领导人具有远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还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所谓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作“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
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实行法治是现代市场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市场化改革对建立法治的要求十分迫切。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作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法治社会，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防止思潮撕裂社会
当前，有两种趋势值得特别警惕。
一种是扩大寻租基础的趋势。在21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各级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用以生财。据农口专家估计，通过出售从农民征用来的土地，各级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差价总额高达20万亿~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各级政府官员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贫富悬殊的程度已经居世界前列。
这两个问题愈演愈烈还不是可怕的。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应该是能够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的，不会没有出路。
但现在的问题是，除了那些靠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顽强地固守他们的阵地，甚至还要扩大他们的特权外，有些人采取另一种的立场，认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政府支配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市场放得太开，政府管得不够，还不够强大有力，因而要求用强化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他们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重要的经济领域中实行“再国有化”和“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其实，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进行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则会把大众引向歧途。
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防止各种思潮撕裂社会，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代
序
中国改革的未来方向
吴敬琏
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未来10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犹疑。
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差距的主要表现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列宁语，中文译为“命脉”）。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另外，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设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干预。
在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即使认为改革的终目标应是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承认，在竞争性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经济的职能。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
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合意的做法是更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强得多。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过渡性经济体制，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好的时代，又是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这种过渡性体制建立后，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有三个层次。个层次是对这个题目的直接回答，为什么还要改革，就是改革没有完。从制度变化来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还是有“半拉子”工程。很大的一栋楼，样子是有了，但在一些关键的部位还没有弄懂，这是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把这个问题反过来，不改行不行？改了30多年，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成，难度很大，干脆不改了，能不能应付得下去？
第三个层次是讨论一下如何进一步改，会面临哪些问题。这个主要是说改革的逻辑。
先讲讲怎么来看现在这个改革的“半拉子”工程。改革持续时间已经蛮长的了，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计划经济也没有搞这么长时间，1958年有点乱，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20年，20年形成的体制改了30多年，还在改，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值得反思的一个农村制度陷阱
我从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研究当中分别谈谈，为什么这30多年的改革还是未完成的工程。先讲农用地，这是中国改革早发生的一个领域，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内蒙古等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发生变革，从原来的集体耕作，慢慢改成家庭单一生产为主的单一体制，这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可能还早一点。按道理说，从观念上这已经没有太大争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了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但有当年的文件，也有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就是说改革的成果已经写进法律了。每次的重大政策文件，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坚持这套流程的基本生产制度。
但是仔细去观察，农用地方面还有一些尾巴没有解决。什么尾巴没有解决呢？农民家庭人口变了以后，这个地要不要调整？这听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农民家庭人口在变，而且不同家庭人口变化趋势不一致，有的是儿子娶媳妇进来，有的是女儿要嫁出去，有的是老人家去世……所以有的家庭人口会增加，有的会减少。人口变动，土地要不要调整？调的话，所谓长期不变的承诺就落空了。长期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呢？有一个今天来看或者说从将来来看的后果，土地怎么样转出去？好几亿人出去打工，农业土地应该可以通过转包形成较大的规模，转包需要签约，这个约算不算数？从期限来看，我们的改革已经很配套，一开始叫10年不变，之后逐渐改成15年不变、30年不变。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写了叫长久不变，长久不变的期限内，农民的土地是不是可以自由流转？是不是可以签约给别人去种？这些制度障碍没有变。签约不管用，这涉及人口变动要不要调整的问题。
城里人不太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农村制度陷阱。
中国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农业文明，有文字记录以来，从来没有这个制度。一个家庭人口变了就要调地，这个制度从哪儿来的？集体制度不能退出来，生在这个地方，所有人天生就是这块地的产物，老子的土地进了社，儿子就是社员，儿子的儿子也是社员。1986年、1987年、1988年，在贵州、遵义等地就做了不调地的试点，因为农民家庭不断调地影响农民投资土地。地固定后，人就会好好地在土地上投资，上农家肥，保持地力，所以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改革试点，这个试点在当地虽然很困难，但是坚持下来了。2000年我专门回去看了一次，当年在湄潭做过调查，坚持25年，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家问增加人口多的农民家庭怎么办，现在来看，这个制度起到了一个作用，当地有几十万荒山荒坡，如果土地不再分，人口多了，劳动力就会往荒山荒坡努力垦荒，所以今天湄潭几十万亩荒山荒坡开发得蛮好的，当然也还是有出去经商的。
仔细看相关法律，比如说农村实行农民自治、村庄自治，镇上的政府机关到乡镇这一级，再往下的行政村是村民自治，村民同意就要照办。土地怎么承包，很多农民说我要调地，那就调，不是每年调也是隔几年调一次，所以农民在这个土地上还是双轨制。用湄潭这个办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家庭土地承包的边界是清晰的、长久的，有利于进一步订立市场化契约。还有一些误区，认为边界应该是变动的，能对进一步发展带来好处，但如果你是农民，敢不敢对土地进行投资？投资了，过两年村里说要重新调地，怎么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早改革的领域——农业用地里头，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农村集体用地一直存在制度歧视
农村、城市还有一种地叫建设用地，这个问题就很大。今天无论是上访还是其他刺激人感官的新闻，都跟卖地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你说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搞建设，这些土地就是专门用来搞建设的，这是所有国家都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改革了30多年，这块地怎么利用还没有搞好？关键是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没有改。
改革的部分是1987年、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原来的土地，包括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在那个时代，认为是不能随便改的，土地买卖、租赁，似乎要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1988年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刑法》都是制止土地流转的，但这样的规定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些矛盾。外商进来办厂，得拨一块地，可外商不是国有企业。所以当时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试验和调查，找了很多参照。后一个办法是所有权不能买卖、不能租赁、不能转让，但是使用权可以买卖、可以转让。
