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308721
本书为海内外全面梳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发展的编年史著述,以编年史的形式,审视中国石刻艺术上自先秦、下至明清的演变脉络(包括陵墓石刻、摩崖石窟、单体造像、造像碑、建筑石刻、书法碑刻等),既对石刻的文献价值给予传统意义上的重视,也对石刻作品的艺术手法、艺术成就以及风格变迁等,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怀。全书共220万字、近300幅彩图,书末附有1400多条参考文献、近300条图录索引、4000多条核心内容索引,既有艺术史文献价值,又有工具书的便捷,实为艺术家、美术家、国学研究者以及石刻、雕塑及古代艺术品收藏家、鉴赏家、商家案头书。
石刻艺术史研究专家刘长久教授、艺术史研究专家吕澎教授为本书作序;佛教造像艺术研究及鉴赏专家金申先生为本书内封题签。
本书共220万字、近300幅彩图,分为三卷:严峻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理想卷(隋唐五代)、愉悦卷(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件及作品等为纬,较为准确翔实地编织出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国石刻艺术发展的真实历史场景。采用描述阐释与历史钩沉相结合的方法,将纪传体的长处巧妙揉进编年史的写作中,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填补了学术空白。
编年体例分为“提示”“叙录”“文献”三部分,重点包括:与石刻艺术相关之重要政策法规、历史事件、宗教事件;对石刻艺术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之文化行为;雕刻家或刻工生平事迹;重要石刻艺术作品之系年、流传及影响等,*后一卷末附有参考文献书目、图录索引、内容索引。
本书资料翔实,史论结合,图文并茂,既适合具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也可供相关研究领域的人员参考。
凡例/1
序一(刘长久)/1
序二(吕澎)/1
缘起:雕刻在石头上的岁月(自序)/1
严峻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先秦编/1
秦汉编21
魏晋南北朝编/91
理想卷(隋唐五代)
隋朝编/419
唐朝编/469
五代十国编/795
愉悦卷(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
两宋编(含辽金西夏)/833
元朝编/1023
明清编/1079
我与石刻的故事(后记)/1241
参考文献书目/1245
图录索引/1278
内容索引/1282
公元763年 宝应二年 广德元年
[提示] 宝应二年,陕西《空寂寺大福和上碑》。广德元年,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雄雌石鱼、陕西《臧怀恪碑》、湖南元结《舂陵行》残碑。须弥山石窟第46、51窟有吐蕃文刻记。约于此际,《慧义寺弥勒像碑》。
[叙录] 代宗宝应二年,陕西刻《空寂寺大福和上碑》。据毛凤岐记载,此刻刻工为实悟(比丘)。《石刻考工录》已著录此刻,系于贞元□年,清人增祥则定为贞元十六年(800),宋人陈思等则系年于宝应二年。程章灿考此碑撰者署“尚书主客员外郎陆海”,《全唐文》中有常衮《授陆海主客员外郎制》。常衮广德元年以右补阙充翰林学士,累加考功郎中知制诰,永泰元年(765)进中书舍人,加集贤院学士。大历九年(774)迁礼部侍郎,十二年拜相,十四年以后贬任外职。这就是说,《授陆海主客员外郎制》只可能作于广德元年至大历九年间(763—774),陆海任尚书主客员外郎亦在大历九年前,不可能晚至贞元间。《宝刻丛编》为宋人所编,所见碑拓文字当较今人完整,其系年必有所据,亦与常衮仕历相合,似可从之。
是年改元广德。广德元年,重庆刻《涪陵白鹤梁题刻》雄雌石鱼。《涪陵白鹤梁题刻》位于涪陵区域北面长江中,距南岸约100米,与“北崖”隔水相望。据丁祖春、王熙祥等载,在长约1920米、宽约15米的天然石梁磐石上,先后镌刻有14尾石鱼,内有一对唐代镌刻的雄雌石鱼,其眼部海拔高度为137.91米,与长江航运部门测定的涪陵地区长江水位标尺零点非常接近,这是古人水文观察精确的实证,被誉为“世界古代水文站”。石鱼成为长江的水文标尺,由它可知江水的涨落程度。在白鹤梁上还有唐、宋、元、明、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代题刻167段,共计万余字,其中宋人题刻多,近百段。在167段题刻中有108段记有水去鱼下多少尺的水文资料记载。文物与水文工作者据此测定出自唐广德元年至20世纪初1200年间的72个有确切纪年的长江上游枯水水位表。从中人们得以了解白鹤梁上的唐代雄雌石鱼,约每隔10年出一次,长水文变化约10年一个周期,水位在“石鱼以下10尺”。白鹤梁的珍贵题刻,是研究长江水位变化规律的重要科学资料,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白鹤梁被淹没,为此,国家已修建一座水下博物馆来妥善保护白鹤梁题刻。
