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71502
从收入分配和消费主导理论的独特角度
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挺立的支持因素
坚定发展信心
投资中国未来
2013年末，全球主要研究机构和主流媒体纷纷预测中国经济将“硬着陆”，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从近乎沸点转变为近乎冰点的一种正常判断。但中国经济挺住了。本书通过收入和消费增长相对加快、资本和政府行为优化、城市化和产业转型等分析，揭示“硬着陆”并未出现的奥秘。作者基于草根、基层及大量数据的调研观察和分析，以散文式纪实与学术分析相结合的笔触，以个人独有的2007年以来形成的收入分配及消费主导理论，增强政府和民间信心，为未来中国支招。
绪言“硬着陆”去哪儿了
“硬着陆”阴影曾笼罩着中国经济。2013年下半年，鉴于中国经济若干主要指标断崖式回落，境外一些重要研究机构，以及境外主流媒体，包括高盛、《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纷纷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2014年上半年，国内少数大牌学者也开始提出这一观点。
当时中国经济形势确实异常严峻，“硬着陆”有相当大概率，说人“唱衰中国”并不公允。2001—2011年，按美元计算，中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21.7%，2011年后连续多年负增长；1998—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长33.3%，2011—2015年的年均增速猛然降至0.9%(见图1)。
霎时间，种种令人沮丧的信息铺天盖地，网上更是一片悲情。企业遭受煎熬，一些金融机构出现巨额坏账，地方政府焦头烂额，宏观经济表现堪忧，各方预期一派悲观。
图1商品出口增速断崖式回落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平均增速断崖式回落
对于这种陡然由热转冷的经济形势，全球范围内很少有经济体能经受得住。委内瑞拉因出口受挫，国内经济一塌糊涂，本币大幅贬值，人民水深火热。
然而，中国经济顽强挺立。特别是2016年，工业好转已是不争事实。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些主要财务数据，持续数月全面好转。如亏损企业累计增长数，2016年11月同比增长仅0.2%，比2015年猛降17.2个百分点。这数据也许不一定准确，但比2015年同期低17.2个百分点的假，恐怕是造不出来的。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稳步上升。2016年11月累计同比增长4.4%，比上年上升3.3个百分点。这一指标未受2015年基数高低影响，真实性更高一些。当然，2016年下半年生产者价格开始上涨，但即使去掉这一因素，上升趋势也比较明显。
企业库存增速开始回升。这一数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行为特征，或可说是企业信心指数。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2014年8月以来，存货累计增速持续下降。撇开价格因素不说，大致是典型的“去库存”过程，也是信心下降的过程，对宏观经济有很大不利。因为根据经验，去库存将拉低GDP增速0.5～1个百分点。然而2016年6月，存货累计增速在降到－1.0%的水平后，开始上升，至2016年11月累计同比增长3.1%，比10月上升1.7个百分点，比2015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这里有价格因素的影响，但上升趋势明显。
工业利润增速开始上升。2015年，中国工业利润负增长。2016年1、2月份同比增长4.8%，至11月累计同比增长9.4%。更重要的是，这同样未受2015年基数影响。浙江工业利润2016年至11月累计增速，更是达到16.3%。
“硬着陆”去爪哇国了！如果没有小概率突发事件，如果金融体系，以及债市、汇市和股市，能有大致的稳定，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阴影，应已经或正在消散之中。
是什么因素使得“硬着陆”阴影消逝或正在消逝？总的来说有四点：
一是改革造就的民企崛起；二是加入WTO带来的开放活力；三是近40年快速发展积累的人力和物质资本；四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应对有方，若干政策成功等。但客观地说，基本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消费崛起。消费崛起是由居民收入增长相对加快推动的。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大致已从2011年的41.4%，上升到2015年的44.5%，上升了3.1个百分点。这就使得在出口投资等指标断崖式下滑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率直至2015年，仍坚实地保持两位数。即使消费增长率在2016年有所下降，11月累计增长实际仍达9.2%。
草根韧性。有人会说，居民收入增长相对加快，难道不是增加企业成本吗？兄弟，常识会骗人的!中国经济长期粗放外延增长，“遍地是黄金”。据我调查，仅一个美容足浴行业的毛巾洗涤专业化、社会化，就可以为店家每年节省开支10余万元。劳动成本上升压力之下，企业强化精益管理生产等，省下的钱有可能超过劳动工资增长。更重要的是，如劳动者收入长期低下，占GDP比重长期很低，商家的东西卖给谁去？草根韧性决定了民间有很强应对能力。
积极收缩。当中国商品出口从年均增长20%多，降到负增长时，绝大多数企业懵了。这好比准备了20人的酒席，却只来了不到10人，这宴席看来是办不下去了。其实的应对办法很简单，缩小宴席规模，请已来的客人痛饮，浙江民间企业用的就是这招。相当一部分企业这几年积极压低库存、减少负债、减少用工，由此导致低水平下的生产经营新均衡。典型者如杭州一家专营出口家具尾单的企业，果断关闭3家门店，集中精力扩张和做好旗舰店，在经济寒风中取得较好业绩。
创新强化。这里既包括积极推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发育，更包括致力于新品开发和加快技术进步。萧山一家占全国水泥厂土建施工市场份额1/3的企业，积极向酒店业“一站式”全产业链服务拓展，促进了企业转型。名列“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中民营建筑企业首位的中天建设集团，积极发展工厂化生产，努力向建材行业拓展，其氟硅产品逆势而上，生产经营稳健增长。浙江工业投资2014—2016年虽有较大回落，但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仍达14.6%，比全省工业投资年均增长高1倍。
“硬着陆”之围或将暂解，当下应积极探讨如何促进经济回升的问题。本人已观察到了一些重要迹象，提出了“浅V”回升判断。如何积极促进这一回升？本书在这方面花费了较多笔墨，如能回答读者心头一些疑惑，是本人荣幸。
现在的问题是坚定民间信心。法治现状不容乐观，生命尚如此脆弱，更何况财产权；全面深化改革仍有较多阻力，重大改革缺少显著进展；全球化惊现逆流，“二战”后的美好时光或正在终结；金融体系等存在较多风险，经济运行仍需高度审慎。未来中国走向如何，未来发展或有较多不确定性，相当一些人迷茫不安。