但是，全国人大在改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时，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不得租赁；后面又加了一点，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什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呢？没有讲。于是就有了两种地，一种是城市的国有土地，一种是农民的集体土地。从字面上来讲， 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的这个原则，表明两种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但是，当时里面写了一句话，叫可以依法转让。可以依的这个“法”当时还没有，宪法原则通过，然后组织起草，1990年才出台土地转让法的细则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城市国有土地怎么转让，而集体土地没有讲，也没有相应的立法。你到广东珠三角看实际情况，港商、台资、外资来的时候，既占了城市的国有土地，也占了相当一部分农村的、集体的土地。佛山市南海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地都是农村用地，港商一来了就用。但是我们上层建筑给了法律空间的时候，仅仅给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没有给农村的土地转让提供框架。这是条。
第二条，这些年工业增长很快，城市扩张很快，已有的城市建设用地用完了，要扩大，怎么办？怎么扩大这个土地？我们改了30年，这一点没有改，就是征地。政府有权为了公共利益征用农村集体用地。不属于公共利益的，比如商业，批块地建高尔夫球场、修栋写字楼、搞个商场、搞一批商品房，这都不是农业用途，是不是为了符合工业利益可以征地呢？没有很好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全部是用征地解决，这是强制性的，不是你愿意行、不愿意就不行，政府有权征，政府有权决定怎么赔偿。早年政府财力有限，为了有限的财力可以搞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搞公共设施，所以早年的立法是倾斜的，向城市倾斜。怎么表述的呢？政府征一块农民的地，按不超过这块地过去三年原用途产生的收益平均值的20倍的标准来补偿，1999年的土地法就是这样，这不能怪地方政府，不超过20倍，按上限发给你，下限是多少不知道。这变成了什么呢？今天在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就可以一只手到农民那里去征地，另外一只手向市场竞拍。这种情况持续发展，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土地财政，其实不止财政，这块地还可以拿来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
一方面，城市的基础建设突飞猛进，但另外一方面是很大程度上对不起农民。造成的很多矛盾都是源于制度性安排，的麻烦是什么呢？是农民看着政府把他的农用地变成商业用地，看着地价涨起来，农民慢慢会理解这个现象，尤其是后进城市的农民率先被影响。他想，为什么我不能分享到一部分呢？所以就开始闹，开始要求提高补偿。当然，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做过一些调整，从原来不得高于20倍，后来变成30倍，再后来超过30倍的经国务院调整可以增加。征地这个定性的事情没有改变，始终没有允许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把土地作为要素拿出来，参加市场活动。而经济有这个需要，就冒出很多法律以外的边界现象，比如城中村，还有在集体土地盖一些设施搞农家乐，主要做城里人的生意。
第三条是争议非常大的小产权房，卖给城里人或长期租给城里人，现在一片乱象，我们的首都，离城没多远就可以看见周边的小产权房，我们从北京大学往郊区方向骑自行车，30分钟之内必有小产权房。
还有更敏感的一块，集体建设用地中有一块是农民的宅基地。按照正统的经济理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消费不应该搞公有制。宅基地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过去划分为消费资料，所以宅基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人财产。什么时候把这块地说成是集体的地呢？是1961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提出来的，后修订，八届十中全会通过，规定农村的所有土地，包括山林、宅基地等都是国有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这份文件后面的条文里又提到一点，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赠送。如果要买卖，找一个第三方做中间人，就可以签订契约，根据市价完成交易。
以前的房子是可以转手的，房子和地连在一起，要转房子，底下的地就跟着走了，包括“文革”期间，农村很多房屋想转，贴一个房屋的转手合同，好像没有底下这块地。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上层建筑里面提供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天天制造一些麻烦，房屋转了，地怎么办？甲方知道没有地，都是悬空式的，我的房子卖给你，底下那块地怎么办？好的地方给你办过户，房子过了，土地也跟着过去；有一些地方很麻烦，老乡就房子自由再买卖，底下那块地是封死的。这是过去的情形。
等到城市土地市场一起来，城市地价慢慢往上涨，那么那些靠近中心城市、靠近高地价地区的宅基地的相对价格就开始变化，就有人对这种变化做出反应。而我们的法律架构不给这个反应提供空间，没有让这个反应顺着合法通道来完成，这就派生出很多概念问题。所以你说有多复杂，不就是一块地吗，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都用到土地，一部分土地要转用途。农业用地总有一些被拿来盖厂房、建城市，可是在我们的框架下，这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农村的建设用地不能种粮食，目前为止的法律上定的都是只给农民自己做宅基地，哪家到年龄要一块，在农村谁不要谁吃亏。所以现在两亿多农民进城，宅基地还在发展。如果要占这块地办一个乡镇企业，只能农民自己搞企业，企业垮了，这块地能不能转出去，没有法律空间，能做的事情是把宅基地和乡镇企业的地征为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所有的地，才可以入市。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怎么办？本来挺好的经济上的事情，因为土地升值，而升值这套架构没有完善处理里面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就变成了社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社会矛盾也因此出现，经常冒出来很多你看了就心里发紧的事件，动不动哪里就要点着，动不动到门口竖一面国旗。我现在有一点经验，中国老百姓在哪里竖国旗，哪里就是要涨价钱。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我也不知道。你退后一看，不就是一块地吗，不就是一个要素，怎么那么复杂？政府征来的地，是不是用得很好呢？现在来看的话，这得打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低价拿到了地，他就不会好好配置，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发展，城市化得有个界限，城市不能无限扩张。产生的资源配置跟我们土地制度当中的“半拉子”工程有关，没有把所有的环节改到位，资源的取得本应以其稀缺程度来反应，现在还做不到这点。只要政府有魄力，敢动用手里面的硬家伙，就可以一大片拿下来用。现在城市大部分的地铁，耗资10亿元~15亿元，地铁修那么老远，地表上有脉冲式、蛙跳式的，农民不同意，就跳下去，插花式的发展，对我们管理社会都是很有特点的挑战。从根上看就是，改革有一些领域在推进，有一些领域迟迟没有推进。迟迟不推进，就很难说服我们的国民，国有土地有流转的权能，集体土地为什么就没有呢？在很多事情上，对农村的歧视已经有很多年了，而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继续歧视下去，很多农民和他们的领头人物都不接受。
现在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接受，他们也看关于土地的公告，也听到土地天价的消息，知道这块地原来就是他们的地，他们就要求参与，要求分享，要求说得通也行得通的体制，来处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再分配。这是很难扛得过去的，有很多矛盾。
国企改革处于停滞状态
我们再来看国企改制，应该说早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实际上就是在改传统的集体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过去国有企业哪有什么破产的？后来市场经济以后，有民企竞争、外资竞争，竞争不过就要破产，这个问题是1996年、1997年开始大规模提上议程的。改革很不容易，前后大概涉及六七万原国有企业，为此我们从原来的靠企业保障工人，急急忙忙建立企业社会保障，通过社会统筹来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人状况的变化进行普查。这个改革总的说来推进是顺利的。但是有一条，就是赢利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企业亏损，资不抵债，无论是社会舆论和政策都支持改制。但整个社会对赢利的国企要改的必要性没有全面的共识。比如云南白药方案做了，基本上都要干了，后叫停了。还有一个困难，赢利国企怎么进行资产定价，混合所有制怎么混合，国有资产算多少钱，其他如民营、自然人怎么进来，怎么在这个平台上达成一个新的企业结构？这些都还没有提到。
国有企业一个个去谈判，当然会留下这么多问题。再加上“郎顾之争”，后都叫停了。赢利国企怎么改？是不是没有改的余地了呢？有的，因为什么叫赢利啊？首先很多大片的国有资产，包括中石油的石油储备、通信公司运用的网络、煤炭集团的煤矿储备，这些交给谁去经营，都会有一个产权，都得交租金，我们没有把这些从已有的国企账上列出来，也没有制度收取这个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资源的租金，而是算进了国企的赢利账里，这是一条。
第二条，国企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全国人民企业赢利，那么应该给股东交钱吧，我们多少年不交钱了，而是把这个赢利放在国有企业里，当然壮大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但是从国有权的关系来看，对所有者的资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什么区别？都交税，如果国有企业的赢利不给股东，对不对？国家财政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不交一部分钱，怎么表明你是国企？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终于同意收10%，中央大型国有企业税后利润10%交国家财政。
所以国企的赢利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匹配。后来财政部说再提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加上原来的10%，赢利部分的15%上交国家财政。至于国家财政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落到全国人民的口袋里，那涉及公共财政改革。当然国企还有很多其他优势。我们始终把国企看作国家政权、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改革到后，涉及国企老总的股权问题。他在企业工作，在市场里和不确定性做斗争，他的竞争对手都是有接力的，2002年、2003年对此有过争论，这件事提到台面上讨论，后叫停。因此，国企改革，赢利国企要不要改，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半途终止，2003年以后没有进一步推进这些改革。
