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近世中国）

        作者以论文著称，此前几乎无心于专著的写作，认为只有论文才能*深刻的论证观点，因此，不到评称职之危急时刻，没有著作出版。本书乃出版社专诚约稿，承蒙道炫老师应允，*终成书出版。可谓其至今*有分量的专著。
         本书的特点是材料丰富扎实，伦理清晰，逻辑严密，以扎实的材料、严密的逻辑充分说明，中央苏区后期反围剿的失利，既有主观的原因如左倾路线等的作用，更有客观的因素，即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等。再者，革命发展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革命策略、方针的有效与否并不与革命不革命直接相关。应该说作者的研究是严谨的，立论是平允的，对于推动中央苏区研究的深入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功底和本书的价值已被多位近代史专家联手推荐：王奇生、雷颐、马勇等。

　　本书通过专题研究形式，在对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定时段的挖掘中，切入中央苏区政治、军事、社会内核，加深对苏区历史的了解。革命常常以打破现存规则为代价，而规则又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石，其间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张力的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引子　历史的弹性
一　中央苏区的炼成
　1.中央苏区的成长
　2.新形势与新任务
　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
　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
二　燃烧的革命
　1.中央苏区的党
　2.中央苏区的政权
　3.宣传功能下的教育和文化
　4.社会革命的宣传与实践
　5.妇女：地位上升最快群体
　6.群众：组织与改造
　7.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
三　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
　1.国民党军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2.国民党军作战基础的增进
　3.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
　4.“七分政治”的具体实施
四　第五次反“围剿”：中共绝境求生
　1.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2.“短促突击”战术
　3.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和防御原则
五　消耗战中的资源陷阱
　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
　2.经济力的挖掘
　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
　4.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
六　内外挤迫下的社会政治困境
　1.肃反问题
　2.工作作风问题的滋生
　3.群众逃跑
　4.扩红与开小差
　5.“赤白对立”
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
　1.运动与攻坚
　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
　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
　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5.红军实施转移
结语　革命的张力
附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广昌战役
后记

1933年秋国共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开始时，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全盛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与中央苏区可以形成掎角之势的几个大的苏区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经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当时仍然不会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会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途跋涉之路，寻找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突围中的艰难也导致了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最重要的一次领导层变换。同样让人很难预想到的是，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挫折，在对手看起来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陕北站住脚跟；而且这次失败实际上就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最后的一次战略性失败，从此中共的革命夺取政权之路大有直济沧海之势。
失败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与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的描述相比，对于中共历史上这样一次重要的失败经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不是很多，有许多问题我们尚不能得其详，简单的原则论述和具体的历史运行脉络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当我们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时，往往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
其实，翻开中共壮丽历史的长卷，在欣赏波澜壮阔的胜利画面之余，偶尔体味一下这一段别样的经历，也许可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考虑到成败、祸福之变，谁又能说，这样的失败就完全没有意义呢？！就整个苏维埃运动而言，后人（虽然是外国人）曾有过中肯的评断：“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毛泽东曾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中肯谈道：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
这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发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泽东、朱德发挥自己的天才剑走偏锋（比如在军事上的天才创造、对力量的精准把握）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陕，或许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剑走偏锋。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更多通过当年的而不是后来的，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回首这一段曾经不那么愿意直面的历史。历史展现虽然不会像文学作品那样罗曼蒂克、激动人心，但却可能更有益于后人了解历史的本然进程，以从中汲取养分、获得智慧。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面对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很难越俎代庖，因此，作为一个以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为聚焦点的研究，本书或许承担不起总结经验的责任，也未必真的能够提供若干教训，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尽管，原初的历史是如此复杂，复杂得也许会让人感觉混乱，但光怪陆离既然提供给了世界，应该也就预备给了历史。