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1055
中国是世界上*个真正的国家
从一君为政到民为政，从升平世到太平世，
两千年来中国始终延续着大一统国家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将传统大一统国家转变为现代的“人民共和国”，
当今的世界，正在见证这一伟大传承的复兴。
中国是世界上*个真正的国家，将中国的国家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放在一起衡量，后者在很多方面都未达到前者的标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西方只有政体，没有国家，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是国家，而且是大一统国家。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两千年来大一统国家、天下为公传统的延续，是当下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独特政治价值。今天的中国，无论与百年前历史上的中国相比，还是与当今世界各国相比，都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
总序
导论 “共和国”的政治哲学含义
章 大一统国家与西式现代国家
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国家，是世界上个真正的大一统国家。反观西方，由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受圣经叙事、自然法思辨和“现代性浪潮”的影响，没有形成大一统国家。
第二章 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新中国会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人民国家，与其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中国才成为这样一个“人民共和国”，毋宁说是因为中国两千年来始终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始终就有天下为公的传统。
第三章 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也是真正实现了公权和私权的合理平衡的国家。
附录 中国思想系列
后记
索引
导论 “共和国”的政治哲学含义
政体的观念
政体的概念，是舶来品，引申自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politeia这个词。根据王绍光的解读：“politeia的词根是polis（城邦），它指的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集中居住地，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由polis衍生出一个名词polites，意指同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公民；由polites衍生出一个动词politeuo，意指像公民那样行为；politeia则是politeuo的衍生词，其原意是指公民权、公民身份、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城邦的政治体制。
围绕政体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概念自始至终都不在中华政治学术的主流观念当中。，它只是关于城邦国家这种很小的政治实体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关于“方千里者”这种大国的，更无关乎“四海之内”的天下，因此根本没有进入中华先秦诸子的关注视野，也就没有进入中华政治学术的两千年传统。梁启超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进化史论》中说，“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吕思勉在1929年的《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说，“政体可以分类，昔日所不知也”。第二，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与中华政治学术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这种精神取向，难以发展出关于国家的形而上学。第三，近代之后，政体学说随西学大潮一起进入中国，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围绕着“共和”“帝制”“民主”“立宪”等概念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进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一统国家重建的历史运动再次回潮，政体概念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又逐渐退出了主流观念。
西方传统中，对于政体早的分类，是按照统治者的数量，一人统治叫君主制，少数人统治叫寡头制或贵族制，多数人统治叫民主制。
而民主制在那个时代并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坏政体。生活在公元前484—前425年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描述了波斯统治者内部的一场争论：一位名叫美嘎比佐斯的人认为，实行民主制是以一种恣意妄为取代另一种恣意妄为，君主是有知的恣意妄为，民众则是无知的恣意妄为。因此他提出，建议实行民主制的人其实是想加害于波斯，应该实行寡头制，因为“好的人做出好的决策”。而大流士则认为，寡头制倾向于制造内斗，终为君主制所代替；民主制往往恶意对待公事，直至有领袖出，制止民众，同样导向君主制。因此，君主制是好的政体，应予采用。
这是西方古典文献中关于不同政体之优劣的早讨论，假托波斯王国中的对话，反映当时流行于希腊世界的观念。到了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时代，雅典民主制已日益衰落。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望族之家，亲历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判处死刑这一悲剧事件，使他确信现实中的民主制已无可救药。“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政体逐级退化的说法，从“理想政体”退化到“荣誉政体”，再依次退化到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在他的“理想政体”设计中，城邦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哲学家—统治者等级、士兵—护卫者等级和劳动者等级，若三个等级各尽其职，城邦便是“正义”的。虽然按照是否依法统治区别了三种好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和三种不好的（暴君政体、寡头政体、暴民政体）政体，但究其本质，柏拉图仍是一位“人治主义”者，在他的设计中，好的政体不在这六种政体之内，“在好的情况下应该是人而不是法律拥有全部的权威，他掌握着统治的艺术并充满了智慧。”“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思路，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也把政体分成六种：王政（一人统治的好政体）；君子制（少数人统治的好政体）；politeia（多数人统治的好政体）；民主制（多数人统治的坏政体）；寡头制（少数人统治的坏政体）；僭主制（一个人统治的坏政体）。前三种都是正义的好政体，后三种都是不义的坏政体。在坏政体中，民主制是那个不坏的坏政体。