至于大型国企当中带有行政垄断的，在市场进入方面有障碍的，当年是拆分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改成很多家竞争，电力改成南北部署，铁道准备搞，后来没有搞成，大行业动了几个，变成若干国有控制竞争，但到此为止，没有再进一步开放。这当然比不竞争要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不完全。所以像这个领域的改革，无论是观念上、政策上、法规上，可以说是没有，所以通过这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往前推，放开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商业重组，要不市场差别比较大。
资本市场政府管得太多太细
资本市场现在推的就是所谓的利率市场化，那么资金和利率市场化是什么状态呢？是高度控制在行政手里，你看谁能得到贷款就知道了。我们的国家储蓄这么多，经济结构要变化，很多地方要用钱，要用贷款来支持经济的成长。但是贷款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都是大型超大型企业集团拿到贷款，小微企业很难，尽管喊了这么多年、推了这么多年。
第二，早就认识到我们仅仅靠银行这种间接融资是风险非常大的，应该推动一部分直接融资，就是股权融资，但是改革了那么多年，现在资本市场在整个的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所有的加在一起约占6.6%，大头还是大银行、超大银行，后还是国家金融在后面顶着，一旦有问题，是国家行政规则的问题。有句话我听了大概20年，说要扩大这些融资的比例，可你看我们的股票市场，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都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原因，因为有很高的储蓄率、很大的货币投放量，后买什么去，有什么可投的？那么多公司，1600多家公司想上市，排成大队，但是监管方面很紧张，每次IPO（首次公开募股）一开就担心市场被砸了。这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经济在全球表现好，股市的表现完全相反，不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这讲到底是什么问题？要素市场的改革远远没有推进，包括外汇、人民币、直接融资和期货、更多的衍生品市场，行政管得太多太细。如果说改革前是部委直接管工厂，现在基本上进入到部委管市场。交易所能定的很多事情，现在交易所根本定不了。一个交易品种要很多部委会签，后要总理签字。
很多交易品种策划了20年，还没有推到市场上，一方面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融资需求非常旺盛，实体经济需要金融支持，这些问题需要改革，但要素市场问题上的改革“半拉子”都没有做到。像教育、卫生、文化，这些是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竞争后是知识的竞争，知识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体系，这比工厂还重要。可能我们的教育体制，某种程度上到底改了多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决定去行政化，常委会通过到现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可还没有听到一句去行政化的话，看不到有任何变化。因为这谁先去谁吃亏啊，是不是？大家都讲，你出来宣布不讲的话，不是很多会上不去，很多待遇就没有了？可是去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怎么样组织生产，怎么样组织，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医改这些年在供给方面没有进步
卫生的问题，我做过一年多的研究，看到的基本是误判，认为看病贵、看病难是我们卫生领域市场化较弱，有一个时期是有这么一个认识。什么叫市场化？不是说永远收钱就叫市场化。准入是什么样子呢？允不允许方方面面进来办医呢？我们的门远远没有打开，价格全部管制，全部要审批，很多价格都在变动，我们却单独定死了医务部门的很多服务价格，调一次价10年。医护人员的生活成本是市场定的，他的贡献、他的努力不是市场定价，那他的供给部分的努力怎么样达到充分点？我到很多医院问到底什么情况，说打针的不如打气的，打气的价格是市场定的，打针的价格是机关定的，机关很努力给你定啊，考虑成本、计算、实际应对。10年间打气的价格发生多大的变化！
所以今天大家抱怨医院的服务不好，在这个价格体系下，还有人给你打针，挺不容易，挺让人敬佩的。把这样一个问题的根子算到医生头上，算到护士头上，引起很多不尊重医生的事情，引起很多医患矛盾的紧张，现在怎么收场？近把药品价格的上限放掉，这很好。那么前几年为什么要加上呢？天天搞宣布多少、限价限价，你到现场调查看看，限一批，这批药品就不用了，换一个牌子再来；再限一批，他再换一批，就这么玩，脱离供求规律。
我们这些年医改有进步，进步在什么地方？需求扩大是一种进步，农村新医保把原来不在保障范围内的很多人覆盖进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供给方面没有进步，或者说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先去好医院看，排队，医生的工作强度大，很多人说别到大医院来，到小地方医。问题是他是不是就去了呢？你把很多房子刷白了，就叫医院吗？有合格的医生吗，能信任吗？我们说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医改专家也是说就近医疗，台湾的记者还是蛮够水平的，就在“总统”府门口看，看“领导”夫人去哪里就治，发现都是直接去大医院，没有就近的。台湾用很多资源搞诊所，但后是要有合格的医生、合格的护士，有品牌才能做到有效供给，不是快速地把一些地方迅速宣布是医疗机构，患者就会认它是医疗机构。这个从医习惯有很大的顽强性。可是我们在改革当中，对这些领域的规律的尊重是不够的。这样会受到惩罚。台湾这方面也是没有成果。有个有名的笑话，说老张天天在这个诊所，有很多老太太天天去，后来说老张今天没有来，他病了。病了就去医院，诊所平时就是社交文化场所。国家收入增长那么快，城市化速度那么快，老龄化那么快，不动员很多人好好学医、好好行医，平衡不了。钟南山在2014年“两会”上讲医改，中心是医生的公益性、护士的公益性，我加一句话，还包括潜在的医生的公益性、潜在的护士的公益性，现在很多院长的孩子都不学医了，社会声誉低，工作强度大，怎么动员年轻人学医？这些问题不解决，过不去呢。
城市管理体制跟不上人口流动变化
人口一流动，城市化变化就非常快，可是相应的体制进步非常慢，我们传统的城市概念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农业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块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区设一个管制机构，够级别盖一座城墙，城市就起来了。经济不动而起来的城市，历史上不是没有。但是很多叫法，像景德镇叫一千年还叫镇，其实早就是大城市了。为什么呢？朝廷觉得级别不够，佛山市也曾经叫作镇，中国四大古镇就有它，其实经济早已超过它的行政量级。近代打破这个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再加上一批沿海城市，后来建了租界，讲起来很屈辱，但它们是冲破了原来的农业文明管辖范围、穿行政外套的工程。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一流动，往哪儿走是有道理的，能赚到钱，有收入，就聚在一起了，现在整个城市框架适应不了这种聚集。你从底下看，3万人、5万人、10万人、50万人，都有叫镇的。日本5万人就叫市。说现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背后涉及的内容很深，涉及国家的城市设立体制，谁叫城市，凭什么可以叫城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温州早流动起来的有个叫龙港镇，农民自发聚集，当时超过3万人，还讨论能不能农民集聚起来就形成一个城市。可是这样的事件后不了了之，我们整个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非常慢的。我们还以上层建筑来传统地看问题，所以带来大量问题，一些地方人口结构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构上不去，相应的提供不了。还有大家非常愿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每次去看，预测的人口数、规划的人口数和实际相差甚远，差一个数量级。
上海城市规划是2000年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到2020年实际居住人口1600万，现在就已经2415万，离2020年还有很多年。假设按规划人均100平方米土地，配相应的基础设施，你想，按1600万准备的，现在已经是2415万，上海真是人仰马翻啊，都跟不上去。
这些问题已经大量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还做过试点，搞计划单列市，试图让我们的城市冲破原来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构，但是从全局看，这种试点没有推行下去。现在的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可是从行政体制上看，省会城市叫副省级城市，很多城市的经济容量很大，管理权限方面却有很多事情需要省里批，而省里想直截了当一点，报什么问题议不了，所以也批准不了。很多事情都有这个问题。冲破的是直辖市，没有省管，后来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的情况就好很多。从全国来看，现行城市体制的行政外套和“身体”不适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障碍。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口大量流动，城市的“衣服”穿着，级别还在那儿，还是县，还是地级市。人口普查的资料我看过，2000~2010年，10年时间，有900多个地方政府单位的人口是减少的，但是架子还在，和实际人口的集聚不对称。当时的改革当中困难的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人口一流动，很多国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个县，所在某一个省，社会的基本福利，城乡至今不一致，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老对国外讲国民待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待遇之间也是高高低低的。这个地方财政好，待遇就好一点，财政差，就对不起了。人口一流动，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国民待遇，假设我们的基本福利对应我们对国家的认同。现在这个待遇完全地方化了，是某一个地方政府给的，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从长远看，这会带来很大问题，所以要适当地进一步在财政改革中增加中央的事权，有一些开支就应该中央负责。但中央政府是没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们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目前伸到底下去的，就是一个国税局，工作还是蛮有效的。真正给老百姓“打折扣”，中央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很大的传统时代的变动，形成这个变动的，是国家的整合力，还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福利、社保这些体制深刻的变革。
所以，我举这些方面的例子是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我们都讨论过无数次，没有这个改革，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在全球的地位。
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改革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这个工程很宏伟，这个建筑看着也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看关键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没有封顶，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骤还没有迈出来，如果在进一步的变化中，不仅这些问题，还有后续的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你看看官场风气，权力腐败，那是寸步难行。抑制公款消费政策一落实，所有的高档消费就减少了，这是一个记录，说明消费都在哪些地方，是成就，但是像我这样的看到这种消息，会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高档酒的价格全线下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对市场价格都产生了影响，这得多大的消费量。