不过，我们应清晰认识到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具有坚实支撑的典型“三明治”结构。上层是国企，中间层是政府，底层是草根经济。国企效率相对较低，尤其是经营或有一些问题，如2016年年底杭州市拍卖商住用地，楼面价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3万元，据总部在杭州的好地网分析，出让金的2/3来自国企。政府居于中枢，但也比较为难。利益集团如坚冰般难以破除，传统价值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进展较难令人满意。草根经济，是中国经济当下一股积极健康和活跃的力量，他们正从2011年以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竞争力正在恢复重构。
草根经济的选择就是好好干活。小区外新开的粢饭小铺，小夫妻俩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8点多，脸上始终堆着微笑。这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小孩的未来幸福，父母的寄托，让他们没有半丝理由可以懈怠，而这正是中国东南沿海民间经济一个缩影。所谓草根经济，当然还包括改革开放后迅猛壮大的众多民间大中型企业，如低调的中天建设集团、桐庐快递帮、深圳华为等，他们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别看一些企业家似乎玩世不恭，言语消极，其实他们像丛林中的狼一样机敏地等待着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商机。
希望在民间，希望在千千万万民间企业家当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政府依靠他们，形成了快速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现如今也必须紧紧依靠他们。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处境有一点点艰难。财产权总是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高悬于他们头顶，以前钱少无所谓，但现在资产是他们的价值体现，产权问题凸现；企业税费加重，中产税负也不轻，被称为“智囊”的大牌学者只与西方比较，不做国内的纵向比较，认为宏观税负不高，指责别人跨界不懂，更让人特别不好受。
当务之急是企业减负，强化民间产权保障，增强民企信心，优化提升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当下，仍存在着有人欢喜有人愁的结构性困境，以及压指标和片面追求数字好看，一些地方收过头税等较多问题。虽然经济已有“浅V”回升迹象，但仍面临着较多困难和压力，如何真正形成微微向上的实际增长曲线，唯有上下齐心，共同努力。
祝福中国经济！
卓勇良
2017年1月7日于杭州城西余杭塘河畔
新增长时期
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商品出口增速大幅放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出口连续两年一位数增长的情况仅出现过两次：
次是1998和1999年；第二次是2012和2013年，比2000年以来的出口增速回落了10余个百分点(见图2)。
未来我国出口或仍有阶段性的较快增长，但类似于2000—2010年，年均20.3%的持续、迅猛增长，应该不会再出现了。2012和2013年或将成为终结中国商品出口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分水岭。
图21980—2010年中国商品出额及比上年增长比率
改革开放初期，“出口”这个词常和“创汇”连起来使用，被称之为“出口创汇”，具有相当神圣的色彩。“文革”时期，我家边上有一家冷冻厂，每到大黄鱼捕捞旺季，我们就可以买到这家工厂销售的黄鱼头，因为加工后的黄鱼肉出口。外汇是当时国家的稀缺资源，1978年，全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坊间甚至有邓小平出访美国没有美元零花钱的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出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1999—2011年，全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0.9%，比1978—1998年期间高7.9个百分点。中国外汇储备也终于逐渐占到全球的2/3。现在偶尔听到“出口创汇”这个词，我已经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迂腐可笑。
然而出口主导的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这是中国经济迟早会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商品出口增长从两位数向一位数回落，在10%上下波动，这应该是趋势性的常态化状况。这里主要有成本、需求和市场转移三大因素在起作用，当前已出现三方面状况。
首先是出口增长的自我收缩。人民币升值，要素价格上升，以及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因素，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根据WTO公布的全球商品进出口价格指数，2010年1月至2012年10月，中国出口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了16.3%，比全球同期高11.6个百分点。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成本上升，出口利润趋低，经营日益困难。
其次是出口增长空间逐渐受限。中国商品出口在2013年已居全球首位，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达11.8%，相当一部分商品占全球出口比重已相当高。2012年，中国服装出口占全球的37.8%，纺织品出口占全球的33.4%，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占全球的32.3%。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占美国进口的18.5%；对日本的出口，占日本进口的21.3%。虽然中国对欧盟出口占其进口比重仍较低，2012年为6.3%，但这部分是因为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占其进口的2/3比重，中国商品向欧盟出口难度较大。随着中国出口份额大幅跃升，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不断出现。
第三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崛起。全球近3年商品出口增长率高于中国的有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越南比中国高10.4个百分点，乌克兰比中国高6.5个百分点，印度比中国高3.2个百分点。2000—2012年，全球服装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有5个，其中：