如果两千多年前就有中西交流，先秦的诸子百家，大体上会同意柏拉图更多一些，而较少同意亚里士多德。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 尽心上》）这与柏拉图关于大多数民众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不过是拥有各种“意见”，掌握真理的永远只可能是少数人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中华传统中的“道”的观念，接近于古希腊的“真理”观念，而“德”和“礼”的观念，接近于古希腊的“德性”观念。从“道”的观念出发，以“德”和“礼”作为标准，不要说多数人统治，就连世卿、大人、贵族的“多君”统治，都不可接受，都被认为“非礼”。孔子作《春秋》，定“大一统”“讥世卿”二义，等于从根本上排除了民主制和寡头制在“大道”中的位置，所以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是天下万物之根本。所以，中国的君主并不是古希腊城邦的王，而是天下的天子、人间的人主，既要合天道也要合人道，一切为公；而中国的臣民，也不是古希腊城邦的奴隶和平民，而是身为天下人的人民，身为华夏人的百姓，同样也是既要合天道也要合人道，一切为公。虽然也称君和民，但与古希腊的君和民不能一一对应。
所以，如果不固守西方中心论，而站到中华传统政治的立场上看，西方的政体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一套只适用于城邦国家而不适用于大型国家，更不适用于天下的“小理论”。在一个人口几千、多几万的小城邦，寡头制和民主制都有可能，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小邦国里也都出现过。然而，一旦发展为包括了很多城邦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乃至发展为包括了很多国家的“六合毕、四海一”的天下，这些政体就不可能再是合理的政体，就成了非道、非礼、非公的政体。
政体学说只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与其说是因为中国政治哲学不发达，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政治哲学不发达。欧洲希望统一，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统一，欧洲希望强大但从来没能发展为一个大一统国家。而中国早于欧洲1700多年建成现代化的大一统国家，两千多年来始终是世界上人口多、制度成熟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基本事实足以说明，西方其实长期以来只有各种政体，而没有真正的国家。从一种“中国中心论”的角度看，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国家，的大一统国家。
何为大一统？大一统对于一个国家价值何在？对于这个问题，自从“五四运动”掀起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以来就长期存在着一种否定的论调，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大一统就等于“封建专制”，就是中国长期黑暗和落后的根源。对于大一统的解释，多的就是引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说明大一统指的就是皇权，一人专制。
这种认识完全是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冲击，或者说诱导，属于数典忘祖。正本清源，大一统的确切含义，实际上包含在以下几段经典论述中，具有三个要点：
点与王权有关。按《春秋公羊传· 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元”，指天之始；“春”，指地之始；“王正月”，指王之道与天之道、地之道三道同行。天地王一统，即为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这是说王的合法性与合礼性。对于一个奉天道而行的国家来说，只有王一个人具有这种合法性与合礼性。这是由天道、天子、天下这个中国的“三位一体”所决定的，与西方狭隘的政体学说中所谓的独裁专制，毫无关系。
第二点与民风有关。按《汉书· 王吉传》：
《春秋》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六合”，指上下和东西南北；“九州”，指全部疆土，两者合指整个天下。“同风”“共贯”指天下各处的风俗教化一致。这是说，民同俗、人同伦，也就是一种文化上的统一。
第三点与封建势力有关。按《春秋公羊传· 隐公三年》：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何休注：
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则正其本。
“讥世卿”与大一统同为“春秋大义”，因为两义相辅相成，大一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讥世卿，就是贬抑豪强、杜绝世袭，不让割据势力坐大，不使私权力僭越。
这三点合起来，才是大一统的完整含义。基于这个完整含义，才有《礼记· 礼运》中的这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所以，中国的大一统属于一种关于天下治理的大政治学说，与西方传统中的政体学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发展出来的这种天下一统、天下得道、天下为公的世界观，西方从来没有过。恰恰相反，西方两千多年从未走出“大道既隐”的“据乱世”，两千多年从来就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从未进入过“大道之行”的太平世。而“大人世及以为礼”说的就是寡头制、贵族制的长盛不衰，“城郭沟池以为固”说的就是城邦制、邦国制的停滞不前。
王绍光将西方这种只在政体中打转的思维称作“政体思维”或“政体决定论”。他指出：
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十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3000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方式，这个叫做“术”。
至于那些直到今天仍在攻击大一统，人云亦云地将大一统与独裁专制画等号的人，只能说是中毒太深，乃至双目失明。看看欧洲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市场费了多少力气，为了推动一体化进程付出了多少努力，但直到今天，成功的希望仍然渺茫，重新解体的可能性不降反增。再看看中国的13亿人口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所起的作用，为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的保障，这恰恰是因为中华祖先们早早打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大一统基业。
章 大一统国家与西式现代国家
大一统国家
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国家，是世界上个真正的国家，或称大一统国家。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立琅邪石刻曰：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对于当时的中原政权，这就是天下，就是宇内。此范围之外，都是化外之地，犹如今天的地外之域，外星文明。
弗朗西斯·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承认