这表明问题很严重，权力腐败很严重。你看现在这么抓腐败，看新闻，随便举一个人，铁道部长或者其他人，贪污数目都很大。我比较吃惊的是，他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动作，就是很正常在那里上班，一上班就有好几千万。这一定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不管经济总量是第二大还是大，或者比大大多少，这种现象这么多，说不过去，因为人心当中不会接受这样的秩序，不会认为这是对的。收入当然提高很多，但还是要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是对的，否则，收入很高也不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稳。
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就是我所说的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不是说我们的政治行政体制没有改变，不是说监督机制一点儿没有进展，有，但是远远不到位。权力本身的发展和含金量之间不匹配，如果不把对权力的监督推上轨道，所有的改革成果恐怕都靠不住。
改革仍属于“半拉子”工程，不继续改革不行
讲那么严重，改革这条路这么难，那么不改行不行？不改还真不行。，这种试点的工程，成就有，问题也会有。还有一个对比问题，十根手指按一只跳蚤能按住，等到你一根手指要按十只跳蚤，就来不及，就按不住了。现在体制的问题，可以说是突发事件，这么大的国家，偶发的，概率很低。但这种事情多了以后，真得想想跟我们改革之间的关系。征地制度、卖地制度，政府可以一手征、一手卖，不改的话，将来按都按不住。还有权力腐败这种事，将来按得住吗？我的结论是按不住的。与其等到按不住的时候后悔，不如趁现在问题没有严重之前下决心，这是点。
第二点涉及人口统计学。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早不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是在几年前认识到这点的。我们一讲改革对不对，会有一个改革前的参照，我们好歹下过乡，好歹经历过那个时代，所有的场景在脑子里边有记忆，所以一看改革开放就觉得进步是显著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主流人群了。主流人群是“80后”，他们的参照系和上一辈人不一样，通信、信息开放多了，我是1985年次离开中国的，安排我去南斯拉夫（必须先去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按照1985年的标准，看中国到现在发生的变化，所以这代人再怎么说，有一个基准。再加上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我们才考上大学，因此对已经有了的改革政策，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主流人群不这么看问题，你看主要的消费者是谁、主要的工作者是谁，我去阿里巴巴，每一个事业部都是很年轻的人，每个事业部自己定游戏规则。休息的时候干吗？我去访问的其中一个事业部，休息的时候全部倒立，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一到休息的时候，都倒立，有人讲话的时候，都躺在地上，一大厅的人愿意怎么坐就怎么坐。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时代，他们怎么看社会，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你要跟这个抗，没有胜算。还有“90后”，还有“00后”呢，一茬一茬可快了，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有他们的语言习惯。这是第二条，我认为非改革不可，不改革不能满足他们。所以，就得听听大部分人怎么说。年轻人的标准不一样。
第三条是我着重想讲的一条，什么叫作“机会损失”，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花同样的时间，能得到的的力量有多大？如果得不到就是损失，就是丢了，丢了什么，丢了机会。
你从未来看，中国五千年文明，2014年说中国将成为世界大经济体，但是早就是大了，唐朝就是大，然后还挺高兴。想想，机会损失多少？应该做得多好？
所以30多年改革到今天，进一步改下去，我相信以后的人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你能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加起来看，就是不改革不行，混不下去，难题、状况此起彼伏。另外，主流人群变了，年轻人当道，他们的参照系、他们觉得社会应该是怎么样，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第三个，从我们国家的长远来看，应该有很大的一块所得，拿不到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讲问题，不进一步推进改革，恐怕是满足不了的。
关于怎么改革，有很多讨论。，得摸着石头过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我们看来，顶层设计主要还是基本方向的确立。整个国家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这要有一个整体意识。我们国家一直是有整体意识的。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日本人打到中国，占领中国国土，当时的整体意识是抗日。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整体意识是民主建国。1953年以后，这个整体意识现在来看升级升得过快，原来是18~20年的过渡，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等等，但是1953年以后加大筹码，赫鲁晓夫一上台，我们和苏联较劲，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本来想快的，后退回来一大步。
然后领导人以为通过阶级斗争，通过组织不断的斗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文革”后期，周恩来等人提出“四个现代化”，提出这个整体意识。什么叫现代化，不是像原来想象的一个国家要先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总得在当代变成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总要让国民过上比较正常的、好的日子，要让国家在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一致的。然后就是改革开放。
我的看法是，虽然整体意识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一直是有的，不是完全没有。麻烦就在于怎么实现。有很多现实问题，10亿人口，8亿是农民，怎么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实现现代化？所以顶层和顶顶层的东西不要很多，但是要明确、要持久。困难是怎样一夜之间从顶层当中找到这个整体意识？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我相信改革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的基本目标是确定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有各种表述，但是这三个关键词一定在里边。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找到这个路线。像市场经济，那么多“半拉子”改革，怎么往前推，这是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些年研究中国改革经验的一个新路子，中国所有的难题，讲破天，底下都有一些办法在准备着。中国不存在完全没有办法的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就是，既然存在一些让人难受的东西，有人难受，就总会有人来找办法解决这种难受。问题是底下找到的办法，上层认可吗？上层建筑承不承认，给不给政策地位，给不给法律地位？这些年的改革，推进的经验在里面，前进的轱辘在里面，问题也在里面，不是说没有办法，有很多办法，问题是久拖不决，不能上升为政策。
现在北京讨论土地能不能流转、农房能不能买卖，到下面一看，温州的农房买卖早就蔚然成风。现象存在几十年了，问题是我们对这个现象的提炼、概括、上升卡住了，法律迟迟不修改，迟迟不动。后开口宣布农房可以买卖、流转，说本地的农业户口可以买本地农业户口的房子，从村扩大到一个县。我到底下去问，本县谁来买房子？没有。所以近总理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很多事情不要再试点了，试什么啊，看明白了就下决心吧。我们现在把试点变成不改革的一个办法，实在扛不过去了，就试点，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个试点！试了以后要提炼，提炼了以后就变成政策，地方政策地方立法，全国政策全国立法。现在有关法律的现象很丰富，讨论了半天有没有，去底下看，都有。外汇买卖，你说哪儿没有，多少钱转不出去、转不进来？！都能转！法外现象实际上到处都有。
当然，反过来，有些行为损害他人、损害社会，这个要制止。现在很多现象其实不损害他人，但明显是违规违法，打击不过来。我们人口有“黑人”，我见过很多大小伙子说自己一生下来就罚15万，这样的人一大批。打车有“黑车”，我打过很多次。基本规律就是“白车”跟不上的地方，“黑车”就停。为什么我们合法的服务那么差呢？上海的出租车到了杭州，不许拉客回去，杭州的出租车到上海，也不许拉客回去，白跑好几百公里啊，路上要油钱、要过路费，司机不得急死啊。他就想其他的名堂，各种名堂后就发生了，其实就是拉着客回去。然后我们说要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你看看现在违法违规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知道了。
国家总要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要轻易把他们轰到法律外面，法外行动多了，大家不尊重你的法律，我生下来就是法律以外的，怎么尊重你的法律？我的看法就是，要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现实中有很多办法，用不着重新想新的，当然很多办法很粗糙，可能只在某个地方可行。能不能对办法做一些改进？这个其实不难。把很多人无端放在法律框架之外，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否则对社会治理没有好处。
接着要讲的是利益和观念。很多人说既得利益，所有经济体制都会形成利益，但是我的看法是观念的问题，利益是有观念的。什么叫利益，什么叫损失利益？要高度重视这个关键领域。科斯先生、一百来岁的老人家研究中国，后结论是，关键是要有思想市场，不同看法可以讨论。讨论当中，整个社会的民主观念逐步发生改革，重新看待利益。城里人不准外地户籍同学来考试，说会加剧竞争。这是观念问题。假设在贫穷这个领域你歧视他，但是你在别的领域受歧视，你高兴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社会才能有长远利益。利益和观念之间是有关联的，是有观念定义的。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关键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解放思想、观念僵化的话，很多改革就无法展开。我相信这个经验到今天还是一样。