越南年均增速18.6%，比中国高5.4个百分点，其服装出口占全球份额从2000年的0.92%上升到2012年的3.31%；同期全球有13个国家和地区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的增长率高于中国。
中国商品出口内在动力弱化迹象亦正日益明显。“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构成了这30多年来中国商品出口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2012年，南方沿海9省市商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0.2%。然而南方企业家的发展激情正受到一系列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未来创新动力堪忧；农民工供给也正在从“技工荒”“普工荒”，演变为青壮年劳动力的全面短缺，一场持续30余年的中国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盛宴，正在徐徐拉上大幕。
商品出口增长回落对于中国经济具有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将重启内需主导的新增长时期。坏消息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因需求缺失而有较大回落，投资增速亦将相应降低。好消息是这将增强经济增长与诸方面的多层面联动机制，倒逼改革，让浮躁的心态变得踏实，促进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型期阵痛是当前面临的较大问题，所谓“乍暖还寒时候，难将息”。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变将令一些企业生不如死，一些基层政府不知所措。不过情况可能未必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2012年9月开始，出现稳健经营趋势，存货、产成品资金增速慢于主营业务增速，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利润增速加快。当前关键是积极增强企业信心，妥善处理好债务、环境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快形成新的增长格局。
新分配时期
2014年春节前公布的2013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榜单，大致没有偏离我的预期，喜忧参半。喜的是收入增长跑过了GDP增长，国民经济分配结构继续优化；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较大。
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增长9.3%。这一数字不算低，但与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续两位数增长相比，首次出现一位数增长，比2012年回落1.4个百分点，比2011年回落2.1个百分点。而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则相对较为缓慢，仅比2012年增长7.0%，系2001年以来，比2012年大幅回落2.6个百分点。
城乡人均收入增长继续快于GDP增长。加权计算表明，2013年城乡人均收入比2012年增长8.1%，比GDP增速高0.4个百分点，比人均GDP增速则约高0.9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城镇人口比重的高估因素，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也仍快于人均GDP增长。
收入占GDP比重继续提高。根据计算，2013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到44.4%，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这一状况已持续两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曾在1983年达到过历史的62.6%，意味着每100元GDP，城乡居民能拿到62.6元，这大致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分配水平。但在随后近30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2011年落到历史点的41.4%。每100元GDP，城乡居民只能分配到41.4元，是全球范围内较低水平。这两年收入分配占GDP比重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趋于优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当前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主因是劳动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继续减少244万人。当前农村虽然仍有剩余劳动力，但青壮年劳动力已出现短缺，这使得农民工工资增长较快。根据人口预测，2012—202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577万人，会形成长期的工资上涨，以及收入占GDP比重提高的趋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近若干年内，劳动在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或将阶段性处于弱势地位。其影响因素，一是出口增长回落，降低了对于劳动的需求；二是资本以技术进步应对工资上涨，增强了自身谈判地位；三是高端岗位增长不快，中低层次白领收入难以较快提高；四是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缓解了劳动总量短缺的矛盾。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翻番能否如期实现。分析结论是有一定难度，但总体能实现。由于前些年已有较好基础，往后的2014—2020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要年均增长6.7%，农村人均纯收入只要年均增长5.8%，就能实现10年翻番的目标。如果往后7年，全国GDP增长能保持在7%左右，收入翻番应该不会有较大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能否继续跑赢全国。浙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2013年为7.1%，比全国高0.1个百分点，是这一指标连续6年低于全国之后的重新超越；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速，2013年为8.1%，是这一指标连续3年低于全国之后，再次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进行加权计算后，增速再次低于全国。考虑到往后浙江经济增速或将持续处于全国靠后位次，收入增长跑赢全国可能有一定难度。
新分配时期可能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收入增长慢于前期，但快于GDP增长的趋势则应该比较稳定，并且占GDP比重将稳步提高。相对于GDP增长的减速而言，城乡居民的实惠将相对增多，资本节制则有所增强。