依马克斯· 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和罗马从未发生的。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只有中国先完成了从宗族（gentes）、氏族（clan）、部落（tribes）层次（夏），到酋邦（chiefdom）层次（商）、封建（feudal）层次（周），再到国家（state）层次（秦）这个现代化的演进过程。
非洲和大洋洲从未出现过国家。氏族制、部落制、封建制等前现代社会，持续存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当中，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南美国家、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甚至包括今天的欧洲和美国。
欧洲从中世纪末的400个自主政体，经过兼并降至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5个。尽管出现过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等人，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国。近一次努力是建立欧盟，经过短暂辉煌之后，现在也开始摇摇欲坠。
为什么中国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建成了现代化国家，而且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回答这个问题，从“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两个不同的立场出发，会得出两种不同的解释。
所谓“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就是首先立场先行，想当然地将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视为“理想型”，即使中国先于西方一千多年就接近了“理想型”，也被视为不过是提前具有西方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渐成熟的那些条件，例如地理条件、人口条件和战争等。西方许多研究中国的著作，无不想当然地基于这样一个立场，因此都免不了照猫画虎，不得其解。
福山也是这种立场，他写道：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里，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 蒂利（Charler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了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这是他的局限性。作为西方学者，他也许从未想象过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中心论”立场。
一个与“西方中心论”泾渭分明甚至完全对立的“中国中心论”，理应是这样的：首先认定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完成了一个国家的大一统建设，以此为标准，为“理想型”，反过来重新审视包括西方现代国家在内的所有“非中国”的国家，探究这些国家为什么没能完成一个国家的大一统建设？为什么没能建成大一统国家？从这样的比较对照中得出评判和结论。那么，对于何为大一统国家，何为大一统建设，何为“现代的”政治体系这些基本问题，就不能再到希腊、罗马历史中去找答案，也与现代西方国家毫无关系，而只能从中国的早期历史中去追寻。
回顾从先秦到秦朝的建立，从秦朝到汉朝的建立，可以看出，这段历史并不是两个王朝的兴衰循环，而是一个连贯的演进过程。其中贯穿的主线就是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且包括了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武力统一、大一统建设和周期性再造。
武力统一阶段（公元前359—前221年），就是从秦国的崛起到秦始皇“六合毕，四海一”，完成统一；大一统建设阶段（公元前221—前206年），就是秦朝15年间，完成了各种史无前例的大一统措施，初步建成大一统国家；周期性再造阶段（公元前209—前145年），就是从陈胜、吴广起兵到汉初文景之治，完成了以个大一统国家为基础的，克服各种反动和复辟力量之后，围绕第二个大一统国家之建设的一次再造。
这是一个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从秦孝公三年的“商鞅变法”开始，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其中充满了各种变局，历经了秦孝公变法、秦惠文王“连横”、秦武王破韩、秦昭襄王灭周、秦庄襄王夺赵，直到秦嬴政称帝；又历经了陈吴反秦、沛项起兵、楚汉相争，直到秦灭汉兴；再经历高帝定天下、王诸子弟，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直到文景之治。
武力统一这一幕尽管惊心动魄、波澜壮阔，但并不是令人惊异的。因为古今中外有一些类似的伟人创造过类似的伟业，同一个时期的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等也曾先后武力统一了西方的那个“海内”，后来的查理大帝、成吉思汗、拿破仑也都各有千秋。
然而，从秦始皇做出废封建行郡县这一重大决定开始，一系列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大变动出现了。这些大变动使武力统一的意义得以升华，犹如盘古开天辟地一般，为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的大一统建设可谓，寝兵、驰道、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开疆拓土，短短十几年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华历史两千多年大一统的根基，一直影响至今。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史记》中记载的这个历史大转折，或大升华，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当中都不容小觑。
反观西欧的封建制，直到近代早期才开始解体，若将拿破仑比作秦始皇，晚了整整两千年，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大一统。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实现了统一，也限度地开拓了边疆，但并未铲除豪强，也没有集中权力，甚至没能做到垄断武力，而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都还在初级阶段，也属于一个未完成的大一统。苏联也是近现代一次大一统的努力，但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一旦内外危机加重，顷刻崩溃。
从历史的比较上看，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这种通过彻底翦灭豪强、强行抑制贵族而实现天下一统的举措，除了中国，哪个国家也没做到过。而在秦灭汉兴的巨变中，无论是前六国的豪门贵胄，还是秦朝的达官巨室，都未能在“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的乱局中取胜。终重建起天下霸业的，竟然是一文不名的布衣刘邦，这种通过彻底的草根革命和底层起义而实现天下一统的举措，同样也是除了中国，在哪个国家都没实现过。
从权力的角度看，这就是公权力对于私权力的强力压制，无论私权力如何顽强地反扑、周期性地重建，但终仍是公权力取得胜利。
从国家的角度看，这就是大一统国家对于邦国政体的强力压制，无论邦国政体如何顽强地反扑、周期性地重建，但终仍是大一统国家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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