下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渐进改革，但是改革也是革命。为什么很多改革拖下来呢？总是说慢慢来，关键的步伐迈不出去。是不是迈出关键的一步和渐进就冲突呢？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过，改革是在同一个国家框架下完成的，所以当然是渐进的。无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不可能一天就把事情改出来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得深一些，力度到位一些。你看进化论，猴子是怎么变成人的，是怎么站起来的？不是慢慢站起来的，慢慢站起来很难。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站不住，倒下去，过一段时间再站起来，站的时间长一点，再倒下去，再站，慢慢就站住了。这是一种进化论。改革是同样的道理。有时候不试不知道，不知道能站多久，站不住也没有关系，还有下一步。20世纪60年代河南、安徽等很多地方都大面积搞包产到户，后来我们调查这个问题，追溯到温州永嘉，农民发现大锅饭不行了，搞了包产到户，被打下去，因为认识不一致，认为这个危险；后来又搞一次，又被打下去，很多农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1977年第三次站起来，加上北京城里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结构的调整，后站住了。其他的关键领域改革，怎么看都要运用这个。
我在上海调查要素市场，一千多家企业，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主板市场？近很多小企业可以通过柜台交易、店头交易来获得融资。这个现象不是今天才出现，1996、1997年，全国形成了一波店头交易的市场热潮，我访问过山东淄博当时乡镇企业试验的柜台交易，55个企业在那里挂牌上柜交易。后来青岛一家、济南一家，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出现20~25家，有些地方就出现乱象了。当时济南把一家桑拿浴挂了上去，有个记者写了内参，一看就火了。后来阿尔巴尼亚发生集资风潮，然后就争论这个现象。这是一拨。第二拨场外交易起来，全国各类名目的场外交易市场累计不是二十几，而是三十几。你看一拨起来，一闹，下去了，再来一拨。我的看法，改革和进化一样，就是一拨一拨地起来，试试看、站站看，不可能渐渐站起来，这是比一下子站起来更难的一个动作。有时候就一次做到位，持续时间不长也没有关系。
后一点，改革不是听报告、听政府做了什么决定，而是要广泛参与。不要站在那里等，不是说等到后靠一个人、两个人，这是不可能的。十几亿人的国家，这么多领域，很多地方改了就改了，改革进行一步就会有新的东西，无论对企业、对个人、对整个国家，都会有帮助，当然也会有风险，因为改革就是在没有明确一致的意见、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下做的尝试。要根据我们各自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城乡统筹、土地市场一体化，包括权利观念、立法修法等，能参与的就参与，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舞台。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有三个层次。个层次是对这个题目的直接回答，为什么还要改革，就是改革没有完。从制度变化来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还是有“半拉子”工程。很大的一栋楼，样子是有了，但在一些关键的部位还没有弄懂，这是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把这个问题反过来，不改行不行？改了30多年，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成，难度很大，干脆不改了，能不能应付得下去？
第三个层次是讨论一下如何进一步改，会面临哪些问题。这个主要是说改革的逻辑。
先讲讲怎么来看现在这个改革的“半拉子”工程。改革持续时间已经蛮长的了，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计划经济也没有搞这么长时间，1958年有点乱，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20年，20年形成的体制改了30多年，还在改，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值得反思的一个农村制度陷阱
我从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研究当中分别谈谈，为什么这30多年的改革还是未完成的工程。先讲农用地，这是中国改革早发生的一个领域，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内蒙古等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发生变革，从原来的集体耕作，慢慢改成家庭单一生产为主的单一体制，这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可能还早一点。按道理说，从观念上这已经没有太大争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了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但有当年的文件，也有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就是说改革的成果已经写进法律了。每次的重大政策文件，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坚持这套流程的基本生产制度。
但是仔细去观察，农用地方面还有一些尾巴没有解决。什么尾巴没有解决呢？农民家庭人口变了以后，这个地要不要调整？这听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农民家庭人口在变，而且不同家庭人口变化趋势不一致，有的是儿子娶媳妇进来，有的是女儿要嫁出去，有的是老人家去世……所以有的家庭人口会增加，有的会减少。人口变动，土地要不要调整？调的话，所谓长期不变的承诺就落空了。长期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呢？有一个今天来看或者说从将来来看的后果，土地怎么样转出去？好几亿人出去打工，农业土地应该可以通过转包形成较大的规模，转包需要签约，这个约算不算数？从期限来看，我们的改革已经很配套，一开始叫10年不变，之后逐渐改成15年不变、30年不变。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写了叫长久不变，长久不变的期限内，农民的土地是不是可以自由流转？是不是可以签约给别人去种？这些制度障碍没有变。签约不管用，这涉及人口变动要不要调整的问题。
城里人不太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农村制度陷阱。
中国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农业文明，有文字记录以来，从来没有这个制度。一个家庭人口变了就要调地，这个制度从哪儿来的？集体制度不能退出来，生在这个地方，所有人天生就是这块地的产物，老子的土地进了社，儿子就是社员，儿子的儿子也是社员。1986年、1987年、1988年，在贵州、遵义等地就做了不调地的试点，因为农民家庭不断调地影响农民投资土地。地固定后，人就会好好地在土地上投资，上农家肥，保持地力，所以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改革试点，这个试点在当地虽然很困难，但是坚持下来了。2000年我专门回去看了一次，当年在湄潭做过调查，坚持25年，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家问增加人口多的农民家庭怎么办，现在来看，这个制度起到了一个作用，当地有几十万荒山荒坡，如果土地不再分，人口多了，劳动力就会往荒山荒坡努力垦荒，所以今天湄潭几十万亩荒山荒坡开发得蛮好的，当然也还是有出去经商的。
仔细看相关法律，比如说农村实行农民自治、村庄自治，镇上的政府机关到乡镇这一级，再往下的行政村是村民自治，村民同意就要照办。土地怎么承包，很多农民说我要调地，那就调，不是每年调也是隔几年调一次，所以农民在这个土地上还是双轨制。用湄潭这个办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家庭土地承包的边界是清晰的、长久的，有利于进一步订立市场化契约。还有一些误区，认为边界应该是变动的，能对进一步发展带来好处，但如果你是农民，敢不敢对土地进行投资？投资了，过两年村里说要重新调地，怎么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早改革的领域——农业用地里头，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农村集体用地一直存在制度歧视
农村、城市还有一种地叫建设用地，这个问题就很大。今天无论是上访还是其他刺激人感官的新闻，都跟卖地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你说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搞建设，这些土地就是专门用来搞建设的，这是所有国家都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改革了30多年，这块地怎么利用还没有搞好？关键是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没有改。
改革的部分是1987年、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原来的土地，包括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在那个时代，认为是不能随便改的，土地买卖、租赁，似乎要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1988年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刑法》都是制止土地流转的，但这样的规定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些矛盾。外商进来办厂，得拨一块地，可外商不是国有企业。所以当时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试验和调查，找了很多参照。后一个办法是所有权不能买卖、不能租赁、不能转让，但是使用权可以买卖、可以转让。
但是，全国人大在改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时，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不得租赁；后面又加了一点，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什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呢？没有讲。于是就有了两种地，一种是城市的国有土地，一种是农民的集体土地。从字面上来讲， 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的这个原则，表明两种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但是，当时里面写了一句话，叫可以依法转让。可以依的这个“法”当时还没有，宪法原则通过，然后组织起草，1990年才出台土地转让法的细则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城市国有土地怎么转让，而集体土地没有讲，也没有相应的立法。你到广东珠三角看实际情况，港商、台资、外资来的时候，既占了城市的国有土地，也占了相当一部分农村的、集体的土地。佛山市南海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地都是农村用地，港商一来了就用。但是我们上层建筑给了法律空间的时候，仅仅给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没有给农村的土地转让提供框架。这是条。
第二条，这些年工业增长很快，城市扩张很快，已有的城市建设用地用完了，要扩大，怎么办？怎么扩大这个土地？我们改了30年，这一点没有改，就是征地。政府有权为了公共利益征用农村集体用地。不属于公共利益的，比如商业，批块地建高尔夫球场、修栋写字楼、搞个商场、搞一批商品房，这都不是农业用途，是不是为了符合工业利益可以征地呢？没有很好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全部是用征地解决，这是强制性的，不是你愿意行、不愿意就不行，政府有权征，政府有权决定怎么赔偿。早年政府财力有限，为了有限的财力可以搞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搞公共设施，所以早年的立法是倾斜的，向城市倾斜。怎么表述的呢？政府征一块农民的地，按不超过这块地过去三年原用途产生的收益平均值的20倍的标准来补偿，1999年的土地法就是这样，这不能怪地方政府，不超过20倍，按上限发给你，下限是多少不知道。这变成了什么呢？今天在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就可以一只手到农民那里去征地，另外一只手向市场竞拍。这种情况持续发展，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土地财政，其实不止财政，这块地还可以拿来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