新长波周期
2014年年初，就在中国经济公布增速放慢成绩单的时候，欧美经济却开始转好。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经过5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率终于逐渐走出谷底。新兴市场国家近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因其对全球经济总体影响较少，总的判断没有变化。
这对中国经济当然是好消息，然而也带来了一个疑问。在中国经济增长达到快速度的那几年，全球经济却出现了种种问题，发达经济体哀鸿遍野；而当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慢，进入中速增长时，发达经济体却纷纷走出谷底，全球经济看好。中国因素难道真的就成为全球经济毒药了吗？就在校对本书书稿的2017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连续登载了关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回暖的报道。如3月6日《全球经济回暖，大宗商品多头谋反攻》，3月15日《全球主要央行料将暗示货币政策风向已变》，3月18日《经济学家调高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
中国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中国经济在极大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同时，直接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增长大幅放慢。以美国为例，2000年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占其全部进口总额的8.1%，2013年上升到19.3%，上升11.2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他国家占美国进口份额的下降(见图3)。201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比重，从12.0%下降到6.2%，加拿大从19.0%下降到14.7%，欧盟从18.0%下降到17.1%，英国从3.6%下降到2.3%。
图31978—201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趋势
中国因素在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同时，亦因发达国家自身等因素，带来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性失衡等影响。中国的“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让发达国家的一些出口企业苦不堪言，欧美制造业大批东移，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于2011年降到了历史的11.9%；同时，美国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持续走高，美联储连续17次调高利率；中国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换来了占全球2/3的外汇储备，国内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环境、资源等问题日趋严峻。
2008年发生的全球二战以来猛烈的一场金融危机，或可认为标志着一个增长时期的结束。如果把二战结束后的头10年作为恢复期，则全球经济在1955—2007年，形成了长达52年的相对较快增长(见图4)。在这段时期，全球经济仅在1958年出现过零增长，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3.6%。而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全球经济在1820—1992年，年均增长率为2.2%，比1955—2007年这段时期低1.4个百分点。
图41950—2010年全球GDP增长速度
战后恢复时期结束以来这段长达52年的持续繁荣，刚好形成长波周期。长波周期这个概念，是十月革命前后都很活跃的俄国学者康德拉季耶夫提出来的，康氏分析了英、法、美、德，以及全球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为期54年的周期性波动。
这一轮长波周期具有三大此起彼伏的发展动力，即战后振兴、石油繁荣，以及微电子技术和中国因素结合的繁荣。微电子技术如果缺少中国因素，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这一轮长波周期的后20年，是美国高科技和中国制造共同支撑推进的。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长波周期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现在也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一轮长波周期已渐次展开。
这将是一轮中国因素常态化下的新长波周期。“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的中国因素注定是阶段性的，长期低工资支撑的低成本制造绝不可能持久。这也奠定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坚实力量，成为全球新一轮长波周期的坚实支撑。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直接带动。2013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达到约9.2万亿美元，即使按当前汇率计算，亦已占全球12%多，如果往后年份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将每年带动全球经济增长0.8至1个百分点。
其次是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固然不是好事，但其内生动力开始起主导作用，经济增长与各方面的联动及促进作用增强，国民经济分配出现优化趋势，城市化坚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加快，节能减排增强，这对发达经济体及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促进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结构优化，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第三是发达经济体趋于坚实。中国因素虽然加快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杠杆率过高，发达经济体去制造业化等问题。然而这些状况在新一轮长波周期中，或将有较大改善。中国出口放慢，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无疑是福音，有利于其实体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2012年已比2009年上升0.6个百分点。
