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活均衡

本书通过对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行动选择经验的分析，展现从“外出打工”逻辑转向“返乡创业”逻辑的历程，反思市场化过程中劳动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的“解构—分离—重塑”关系，以及其如何支配着农村外出打工者的经济行动选择，从而提出农村外出打工者“家庭本位”的经济行动逻辑，以及他们将返乡创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方式，以此提出“劳动—生活”均衡假设。   

陈文超，1982年生，湖北襄阳人，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兴趣为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治理，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劳工问题、社会政策分析、社会学研究方法等。

序　　言
        
        在学界，农民工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学者对农民工问题关注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学领域的热点。
        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农民工的文章，题为《中国目前的“盲流”现象探析——矛盾、弊端与冲击、震荡》，文中有对农民工现象的一些“大胆预言”。此后，我没有再认真研究农民工现象，不免总是惶恐地“惦记”着那些“大胆预言”，所以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成了我多年阅读的重点之一；加之所指导的两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也与农民工有关，与他俩讨论论文也增加了我对农民工研究文献的阅读量。
        我在阅读有关农民工研究文献的过程中，常常产生一种感觉：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农民工、他们的家人及他们的生活“被解释”、“被解构”、“被建构”了，当然也有“被赞许”、“被忧患”、“被同情”、“被引导”。我所指导的两位博士生的论文都与质疑这类“被”的现象有关。其中一位博士生的论文认为，只有以家庭为单位的乡城移民类的农民工，才真正存在城市融合需求，其他类型的农民工是“被城市融合需求”；另一位博士生的论文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去或留”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流动意识，首先是流动意愿，仅以诸因素解释农民工的“去或留”，则是“被流动”、“被去或留”了。我赞成这两位博士生论文的选题、观点、研究，首先是认可农民工在他们那里不是“被解释”了。
        陈文超博士的这部专著试图解释支配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的社会机制，我十分肯定和赞赏这项研究，不仅因为其以返乡创业现象为基点面向国家重大现实问题，探究市场化社会中个体经济行动的支配机制，更因为在这项研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绝不是“被解释”、“被建构”了。我认为，陈文超博士的这项研究是对真实命题、真实逻辑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对真实命题的研究。在这部专著中，陈文超博士探讨了返乡创业行动与家庭本位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人们的任何行动都受到环境中多种复杂因素及多种复杂方式的影响，包括结构性的和非结构性的、主要的和次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显现的和潜在的、置于的和嵌入的，等等。但是，人们任何行动的基础、前提，是保障生命体存在的生活过程，即没有生活保障生命体的存在，就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对人们的行动有着本质的、根本的、决定性制约因素的是人们的生活。当然，人们保障生命体存在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生活，因此，环境中多种复杂因素及多种复杂方式对个体行动的影响，首先通过对家庭生活状态、生活取向产生影响而对个体行动产生影响。当然，只有环境因素及方式不影响家庭生活状态、生活取向时，才对个体行动产生直接影响。虽然诸多农民工相关研究中所关注的种种因素都可能会影响返乡创业，例如经济形势、金融危机、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政府行动、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等，但这些因素只是也只能是返乡创业的“推”或“拉”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农民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状态、生活取向。陈文超博士正是抓住返乡创业者家庭生活这个决定性因素，来考察返乡创业行动，从而建立了返乡创业现象中客观、真实、本质、根本的命题。
        这项研究是对真实逻辑的研究。在这部专著中，陈文超博士以家庭生活的状态、取向和经历考察了返乡创业者的选择机制。如前所述，我并不否定诸多农民工相关研究中所关注的种种因素对返乡创业的影响，但是，无论这些因素如何发生影响，如果农民工及他们的家人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而且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他们还会返乡吗？陈文超博士的这项研究，揭示了农民工由“去”至“返”的客观、真实的逻辑。农民工去城市是因为：他们以往在农村的生活贫穷、匮乏、水平低、品质差，甚至连温饱都难以保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抱着“外出打工一人、脱贫致富一家人”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去城市。农民工由农村去城市的客观、真实、内在、本质的原因是为了改变家庭生活，为此他们不得不暂时解构自身的劳动与生活关系、解构家庭生活。农民工返乡是因为：他们的打工劳动使家庭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变，但又不能进一步改变；自己难以留在城市，家庭更难留在城市；夫妻分居，子女隔离，父母分离，家庭生活难以维系。返乡去创业是因为：回不去种地生活，为自己多赚钱的想象或预期，或对资金资本、人力资本、市场知识的累积具有信心。农民工由城市返乡村的客观、真实、内在、本质的原因仍然是改变家庭生活，为此，他们试图重构自身的劳动与生活关系，重构家庭生活。
        农民工为改变家庭生活去城市，不得不解构自身的劳动与生活关系、解构家庭生活；他们为改变家庭生活而返乡创业，试图重构自身的劳动与生活关系、重构家庭生活。这就是陈文超博士揭示的返乡创业者选择的逻辑和社会机制：劳动—生活均衡。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否“被解释”了，那得去问问研究对象是否认可学者的解释。我相信，如果去问问返乡创业者们，他们大多会认可陈文超博士的解释。
        农民工问题现在仍然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重点问题。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更是经济新常态情境中需要社会各界予以重视的重要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投入这一研究之中。我相信，陈文超博士对此现象的分析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示。我也相信，陈文超博士有关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机制的探讨能深化我们对市场化社会中个体经济行动的理解。
        
        雷　洪
        2015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