一方面，城市的基础建设突飞猛进，但另外一方面是很大程度上对不起农民。造成的很多矛盾都是源于制度性安排，的麻烦是什么呢？是农民看着政府把他的农用地变成商业用地，看着地价涨起来，农民慢慢会理解这个现象，尤其是后进城市的农民率先被影响。他想，为什么我不能分享到一部分呢？所以就开始闹，开始要求提高补偿。当然，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做过一些调整，从原来不得高于20倍，后来变成30倍，再后来超过30倍的经国务院调整可以增加。征地这个定性的事情没有改变，始终没有允许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把土地作为要素拿出来，参加市场活动。而经济有这个需要，就冒出很多法律以外的边界现象，比如城中村，还有在集体土地盖一些设施搞农家乐，主要做城里人的生意。
第三条是争议非常大的小产权房，卖给城里人或长期租给城里人，现在一片乱象，我们的首都，离城没多远就可以看见周边的小产权房，我们从北京大学往郊区方向骑自行车，30分钟之内必有小产权房。
还有更敏感的一块，集体建设用地中有一块是农民的宅基地。按照正统的经济理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消费不应该搞公有制。宅基地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过去划分为消费资料，所以宅基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人财产。什么时候把这块地说成是集体的地呢？是1961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提出来的，后修订，八届十中全会通过，规定农村的所有土地，包括山林、宅基地等都是国有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这份文件后面的条文里又提到一点，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赠送。如果要买卖，找一个第三方做中间人，就可以签订契约，根据市价完成交易。
以前的房子是可以转手的，房子和地连在一起，要转房子，底下的地就跟着走了，包括“文革”期间，农村很多房屋想转，贴一个房屋的转手合同，好像没有底下这块地。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上层建筑里面提供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天天制造一些麻烦，房屋转了，地怎么办？甲方知道没有地，都是悬空式的，我的房子卖给你，底下那块地怎么办？好的地方给你办过户，房子过了，土地也跟着过去；有一些地方很麻烦，老乡就房子自由再买卖，底下那块地是封死的。这是过去的情形。
等到城市土地市场一起来，城市地价慢慢往上涨，那么那些靠近中心城市、靠近高地价地区的宅基地的相对价格就开始变化，就有人对这种变化做出反应。而我们的法律架构不给这个反应提供空间，没有让这个反应顺着合法通道来完成，这就派生出很多概念问题。所以你说有多复杂，不就是一块地吗，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都用到土地，一部分土地要转用途。农业用地总有一些被拿来盖厂房、建城市，可是在我们的框架下，这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农村的建设用地不能种粮食，目前为止的法律上定的都是只给农民自己做宅基地，哪家到年龄要一块，在农村谁不要谁吃亏。所以现在两亿多农民进城，宅基地还在发展。如果要占这块地办一个乡镇企业，只能农民自己搞企业，企业垮了，这块地能不能转出去，没有法律空间，能做的事情是把宅基地和乡镇企业的地征为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所有的地，才可以入市。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怎么办？本来挺好的经济上的事情，因为土地升值，而升值这套架构没有完善处理里面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就变成了社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社会矛盾也因此出现，经常冒出来很多你看了就心里发紧的事件，动不动哪里就要点着，动不动到门口竖一面国旗。我现在有一点经验，中国老百姓在哪里竖国旗，哪里就是要涨价钱。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我也不知道。你退后一看，不就是一块地吗，不就是一个要素，怎么那么复杂？政府征来的地，是不是用得很好呢？现在来看的话，这得打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低价拿到了地，他就不会好好配置，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发展，城市化得有个界限，城市不能无限扩张。产生的资源配置跟我们土地制度当中的“半拉子”工程有关，没有把所有的环节改到位，资源的取得本应以其稀缺程度来反应，现在还做不到这点。只要政府有魄力，敢动用手里面的硬家伙，就可以一大片拿下来用。现在城市大部分的地铁，耗资10亿元~15亿元，地铁修那么老远，地表上有脉冲式、蛙跳式的，农民不同意，就跳下去，插花式的发展，对我们管理社会都是很有特点的挑战。从根上看就是，改革有一些领域在推进，有一些领域迟迟没有推进。迟迟不推进，就很难说服我们的国民，国有土地有流转的权能，集体土地为什么就没有呢？在很多事情上，对农村的歧视已经有很多年了，而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继续歧视下去，很多农民和他们的领头人物都不接受。
现在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接受，他们也看关于土地的公告，也听到土地天价的消息，知道这块地原来就是他们的地，他们就要求参与，要求分享，要求说得通也行得通的体制，来处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再分配。这是很难扛得过去的，有很多矛盾。
国企改革处于停滞状态
我们再来看国企改制，应该说早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实际上就是在改传统的集体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过去国有企业哪有什么破产的？后来市场经济以后，有民企竞争、外资竞争，竞争不过就要破产，这个问题是1996年、1997年开始大规模提上议程的。改革很不容易，前后大概涉及六七万原国有企业，为此我们从原来的靠企业保障工人，急急忙忙建立企业社会保障，通过社会统筹来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人状况的变化进行普查。这个改革总的说来推进是顺利的。但是有一条，就是赢利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企业亏损，资不抵债，无论是社会舆论和政策都支持改制。但整个社会对赢利的国企要改的必要性没有全面的共识。比如云南白药方案做了，基本上都要干了，后叫停了。还有一个困难，赢利国企怎么进行资产定价，混合所有制怎么混合，国有资产算多少钱，其他如民营、自然人怎么进来，怎么在这个平台上达成一个新的企业结构？这些都还没有提到。
国有企业一个个去谈判，当然会留下这么多问题。再加上“郎顾之争”，后都叫停了。赢利国企怎么改？是不是没有改的余地了呢？有的，因为什么叫赢利啊？首先很多大片的国有资产，包括中石油的石油储备、通信公司运用的网络、煤炭集团的煤矿储备，这些交给谁去经营，都会有一个产权，都得交租金，我们没有把这些从已有的国企账上列出来，也没有制度收取这个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资源的租金，而是算进了国企的赢利账里，这是一条。
第二条，国企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全国人民企业赢利，那么应该给股东交钱吧，我们多少年不交钱了，而是把这个赢利放在国有企业里，当然壮大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但是从国有权的关系来看，对所有者的资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什么区别？都交税，如果国有企业的赢利不给股东，对不对？国家财政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不交一部分钱，怎么表明你是国企？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终于同意收10%，中央大型国有企业税后利润10%交国家财政。
所以国企的赢利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匹配。后来财政部说再提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加上原来的10%，赢利部分的15%上交国家财政。至于国家财政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落到全国人民的口袋里，那涉及公共财政改革。当然国企还有很多其他优势。我们始终把国企看作国家政权、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改革到后，涉及国企老总的股权问题。他在企业工作，在市场里和不确定性做斗争，他的竞争对手都是有接力的，2002年、2003年对此有过争论，这件事提到台面上讨论，后叫停。因此，国企改革，赢利国企要不要改，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半途终止，2003年以后没有进一步推进这些改革。
至于大型国企当中带有行政垄断的，在市场进入方面有障碍的，当年是拆分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改成很多家竞争，电力改成南北部署，铁道准备搞，后来没有搞成，大行业动了几个，变成若干国有控制竞争，但到此为止，没有再进一步开放。这当然比不竞争要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不完全。所以像这个领域的改革，无论是观念上、政策上、法规上，可以说是没有，所以通过这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往前推，放开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商业重组，要不市场差别比较大。
资本市场政府管得太多太细
资本市场现在推的就是所谓的利率市场化，那么资金和利率市场化是什么状态呢？是高度控制在行政手里，你看谁能得到贷款就知道了。我们的国家储蓄这么多，经济结构要变化，很多地方要用钱，要用贷款来支持经济的成长。但是贷款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都是大型超大型企业集团拿到贷款，小微企业很难，尽管喊了这么多年、推了这么多年。
第二，早就认识到我们仅仅靠银行这种间接融资是风险非常大的，应该推动一部分直接融资，就是股权融资，但是改革了那么多年，现在资本市场在整个的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所有的加在一起约占6.6%，大头还是大银行、超大银行，后还是国家金融在后面顶着，一旦有问题，是国家行政规则的问题。有句话我听了大概20年，说要扩大这些融资的比例，可你看我们的股票市场，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都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原因，因为有很高的储蓄率、很大的货币投放量，后买什么去，有什么可投的？那么多公司，1600多家公司想上市，排成大队，但是监管方面很紧张，每次IPO（首次公开募股）一开就担心市场被砸了。这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经济在全球表现好，股市的表现完全相反，不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这讲到底是什么问题？要素市场的改革远远没有推进，包括外汇、人民币、直接融资和期货、更多的衍生品市场，行政管得太多太细。如果说改革前是部委直接管工厂，现在基本上进入到部委管市场。交易所能定的很多事情，现在交易所根本定不了。一个交易品种要很多部委会签，后要总理签字。