新一轮长波周期经济增速或将低于上一轮。前期技术支撑可能弱一些，微电子技术全面渗透各个领域的深度开发，是这一时期重大技术主题；中期有可能出现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高端生物技术或有可能继微电子技术之后，大规模进入寻常百姓家；后期或有可能出现核聚变技术的重大突破。当然，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更需要多边互信协调与持续的全面和平，国内经济必须切实增强自主创新、生态保护、社会活力等方面的举措。
当前应保持充分的增长自信。经济增长回落1至2个百分点，不但是正常的，更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正好可以让长期绷紧的弦适当松弛一点，促使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扎实一点，各方面比例关系更优化一点。企业内部的积极因素也在蓄积，抗御增长波动的能力正在增强。
常态化发展时期
资本的美好时光式微，是中国经济进入“三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近一段时间关于企业日子不好过的消息不绝于耳，然而这绝不是由于企业的冬天来临，而是因为超常态发展时期结束，常态化发展时期开始。
曾有一段时期，企业利润飞快增长。以1998—2008年为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这是什么概念呢？是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的3.2倍，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的4.3倍。
原因就在于出口主导下，产品销售按国际市场定价，劳动等要素按国内市场定价，资本具有持续的高回报。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资料，我国国内劳动力工资仅为美、德、日平均的2.3%。虽然一段时期内，出口价格因国内企业竞相压价而不断下降，但企业效率提升更快，工资则因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长期较低。
就在这样一段辉煌岁月中，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南方企业家”作为一个积极的群体大显身手。他们用与国外企业一样，甚至以比国外同类企业更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付出只有国外企业零头的工资、社保、地价、污染费用等成本，形成了狂飙突进式的创业潮和出口潮。
在世界经济史的记载中，创业大都是比较艰难、比较小众的行为。可是在中国这段特殊时期，创业成为中国南方沿海一带高回报的大众行为。只要有胆魄，敢闯，拉起一面大旗，招聘一大帮中西部农民工，就能赚钱。200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速度，达到了极为夸张的92.0%。2008年年末，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浙江法人单位达到56.0万家，平均每万人口108.1家，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高于日本相同发展时期水平。
在出口主导格局下，国内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发展障碍相对较少，除了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外，宏观和微观，政府和企业，一派欢欣鼓舞。尽管199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走低，GDP增速却持续走高。企业生产经营可以不理会国内诚信低下、司法不公、流通障碍、金融不力等不利因素而一路高奏凯歌。地方政府可以在收入大幅提升下，忽视改革滞后的种种弊病，快速推进各项建设发展事业。
然而这场增长狂欢，亦即超常态发展，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当然，更不能以这些状况来评价当前经济形势，这样只能得出悲观失望结论。当前有三方面状况正在较快变化：
一是出口市场饱和；二是劳动力变少变贵，对此前文已有叙述；三是南方企业家钱多了以后，激情弱化，行为变化，而在随之出现的边际收益递减中，国内经济发展的素质性、制度性和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开始逐渐凸显。在这一系列变化之下，中国经济逐渐从超常态发展，步入常态化发展时期。
常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增长放慢。这里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收入大幅放慢，全国财政收入在1998—2008年，年均增速高达20.0%。而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仅比上年增长10.1%，中央财政收入仅增长7.1%。政府债务风险逐渐凸现，政府行为能力开始弱化，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
常态化发展的再一个特点是经济与社会的联动关系增强。原本政府比较忽视且影响也较小的城乡居民收入，现在开始对GDP增长发生较大甚至决定性影响，而直至“十一五”规划，全国连续多届五年规划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都比GDP增速低两三个百分点。就政府而言，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收入再分配则缺少政策工具。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快，国内消费增长受限，进而GDP增长放慢，并影响投资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于国内制度变迁提出更高和更紧迫的要求。
常态化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创新需求凸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引进以拿来主义为主，且收益较高；随着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尤其是在若干传统产业领域，国内企业已几乎具有同等技术装备水平，技术引进难度增加，收益下降，想要加快发展必须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以及开辟新的发展领域。未来，如自主创新未能及时跟上，新的领域未能开发，不仅经济增长放慢，且因债务问题而存在着通胀的较大风险。
经济发展难度增加。这是常态化发展时期与超常态发展时期相比而导致的逻辑必然。原因就在于超常态发展时期的一些习惯做法，甚至是经典的做法，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常态化发展时期，有些甚至将产生副作用。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区域发展战略、发展举措等，或均需较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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