刻于广德元年的《臧怀恪碑》,全称《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并序》。此碑宋人赵明诚有著录,据刘正成载,碑为颜真卿撰并书,李秀岩题额。正书。28行,行58至64字不等,碑高467厘米。石原在陕西三原,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陕西人民出版社曾影印近代拓本行世。
湖南元结《舂陵行》残碑。据刘刚载,此石刻现藏于湖南道县文化局,碑高90 厘米。碑文楷书,字体端庄。《舂陵行》诗是元结于广德元年任道州刺史时,感民生而作。残碑在唐代道州府遗址(现道县县政府)地下挖出,碑文仅剩八句。《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载,是年,吐蕃入侵原州,须弥山石窟第46、51窟有吐蕃文刻记。
约于此际,刻立《慧义寺弥勒像碑》。据赵明诚载:《唐慧义寺弥勒像碑》,李潮八分书。潮书初不见重于当时,独杜甫诗盛称之,以比蔡有邻、韩择木。今石刻在者绝少,惟此碑与《彭元曜墓志》耳。余皆得之,其笔法亦不绝工,非蔡、韩比也。杜甫写有《李潮八分小篆歌》,李潮是杜甫之甥、善小篆。
[文献] 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八、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七、清毛凤岐《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卷二、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一一、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七、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丁祖春等《涪陵白鹤梁石鱼和题刻研究》(《四川文物》 1985年第2期)、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刘刚《湖湘碑刻》、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安志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著《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
精彩书摘(二)
公元347年 东晋永和三年
[提示] 戴逵约于此时作《郑玄碑》、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浙江《独笔鹅字碑》。
[叙录] 《晋书》(戴逵传)中载:戴逵在少年时代,突发奇想,用鸡蛋清掺和白色碎瓦屑,对石碑表面进行打底处理,然后再在上面书写著名的《郑玄碑》,并且亲自镌刻,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这件事情的准确年代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只是说戴逵总角之时。永和三年戴逵方15岁,姑系年于此。
这一年,在安徽还有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王羲之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此石刻具体位于安徽和县城南的西梁山崖壁之上。西梁山下临长江,与当涂县东梁山隔江而峙,犹如天然门户,世称天门山。据说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三年游览此山,并题书“振衣濯足”四个大字,至今其字的摩崖石刻犹历历可辨。是年,因为时任扬州刺使的友人殷浩邀请,王羲之离开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遍游胜迹。夏天,羲之来到历阳,在历阳太守袁耽陪伴下,浏览天门山。至西梁山矶头,见波涛拍岸,濯足江水之中,心旷神怡,挥毫写下此四字。太守袁耽即令工匠在王羲之濯足的矶头崖上精心勒石,以纪念这次胜游之事。
传说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与他观察白鹅的行为而受到艺术启发相关。清代学人包世臣题诗:全身精力到毫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王羲之喜爱白鹅是出了名的,以至会上演
“黄庭换鹅”的雅剧。李白咏叹道:“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迄今,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内,尚藏有一块独笔“鹅”石碑,相传出自王羲之手书,被称为《独笔鹅字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石碑,已非王羲之原迹了,只有半边是王羲之留下的笔迹,而整个“鹅”字则是由晚清天台书法家曹抡选(寿人)用七载工夫,苦心临*羲之书法然后重新摹刻而成。此碑王羲之书于何时没有记载,姑系年于此。
[文献]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卷九十四,唐张怀瓘《书断》,丁天魁《国清寺志》,金其祯《中国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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