很多交易品种策划了20年，还没有推到市场上，一方面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融资需求非常旺盛，实体经济需要金融支持，这些问题需要改革，但要素市场问题上的改革“半拉子”都没有做到。像教育、卫生、文化，这些是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竞争后是知识的竞争，知识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体系，这比工厂还重要。可能我们的教育体制，某种程度上到底改了多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决定去行政化，常委会通过到现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可还没有听到一句去行政化的话，看不到有任何变化。因为这谁先去谁吃亏啊，是不是？大家都讲，你出来宣布不讲的话，不是很多会上不去，很多待遇就没有了？可是去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怎么样组织生产，怎么样组织，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医改这些年在供给方面没有进步
卫生的问题，我做过一年多的研究，看到的基本是误判，认为看病贵、看病难是我们卫生领域市场化较弱，有一个时期是有这么一个认识。什么叫市场化？不是说永远收钱就叫市场化。准入是什么样子呢？允不允许方方面面进来办医呢？我们的门远远没有打开，价格全部管制，全部要审批，很多价格都在变动，我们却单独定死了医务部门的很多服务价格，调一次价10年。医护人员的生活成本是市场定的，他的贡献、他的努力不是市场定价，那他的供给部分的努力怎么样达到充分点？我到很多医院问到底什么情况，说打针的不如打气的，打气的价格是市场定的，打针的价格是机关定的，机关很努力给你定啊，考虑成本、计算、实际应对。10年间打气的价格发生多大的变化！
所以今天大家抱怨医院的服务不好，在这个价格体系下，还有人给你打针，挺不容易，挺让人敬佩的。把这样一个问题的根子算到医生头上，算到护士头上，引起很多不尊重医生的事情，引起很多医患矛盾的紧张，现在怎么收场？近把药品价格的上限放掉，这很好。那么前几年为什么要加上呢？天天搞宣布多少、限价限价，你到现场调查看看，限一批，这批药品就不用了，换一个牌子再来；再限一批，他再换一批，就这么玩，脱离供求规律。
我们这些年医改有进步，进步在什么地方？需求扩大是一种进步，农村新医保把原来不在保障范围内的很多人覆盖进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供给方面没有进步，或者说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先去好医院看，排队，医生的工作强度大，很多人说别到大医院来，到小地方医。问题是他是不是就去了呢？你把很多房子刷白了，就叫医院吗？有合格的医生吗，能信任吗？我们说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医改专家也是说就近医疗，台湾的记者还是蛮够水平的，就在“总统”府门口看，看“领导”夫人去哪里就治，发现都是直接去大医院，没有就近的。台湾用很多资源搞诊所，但后是要有合格的医生、合格的护士，有品牌才能做到有效供给，不是快速地把一些地方迅速宣布是医疗机构，患者就会认它是医疗机构。这个从医习惯有很大的顽强性。可是我们在改革当中，对这些领域的规律的尊重是不够的。这样会受到惩罚。台湾这方面也是没有成果。有个有名的笑话，说老张天天在这个诊所，有很多老太太天天去，后来说老张今天没有来，他病了。病了就去医院，诊所平时就是社交文化场所。国家收入增长那么快，城市化速度那么快，老龄化那么快，不动员很多人好好学医、好好行医，平衡不了。钟南山在2014年“两会”上讲医改，中心是医生的公益性、护士的公益性，我加一句话，还包括潜在的医生的公益性、潜在的护士的公益性，现在很多院长的孩子都不学医了，社会声誉低，工作强度大，怎么动员年轻人学医？这些问题不解决，过不去呢。
城市管理体制跟不上人口流动变化
人口一流动，城市化变化就非常快，可是相应的体制进步非常慢，我们传统的城市概念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农业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块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区设一个管制机构，够级别盖一座城墙，城市就起来了。经济不动而起来的城市，历史上不是没有。但是很多叫法，像景德镇叫一千年还叫镇，其实早就是大城市了。为什么呢？朝廷觉得级别不够，佛山市也曾经叫作镇，中国四大古镇就有它，其实经济早已超过它的行政量级。近代打破这个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再加上一批沿海城市，后来建了租界，讲起来很屈辱，但它们是冲破了原来的农业文明管辖范围、穿行政外套的工程。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一流动，往哪儿走是有道理的，能赚到钱，有收入，就聚在一起了，现在整个城市框架适应不了这种聚集。你从底下看，3万人、5万人、10万人、50万人，都有叫镇的。日本5万人就叫市。说现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背后涉及的内容很深，涉及国家的城市设立体制，谁叫城市，凭什么可以叫城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温州早流动起来的有个叫龙港镇，农民自发聚集，当时超过3万人，还讨论能不能农民集聚起来就形成一个城市。可是这样的事件后不了了之，我们整个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非常慢的。我们还以上层建筑来传统地看问题，所以带来大量问题，一些地方人口结构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构上不去，相应的提供不了。还有大家非常愿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每次去看，预测的人口数、规划的人口数和实际相差甚远，差一个数量级。
上海城市规划是2000年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到2020年实际居住人口1600万，现在就已经2415万，离2020年还有很多年。假设按规划人均100平方米土地，配相应的基础设施，你想，按1600万准备的，现在已经是2415万，上海真是人仰马翻啊，都跟不上去。
这些问题已经大量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还做过试点，搞计划单列市，试图让我们的城市冲破原来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构，但是从全局看，这种试点没有推行下去。现在的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可是从行政体制上看，省会城市叫副省级城市，很多城市的经济容量很大，管理权限方面却有很多事情需要省里批，而省里想直截了当一点，报什么问题议不了，所以也批准不了。很多事情都有这个问题。冲破的是直辖市，没有省管，后来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的情况就好很多。从全国来看，现行城市体制的行政外套和“身体”不适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障碍。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口大量流动，城市的“衣服”穿着，级别还在那儿，还是县，还是地级市。人口普查的资料我看过，2000~2010年，10年时间，有900多个地方政府单位的人口是减少的，但是架子还在，和实际人口的集聚不对称。当时的改革当中困难的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人口一流动，很多国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个县，所在某一个省，社会的基本福利，城乡至今不一致，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老对国外讲国民待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待遇之间也是高高低低的。这个地方财政好，待遇就好一点，财政差，就对不起了。人口一流动，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国民待遇，假设我们的基本福利对应我们对国家的认同。现在这个待遇完全地方化了，是某一个地方政府给的，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从长远看，这会带来很大问题，所以要适当地进一步在财政改革中增加中央的事权，有一些开支就应该中央负责。但中央政府是没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们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目前伸到底下去的，就是一个国税局，工作还是蛮有效的。真正给老百姓“打折扣”，中央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很大的传统时代的变动，形成这个变动的，是国家的整合力，还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福利、社保这些体制深刻的变革。
所以，我举这些方面的例子是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我们都讨论过无数次，没有这个改革，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在全球的地位。
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改革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这个工程很宏伟，这个建筑看着也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看关键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没有封顶，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骤还没有迈出来，如果在进一步的变化中，不仅这些问题，还有后续的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你看看官场风气，权力腐败，那是寸步难行。抑制公款消费政策一落实，所有的高档消费就减少了，这是一个记录，说明消费都在哪些地方，是成就，但是像我这样的看到这种消息，会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高档酒的价格全线下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对市场价格都产生了影响，这得多大的消费量。
这表明问题很严重，权力腐败很严重。你看现在这么抓腐败，看新闻，随便举一个人，铁道部长或者其他人，贪污数目都很大。我比较吃惊的是，他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动作，就是很正常在那里上班，一上班就有好几千万。这一定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不管经济总量是第二大还是大，或者比大大多少，这种现象这么多，说不过去，因为人心当中不会接受这样的秩序，不会认为这是对的。收入当然提高很多，但还是要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是对的，否则，收入很高也不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稳。
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就是我所说的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不是说我们的政治行政体制没有改变，不是说监督机制一点儿没有进展，有，但是远远不到位。权力本身的发展和含金量之间不匹配，如果不把对权力的监督推上轨道，所有的改革成果恐怕都靠不住。
改革仍属于“半拉子”工程，不继续改革不行
讲那么严重，改革这条路这么难，那么不改行不行？不改还真不行。，这种试点的工程，成就有，问题也会有。还有一个对比问题，十根手指按一只跳蚤能按住，等到你一根手指要按十只跳蚤，就来不及，就按不住了。现在体制的问题，可以说是突发事件，这么大的国家，偶发的，概率很低。但这种事情多了以后，真得想想跟我们改革之间的关系。征地制度、卖地制度，政府可以一手征、一手卖，不改的话，将来按都按不住。还有权力腐败这种事，将来按得住吗？我的结论是按不住的。与其等到按不住的时候后悔，不如趁现在问题没有严重之前下决心，这是点。
第二点涉及人口统计学。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早不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是在几年前认识到这点的。我们一讲改革对不对，会有一个改革前的参照，我们好歹下过乡，好歹经历过那个时代，所有的场景在脑子里边有记忆，所以一看改革开放就觉得进步是显著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主流人群了。主流人群是“80后”，他们的参照系和上一辈人不一样，通信、信息开放多了，我是1985年次离开中国的，安排我去南斯拉夫（必须先去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按照1985年的标准，看中国到现在发生的变化，所以这代人再怎么说，有一个基准。再加上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我们才考上大学，因此对已经有了的改革政策，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主流人群不这么看问题，你看主要的消费者是谁、主要的工作者是谁，我去阿里巴巴，每一个事业部都是很年轻的人，每个事业部自己定游戏规则。休息的时候干吗？我去访问的其中一个事业部，休息的时候全部倒立，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一到休息的时候，都倒立，有人讲话的时候，都躺在地上，一大厅的人愿意怎么坐就怎么坐。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时代，他们怎么看社会，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你要跟这个抗，没有胜算。还有“90后”，还有“00后”呢，一茬一茬可快了，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有他们的语言习惯。这是第二条，我认为非改革不可，不改革不能满足他们。所以，就得听听大部分人怎么说。年轻人的标准不一样。
第三条是我着重想讲的一条，什么叫作“机会损失”，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花同样的时间，能得到的的力量有多大？如果得不到就是损失，就是丢了，丢了什么，丢了机会。
你从未来看，中国五千年文明，2014年说中国将成为世界大经济体，但是早就是大了，唐朝就是大，然后还挺高兴。想想，机会损失多少？应该做得多好？
所以30多年改革到今天，进一步改下去，我相信以后的人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你能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加起来看，就是不改革不行，混不下去，难题、状况此起彼伏。另外，主流人群变了，年轻人当道，他们的参照系、他们觉得社会应该是怎么样，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第三个，从我们国家的长远来看，应该有很大的一块所得，拿不到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讲问题，不进一步推进改革，恐怕是满足不了的。
关于怎么改革，有很多讨论。，得摸着石头过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我们看来，顶层设计主要还是基本方向的确立。整个国家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这要有一个整体意识。我们国家一直是有整体意识的。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日本人打到中国，占领中国国土，当时的整体意识是抗日。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整体意识是民主建国。1953年以后，这个整体意识现在来看升级升得过快，原来是18~20年的过渡，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等等，但是1953年以后加大筹码，赫鲁晓夫一上台，我们和苏联较劲，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本来想快的，后退回来一大步。
然后领导人以为通过阶级斗争，通过组织不断的斗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文革”后期，周恩来等人提出“四个现代化”，提出这个整体意识。什么叫现代化，不是像原来想象的一个国家要先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总得在当代变成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总要让国民过上比较正常的、好的日子，要让国家在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一致的。然后就是改革开放。
我的看法是，虽然整体意识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一直是有的，不是完全没有。麻烦就在于怎么实现。有很多现实问题，10亿人口，8亿是农民，怎么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实现现代化？所以顶层和顶顶层的东西不要很多，但是要明确、要持久。困难是怎样一夜之间从顶层当中找到这个整体意识？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我相信改革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的基本目标是确定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有各种表述，但是这三个关键词一定在里边。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找到这个路线。像市场经济，那么多“半拉子”改革，怎么往前推，这是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些年研究中国改革经验的一个新路子，中国所有的难题，讲破天，底下都有一些办法在准备着。中国不存在完全没有办法的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就是，既然存在一些让人难受的东西，有人难受，就总会有人来找办法解决这种难受。问题是底下找到的办法，上层认可吗？上层建筑承不承认，给不给政策地位，给不给法律地位？这些年的改革，推进的经验在里面，前进的轱辘在里面，问题也在里面，不是说没有办法，有很多办法，问题是久拖不决，不能上升为政策。
现在北京讨论土地能不能流转、农房能不能买卖，到下面一看，温州的农房买卖早就蔚然成风。现象存在几十年了，问题是我们对这个现象的提炼、概括、上升卡住了，法律迟迟不修改，迟迟不动。后开口宣布农房可以买卖、流转，说本地的农业户口可以买本地农业户口的房子，从村扩大到一个县。我到底下去问，本县谁来买房子？没有。所以近总理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很多事情不要再试点了，试什么啊，看明白了就下决心吧。我们现在把试点变成不改革的一个办法，实在扛不过去了，就试点，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个试点！试了以后要提炼，提炼了以后就变成政策，地方政策地方立法，全国政策全国立法。现在有关法律的现象很丰富，讨论了半天有没有，去底下看，都有。外汇买卖，你说哪儿没有，多少钱转不出去、转不进来？！都能转！法外现象实际上到处都有。
当然，反过来，有些行为损害他人、损害社会，这个要制止。现在很多现象其实不损害他人，但明显是违规违法，打击不过来。我们人口有“黑人”，我见过很多大小伙子说自己一生下来就罚15万，这样的人一大批。打车有“黑车”，我打过很多次。基本规律就是“白车”跟不上的地方，“黑车”就停。为什么我们合法的服务那么差呢？上海的出租车到了杭州，不许拉客回去，杭州的出租车到上海，也不许拉客回去，白跑好几百公里啊，路上要油钱、要过路费，司机不得急死啊。他就想其他的名堂，各种名堂后就发生了，其实就是拉着客回去。然后我们说要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你看看现在违法违规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知道了。
国家总要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要轻易把他们轰到法律外面，法外行动多了，大家不尊重你的法律，我生下来就是法律以外的，怎么尊重你的法律？我的看法就是，要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现实中有很多办法，用不着重新想新的，当然很多办法很粗糙，可能只在某个地方可行。能不能对办法做一些改进？这个其实不难。把很多人无端放在法律框架之外，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否则对社会治理没有好处。
接着要讲的是利益和观念。很多人说既得利益，所有经济体制都会形成利益，但是我的看法是观念的问题，利益是有观念的。什么叫利益，什么叫损失利益？要高度重视这个关键领域。科斯先生、一百来岁的老人家研究中国，后结论是，关键是要有思想市场，不同看法可以讨论。讨论当中，整个社会的民主观念逐步发生改革，重新看待利益。城里人不准外地户籍同学来考试，说会加剧竞争。这是观念问题。假设在贫穷这个领域你歧视他，但是你在别的领域受歧视，你高兴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社会才能有长远利益。利益和观念之间是有关联的，是有观念定义的。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关键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解放思想、观念僵化的话，很多改革就无法展开。我相信这个经验到今天还是一样。
下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渐进改革，但是改革也是革命。为什么很多改革拖下来呢？总是说慢慢来，关键的步伐迈不出去。是不是迈出关键的一步和渐进就冲突呢？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过，改革是在同一个国家框架下完成的，所以当然是渐进的。无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不可能一天就把事情改出来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得深一些，力度到位一些。你看进化论，猴子是怎么变成人的，是怎么站起来的？不是慢慢站起来的，慢慢站起来很难。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站不住，倒下去，过一段时间再站起来，站的时间长一点，再倒下去，再站，慢慢就站住了。这是一种进化论。改革是同样的道理。有时候不试不知道，不知道能站多久，站不住也没有关系，还有下一步。20世纪60年代河南、安徽等很多地方都大面积搞包产到户，后来我们调查这个问题，追溯到温州永嘉，农民发现大锅饭不行了，搞了包产到户，被打下去，因为认识不一致，认为这个危险；后来又搞一次，又被打下去，很多农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1977年第三次站起来，加上北京城里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结构的调整，后站住了。其他的关键领域改革，怎么看都要运用这个。
我在上海调查要素市场，一千多家企业，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主板市场？近很多小企业可以通过柜台交易、店头交易来获得融资。这个现象不是今天才出现，1996、1997年，全国形成了一波店头交易的市场热潮，我访问过山东淄博当时乡镇企业试验的柜台交易，55个企业在那里挂牌上柜交易。后来青岛一家、济南一家，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出现20~25家，有些地方就出现乱象了。当时济南把一家桑拿浴挂了上去，有个记者写了内参，一看就火了。后来阿尔巴尼亚发生集资风潮，然后就争论这个现象。这是一拨。第二拨场外交易起来，全国各类名目的场外交易市场累计不是二十几，而是三十几。你看一拨起来，一闹，下去了，再来一拨。我的看法，改革和进化一样，就是一拨一拨地起来，试试看、站站看，不可能渐渐站起来，这是比一下子站起来更难的一个动作。有时候就一次做到位，持续时间不长也没有关系。
后一点，改革不是听报告、听政府做了什么决定，而是要广泛参与。不要站在那里等，不是说等到后靠一个人、两个人，这是不可能的。十几亿人的国家，这么多领域，很多地方改了就改了，改革进行一步就会有新的东西，无论对企业、对个人、对整个国家，都会有帮助，当然也会有风险，因为改革就是在没有明确一致的意见、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下做的尝试。要根据我们各自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城乡统筹、土地市场一体化，包括权利观念、立法修法等，能参与的就参与，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舞台。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